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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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罗老师，罗老师，能向您再要一些大头咸菜吃吗？”
罗老师：“你喜欢吃？现在可没几个年轻人喜欢吃这个菜了，你是例外。”
我：“嗯，特别喜欢，因为……”
大头咸菜，吃在嘴里，而心里却是满满的怀念，一丝丝的菜，一缕缕记忆里的微光。大头菜的味道，我已经想了好多年，有时会在梦中笑，有时会有一点儿痛，但更多的时候是一股股暖流润向我的心间，因为外婆温暖着我。
在外婆的那个年代，农村女孩绝大多数的归宿就是嫁人，外婆是其中一名，逃不过嫁人的命运，很早，很小。外婆大概在十三、十四岁的样子就嫁给了大很多的外公，因为没有选择权。外婆个子娇小，面容清瘦，而外公则古板、老练、严肃，陈家院子的人开玩笑说他们像父女。我替外婆感到不值，虽然小时候不懂。
家里家外，土头田里，生儿育女，外婆和其他同龄妇女一样。不过，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外公对外婆除了得癌症后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后才表现出对外婆的一点温柔外，其余时候都是粗暴和凶狠的。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年代，外婆自然没少受外公的气，甚至是打骂。反抗？离婚？不可能的！外婆只有隐忍。外公有时也会拿孩子撒气，外婆就会像老母鸡一样，将自己的一串儿女护在瘦弱的躯体下。家暴永远被唾弃，但那个年代，那样的家境下，外婆的极致忍耐才换来了儿女们的周全，外婆应该被歌颂，和外婆一样境遇的母亲应该被记得。
外公走得很早，六十一岁，不过按农村的说法只要满了六十，过了一个甲子，黄泉路上就不用当“孤人”了。对此，外婆心里也好过一些。外公死的时候，我还很小，但我对死人既害怕又好奇。我悄悄地躲在堂屋的门孔里看他们。我看见外婆带着儿女们在棺材前为外公烧纸钱、添香油、拨灯芯，在院坝里跳类似大神的舞，撕心裂肺地哭泣，还有外婆独自一人小声的抽泣抹泪，口里一直念着些模模糊糊的话和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外婆那叫“亲人离世创伤性心理障碍”。
外婆大病了一场后，愈发的瘦小，我不知道外婆是怎样从人生迷惘和伤痛中熬出来的。外婆生活在谷底，外公的离世让她陷入谷底的泥潭，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农村小妇人，料理好丧事，盘算好儿女的将来，治愈好自己的心，并且愈发坚强，本身就很了不起—不低头、不认输、倔强的小老太婆。
我就躲在门后面看，不敢靠近，因为棺材就架空在八根大条凳上，又大又长还很黑。那黑得发亮的棺材板儿，就像外公那板着的黑着的铁青的脸，着实太吓人了，我更害怕外公突然走出来，呵斥着外婆给他拿东拿西的。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道士敲锣打鼓的声音是喜庆的，庆祝外婆不再受欺负。晚上，外婆发现了门后的我。外婆是看出了我的害怕，她伸出温暖的手将我缓缓地拉到外公的灵前，并对我说：“外孙女儿啊，我晓得你怕外公，不喜欢外公，但是现在他已经走了，离开我们了，不会再回来了，不管他生前是个啥样的人，我们都别记仇了，让他走得安心，多念他的好，毕竟没有外公，就没有你妈妈，没有你妈妈，就没有咱们得小姑娘呢，我们始终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哩。”
我笃定，这是我接受得最早最朴素的生命教育和感恩教育，外婆在我心里种下了宽容、慈悲的种子。从那以后，我不再惧怕死人，常念他们善，选择原谅，有时真的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与自己和解。我跟外公烧了纸钱，加入了添香油、守灵的行列。是的，人都已经死了，哪里还有那么多恨，生者能好好活着便好。
外公走了，外婆虽然担子更重了，也算“解脱”了，虽然外婆本人并没有认为外公的死对她来说是种解脱，这是我定义的，因为我确实看到了外婆的变化—底层农村劳动妇女的解放。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可以自己做主决定一些事情，比如大头菜是栽两分地还是三分地，毛豆腐是做一坛还是两坛，做三厢秧田还是四厢，多种稻谷还是糯谷，棉花可以多留几斤给孙儿、外孙缝夹袄，母猪是喂一头还是两头，牛是留公牛耕地还是让母牛下崽儿……外婆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如果手头有钱，也会给自己扯上几尺的确良布做件她认为很花的衬衣，其实一点都不花，就几朵青色的五瓣形状。
外婆脸上笑容多了，我看到了被大男子主义压抑几十年后的轻快与舒展。但我时常在夜里听到外婆抽抽搭搭的哭泣，我知道她想外公了。小时候很不理解，现在结婚十五载的我能理解一些，即便那个人再凶、再可恶，但毕竟同床共枕，风雨同舟几十年，生而育女，虽说两个人在婚姻、在家庭地位上不对等，但对整个家而言，外公、外婆是双向奔赴的，是忠诚的，是那个困难年代最合适的“搭子”吧。
后来，我在外婆面前从不提外公的不好，都是夸外公是扯青篾的快手，打晒席（农村晾晒粮食的篾制工具）的好手，犁田耕地种庄稼的能手。最后发现，外公也不是那么地凶神恶煞了。我对外公态度的改变，源于外婆的慈悲与宽容。
夏天的知了停止了聒噪，春天的蝌蚪长成了大青蛙。日子在农家人的锄头间翻飞，外婆的岁月在命运的齿轮间被碾压。清苦、微甜、陡转直下，悲苦而又顽强的余生。
我妈，外婆最小的女儿，更是最疼爱的女儿，1994年，得病了。因为家庭条件和医疗条件有限，妈妈的病一直是被当作肾炎医治的。记得妈妈每顿会吃一大把很臭的黑色、褐色、白色药片，也会喝很大碗的中药水，我们也会去找一些草药，比如，红牛克西杆杆，但妈妈全身越来越肿，然后掉头发、长跳蚤、虱子、说不出话、吃不了东西、喝不了水、抬不了胳膊、张不开嘴，最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后来，长大读书了，才知道妈妈得的那个肿病叫“尿毒症”，要换血，放、化疗才能活命。妈妈如果没被误诊或者家里有钱或许还活着。可是既被误诊又没钱，妈妈，走了，35岁。妈妈走后，无尽的痛苦缠绕着外婆和年幼的我们，在风雨飘摇中苟且活命。
妈妈和外婆眉眼神情最像，就因为这妈妈在娘家当姑娘客的时候没少挨外公的白眼，巴不得把“这张嘴”早点转嫁出去。
机会来了！外公采用了最省钱最便宜的“扁担亲”形式粗暴地将妈妈嫁出去了。就这样，我大舅娶了我父亲的妹妹，我妈妈“交换”给了我父亲。
结婚那天，外公是极高兴的，因为他陈家大儿子结婚了，讨到婆娘（老婆）了，可以自立门户了。外公想证明自己不但能生养，将来必定也是儿孙满堂的享福之人，同时他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行为也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
“扁担亲”，哪里会有公平？和大舅结婚的热闹比起来，我妈的出嫁是那么的凄清。从外婆知道妈妈要开“扁担亲”那天开始，外婆就只有哭，她也只能哭。外婆哭妈妈，不是因为妈妈和她最像，是她的“小疙瘩”，也不是因为我爸爸比妈妈大九岁，而是外婆姓林，只隔一条湾，她知道妈妈“交换”的这户人家在林家老院子里有多穷，以后的日子有多熬煎。
为了不和大舅的喜事犯冲，作为大舅的妹妹，妈妈只能悄悄从屋后的墙岭干走。只有外婆跟妈妈准备了一床新铺盖，二十个鸡蛋，在外公的强权下抠出来的三十块角票。一路走，一路送，两娘母就一路哭……
后来，外婆病了，眼睛凹陷，瘦得没个人形。妈妈回娘屋，外婆就只有哭，她也只能哭。哭她唯一的贴身小夹衣被扒掉，哭她狠心的男人和儿子们，应该还有对“扁担亲”的憎恶，对这个“女人不是人”的社会的不自觉的反抗，尽管力量很微弱。很小的我，每每听到妈妈坐在灶屋的小石凳上跟我讲她的“故事”时，我也哭，不知道为什么，尽管灶孔里的火苗蹿得很高、很红火。
十五年间，妈妈一共生育了四女一儿。很不幸的是，父亲和外公一样，重男轻女。但万幸的是，父亲不打骂妈妈，感情比较好，在当时，这算走运。我们当儿女的，没饿死，能长大，还能上学堂，感念外婆、感谢上苍。
妈妈勤俭持家，爸爸勤劳肯干，外婆偷偷帮衬，我们家的日子虽清苦，但也算能勉强度日。但无情的大剪刀在一九九八年的农历五月十九日下午两点三十一分，剪碎了一切。母亲撒手人寰，外婆哭昏死过去。外婆头年死男人，第二年死女，她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痛，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心如刀绞才让她活过来，单单是“克夫”“克女”这样的流言都足以杀死她。
“这样安排，翠英跟陈昌德（大舅），翠兰跟陈昌熟（大姨孃），，清华分给陈昌龙（二舅），金萍分给陈昌余（幺舅），最小的伍娃儿就林世金带到”，陈家主事的长辈这样说道。方案一出，外婆“咆哮”了，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她说：“这样一分，我幺女的家就散了，就没了，母死子散、父离子凄啊！骨肉分离啊，”最后，外婆坚决表态：作为舅舅、姨孃的可以出钱、出力、出物，但这五个娃娃必须要在一起。当然，舅舅和姨娘对外婆的意见非常欢迎和支持。
对穷苦的人来说，每天不会关心太阳的东升西落，也不会在意哪家的红白之事，我们只关心碗里有吃食没，有几粒米。就这样，我们五姊妹在外婆瘦骨嶙峋的羽翼下艰难活命，靠她到处去捡拾旧衣服蔽体保暖，靠她在坡顶开荒、在田边角拉种的粮食充饥，靠她腌制的无数罐的大头菜读出了书，靠她七十五斤的身体撑起了我们成长的“保护伞”……
一丝大头咸菜，外婆恩情；一世流光岁月，外婆光辉。
外婆，天堂是自由的，你去吧，和你的幺女作伴，地上的娃娃看着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