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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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轻点，一个叫作《洞庭南路记忆》的文创群便滑入了我的世界。成员列表徐徐展开，像是展开一幅泛黄的城市地图。目光漫无目的地掠过那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忽然，毫无征兆地，两个字撞入眼帘——
文涛。
指尖在冰凉的屏幕上顿住了。时间仿佛也随之一滞。
一丝恍惚，随即是一缕尘埃落定般的确认感，悄然从心底弥漫开来。是他。那个名字，连同它所承载的整整二十五年光阴，就这样猝不及防地，摊开在了眼前。
记忆里的他，书卷气是浸到骨子里的。一九八二年，大学政史系毕业的他，意气风发地走进屈原农场中学。一个看似文弱的书生，不出一年，竟稳稳挑起了教导主任的担子。说话时，他爱引经据典，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到《论语》的“学而不思则罔”，信手拈来，却毫无卖弄之气。办公桌上，书总是堆得半人高，最上面那本里，常年夹着一张自制的书签，纸边被岁月磨出了毛茸茸的暖意。那时在我眼中，他是真正活在书页间的、周身有光亮的青年。
命运的丝线，是在次年悄然缠绕过来的。一九八三年，我从卫校毕业，走进汨纺医院，人生地疏。通过同学兼室友琦音，我们相识了。他在农场带着毕业班，忙得脚不沾地，却总能在周末出现，带着特有的风趣和一手实实在在的好饭菜。那些冒着热气的菜肴，连同他细致的关照，成了我异乡生活里最踏实的慰藉。为了更好的前程，我们并肩努力，先后从屈原调动到了岳阳市。那时的日子，像初春的洞庭湖水，平缓地流淌着，清澈见底，映照着对明天满满的希望。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一九九一年，我们的双胞胎女儿提前来到这个世界。早产的孩子像两株娇弱的幼苗，需要倾注所有心血。频繁的医院奔波，无法报销的医药费，让生活骤然紧绷。为了生计，我们被迫双双“下海”，在陌生的商潮中呛水、挣扎。他总说，等将来缓过来，定要好好陪孩子，把最好的都给她们。
可是，“将来”太远，眼前的琐碎太具体。生活的粗粝，慢慢磨掉了最初的温柔。两个同样骄傲的灵魂，碰撞出越来越多的裂痕。他依然是温厚的、善良的、满腹诗书的，可年轻时的锋芒与生活的窘迫交织在一起，让理解与退让都变得困难。终于，像许多故事一样，那艘曾并肩航行的小舟，在现实的风浪里，悄然偏向了不同的航道。
一纸协议，为婚姻画上句点。孩子还小，我坚持将两个女儿带在身边。他把存折推过来，眼神里有疲惫，也有不容置疑的坚定：“孩子跟你，我放心。该我的，我不会推。”
从此，我们成了两条平行线。偶因孩子事务通电话，言语精简如电报。我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仿佛隔着万水千山，在各自的生活里沉默泅渡。
光阴是最耐心的雕塑家。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相继硕士毕业，在南方扎根，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每年春节，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女儿女婿们带着孩子回来，八口人挤在并不宽敞的屋子里，笑声几乎要掀翻屋顶。我们形成一种无声的默契：我负责“后勤”，操持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他则主动承包所有“宴饮”——寻馆子，订包厢，安排得妥妥帖帖。席间的细节，我从不探问，只需看孩子们舒展的眉头，听小外孙们扑进我怀里雀跃呼喊：“外婆，我们下次还要来岳阳！”一切便都有了答案。
最让我心头柔软的，是四个小外孙出生时，女儿们都选择回到岳阳坐月子。那段时间，文涛的担当超出了我的预期。他事无巨细，风雨无阻，每天变着花样送来精心准备的食材。尤其是在疫情最严峻的日子里，他总有办法弄到新鲜的食材，默默为女儿们构筑起一道坚实的补给线。有一次，女儿尝着他炖的汤，认真地说：“爸，你现在做饭的水平，还是比我妈好。”他愣了一下，随即开怀大笑，眼角的皱纹深深堆叠。那神情，竟与二十多年前，他在农场中学教室里讲到兴头上时一模一样。时光仿佛在他身上打了个盹，那个爱书如命、心底温厚的青年，从未真正离去。
孩子们对“回岳阳”这件事抱有执念，大大小小的假期都心心念念要回来。这份刻骨的依恋，或许正是对我们这些年虽已分开、却从未在“父母”角色上缺席的协作，最无声却最有力的肯定。岁月带走了许多，也沉淀下许多。我们都尽力了。
我从未想过，重逢会以这样的方式降临。在这个以“记忆”为名的群里，在“洞庭南路”这个承载着太多过往的链接下，我与“文涛”这个名字，平静地、意外地再度并列。没有波澜，甚至没有一句直接的对话。我只是静静看着，让群里的消息如时光的流水般，从眼前滚过。
直到，我的指尖停在他发出的一张老照片上。
那是洞庭南路的老新华书店门口。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的年轻人，侧身站着，手捧一本书，嘴角噙着一丝沉浸在文字中的、淡淡的笑意。晨光很好，柔和地照着他额前微亮的发丝。
有人在下面问：“文老师，这是哪年拍的？青春得很啊。”
他很快回复：“1985年。那会儿总爱在这儿淘旧书。旁边巷子进去，就是加希上班的解放医院住院部。”
加希。我的名字。
这两个字，像一颗被岁月磨圆了棱角的小石子，轻轻投入沉寂多年的心湖，漾开一圈圈无声的、层层叠叠的涟漪。
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张照片上。蓝布衫，旧书店，一九八五年春天的阳光。记忆的闸门，被这束来自往昔的光，温柔地撬开了。是的，洞庭南路。我的原单位，岳阳口腔医院的前身解放医院，住院部曾在那里。那些年轻的岁月里，这条街的青石板上，深深浅浅，印过我们相伴的足迹。记得更真切的是1992年，电视剧《渴望》风靡全国。每到傍晚，左邻右舍便搬着小马扎，聚在洞庭南路某盏昏黄的路灯下，守着那台小小的电视机。片头曲深情又感伤，“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旋律一起，整条街都安静下来。文涛那时总喜欢点评几句，说刘慧芳“脾气犟，心里却比谁都透亮”。路灯的光晕柔和地笼罩下来，将他侃侃而谈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仿佛要伸进无尽的未来里。
此刻，那长长的影子，仿佛从岁月的另一端涉水而来，与照片中那个捧着书的蓝布衫青年，静静地叠合在了一起，分不清今夕何夕。
群里的讨论还在继续，像一场跨越时空的茶叙。文涛又敲下一行字，静静地躺在对话流里：
“还记得洞庭南路那些老梧桐吗？夏天绿荫蔽日。加希那时总说，等老了，就在最大的那棵下面摆个小书摊。这个念头，后来被我们悄悄叠起来，夹进了给孩子们攒的学费本里。”
我看着这行字，半晌无言。窗外，岳阳城正下着绵绵的春雨，淅淅沥沥，温柔而执拗地叩打着玻璃窗，像是时光耐心的叩问。群聊窗口里，关于洞庭南路的旧光影，仍在幽幽闪烁，明明灭灭。那些被漫长光阴隔开的人与事，那些深藏心底、以为早已风化成沙的言语，忽然都在这个以“记忆”为锚点的虚拟角落，找到了迟来的、轻微却无比清晰的回响。
我抬起手指，在冰冷的对话框里悬停了许久。光标一闪一闪，仿佛心跳。终于，我缓缓地、轻轻地敲下一行字，发送出去：
“记得。梧桐树后来好像砍了一些，再找不到那样一棵……能让人安心想着‘老去’的树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
原来这相逢，有时就藏在一个以记忆为名的寻常街巷里，蛰伏在一个猝不及防跳出的旧人名字中，凝固在一张褪色照片所唤醒的、一整片旧日光阴之下。所有的离别，仿佛都在为此刻这隔屏的遥望默默做着注脚；而所有平静的遥望里，又都沉睡着一段曾经波涛汹涌的过往。我们不再并肩同行，却依然在时光幽深的长廊里，共享着同一片记忆的星空；我们不再彼此诉说，却因为共同守护过的生命，而永远聆听着对方传来的、深远的和鸣。
这，便足够了。
就像那张老照片——一九八五年新华书店门前，停留在蓝布衫上的那一缕阳光。它无声地穿过二十五年淅淅沥沥的春雨与尘烟，越过离散与重逢，最终，轻轻地、分毫不差地，落在了今日我家中，阳台上那件小外孙鹅黄色的、吸饱了暖阳的衣衫上。
一样的熨帖，一样的澄澈。
静静地，照着这烟火人间，人来人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