故乡的老屋

父母相继离世后，儿时的家在岁月长河里悄然消逝。可故乡的老屋，仍静静矗立在那里，宛如一位默默无言的守望者，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沧桑与温暖。寒来暑往，曾经屋顶袅袅升起的炊烟，如今只能在梦中偶然浮现；而那些被岁月雕琢的青砖黛瓦，依旧默默承受着风雨的打磨。

听父亲讲，老屋建于清末，算起来已有百余年历史，是曾祖父那辈传下来的唯一安身之所。老屋颇具庐陵民居风格，青砖黛瓦马头墙，飞檐翘角坡屋顶。外墙全是青砖，内墙则是“金包银”式的土坯墙，这种构造大大降低了建造成本，更兼具了实用性和耐久性。岁月在它身上留下斑驳痕迹，却也赋予其独特韵味。

迈进老屋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木板墙面和梁柱构成的厅堂，上方摆着一张简单雕刻过的老旧香祭台。厅堂两侧各有三间相互连通的厢房，背面有一间小弄房，旁边过道直通后门。因年代太过久远，老屋室内墙壁斑驳、阴暗潮湿，木材构造也已腐朽，显得十分破旧。可就在这片看似破败的空间里，承载着我们一家几代人的喜怒哀乐。

我们姐弟四人都出生在这老屋里。那时，老屋住着两户人家，我家在左边三间厢房和弄房。一家人挤在老屋里，日子也不富裕，可每到傍晚，父母劳作归来，老屋里便弥漫起清淡的烟火气，给我们几个孩子带来温暖与快乐。那是一种简单纯粹的幸福，是岁月也带不走的温暖记忆。

在这老屋里，母亲先后生育八个孩子，却夭折了四个，最终只养活了我们姐弟四人。我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年龄差距较大。儿时记忆里，母亲常问我想当男孩还是女孩，还说我是之前夭折的一个姐姐转世而来。我很小就听说过那个姐姐的事，她乖巧懂事，故事结局却令人痛心。十三岁那年，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她上山摘野栗子，不慎掉进坟坑受了惊吓，回家后就生病了。当时农村医疗水平低，缺医少药，医院查不出病因，她的病没能及时有效治疗。更艰难的是，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粮食短缺，饥荒严重，很多家庭靠上山采野果、挖野菜充饥。听母亲回忆，每天大人外出劳作，姐姐即便生病，仍勤快地操持家务、照顾弟妹，家里仅剩的半碗米粥，她一口都不舍得喝，全喂给了弟妹。现在想来，那或许只是普通、能治好的病，可在那个极端困难的年代，父母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离去，悲痛却又无能为力。姐姐病逝后，乡亲们将她简单安葬在村子后山坳。后来有一天，生产队轮到我家去后山赶牛，母亲路过姐姐坟地时，哭晕了过去。从此，生产队再没让她去赶牛。这些夭折的孩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每一个的离去都给她带来巨大伤痛。

我们姐弟四人相聚的时光并不多。大姐在我出生那年就去外乡中学读书，后来考上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外乡和县城任教、工作。二姐因父母需要她留在家照看我，被迫辍学。为帮父母分担家庭重担，她早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挣工分，吃苦耐劳、默默奉献。几年后，她也出嫁离开了家。客观来说，二姐没能读书是因为我，所以我一直对她心怀愧疚。好在我工作多年后，帮外甥找了份体制外工作，虽说待遇一般，但能维持生计，这让我稍感宽慰。我和哥哥相差六岁，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他就去外乡读中学了。等哥哥高中毕业回乡，我又离家去读中学，聚少离多。哥哥高中毕业后当了几年回乡知青和民办教师，恢复高考后，考取省电力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城里电力部门工作。因工作业务能力强，几年后就被提拔担任单位领导，在一个区域的电力部门工作了几十年，为电力事业辛勤耕耘。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父母供养三个孩子读书很不容易，所幸我们都学有所成，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多年后，乡邻夸赞父亲有眼光，再穷再累也坚持供孩子读书时，父亲脸上总是挂满自豪。

我们姐弟四人成长经历不同，但从小受父母严慈相济的家教影响，正如老话所说：“父母半世恩，姊妹一生情 。”几十年来，我们姐弟情深，彼此牵挂、相互扶持，这份血浓于水的手足情永远藏在心底。1980年，经过几年报考，我终于考上中专学校，得以走出乡村，去外面深造。当即将离开家时，我才忽然发现父母已是身躯佝偻，缕缕白发，年迈苍老，如同这老屋一般，尽显岁月风雨剥蚀后的沧桑。

父亲是在1993年中秋节那天离世的。那天一大早，他还在屋里屋外忙碌，谁都没想到，突发脑溢血让他骤然倒地，再也没能起来。父亲这一生历经苦难，五岁丧父，十五岁丧母，小小年纪便饱经风霜，孤苦伶仃，四处漂泊，投靠亲友，受尽孤独与磨难。他靠着诚实和坚强长大成人。父亲曾讲起十六岁被抓壮丁的遭遇。那是奶奶去世后的第二年，夏日晌午，他从亲戚家回来，走到村口，碰上乡公所抓壮丁队。几个乡丁不由分说按住他问：“多大了？”“十六。”“正好！”领头的咧嘴笑着打量他。父亲猫腰想挣脱，可身子瘦弱，还没跑掉，枪托就重重砸在肋下，接着粗麻绳缠住他痉挛的双手。被押往乡公所途中，幸好本房一个开明绅士的太太出面，花五块大洋把他保了下来。听老人说，这位绅士太太娘家哥哥是国民政府要员，她贤良淑德，在方圆十里出了名，常帮助遭难的人，地方官员都敬重她。她向乡丁求情：“这娃可怜，家里就他一根独苗，放了他吧。”

父亲无父无母，年轻时模样俊俏。十八岁经人介绍娶了母亲，幼年失去双亲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父亲小时候念过几个月私塾，认得些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入了党，还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他为人正直、奉公无私，在全村威望很高，大家都信任他。哪怕卸任支书多年，邻里有矛盾纠纷，都会来找他评判。

在儿女面前，父亲话不多，表情严肃，让我们心生敬畏，但他从不打骂孩子，不像村里有些家长。他常不厌其烦讲自己无依无靠的艰难岁月，教育我们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认真。他常说“人恰良心树恰根”，意思是人要有好心，就像树要有好根；还说“身在人前走，不遭背骂名”，这些都是他教育我们为人处世的口头禅。要是有人犯了错，父亲甚至会动用“家法”。有一次，我和村里同伴去野外拔猪草，钻进村规民约禁止的油菜田，薅了些油菜残叶，被巡约员抓住，名字报到生产大队要按村规处罚。父亲知道后火冒三丈，拿着箩筐绳站在村口等我，好像我犯了天大的错，说要把我绑了扔进池塘。乡亲们纷纷劝阻，这事才过去。虽然父亲最后没真绑我，但从他的厉声呵斥中，能看出他对子女教育有多严格。

父亲去世后，我们极力劝母亲去城里和我们一起住，可她怎么都不肯，说不能让老屋空着没人管。我们拗不过，此后，老屋就只剩母亲一人坚守。我们姐弟几个只能隔三岔五轮流回家看望她，还特意在她床头装了电话，方便随时联系。

2010年5月，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告别了那间她守了一辈子的老屋。从那以后，老屋里那份向着远方无尽延伸的殷切期盼，也在岁月里悄然消散。我望着静静矗立的老屋，它就像一位孤独的老人，愈发显得木然。它似乎不愿再回忆那些辛酸过往，只想带着世间的凄苦，沉入永恒的宁静。

很多年前，母亲曾私下向二姐透露过一个秘密。母亲说，她小时候，外婆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家里实在养不起。无奈之下，外公把排行第三的她送给别人当童养媳。那时母亲才七岁，就被送到一个较远村庄的陌生人家。

童养媳是旧社会贫穷落后催生的畸形现象。穷苦家庭为了生存，只能把孩子送给相对富裕的人家当媳妇。这些女孩小时候被当牛马使唤，长大后又被迫和指定对象结婚生子，成了延续香火的工具。

在那户人家，母亲每天洗衣、做饭、放牛、拔猪草，稍有差错就会挨打挨骂，受尽委屈和煎熬。每天傍晚，她都会站在村口土堆上，望着故乡的方向，泪流满面，满心绝望，好在十二岁那年，外公受不了外婆整日哭闹，出了双倍的钱，才把母亲赎回来。母亲这一生也很不幸，她生前只把这段辛酸往事告诉二姐，是觉得这段经历太悲惨，不想让外人知道，只想永远埋在心底。就像这破败的老屋，把曾经的沧桑苦难永远封存在终将散去的尘烟里。

多年来，我常常怀念故乡的老屋。每次回家，都要绕着老屋走一圈，像是在寻觅散落在老屋里的儿时记忆，又像是在寻找父母无意间留下的痕迹，以此慰藉对父母无尽的思念。老屋的大门依旧微微敞开，仿佛还在等待谁的归来。岁月无声，老屋无言，但那些被时光雕刻的记忆，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