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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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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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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见

2026年1月1日,我没像往年那样在家,而是去了颐乐园养老院……今年的元旦和往年不同,以往都是阳光明媚的。今年一反常态,天空积满了乌云,阴雨绵绵。

活动要求九点半集合,我提前半小时到了。门口空无一人,只有雨声。

一个骑电瓶车的大叔停在面前,焦急地比画,雨点砸在他的车座上。我摘下耳机问了好几遍,才听明白:“李惠利东部院区,是对面吗?”他尽力说着普通话。我抬头,对面楼顶正是那几个大字。“是的,就是对面。”

大叔走后,我看了看手机,此时已经快接近集合时间,但是门口一个人都没有。不能这么等下去,我想着给负责人打了个电话。“嘟嘟嘟……”电话没多久就被接起。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负责人蔡姐。那时,我还不知道她身上藏着一个大秘密。

电话里的宁波话,我只能听懂一半。最后是门卫叔叔帮我听明白,才放我进去。

蔡姐在活动室门口招手。一件暗红色的长羽绒服,在灰黄的天色与墙面间,扎眼地亮着。

走近了,才看清不该叫“姐”。她很瘦小,颧骨凸出,面颊凹陷。蜡黄的脸上,皱纹像被用力揉过的纸。手背上的血管,和皱起的皮肤缠在一起。

“阿姨好。”

“你好。”她回得简短,或许觉得我太稚气。沉默令人尴尬。我找话问:“今天要打扫卫生吗?”

“就看望一位老人,聊聊天。”她看我一眼,掏出三块黑米糕,“早饭吃了吗?”

“哈哈,我减肥不吃早饭了。”

得知我是第一次来,她的话匣子才打开:“这里是高端养老院,打扫、理发都有专人。能进来的,非富即贵。今天看望的是一位94岁的退伍老兵,就一位,中午前结束。”

“好的,好的。”蔡姨,短短几句话就大概地交代了今天的工作内容。

时间到了9点半还是只有我和蔡姨两个人,她开始焦躁。拿出手机另外一位阿姐人(宁波话,称呼大姐的意思)。但是蔡姨发现自己被拉黑了。我能感受到她的愤怒,嘴巴里开始,嘀嘀咕嘀嘀咕的抱怨了。没多久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我们的面前。

阿姐人出现了。

蔡姨抱怨道,“侬咋回事替(你怎么回事!),咋的窝拉黑啦!(怎么给我拉黑了)。”

那位阿姨圆圆胖胖,赶紧上前挽住蔡姐的手,用宁波话急急地解释:“怎么可能拉黑你?我手机都玩不会。”

“好嘞,好嘞,给次原谅侬(好了好了,这次原谅你了)。”蔡姐回道。

阿姐人的老公把看望老人的礼品拿下了车。我知道,我可以不懂,但是眼里得有活。迅速上前帮阿姐人的老公搬礼品。

蔡姨往礼品上贴上了,“海曙区阳光公益”几个大字,我学着蔡姨把这几个红色的大字,贴在了礼品的正面。

贴完公益标签,已近十点,最后一位陈小姐还未到。“贼嘎慢,电话打个。”蔡姨催促。阿姐人眯眼找号码,我接过号码纸,用手机拨通。风声很大,对方吼着说还有一刻钟。我转告蔡姐,她拎起礼品,叹了口气:“我两小时前就到了……”

抱怨归抱怨,蔡姐已快步走向老人楼。我抢着拿过礼品,没手撑伞,雨淋在身上,带着刺骨的冷意。空气是阴冷的灰,路旁是寂寥的黄。

一个老人在窗户旁边向蔡姨招手,蔡姨大声喊道,“爸爸,我来看你了。”

“快来,快来,莫东晋(别冻着了)”

那时,我脑子还没反应过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望的老人。我还在想,蔡姐在这个养老院真受欢迎。直到走进那间屋子。

这是个双人间,房间里即使灯全开了,也依旧昏暗。木制的地板微微翘起。老人仅有一张不到1平米的小木桌,整整齐齐地存放着他的私人物品。单人床上的被子整齐地叠放着。老人面色红润,腰杆挺直,声音中气十足。

一开始,我以为同屋的人出去了,直到隔壁床传来“嗯……嗯……”的低吟。我才发现厚重的被子下还躺着一个人。

“他中风了。只能躺在床上。”阿姐人小声说。

“人老了,没用场了(没用了)。”老人的声音透着一股无力。

我转过头,看见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年轻军人的黑白照,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另一张是面前这位老人的笑脸,上面写着“恭祝李瑞昂老人九十华诞”。

老人的眉眼间莫名像我的爷爷。他也是老兵,抗美援朝回来的。都是一脸的慈祥和和蔼可亲。小时候总喜欢翻爷爷的紫檀衣柜,一件件衣服底下藏着的是一枚枚勋章。

小时候的我哪懂那么多,不管藏得多深,统统翻出来被我当玩具玩。奶奶看见总是会阻止我。爷爷总是会笑道“有什么勋章,比我腿上的伤更有纪念,让孩子玩吧。”

我爷爷的一只腿中了子弹,肌肉坏死,被剜掉了一块肉……

在我还读幼儿园的时候,是小班和中班那个年纪。大概是四五岁吧。爷爷每天凌晨四点会拉我起床,跑一公里的路。边跑边唱“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每次唱得都不一样。“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听吧 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在前方”或许我不会完整地唱,但这些歌,确确实实地刻进了我的骨血里。

爷爷总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排长。或许,他真把我当成了他的兵。

“嗯……嗯……嗯……”旁边的老人持续地低吟着,护士拿了几袋药水进来。我想应该是要打针了。

发现墙上照片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阿姐人的老公。他问老人,“以前当是什么兵?是抗美援朝的,还是抗日的?”

老人回答道,“我是解放军,高中没读完,自愿参加入伍的……”

这时,蔡姐抽出空提醒我道,“另一个人怎么还没来,我们快结束了。”

我又赶紧掏出手机,出了房间给陈小姐电话。阿姐人也跟了出来,挽上了我的手。和我一起去接陈小姐。

阿姐人说道,这个老人看着很健康比蔡姨的身体要好。蔡姨本来是白白胖胖的,现在人变得面黄肌瘦的。这个阿姐人,亲近的自来熟,反而消减了我的不安。

陈小姐终于到了,带着她大约四五岁的儿子到了。

大家都默契地没说啥,陈小姐在不断地道歉,“我迟到这么久,我就不签到了。”

“没关系的。”阿姐人安抚道

估计是听不懂方言,小男孩木讷地站在房间里。小手死死地拽住妈妈的衣角。安静地听大人们交谈着。

我想应该是我的目光过于炙热,又或许是我隐忍的泪花终究没有逃过这个94岁老兵的鹰眼。他带着灵桥牌的普通话问我“小娘(小姑娘),你是什么身份啦?”

“阿爷,窝似大握撒(爷爷,我是大学生。)”

“大握撒好欸,侬要拉拉都上去,研究撒,博士撒(大学生好啊,你要继续往上读,研究生,博士生)”老人目光炯炯地说着,眼里充满了羡慕。“现在的大学生是满地的白菜,不像我那个时候,连书都没得读……”

大局当前,国家在前,个人在后啊。

“阿爸,啊啦要气嘞(爸爸,我们要回去了)”蔡姨说道,我们团队和这位老人留了一张合照,我觉得也是全家福!

老人的眼睛瞬间红了,声音也带上了哭腔,“侬慢慢走哦。(你们慢慢走,注意安全)”

“阿爸,莫哭,莫哭,明年再来看侬。”蔡姨温声安抚着,手中的纸巾擦拭着老人的眼角。

“莫哭,莫哭……”她不断地重复着。房间里很静,只有隔壁床含糊的呻吟,和纸巾摩擦皮肤的细微声响。

“爷爷,再见。”

“爸爸,再见。”

“叔叔,再见。”

......

退出房间的那一瞬间,我红色的保温杯,“砰”的一声掉落在了地上,一声巨响,砸在了我的心中。又或许是其他什么砸的。门合上的一瞬,隐约有哭声被掐断了线。

去地铁的路上,我和蔡姐同撑一把伞。

“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成立11年了,今年是第11年。”

雨打在我透明的伞上,天空还是那么的阴沉。

“蔡姐,这11年都会来看这个老人吗?”我试图接蔡姨的话。

“11年如一日,每个元旦都会来看他。”

空气随着蔡姐的话,又沉寂了。蔡姐生的是什么病,这个疑问在我心中不断地盘旋着。强劲的冷风把伞吹变了形。雨水拍打着我的脸。

“方便问下,您生的是什么病吗?”

蔡姐说话明显哽咽了,“我是十二指肠,生了病。”顿了下“是肿瘤”她吞吞吐吐的“恶性的”又顿了一下,仿佛是用尽全身力气才把话挤了出来“是晚期。”

明年见,明年见。真的还有明年吗?

到站了,我终究是浑浑噩噩地下了地铁。没有像往常那样扫共享电瓶车回家。我像个游魂往“家”的方向走着。

走过一座高架桥下,绿化带中的草在冬季郁郁葱葱地长着。桥上是这座城市永不停歇的车流。但这绿草,在冬季,在这喧嚣的阴影里,城市浑浊的空气中,硬是挤出了一捧鲜亮,近乎倔强的生机。

绿草的根扎在桥体和地面有限的泥土中,但也就是这样。一片接着一片,变成了一座绿色的小岛屿。

冷风灌进领口,我大口呼吸。老人叫什么,似乎不再重要。红色保温杯又一次掉在地上,闷响沉入湿漉漉的地砖。我忽然觉得,那一声响,从未止息。从爷爷腿上溃烂的伤口,到老人墙上的照片,再到蔡姐保温杯里晃动的水,它一直在响。穿过近一个世纪的风,还在往骨头的缝隙里钻。

雨还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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