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

刘拐子本来叫刘长礼，也不叫刘长礼，应该叫刘长命。刘长命第一天去上私塾时，先生问他叫什么，他指指脖子里的长命锁说:“就叫这个”。先生点点头，思忖了一下:“学名不如就叫个长礼吧！”

刘长礼五岁那年，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日本鬼子打进了宛平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二是村里的男人大多去参军了，这里面就包括他的父亲和私塾先生；第三件事则是他从读了一个多月的私塾回了家，没学上了。或许这三件事本来就是一件事，总之那天黄昏刘长礼一瘸一拐地回了家，进门看了看母亲，母亲又看了看他，哭了。

一直到了十二岁那年，刘长礼才摘下长命锁。说起来这长命锁原本是刘长礼满月时发了场高烧——一连几天不退——后来烧总算退了，刘父托人给寻的。可没想到病后落下了根儿，腿还是瘸了。这一年入冬时，村里一些人复员回村了，可刘长礼的父亲和私塾先生却一直没有回来。到了第二年夏天，刘长礼的母亲也去世了，二舅来操办了葬礼。出殡的这天早上，刘长礼在送葬队伍最前面挑着引魂幡，一瘸一瘸地和吹唢呐的人一并走着。后来二舅搬进了刘长礼家，他问刘长礼愿意去学唢呐还是学木匠，刘长礼想了想说学唢呐。原来这唢呐师傅正是那天送殡时和刘长礼一并走的那个人，说起来这人姓罗，吹了二十多年唢呐，平日里也不怎么跟人搭腔，只是唢呐吹的很讲究，远近闻名，十里八乡有红白事大都找他。偏是这老罗又有一古怪规矩——凡是吹唢呐，必然得站着吹。一次宴事得起坐几十回，别人不解，他只是淡淡说道:“规矩是这样”。

刘长礼过完十八岁生日时，已经跟老罗学了五六年唢呐，虽然草枯黄又翠绿了五六次，但他真正跟老罗学唢呐的工夫也只不过是晚上交集的短暂时光。老罗又一直没有娶妻，当然也没有子嗣，对刘长礼倒也算视如己出，好在刘长礼又懂事听话，一直对学唢呐很上心，师徒二人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度过了几年光景。白天老罗要么去做工，要么去给人吹唢呐；刘长礼则去给陈地主家放牛，牛吃足卧歇时，刘长礼便掏出唢呐在原野上鼓着腮帮子练习。几年间春去秋来南雁北飞，本领也就在这之中日渐增长。这一年立冬那天，刘长礼放牛的地主家陈老太爷去世了，这老太爷是光绪时候的举人，活了八十多岁，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到出殡时，陈家请了五个人来吹《百鸟朝凤》，这之中自然少不了老罗，谁知老罗来时还带了个一瘸一拐的年轻人跟在他身后——这可不就是小牛倌拐子嘛！到了起棺时老罗开了头腔，随后其他四个人紧接着一并吹了起来。这拐子大吸两口气，鼓足了劲，也吹起手中的唢呐，时而间关莺语，时而杜鹃啼血，一曲也竟让他《百鸟朝凤》吹的有模有样，毫不逊色于其他几个人。也是在这之后，人人都知道了吹唢呐很讲究的老罗原来还有个很年轻厉害的牛倌徒弟，只是大家都叫他拐子，很少有人叫他刘长礼。

不久，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始了，刘长礼的放牛生活也随之宣告终结，从此便和老罗一块儿四处讨生活。又过了几年，村里架起了好几个高台，说是要大炼钢铁。老罗家门上的铁栓一并灶台上的大锅小锅，全都给拔了去。唢呐虽是铜的，老罗好说歹说，但终究还是交了公。而刘长礼的唢呐却意外保留了下来，原因是此后的日子他每天都要去高台吹《南泥湾》之类的曲子给炼铁的人们鼓劲打气。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几年后刘长礼竟被选进了军文工团吹小号，虽然也吹的差强人意，但毕竟他是拐子的原因，又把它换到队伍后面去敲鼓，刘长礼倒也乐呵呵地去了。坎坷岁月竞帆过，回首历历皆蹉跎。到改革开放后，老罗早已去世好几年，刘长礼按老罗侄子说的找到老罗坟旁埋给他的那把唢呐，又开始重操旧业。只是此后刘长礼多是去丧事，红事上很少再见到他。

好些年前祖父去世时，家里请了刘长礼来吹唢呐。我们都叫他“拐爷”，那时他虽满头白发，牙口却很好，一口整齐结实的牙，像大米一样。家里给他架了床架板凳，他却不怎么坐。每来一个吊丧的人，他总是摇摇晃晃地急忙站起来再吹唢呐，完了又将唢呐仔细擦拭一遍……过了几年，“拐爷”也去世了，他的一个外甥去收拾他的东西时，只发现他留下的不过是几件洗得发白却整齐的中山装和两把锃亮的唢呐。这以后乡里吹唢呐的人越来越少了，而且再也没有谁的唢呐能吹得比刘长礼更响。后来时不时听镇子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拐子大概是叫刘长礼吧——或者叫刘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