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遛狗,总要路过沁园春食府。夕阳斜斜地打在门楣上,昔日锃亮的招牌蒙着一层薄尘,像老人眼上的翳,灰蒙蒙地望着人间。装修拆去大半,裸露的墙体筋骨毕现,青砖与水泥交错,如褪去华服的老者,露出嶙峋瘦骨。唯有“沁园春食府”五个大字,在残垣间依旧挺立,成了这段烟火岁月唯一的碑——无字,却刻满只有我们家族才懂的往事。
风卷落叶掠过破损的台阶,窸窸窣窣,像旧日宴席上未说完的絮语。恍惚间,那片狼藉的空地上,竟又浮起觥筹交错的模样:穿旗袍的服务员端着托盘轻盈穿行,红烧肘子的香气混着笑语飘出窗外,有人举杯时碰翻了饮料,橙黄的水渍在白桌布上洇开一小片黄昏。
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快过年了。
往年这时,李美霞经理的电话该来了。
腊月二十四,小年。老外公总说,日子是从这天开始快起来的。灶糖一入口,年就踩着脚后跟来了。每年此刻,电话准时响起:
“刘总,包厢还是老地方,长征六号?”
老外公在这头笑着应:“老地方,老地方。”
放下电话,他便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圈内只写一个“饭”字。那本日历一天天薄下去,他的期待却一天天厚起来。那时不懂,如今才明白——他盼的从不是那顿饭,是饭桌前坐满的人。
年三十,团圆。年夜饭是一年里最沉的重头戏。沁园春的大厅摆着几十桌,大红灯笼从门口一直挂到深处,灯穗在暖风里轻晃。电视放着春晚,却没几人认真看。角落的炭火盆烤着糍粑,慢慢鼓起、裂开,露出白嫩的糯米,甜香混着暖意,在空气里缓缓漾开。摄影师挨桌拍照,闪光灯一亮,老外公老外婆便下意识挺直腰板,嘴角上扬,那笑意比灯光更暖。
尤其2018年那张,全家围着红围巾,他的围巾歪了,她伸手轻轻一正,快门恰好按下,把那只来不及收回的手,一同定格进时光。那些精装相册,至今静静躺在老屋柜中,翻开一页,就是一年最鲜活的团圆。
有一年除夕,老外公举起酒杯,环顾一圈,轻声说:“你们都在,我就知足了。”话很轻,被满屋欢笑盖过。可我看见,他低头抿酒时,眼角有什么闪了一闪。
初二,回门。出嫁女儿归家,一家人仍在沁园春。菜比除夕清淡些,老外婆说是“给肠胃放个假”,其实是给团聚续个期。初二吃过,年才算真正过完。离开时,老外公站在门口相送,一个一个叮嘱:“慢点开车”“到了打电话”。车开远了,他还站在那里,手拢在袖里,风吹着花白的头发。
那些年,沁园春还见证过许多团圆——老外公八十大寿、大外孙的周岁宴、亲家第一次登门吃年夜饭……但最浓的年味,终究是除夕那晚,一家人齐齐整整坐在一起,灯光温软,笑语满堂。
后来,疫情的寒风吹熄了这里的烟火。先是年夜饭取消,李经理在电话里连声道歉,我只说“理解”,放下电话却久久无言。那年腊月二十八,电话再没有响起。老外公在沙发上坐了很久,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再后来,大门紧闭。装修队进场,一锤一锤,砸掉的都是曾经的热闹。我站在街对面,看熟悉的砖瓦落下,扬起一阵灰。
如今人去楼空,只剩斑驳墙面,像一卷旧胶片,一帧一帧,回放着那些年。
沁园春食府不在了,年的记忆却永远留在心底。那些年夜饭里的举杯、回门时的叮嘱、炭火盆边烤糍粑的甜香,都化作最珍贵的底色。底色之上,还有一层温润的光,来自一只青瓷杯。
记得每次结账,经理总会赠一只岳州瓷杯。胎薄釉润,盈盈一握,杯身淡青如雨后天光。那时只当寻常小礼,随手收进柜中。如今才恍然,这小小一杯,竟盛得下那么多年的除夕——杯底青釉,映过父母举杯的指尖,也映过孩童抓握的小手。两岁的大外孙非要自己喝水,捧不住,洒了一身,却咯咯直笑。如今再想起,连带着那些年的年味,一同沉淀成岁月里最温柔的注脚。轻轻一放,就是一段往事。
又是腊月了。
风停,夕阳隐入云层。“沁园春食府”五个大字在暮色里愈发清晰。它早已不是一家酒楼的招牌,而是我们家团圆记忆的渡口——所有除夕的欢笑、初二的叮咛,都从这里启航,又在这里靠岸。
纵使建筑凋零,那些藏在年夜饭里的温暖,终将跨越时光,在记忆里永远温热。就像那只青瓷杯,釉色依旧温润,轻轻一叩,仍能听见年的回响。不,不只是年——还有老外公的笑、老外婆的叮咛、孩子的咿呀,都凝在这薄薄胎釉里,任凭岁月流转,不肯散去。
每日遛狗,仍要路过。它还在,我也还在。只是再没有红烧肘子的香气飘出,再没有李美霞经理的电话响起。
有时也想,若能再约齐全家,像从前那样,在“长征五号”吃一顿年夜饭,该多好。可就算真的坐回去,那桌上的笑声,怕也不一样了。
但每次经过,我还是会放慢脚步,多看一会儿。看夕阳照在门楣上,照在那五个字上——
沁园春食府。
像看一位故人。
快过年了。
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