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帽下的归途

我回到永兴村那天，正赶上七月的一个晌午。太阳像一块烧红的铁饼，悬在头顶，把田野蒸得发白。风从南河的水面爬上来，带着潮湿的腥气，掠过无边稻浪，却带不走一丝的燥热。我拎着一只半空的旅行包，整了整头上的旧草帽——麦秆已经泛黄，帽檐磨损，一圈黑布补丁像结痂的疤。那是我父亲给我的草帽，戴回来，感到现在还受着它的荫护。

村口的老榆树还在，只是更老了，树皮皲裂得像龟甲。树底下，一条土路笔直插进村子，路两旁的野草高过膝盖，绿得晃眼。我伸手摸了摸榆树，指腹沾了一层灰白的粉。二十年前，我离家时，这树还不及碗口粗，如今已两人合抱。树没变，路没变，变的是草帽的主人——父亲走了，母亲也走了，草帽便跟着我，像一枚寄不出的旧邮票。

我沿着土路往村里走，鞋底踏起细碎的尘土。稻田在两侧铺展，稻穗低垂，像无数谦卑的头颅。风过时，它们便齐刷刷地晃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窃窃私语。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和稻浪的频率渐渐重合。这声音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离开永兴村的三十多年，我在城市的写字楼里，听惯了空调压缩机的嗡鸣，听惯了火车进站的呼啸，却再没听过稻穗与风的合奏。

走到村中央的老井旁，我停下。井台是石板砌的，边缘被井绳磨出一道道深沟，像岁月刻在脸上的皱纹。井口覆着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板上搁着一只塑料桶，桶里盛着半桶清水，水面漂着几片草叶。我俯身，看见自己的脸——被草帽的阴影切成两半，一半明亮，一半晦暗。我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打水，我趴在井沿，看他用扁担勾起水桶，“吱呀”一声，一桶光亮便晃了出来。如今扁担没了，父亲没了，只剩井水还亮着，像一枚不肯熄灭的灯芯。

“你是……老孟家的三小子？”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皮。

我回头，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老人戴着草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眼睛。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脚卷到膝盖，露出黝黑的小腿，上面爬满蚯蚓似的青筋。我愣了片刻，才认出是李大爷——当年生产队的饲养员，最爱在冬天的牛棚里讲古。

“李大爷，是我。”我摘下草帽，攥在手里，像递上一封迟到多年的信。

李大爷眯起眼，眼角的皱纹像扇面般展开。他伸手，粗糙的掌心在我胳膊上捏了捏，像在确认一块土地的墒情。

“黑了，瘦了，”他说，“像你爹三十那年。”

我喉咙发紧。李大爷的草帽也是旧的，帽顶塌了一块，像被岁月按了个坑。他抬手，用食指敲了敲我的草帽檐：“这帽子，你爹戴了二十年，麦秆都浸透了汗，结实着呢。”

我们站在井台边，影子投在地上，像两片被风撕碎的叶子。远处，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接着是女人的笑骂，孩子的尖叫。李大爷说，村里现在种水稻的多，年轻人却少，多半出去打工了。剩下的老人，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他说这话时，眼睛望向稻田尽头，那里有一座新坟，坟头插着半截柳枝，嫩叶在风里颤抖。

走近老屋，我抬头，看见那三间土坯房——屋顶的茅草黄中透黑，像一块烤焦的饼。烟囱歪着，没冒烟。门楣上，“光荣之家”的牌子还在，只是红漆剥落，剩下一行模糊的凹痕。我走近，门没锁，吱呀一声开了。屋里昏暗，只有北窗透进一束光，光里浮着细小的尘埃。灶台塌了一角，铁锅锈成了赭红色。炕上，铺着一张旧苇席，席边蜷着一只花猫，听见动静，抬头喵了一声，又趴下。

我摘下草帽，挂在墙上的钉子上——那是父亲挂草帽的地方。钉子的位置不高，我伸手可及，却仿佛隔着多少年的光阴。指尖触到帽檐，一粒干硬的泥土掉下来，砸在地上，碎成粉。我蹲下身，看见地上的裂缝，像干涸的河床。裂缝里，钻出一株蒲公英，顶着毛茸茸的脑袋，在风里摇晃。

午后，我戴着草帽去地里。李大爷说，村东那片稻田，如今是他的堂弟在种。堂弟小我十岁，小时候总跟在我屁股后头，鼻涕过河，袖口当毛巾。我走到田埂上，看见他弯着腰，在稻丛里拔草。听见脚步声，他直起身，手里攥着一把稗子，冲我笑。他的草帽比我的新，帽檐却同样低垂，遮住了半张脸。

“老三，回来了。”他喊，声音像刚磨过的镰刀，带着新鲜的刃口。我应答，我们蹲在田埂上抽烟。烟是“长白山”，五块钱一包，烟丝粗粝，呛得我咳嗽。他堂弟说，现在种地不挣钱，一亩水稻卖一千出头，种子化肥就得七八百。他种了五十亩，一年到头，剩不下几个钱。去年，媳妇跟他闹离婚，嫌村里穷，嫌他没出息。他蹲在田埂上，用草帽扇风，额头的汗珠滚进眼角，辣得他直眨眼。

“老三，你在城里，见多识广，”他吐出一口烟，“你说，咱这地，还能种出啥希望？”

我望着稻田，稻浪起伏，像一片绿色的海。远处，向南淌的河闪着银光，像绿色的平面上的一条裂缝。我想起父亲说过，三江平原的黑土，攥一把能攥出油来。可如今，油被榨干了，只剩下一层壳。我伸手，抓起一把土——土是湿的，却捏不成团，从指缝簌簌落下，像沙漏里的时间。

“种吧，”我说，“只要地还在，就得种。”他堂弟咧嘴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他指着我戴的草帽：“你戴，你爹说，这帽子辟邪。”

我戴着草帽，走进稻田。稻叶划过手臂，留下细小的红色的印痕，像大地给我的纹身。我弯腰，=拔草，指尖沾满泥腥。太阳西斜，草帽的影子投在稻丛上，像一枚移动的印章。我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把草帽留给我——它不是帽子，是一枚钥匙，能打开我胸口那道锈锁的钥匙。

傍晚，我回到老屋。李大爷送来一碗炖豆角，拎来一壶散装白酒。我们坐在院子里，就着月光喝酒。酒是辣的，豆角是咸的，月光是凉的。李大爷讲古，说五八年发大水，全村人爬上老榆树，三天三夜，靠啃树皮活命，土坯房塌了一半，用草帽接雨水喝。堂弟听得入神，我听得恍惚。故事里的苦难，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模糊却沉重。

夜深了，李大爷告辞。我独自坐在门槛上，草帽搁在膝头。月亮升上中天，像一面磨亮的铜镜，照着我的脸，也照着草帽上的补丁。补丁是母亲缝的，针脚细密，像一行行微型的田垄。我抚摸补丁，仿佛摸到母亲的手——那手粗糙，却温暖，能在一针一线里缝进整个雨季的晴朗。

远处，传来几声狗吠，接着是蛙鸣，此起彼伏，像大地在呼吸。我戴上草帽，走进院子。露水打湿裤脚，凉丝丝的。我抬头，看见银河倾泻，像一条发光的稻浪，从天边流到天边。我忽然想哭，却哭不出来。眼泪被岁月蒸发了，只剩下一层盐霜，糊在眼角。

第二天清晨，我起得早。我取下挂在墙上的草帽，戴在头上。“吱呀”一声推开门，风从稻田吹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腥。我沿着土路往外走，路过老榆树，树上有两只喜鹊，冲我“喳喳”叫。我挥挥手，像在告别，又像在迎接。

走到村口，我回头。永兴村在晨光中苏醒，屋顶升起袅袅炊烟，像大地伸出的柔软触角。草帽压低了，遮住我的眼睛，却遮不住心里的亮。我知道，这一走，又不知何时回来。但我知道，只要草帽还在，归途就还在——它像一枚永不褪色的邮戳，盖在我生命的信封上，邮戳上写着：永兴村，草帽下的归途。

我转身，大步向前。草帽在头顶轻轻摇晃，低垂的帽沿像父亲的手，拍了拍我的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