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爷

村东一里地，有条大土垣横亘南北，犹如长龙伏卧。土垣是座古城墙，越过去就是两千年前的都城。王莽被杀，刘秀在此建都，又续大汉王朝。重走西域，班超由此出发，再通丝绸之路。时至立冬，麦苗青青，乌鹊南飞，旷野里空无一人，更显冷峻沧桑。北风稍大些，好在日头煦煦，并不觉得过冷。走近城墙，路边蒿草之中，夹杂着一些巴掌大小的残砖断瓦，拣起一块，图案或菱形或柿蒂，规则有序。找个叉口，拨开荆棘，小心攀到城墙上。北侧，早在清末宣统年间就已通车的铁路上，火车呼啸而过，呜呜作响。南望，洛水东逝，曹子建心慕的洛神躲在薄雾中，遥不可见。城墙东面，也就是古代的都城里面，曾有一座巍峨的佛塔矗立于此，后因雷火焚烧，三月乃尽。今天塔基仍在，前有残碑几通，然佛音早已不存。塔基东南侧，一个小村子依河而建。村子人口并不算多，但名字却豪情霸气，叫做龙虎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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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滩这个响亮的名字足以配得上这座古代都城。有说是汉魏皇帝出巡时钦定而来，有说是隋末唐初瓦岗军的渊源。村子位于都城的正南面，从南侧入城，必须路过这方宝地，才能踏上宫城前的通天大道。大道名叫铜驼大街，也是都城的中轴线。村名夹杂“龙虎”二字，足以镇灾辟邪，至少能够拂去帝国拜谒者的傲慢与不恭，所以我更相信这才是统治者的初衷。

村子不大，一千多人。村东村西，分为两块，一大一小，像个平放的“吕”字。村东大些，黄姓的居多，过去有寨墙环绕，称为寨里。寨子西侧有个寨壕，便将村西的人天然隔开，只能隔壕相望。村西人家不多，几十户的样子，聚于寨外，大都姓贾，名字便叫做贾疙瘩，我的外爷家就在这方“疙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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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里的黄姓厉害！源于明朝的一个大太监，这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不过太监也有好人，好人坏人谁能说得清呢？天地之间有杆秤，也许老百姓能说得清。太监叫黄锦，深受嘉靖皇帝信任，曾当过东厂的头头。东厂心狠手辣，吃人不吐骨头，但都说这个特务头子救过海瑞，电视上也演过。我翻过史书，确实有这么档子事。有一次，海青天上疏皇帝，话说得尖刻，说嘉靖搞得老百姓“家家皆净”，“家净”就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要当场处死他。看着不对劲，黄锦趁机给皇上说，海瑞这个人很硬气，上朝前提前备好了棺材。皇帝听完笑了，哦，是个这样的人！有个台阶下，这事就算了。

黄锦办过不少好事，算是大善人。佛前贴金、修桥铺路，黄锦都干过。贴金是大手笔。白马寺可是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称作“释源”“祖庭”。大太监衣锦还乡，重修白马寺。整修规模宏大，“构良材于晋野，伐文石于嵩阴”，下了不少劲儿，也有了今天的规模。

大太监不是粗疏之辈。有通石碑《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由黄锦撰写，说“余世家洛阳龙虎滩”，接着介绍修缮缘由，最后说，“嗟夫人之生也，礼，门也；义，路也；忠孝，其大节也。人能由是路，出入是门，而大节不失，然后可及其他。”呜呼，世人争权夺利、见风使舵者多了去了，而大太监能有此般见地，羞煞后世多少权贵。

龙虎滩的村民也以此为傲。好事能办好，当然值得傲，太监修的桥今天还在，洛阳东关的大石桥，太监委托弟弟黄铠牵头，并且要求不准增加百姓负担。四百年过去了，桥上的贩夫走卒依然熙熙攘攘，桥下汩汩的瀍河水一直未能带走过往百姓对这位好人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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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得远了。村子里，寨外和寨里的人家相处的很好。贾家何年何月迁来亦不得而知，但肯定晚于黄家，要不怎么住在寨子外？几百年来，黄贾两姓相互婚嫁，血脉早已融为一体。外爷弟兄十来个，论的是叔伯弟兄，具体多少我也说不清，不过小时候过年串亲戚，得拿好多份礼，串好多家。外爷排行老大，还有个四外爷记得清楚些。只要给我压岁钱的，我都记得清楚。

外爷是个银匠。旧社会里，银匠算个小手艺人。想象中，昏暗的油灯下，风箱呼呼哧哧，炭火噗噗闪闪。外爷坐在油明瓦亮的小凳子上，用錾子在银片子上敲敲打打。叮叮当当几个晚上，才能做出一副像样的银器。不知道需不需要担个担子走街串巷，小手艺人在吆喝声中换些珍贵的油盐。

不过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手艺毕竟不是件坏事，军阀混战、外侮入寇、政权更迭，外爷总比靠天吃饭的乡邻过得强些。困难时也不怕，外爷手里肯定有银器，换点粮食吃，应该也饿不着。记得幼时，我虎头帽上的银质帽花，脖子上戴的长命百岁锁，狮子裤上挂着的银铃铛，相信也出自外爷之手。

外婆贤惠。姐妹四个，她嫁给了银匠，三个妹妹全部嫁给了郎中，也叫大夫。外婆的妹妹，我叫做姨奶，其中最小的姨奶嫁到龙虎滩的寨里。母亲常说，“开过药铺打过铁（贴），各种买卖都不热。”这我知道，三个姨奶家里，日子过得都红火。但打铁也挣钱？我问母亲，母亲说不清，却嫌我啰嗦。

不知道是谁啰嗦。母亲絮叨说，她的外婆家条件不错，小时候去串亲戚，表妹还拿个水果让她闻闻，有香味，但也没让啃一口。舍不得吃掉的表妹骄傲地说，这是“苹果”。有个苹果也不代表家里就有钱，也许土地多些罢了，可能是个小地主？但母亲的话我还是相信，因为我的外婆和姨奶，都拾掇得干干净净、利利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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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也许有过，只是没能成活。小时串亲戚时听见，母亲有个小名，叫做“存子”，这更让我相信她曾经有过哥哥或姐姐。曾经有个舅舅，好像是外爷过继过来的。不过，这个舅舅死的早，多早也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听母亲说，二十来岁就死了。母亲说，舅舅身体不好，夏天还图凉快，躺在大青石上睡觉。“夏不睡石”，舅舅得了风湿，变成“背背锅”，腰再也直不起来。舅舅死了，妗子改嫁，留下个男孩，就是我的秀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那个深秋，在接生婆的手忙脚乱之中，哇哇大哭的我出生了。哭得厉害，不知是抱怨家庭的贫困，还是对人世艰难的恐惧。只是从此，我一辈子好哭，是个脓包疖子。那年，母亲三十七岁，外爷外婆大概六十出头，秀哥可能十来岁。

对外婆有点印象，在我三四岁的时候，接外婆来我家。从龙虎滩出来，母亲拉着架子车，大步流星。车襻搭在肩上，扯得很紧。外婆和我偎在车里，铺着褥子，盖着被子，被面深蓝色，很粗糙，但厚实暖和。外婆满头的白发掬在后面，满脸皱纹，面目清瘦。再后来，外婆死了。我啥也不懂，只记得母亲哭肿了双眼。后来，母亲给我说，那一年，咱们国家遭了难，还发生了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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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死了，家里只剩下外爷和秀哥。

过年时，得串亲戚，去看看他们。我家离龙虎滩五里路，不过小时候觉得好远，得走半天。坐自行车去的时候也有，不过次数很少，得父亲不忙时。母亲提前得准备礼品，找出红色的柳编篮子，洗刷干净再晾干，里面放些点心、麻糖。点心有蛋黄酥和开口笑，供销社买的，上面压着红油纸，纸绳子绑着。绑得紧巴巴的，扒开旁边的纸缝，沫子也抠不出来，只能闻闻，闻着都可香。麻糖是母亲炸的，和城里的油条有些类似，但不太一样。麻糖形状扁长，像鞋底子，吃起来硬硬的，很有嚼劲，配上扁垛、丸子，一辈子都吃不烦！

过年真是好，穿新袄、戴新帽。出门前，母亲也会侧过头去，撩些温水，抿一下鬓角。我喜欢母亲那时的样子，大眼睛，头发乌黑，年轻利落。待日头升起来，母亲㧟上篮子，扯着我的手，高高兴兴回娘家。

出村东门，往南翻铁路坡，穿过麦地，走到河堤上。堤上行人稀少，两边的树有粗有细，黑老鸹哇哇地嘶叫。堤旁荒草湖泊，我总觉得里面藏着刀客，伸着脖子准备劫路。瞭天野地，母亲扯我的手紧些，脚步快了，我得小跑。熬过这险要路段，便登上城墙的垭口。这里一眼就能看到龙虎滩，行人有了几个，揪着的心蓬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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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爷家坐北朝南。小门楼，门楣上一排青砖砖角朝外，砌成好看的花线。临街屋有些破败，门上安着大铁锁，趴着门缝，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见。两排厦子对着脸，共四间房，外爷和秀哥各占一间，还有一间当作厨房，余下的存放粮食农具。院后有棵树，不高，枝上有刺，不过果子不少，比小米粒大些，又圆又红。我看在眼里，不动声色。

压岁钱记得牢靠。外爷只舍得给我两毛钱，还不是新票子。暗绿色的，正面的长江大桥记不清了，另一面是戴着头巾的女子，神态和母亲相近。发钱的时候，秀哥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钱到手，小心地放在兜里，我就悄悄溜了。院后看看没人，踮脚尖、举胳膊，摘个小果果下来，放到嘴里，使劲嚼。哎呀，长叫一声，鼻涕一把泪一把起来。闻声而至的秀哥问了我后，哈哈笑了，这是花椒啊！

压岁钱还有！四外爷是个木匠，浓眉大眼，山羊胡子，耳朵上常夹根铅笔，还是扁的。表舅也精干，常常挽着袖子，裤腿上沾着锯末。木匠父子过年也舍不得休息，都在忙碌着，锯呀、刨呀什么的，做着架子车或者大棺材。棺材最害怕，白生生光溜溜，一头大一头小，我可不敢靠近。不过棺材肯定值钱，人人都得进去，谁也跑不了，四外婆给的压岁钱就是五毛的。

寨里的姨奶是母亲的小姨，每年串亲戚，母亲和我就在这里吃饭。不，是吃桌！菜很多，还有羊肉饺子，不过我不爱吃，有膻味。铜火锅也吃过，炭火呼哧呼哧，肉片、丸子、腐竹、豆腐在里面跳跃着，咕咕嘟嘟。小姨奶胖胖的，面色红润，待母亲可亲，一直在咯咯哒哒。小姨爷会给我讲故事，他当过国民党的军医，只会讲些打仗的事。国民党光打败仗，都跑到台湾了，我不是很爱听。

还没发压岁钱呢！我勇敢地说了出来，小姨奶哈哈哈地笑着。出手真大方，一块钱的新票子。小时候还是勇敢，勇敢就是心到嘴到，有啥说啥，该咋就咋。不像长大后，开始隐藏自己的真实内心，脸上堆满着虚伪的表情，口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装作洒脱深沉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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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外爷也会来我家。村子旁边有火车站，站前一条街，很热闹。公社、派出所、供销社、卫生院都在这里，我常拎个瓶子，去菜站打酱油醋，几分钱一提子。菜站里也有肉，不过没有买过。菜站里上班就是好，里面的售货员都很傲娇，穿着工作服，嘴角上扬，牛里牛气，看见熟人才会发笑。哼哼，有啥牛气，一身葱味儿！

阴历逢二，就有集市，三乡四邻的百姓来这里赶会。会上啥都有，剃头的、拔牙的、修鸡眼的、卖膏药的。喜欢看卖水煎包子，老板穿着脏兮兮的围腰，拿着长嘴油壶。炉火真旺，火苗呲呲地喷出老远，平底锅好大，冒着热气，扁长的铲子翻过热腾腾的包子，焦皮油烘烘的，散出诱人香味。

外爷赶完会就来我家。外爷老了，拄着拐杖，腰也佝偻着。头上戴着瓜皮帽，帽子下面夹块脏兮兮的白布，不为擦汗，也许为了遮阳。戴个石头眼镜，黄铜镶嵌，不为时髦，想必因为白内障。裤脚用黑布缠着，一拃宽，像窄了不少的绑腿。

父亲母亲待外爷挺好。父亲提前买好了烟，放在小桌子上。大前门，三毛五，真舍得！外爷看见纸烟，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收起旱烟袋，一支接一支地抽，直到母亲端过来荷包蛋。烟抽了不少，地上的烟屁股至少四五个，还用脚踩过，歪七八扭。荷包蛋三个，白里透着金黄，肯定加了白糖。母亲真是，我发烧时才吃一个！

母亲对外爷也有怨愤。母亲说，小时候想上学，可外爷说，闺女家上什么学，上了学长大就飞走了。母亲说，不识字就只能当个睁眼瞎，读书都读不下来。外爷来我家，烟足蛋饱后，母亲就会让我去问他，当初为啥不让上学。我跑过去叉着腰，恶狠狠地质问，外爷干笑着，眼神浑浊不清，不知是流了眼泪还是晶状体老化的缘故。

日子就这样过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哪一天，母亲说秀哥结婚了，新娘是秀哥的表妹，亲上加亲。可不敢，这是近亲结婚，记得老师讲过，我嚷嚷着。母亲沉默会儿说，你外爷，唉……

又不知哪一天，我放学了，母亲疲惫地从龙虎滩回来，说外爷死了，已经埋了，离城墙不远。母亲嘟囔，外爷去赶集，身上的五块钱被偷了，气得吃不下饭。母亲又说，收拾外爷的床，发现破烂的苇席下面还压着两百块钱。

两百块，这是银匠留给秀哥的全部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