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盛开的凤仙花

一九七四年的清明，雨像细线，一针一线把村子缝在灰雾里。

十岁的我，穿着一件补丁叠补丁的蓝布褂子，每天放学要路过生产队的牛棚。牛棚是土墙草顶，门口有棵歪枣树，远看像驼背老人。

那天，枣树下蹲着个陌生的男人，敞开的衣怀，瘦得能数出一根根肋骨，鼻梁上架副断了腿的黑框眼镜，用白胶布缠着。他正把牛粪铲成小山一样齐，袖子卷到肘弯，露出的手腕像两根干树枝。我无意间听到大人们低声说：“新来的右派，姓沈，城里来的。”同伴也拽着我往远处走：“别靠近他，他是个坏人，来咱这里改造的。”可我偏偏看见了他抬眼的一瞬——那目光温温的，像井水，没有大人们说的“凶狠”，反倒有着说不出来的那种亲切。

隔了一天，很不走运的我在牛棚跟前摔倒在泥地里，膝盖翻出粉红的肉。我正咧嘴在哭，一个身穿洗得发白、折痕利落布衫的人蹲到了我的面前。“别动。”他声音不大，却像老师在课堂点名。

他从裤兜掏出一块手帕，四方方正，边角磨得起了毛，却仍是黄白。他用手帕沾了水，轻轻沾走我伤口上的泥，再轻轻按住了伤口。

“疼就咬牙，数一二三。”我数到“三”，他笑了，眼角牵出两条温柔的纹。

“等我啊。”他回牛棚，用粗瓷碗端来捣碎的凤仙花瓣，混着井水和盐。

“凤仙活血，不留疤。”他柔和的声音告诉我，又把花泥糊在我膝盖的伤口上，用那条手帕扎紧。手帕上飘出淡淡的皂角味，像母亲的怀抱。我忘了哭，只记得花瓣在伤口上凉丝丝，像星星落在皮肤。

从那以后，我成了牛棚的常客。我把母亲蒸的玉米面窝头掰一半，偷偷的掖在怀里一路小跑，趁没人的时候，塞进他手里。他先推让，后来看见我坚定的眼神才收下，可他又掰成两份，把其中一份再塞回给我。

“一起吃，这样吃才更香。”他笑得脸上像褶皱的布。

后来，又在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教我认字写字，用一根柳枝在地上写：

“上、中、下、人、口、手……”

我写得歪歪扭扭，他就用脚尖轻轻擦掉，再写一个端正的做示范。我恭敬又小心的问他：“沈……沈右派，您原来做什么的？”他推推眼镜，反问我：“你，你叫我什么？”我有些心虚：“叫你沈右派呀！”他无奈的笑出一声叹息，认真又严肃的对我说：“对，没毛病，我可告诉你，我是沈右派，但是我不是坏人啊。你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堂堂正正告诉你，我是教书，也教别人写这几个字。”

夜里，他用小刀削树枝，给我刻小兔子、小乌篷船，又拿旧《人民画报》，撕下一页，指着上面的高楼、火车：“以后你去城里，就坐这个。”我问他：“高楼有多高？”他伸出手指，在空气里划一条遥不可及的线：“有一百棵枣树接起来那么高。”我就睡觉都在想：“那么高的楼，得咋上去啊。”

七月的太阳像烧红的铁锅。队里派他挑大粪，从村头厕所到田里，来回三里地。别人避之都不及，他把粪桶梁上缠了旧布，怕勒手，然后一趟又一趟的去挑，渴得不行，我心里很疼他，就偷了家里的凉白开，灌进父亲装酱菜的空罐头瓶子里，一路跑，一路洒，等到他跟前只剩下半瓶子水了，递给他，他接过，“咕咚咕咚”喝下，喉结上下滚动。高兴得一气喝没了，连声对我说：“真解渴，甜”。他说。我看见他眼角亮晶晶的，却分不清是汗还是泪。他喝完水，继续挑粪，直到默默的完成任务，又把粪桶刷得锃亮。中午，知了叫得人心发焦。他喂完牛，蹲在水缸边舀水洗手，指节上全是血口子。

牛棚门口，他开出一畦地，撒下一把凤仙花籽。他说：“牛粪肥，花会长得欢。”一个月后，红的花、粉的花，在灰黑的牛粪堆旁开得耀眼。村里的孩子路过，伸手要摘。他拦住，蹲下去跟他们平视：“别摘完，留几朵让它结籽，明年还能看。”孩子们互相看看，竟也乖乖缩回手。我在人群后，第一次觉得“右派”两个字，离坏人很远。

一九七六年的霜降，村口开来了一辆绿色吉普车。到了牛棚门口，车停下，车上下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递给站在门口的沈右派一张盖红章的信纸。一个干部说：“沈文愈同志，组织决定为你平反，跟我们回省城。”他接过纸，手抖得像风里的枯叶，却努力挺直脊背。

消息像火星，瞬间点着一村人的舌头。“哎呦，他原来是冤枉的！”“人家是大学教授呢！”牛棚前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却没人敢第一个上前。他收拾行李：一条薄被、两套换洗衣裳、一摞用草绳捆好的书。衣裳依旧叠得方正，书角却用砂纸磨得圆润。最后，他解下门口晒的一小包凤仙花籽，放进缝补过的布袋，又把那本掉皮字典递给气喘吁吁也来看热闹的我。

“字典旧了，字还是新的。想我时，就种花。”我攥着布袋，鼻子发酸：“右派，您还回来吗？”

他摸摸我的头，掌心有牛粪与凤仙花混合的味道，哈哈笑道：“右派不回来了，你要好好读书，去城里看高楼，我等呕。”我很难受，眼睛里有了泪水，我使劲的控制，不让它淌下来，可是它偏不争气，还是淌下来了，我知道我舍不得他走！

吉普车卷起尘土，像一阵风，把他吹回城市。我追着车跑，直到被黄土淹没视线。那年我十二岁，第一次体会到离别是咸的。

我照他的话，把花籽撒在自家破瓦盆。第二年春，瓦盆爆出红云。我蹲在花前写生字：“沈、老、师、谢、谢、您。”妈妈路过，叹口气：“小右派真是个好人，倒是冤枉他了。”一句话，迟了两年，却让我哭得不能自已。

一九八五年，我考上省城的师范大学。火车驶过家乡的油菜田，我贴着车窗，在心里一遍遍练习重逢：老师，我来了，你还在等我吗？

可省城那么大，人海茫茫，我找不到他。我去教育局、去老大学、去旧书店，逢人便问：“您认识沈文愈先生吗？”有人摇头，有人告诉我一个模糊的地址。

我循着地址找去，却是拆迁后的废墟。推土机轰鸣，尘土像当年的吉普车尾巴。我站在瓦砾上，忽听身后有人喊：“小同学，你找人？”回头，是个修鞋的老伯。我把来龙去脉说了。老伯眯起眼：“沈老师？教中文的？早两年搬去北京女儿家了。”他递给我一张写着“北京海淀区××路”的便签，字迹歪斜，却像救命稻草。

我毕业留城，教小学语文。那年暑假，我坐了二十小时绿皮火车到北京。胡同深深，槐树把阳光剪成碎金。

我敲开一扇斑驳木门，开门的是位白发老人，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喷壶，正在浇一盆凤仙花。

“您找谁？”声音沙哑，却仍是记忆里那样温温的。我张了张嘴，竟然哽咽住。

他看看我，又看看我手里捧的瓦盆——盆里，凤仙花开得正艳。

“小……小淮？”他竟然记得我名字。我点头，泪如雨下。

他屋里，四壁皆书，凤仙花排在窗台，像一面面小旗。我掏出那本早已翻烂的字典，封皮用透明胶缠了又缠。他抚着字典，手指颤抖：“我平反后，年年托人捎花籽回村，不知能不能落到你手上。”我把瓦盆递给他：“年年都种，年年都开。”他笑，露出缺了半颗的门牙。我们隔着十六年的风尘，像两株凤仙，一老一少，终于并排。

傍晚，他留我吃炸酱面。窄小的厨房，酱油香混着花香。我问他：“先生，当年苦吗？”他夹一筷黄瓜丝，慢慢嚼：“苦啊，可一想到还有孩子等我教认字，就不觉得苦了。”我低头，眼泪掉进面碗。

离京前，他把一本新书塞进我行李——《现代汉语词典》，扉页写着：“赠小淮：

字里有光，照你一生。

沈文愈 1990.8.12”

二00二年，我收到北京来信，只有一句话：“花籽已撒，勿念。——沈”那年，他 八十岁。

我退休了，带着一箱凤仙花籽，回到老村。把花籽撒满荒废的牛棚旧址，春天一到，红粉交错，像一场迟到的盛宴。我在花丛中立一块小木牌：”沈文愈先生种花处”

孩子们围着问：“老师，右派是什么？”我蹲下，与他们平视：“右派是曾经被人叫错的名字，其实，是很好很好的人。”

如今，我六十六岁。每年凤仙花开，我就搬一把竹椅坐在花旁，读那本旧字典。风吹过，花瓣落在纸页上，像先生当年给我包扎伤口的手帕。月圆之夜，我抬头望天，自问自答：

“先生，您还好吗？”

“应该很好。就像我心里永远盛开的凤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