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垴上的土坯场,如今已寻不见沿镇中学的踪影了。我站在那片空地上,脚下踩着干裂的黄土,四顾茫然。三十余载光阴流过,竟连一块砖、半片瓦也不曾留下。
记忆中的校门朝东,两棵歪脖子槐树算是门面。如今槐树也不知所终,唯有野草在风里摇晃。当年我们排着队从那槐树下走进走出,树影斑驳地落在蓝布衫上。如今想来,那树影大约也随学校一道消尽了。
土坯场的东头原是一排教室,青砖砌的墙,顶上铺着黑瓦。冬天漏风,夏天闷热。靠窗的座位最是抢手,因着能望见远处的山。山色常青,我们却总爱看,大约因那青色与教室里的灰暗太不相同。如今连地基也难辨认,只有几处略高的土堆,不知是否当年墙基所在。
操场在教室西面,不过是一块压平了的黄土地。体育老师姓钟,戴着眼镜,嗓门极大。他总嫌我们跑得慢,说我们"像群瘟鸡"。我们便在背后叫他"钟瘟鸡"。这外号不知是谁起的,总之很快传开了。钟老师想必早忘了这些事,或者根本不曾知晓。人对于他人记忆中的自己,总是茫然的。
我当学生会主席那年,学校组织过一次歌咏比赛。各班在操场上排开,唱些《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歌。我站在土台子上报幕,腿抖得厉害。台下黑压压一片脑袋,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如今那土台子自然没了痕迹,连当年踩实的土地也重新松软,长出些不知名的草来。
食堂在西北角,砖砌的烟囱老高。周三中午固定吃包子,萝卜馅的,油水少,但总比平日清汤寡水的菜强。石工友爱往馅里掺粉丝,说是"增加营养"。我们私下算过,一个包子里的粉丝不超过三根。如今烟囱早倒了,砖头大约被附近村民捡去砌了猪圈。石工友若还活着,该有八九十岁了吧?
教室后头原有一片小树林,杨树居多。午休时男生爱去那儿抽烟,把"大前门"的烟盒藏在树洞里。教导主任抓过几次,总也抓不净。现在树林没了,地上零星立着几棵小树苗,细得可怜。不知当年那些抽烟的少年,如今肺可还好?
校舍后面往东二百米有口水井,青石砌的。夏天井水凉,值日生得早起去打水,供老师们泡茶。井台常湿,长着青苔。有次我滑了一跤,水桶砸在井沿上,磕掉一块漆。那疤现在该是还在的,只是井已被填平,上面种了玉米。玉米秆在风里沙沙响,倒像在笑话我的多愁善感。
初二那年冬天特别冷,教室的窗户糊了报纸还是漏风。校友程时金从家带了块塑料布,我们钉在窗框上。风一吹,塑料布就哗啦哗啦响,像有鬼在拍打。程时金后来去了深圳,听说发了财。不知他可还记得那块响个不停的塑料布?
教师办公室是单独的一排平房,门前有棵梨树。春天开白花,秋天结小梨,酸得倒牙。校长姓方,爱在梨树下训话。他说话慢,总爱用"这个嘛"开头。我们私下数过,一次训话能说五十多个"这个嘛"。方校长退休后搬去了县城,梨树想必随学校一起消失了。
最难忘的是下雨天。土坯场变成泥潭,教室地面返潮,能闻见泥土的腥气。女生们把裤腿卷起来,男生干脆赤脚。雨滴打在瓦片上,声音大得盖过老师讲课。如今瓦片不知散落何处,那雨声却似乎还在耳边。
学校东墙外有条小路,通向后山。春天长满野花,我们常溜去采。教导主任说那是"资产阶级情调",可没收不了漫山遍野的野花。现在小路已被灌木淹没,野花想必照常开着,只是无人采摘了。
八九年我毕业离校时,同学们在操场上合影。照片早已发黄,可那些面孔还记得清楚:石磊个儿大总站最后排,杨裕云爱揪辫子,石慧芬一笑就露出虎牙。他们如今散在各处,有的当了奶奶,有的已不在人世。土坯场上的笑声,终究是飘散了。
我在空地上转了几圈,想找出哪怕一丁点当年的痕迹。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了。风掠过野草,发出细微的声响。这风声,与三十年前掠过教室屋檐的风,可是一样的么?
太阳西斜,该走了。转身时踢到半块砖,埋在土里只露出一角。我蹲下去挖,发现是半截青砖,边缘参差不齐,像是被硬生生敲断的。不知这是当年哪间屋子的砖。我摩挲着砖上的裂痕,最终又把它埋了回去。
土坯场终将彻底消失,连这半块砖也会化为尘土。而记得它的人,也会一个个离去。这原是人世的常态,只是站在这里,不免有些怔忡。
回望一眼这片荒地,野草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恍惚间,我似乎又听见了放学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