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风起

风，是从商业大厦锋利的棱角后旋出来的。

1993年立秋的傍晚，我刚步出竹荫街口腔医院，白大褂的褶皱里还掖着消毒水的刺鼻。右转，绕过那堵巨大的玻璃幕墙——它正贪婪地吞噬着西天最后一点熔金，将天空浸染成模糊的灰蓝。玻璃幕墙吞噬夕阳时的贪婪，像极了牙科无影灯下无处躲藏的牙齿。然后，那一排喧闹的服装店便撞进眼帘。就在那时，一阵风毫无征兆地扑来。头顶的梧桐率先响应，无数手掌般的叶片哗啦啦翻飞、碰撞，筛下细碎的光斑和簌簌的私语。紧接着，是店门口悬挂的、橱窗里静立的、行人身上流动的——那些裙子。薄荷绿的、浅杏色的、藕荷粉（浅紫）的……各式裙裾，仿佛被同一根无形的丝线牵动，瞬间挣脱了束缚，轻盈地向上飞扬、旋转、飘荡。像骤然苏醒的蝶群，又像被风揉皱又抖开的斑斓水波。一股沁凉的、带着初秋特有清冽的气息，穿透薄薄的衣衫，温柔地拥裹住我。白昼的疲惫、诊室里的药水味，仿佛都被这阵风倏然卷走。那一刻，时间有了具体的形态：它是翻飞的叶，是飘舞的裙摆，是皮肤上掠过的、令人微微颤栗的清凉。许多年过去，翻过一页页立秋的日历。每当凉意初透，那个傍晚总会不期然浮现。去年立秋的晨光斜斜穿过阁楼老虎窗，在樟木箱上投下斑驳光影。掀开箱盖，混合着樟脑、烟草和陈年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那本硬壳记账簿静卧箱底，塑料封皮已泛黄发脆，一触即簌簌作响。翻开内页，褪色的蓝墨水字迹像一群被秋雨打湿的蚂蚁，密密麻麻爬满横格线。手指停在1993年8月7日那页。“立秋”二字力透纸背。页脚晕染的蓝墨水，是广州至武汉绿皮车上，穿灰制服男人拍打车窗时，我手腕颤抖的印记——车窗被煤灰与雨水染成斑驳的抽象画，推拉时发出锈蚀的呻吟。洇开的墨迹里浮出莲蓬的暗影：那年车窗外小贩的扁担上，青莲蓬还滴着洞庭湖的水。旁边粘着的半张火车票上，弟弟清秀的字迹写着：“本次利润37 %。”指尖突然触到一粒干涸的西瓜籽，记忆的闸门悄然打开——那年立秋，弟弟掰开西瓜时，黑亮的瓜子粘在他沾着面粉的手指上，像撒落的黑珍珠。商业大厦转角往东第三间，“红远思”三个鎏金大字在秋阳下闪烁微光。这是弟弟花六万转让费盘下的店，金漆已如鱼鳞般片片翘起。橱窗模特穿着当时最火的“梦特娇”丝光T恤，假领子浆得笔挺。弟弟总爱站在青石台阶上抽烟，左手夹烟，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腕间被熨斗烫伤的旧疤。烟雾缭绕中，他的目光常飘向对面镭射录像厅那滋滋作响、如同不祥预兆的霓虹招牌。隔壁音响店的音量总是开到最大。老板陈青，戴金丝眼镜，头发一丝不苟。他擦拭着“爱华”组合音响的镀铬旋钮，磁头转动时卷起邓丽君的叹息。门口两个大音箱震得我们玻璃柜台嗡嗡作响，模特假发上的发丝都在轻颤。毛宁的《晚秋》从早到晚循环播放。有时正低头记账，“晚秋里，风霜已重”的歌声钻入耳膜，手指便不自觉地顿住，墨水在纸上洇开一小片，像被秋雨打湿的泪痕。陈青来借熨斗时曾说：“立秋后这磁带卖得最好。”镜片反射着灯光，晃动着模糊的光影。第一次去广州进货那晚，我把钞票仔细缝进妹妹贴身的布袋里。“白马市场二楼右转第二家，”弟弟声音轻得像梦呓，“找嘴角有痣的阿珍。”我的手指在轻颤，针脚却依然细密，一如儿时为她缝补书包。深夜的绿皮火车如疲惫的蚕，在铁轨上蠕动。车厢连接处挤满了人，餐车的红烧肉香与乘客的泡面味在过道里厮杀。对面座位上的女人剥着茶叶蛋，腕间的金镯子在灯光下一闪一闪——那绞丝麻花款，竟与妈妈为凑转让费当掉的那只“老凤祥”1992年的经典款惊人相似。“第一次去进货？”她递来一个茶叶蛋，蛋壳落在印着“广州站”的票根上。我接过鸡蛋，听见硬座底下蛇皮袋摩擦的窸窣——是其他商贩的货包在昏暗中随车身颠簸起伏，如同伏在铁轨上呼吸的兽群，悄然移位。广州站的天光尚未亮透，白马市场已然沸腾。铁皮棚顶下蒸腾着汗酸与香云纱的气味，摊主们脖子上的湿毛巾晕开一圈圈深色的汗渍地图。阿珍的摊位在二楼拐角，嘴角的痣随着讨价还价上下跳动。“小妹眼光不错，”她摸着一条牛仔裤的走线，“这针脚密实的能多卖二十块。”打包时，她悄悄往蛇皮袋里塞了两条皮带：“下次还来我家。”晨光斜照在布料上，那些细密的针脚里，藏着弟弟反复叮嘱的生意经。多年后摩挲意大利进口面料的缝线，指尖却忆起蛇皮袋缝隙漏下的月光，在牛仔裤上画出的银线。回程站台，两个黄毛青年踢着我们的蛇皮袋：“送站？八十元一包。”他们掏出打火机，“啪”地燎断货包绑带。两件真丝裙如折翼的凤蝶，在焦臭的塑料烟雾中凄美坠落。站台铃声响起时，我弯腰拾起烧焦的塑料绳。那截黑色硬块在手心发烫，像一颗畸形的糖。后来每次立秋刮风，我总错觉闻到那股焦味，混着站前烤红薯的甜香，成了记忆里最矛盾的季节气息。回到“红远思”，蒸汽熨斗喷出的白雾在玻璃上凝成水珠。我习惯性地给大衣系腰带，手法与打手术结如出一辙。弟弟总笑：“姐，你这是在给病人缝合伤口呢。”最爱看顾客试穿秋裙，薄荷绿的裙摆在老式钻石牌风扇吹动下旋转，宛如被施了魔法的梧桐叶。那位戴玳瑁眼镜的女教师总要试遍所有款式，试衣间的尼龙帘子开合一十七次，最后却总买最初那件。“我先生在市教育局工作”，她推眼镜的动作像在出示公章，仿佛这句话能抵二十元钱。梧桐叶飘落卷帘门轨道时，我正熨烫最后一件灰呢大衣。铁质衣架碰撞出清脆声响，像在敲打1993年的秋天。服装生意是道残酷的算术题：一件羊毛大衣进价120元，被火车泡面汤渍毁损后只得卖60；春季误进的十件垫肩西装，立秋还挂着，最后一件换了几斤粮票；每日熨烫的蒸汽在玻璃上凝成雾珠，是时光悄然擦除的旧账。1995年深秋，暴雨突至。拆迁通知书像冰冷的膏药，猝然贴在每一家店铺的玻璃橱窗上，盖住了秋装模特的笑脸。四十户租户的血，一下子涌到了头顶。临时议事点烟灰缸很快堆成小山，租户们联名按了手印的信函，由几位德高望重的店老板主持着，一趟趟跑办事处、找区里。青石板路上，湿透的请愿书在塑料文件夹里洇开墨迹，像无声的泪……五千元，冰冷的数字像一枚粗短的钉子，把所有的奔走、呼号、据理力争，连同我们赖以为生的方寸之地，一起钉在了名为“大局”的砧板上。秋雨一场凉过一场。推土机的影子在街口徘徊，像巨大的、沉默的兽。弟弟的反常安静，就是在那之后开始的。他一支接一支抽烟，直到霓虹灯管在掌中爆裂。“六万转让费变成五千赔偿金。”他无奈地盯着协议上“汉森集团”的烫金字样，突然抓起那件薄荷绿的样裙，狠狠按在流血的手心。陈青冲进来时，染血的裙摆正巧盖住了冰冷的赔偿金额。血迹在薄荷绿绸料上蔓延，像一株突然生长的红珊瑚。血滴在青石板缝里，引来一队蚂蚁。它们绕着那点腥红打转，如同围观一场微型祭典。音响店里的《晚秋》兀自唱着：“相聚就要分离。”他的金丝眼镜蒙上了一层雾气，镜片上反射着破碎的霓虹残光。熨斗凉了。我望着玻璃门上自己模糊的倒影，想起称瓜老伯秤盘里那片与蜜瓜同价的梧桐叶——被标价的光阴，终究是过去了。卷帘门拉下的沉重声响惊飞了麻雀，一片枯叶飘进轨道，卡在了1995年的秋天。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后来矗立的汉森宾馆终年空置，乳白色墙面像一本无法合拢的账簿。偶尔有新娘拖着婚纱走过喷泉池，裙摆扫过大理石地面，会露出当年粉笔写的“拆迁甩卖”的残迹，如同结痂的旧伤。空置的旋转门映出无数个变形的秋天，像卡住的胶片。多年后在超市，熟悉的旋律突然撞入耳膜。戴蓝牙耳机的年轻人不会知道，他哼唱的《晚秋》正翻动我记忆的账簿——泛黄的纸页间，弟弟仍站在红远思门口，烟雾缭绕中他回头微笑：“姐，立秋了。”我终于看清他眼底那片完整的秋天：金漆剥落的招牌，染血的绿裙摆，还有陈青镜片上反光的，我们都没能说出口的告别。记账本背面那行“与弟分食蜜瓜半个，甜”，如今才懂得，那年秋凉正好，所有的苦涩都化作了回甘。原来所有的秋风，终将把那些被钞票刮薄的青春，酿成了琥珀色的蜜。昨夜梦见称瓜老伯的秤杆——一端挂着带籽的瓜，一端坠着弟弟二十三岁的笑。就像汉森宾馆喷泉池底沉睡的西瓜籽，在层层落叶的覆盖下，依然等待着下一个春天——那阵从商业大厦棱角后旋出的风，带着树叶的沙响和裙摆的弧光，年复一年，准时吹过心头，凉意依旧，只是里面，沉淀着时光悠长的回甘与微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