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

我离开白浪山下的邓通府，已经快三十年了。这座海拔600余米的山在鄂东南不算高，但站在山顶能望见整片丘陵起起伏伏，像海浪凝固在蓝天下。每次想起老家，最先浮上来的，是村头那片被老樟树笼罩的荷塘，荷叶挨着荷叶，把水面遮得严严实实。

邓通府是个实打实的邓姓大村子，最兴旺的时候住着快两百户人家。听老辈人说，祖上是元末明初从江西临川迁过来的，一代代守着这片山坳生息。村子里连棵梨树都没有，偏偏村口那几棵老樟树，得三四个汉子才能合抱。树皮皴裂得像老人手背，树洞里还藏着小孩子们的秘密——谁家偷藏的弹珠，或是舍不得吃的硬糖，都塞在那些裂缝里。

我家在村子下马石，推开后门就能望见白浪山。三间青砖瓦房是爷爷那辈盖的，房檐下挂着母亲晒的干辣椒，风一吹就晃悠。屋前有块方正的晒谷场，晒满稻谷时金灿灿一片，像铺了张会呼吸的金毯子。我小时候总爱躺在谷堆上，看老樟树枝桠间漏下的阳光，斑斑驳驳地洒在脸上。

要说村里最热闹的地界，还得数村头的荷塘。夏天荷叶长得比人高，粉白的荷花藏在里头，风一吹就露出半张脸。清晨女人们蹲在塘边浣衣，棒槌敲打声混着谈笑声；傍晚孩子们脱了鞋在浅水区摸田螺，惊得青蛙扑通扑通往荷叶下钻。有年夏天我跟着表弟摸鱼，裤腿卷得老高，结果被塘泥滑倒，浑身裹着黑泥回家，被母亲追着满院子打。

挨着荷塘的，是那口老井。井台用整块的青石板砌成，经年累月被木桶绳子磨出一道道深痕。井水透着股特有的矿物味，冬暖夏凉。三伏天打上来的水，灌进葫芦瓢里喝，先是清甜，后味带着点涩涩的矿物质回甘，能凉到后脊梁。老辈人总说，这井水养人，喝了嗓子清亮，所以村里出了不少能唱山歌的好手。可惜现在井沿都裂了缝，井底积着落叶，凑近还能闻到腐叶混着铁锈的怪味，再没见过打水的人。

村里的陈先生，是最有学问的人。他住在祠堂边上的偏房，推开窗就能看见荷塘。那些发黄的线装书摞得比人高，我六岁那年，他握着我的手写“人”字，笔锋带着墨香。“这一撇一捺，要站得直，行得正。”他总这么说。后来祠堂翻新，老房子拆了，陈先生的书不知道去了哪儿，只记得他戴着铜框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比白浪山的泉水还清亮。

十二岁离开那天，母亲天没亮就起来煮鸡蛋。她把六个鸡蛋用红纸包好，塞进我的蓝布书包，指尖还有灶台熏出的烟味。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里。”他这话像是说给烟锅听的，等我走出村口回头望，两个模糊的影子还立在老樟树下，像两棵不会动的树。

这一走就是三十年。刚开始在沿镇中学读书，晚上睡不着就数窗外的星星，总觉得和老家的不一样。后来工作、成家、有了女儿，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摆，忙得顾不上想老家。可每年清明，心里就空落落的，像有根看不见的线，从白浪山一直牵到我这儿。

三年前带着二十岁的女儿回邓通府，差点迷了路。原来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换成了楼房，连山脚下的梯田都荒了。村口的老樟树还在，只是树干空了大半，靠着支架撑着。荷塘填了一半，剩下的水面漂着几片褪色的塑料袋，偶尔被风掀起一角，像给谁皱巴巴的衣角。几个老人坐在新修的广场上晒太阳，其中一个握着竹烟杆的身影有些眼熟——老柱还保持着三十年前的习惯，总爱用烟杆敲自己的鞋帮子，嗒嗒嗒的声音混着咳嗽声。他眯着眼打量我半天，突然一拍大腿：“是安呀！”他头发白了大半，眼角的皱纹能夹死苍蝇，说话时烟锅里的烟灰簌簌往下掉。

老屋的砖墙塌了一角，野蒿丛里还混着几株父亲当年种的艾草和薄荷。小时候感冒咳嗽，母亲就会摘几片薄荷叶，和着老井水煮成汤，苦涩里带着清冽的香气。女儿蹲在瓦砾堆里翻找，突然皱起鼻子：“爸，这草味好冲。”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和艾草的气息撞在一起，让我想起母亲围裙上永远洗不掉的油烟味，那是柴火灶和腊肉混着干辣椒的味道，如今也渗进了老屋的墙砖缝里。

去看父母时，父亲正在院里编竹筐，手背上的血管像老樟树的根。母亲围着蓝布围裙从厨房出来，白发比三年前又多了。饭桌上摆着腊肉炒笋干，还是记忆里的味道，母亲一个劲往女儿碗里夹菜：“多吃点，长身体。”女儿身上的香水味时不时飘过来，和母亲围裙上的油烟味在蒸汽里纠缠，像两条拧不到一起的麻绳。

临走前又去了趟老井，女儿好奇地探头张望：“爸，你小时候真在这儿打水？”我蹲下来摸了摸井沿的青苔，冰凉的触感像回到了从前。山风掠过老樟树，叶子沙沙响，恍惚间又听见陈先生念书的声音，看见荷塘里翻飞的蜻蜓。

车子启动时，女儿问：“我们还会回来吗？”我望着后视镜里渐渐缩小的白浪山，说：“会的，这儿是根。”可我知道，对她来说，这里只是父亲故事里的地方。真正的根，得自己往下扎，就像老樟树枝头冒出的新芽，总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而那些交织着油烟、草药与香水的气味，或许会成为新的根系，在时光里慢慢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