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华村的南河

永华村南二百米处，流淌着一条河。地图上叫它幸福河，我们村里人却从不这么叫。在我们的口语里，它只有一个名字——南河。这个名字朴素得像村里的土坯房，直白地指明了方位：村南的河。就像村北的叫北大坑，村西的叫西岗子，村北的树林子叫北林子。北大荒的村庄，讲究的是实在，不兴那些花里胡哨的称谓。

南河是人工挖的。这话现在说起来，年轻人可能不信：河还能是人挖出来的？但在那个"人定胜天"的年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天都能胜，何况挖一条河？开挖南河那年，母亲刚嫁到永华村。她常说，那是她这辈子见过的最壮观的场面。全县动员，万人会战，从西安红卫排灌站开始，一路向东，逢山开路，遇沟填土，硬是在平原上犁出了一条河道。母亲说起这些时，眼睛总是亮的，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大年三十都去挖半天大河。"这是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我小的时候，总以为她在夸张。大年三十，是祭祖的日子，是团圆的日子，怎么能去挖河？后来长大了，读了些书，才知道那是真的。1958年，或者再晚一些，具体年份母亲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那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年代。冬天是农闲，正是兴修水利的黄金期。全县的劳动力都集中到了挖河工地上，按军事化管理，编成团、营、连、排。永华村的人，被编在某个连某个排，负责某一段河道的开挖。

大年三十那天，工地上没有停工。公社领导说，要"以河为家，以苦为乐"。于是，永华村的老少爷们，在河底过了年。没有饺子，没有酒，只有冻得像石头一样的窝头和咸菜。但人们的热情是高涨的，歌声、口号声、铁锹碰撞冻土的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母亲没有去，她在家里守着刚出生的姐姐，但她能听见南边的动静——隐约的喇叭声，隐约的欢呼声，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外乡人也来了。这是母亲特别强调的。西安乡的、二道岗其他村的，甚至还有从更远地方调来的民工。他们分段施工，你挖一段，我挖一段，像接力赛一样，要把这条河挖到海边去——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这条河不过几十里长，但在当时人们的心里，它是要通向共产主义的。

外乡人住在哪儿？住在工地旁的临时工棚里，或者干脆住在老乡家。永华村来了几户？母亲说不清，只记得家里住过一对年轻夫妇，男的姓刘，女的姓周，说是从富锦那边来的。他们住了半个月，帮家里挑水、扫院子，临走时，周阿姨还送母亲一块花布。后来，河挖完了，他们走了，再也没有消息。母亲常常念叨："不知那两口子现在咋样了，有没有孩子，孩子多大了。"那条河，就是这样诞生的。它不是自然的馈赠，而是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

南河不长，从西向东，流经永华村的地界，不过三里地。但它却像一条腰带，把这个村庄紧紧地系在了三江平原的腹地。

河不宽，最宽处不过三十米，最窄处只有十几米。河水也不深，枯水期，挽起裤腿就能蹚过去；丰水期，也就齐胸深。但这条河，却有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河底是青黑色的淤泥，踩上去软绵绵的，能陷到脚踝；河岸长着柳树、杨树、芦苇、蒲草，春天泛青，夏天成荫，秋天枯黄，冬天挂雪；河水里有鱼，鲫鱼、鲶鱼、泥鳅，还有那种叫"麦穗"的小鱼，成群结队，像一片闪光的云。

河上有桥吗？有两个桥桥。一个是通往世一村的水泥板桥，一个是通往东南地的小木板桥。

河的两岸，是永华村的良田。南河分流后，一支向南，流向世一村；一支向东，浇灌着永华村的土地。那条向东的支流，是我们村的命脉。生产队时期，每到灌溉季节，河水就被引入条条水渠，流进每一块稻田。夜晚，能听见哗哗的水声，像有人在低声唱歌。老人们说，那是河神在保佑庄稼。我不信神，但我信那条河。没有它，永华村的稻子就不会那么香，大豆就不会那么饱满。

河的南岸，是一片荒地。说是荒地，其实也曾开垦过，但地势低洼，易涝，种啥啥不收，后来就弃了。那里长满了野草，成了放牧的好地方。生产队的牛、马、羊，都赶到那里去，由一个老汉看着。老汉姓马，独眼，孩子们都怕他。但他对牲口好，夏天给它们赶苍蝇，冬天给它们垫干草。我常常跟着伙伴们去南边看马爷爷放牛，其实是想偷摘河沿的野田星星。田星星熟了，紫黑色的，一把一把地吃，嘴唇染得乌黑，像中了毒。

河的北岸，离村子近，是菜地。每家每户都在那里分了自留地，种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菜地要浇水，离不开南河。父亲每天傍晚都要去挑水，两个木桶，一根扁担，从河边到菜地，一趟一趟，不知要跑多少回。我长大后，这活就落到了我身上。挑水是个技术活，水不能洒，肩不能歪，走起来要稳，像水上漂。我学了很久，肩膀磨出了茧子，才勉强合格。

南河就这样流淌着，不急不缓，像村里的日子。春天，它带着冰凌，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夏天，它映着蓝天白云，像一面镜子；秋天，它托着落叶，缓缓东流；冬天，它封冻了，冰层厚得能跑马车。四季轮回，南河不变，变的是河边的人，是村里的事。

南河给予永华村的，不仅是灌溉之利，还有口腹之欢。捕鱼是村里人的副业。生产队时期，这活是专人干的。队里有一条破木船，两挂渔网，由几个壮劳力轮流操持。捕到的鱼，按工分分配，或者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些零用钱。但更多的时候，鱼是"偷"来的——不是偷生产队的，是偷着捕的。所谓偷着捕，就是不在队里的安排下，私自下网。这在当时是"资本主义尾巴"，要被割的。但村里人管不了那么多，馋了，就夜里去。月光好的晚上，几个人约好，带着网，划着筏子，悄无声息地下了河。网是张开的，像一个大口袋，沉入水底，然后等着。等多久？看运气。有时一网下去，几十斤鱼；有时空空如也，只有几根水草。

父亲很少去。他说，这是犯错误的事。但母亲想吃，她就怂恿父亲："你去吧，抓两条给孩子尝尝腥。"父亲拗不过，就去了几次。每次回来，都是后半夜，鱼装在麻袋里，沉甸甸的。母亲连夜收拾，刮鳞，开膛，去内脏，然后炖上一锅。那香味，能飘出半条街。邻居们知道了，也不举报，只是第二天见面时，会挤挤眼睛："昨晚你家吃鱼了？"母亲就笑："哪呀，是咸菜炖豆腐。"大家心照不宣，这是永华村的默契。

除了捕鱼，还有摸蛤蜊。南河的淤泥里，藏着一种蛤蜊，不大，壳是黄褐色的，肉却鲜美。夏天，河水浅了，孩子们就下去摸。光脚踩进淤泥里，凉丝丝的，然后弯下腰，双手在泥里摸索。摸到了，是一个硬硬的壳，抠出来，扔进篮子。一个下午，能摸半篮子。回家用清水养几天，吐净泥沙，然后爆炒，或者煮汤，那鲜味儿，比鱼还胜三分。

最隆重的盛宴，是冬天凿冰捕鱼。河封冻了，冰层厚达半米，鱼在冰下憋得难受，正是捕捞的好时机。这时节，要全村出动。男人们带着冰穿，在冰上凿洞；女人们拿着篮子、盆子，在岸边等着。凿冰是个力气活，一钎下去，冰屑四溅，要凿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冰窟窿，得换好几个人。洞凿好了，就开始"搅鱼"——用一根长杆的抄箩，在冰下搅动。冰下的鱼被惊动了，四处乱窜，就都钻进了冰窟窿，被抄箩网住。那场面，惊心动魄，欢呼声、笑骂声，在冰面上回荡。

有一年，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年冬天特别冷，冰层特别厚，鱼也特别多。全村凿了十几个冰窟窿，捕了上千斤鱼。生产队决定，每户分五斤，剩下的卖到供销社去。分鱼那天，大队部门口排起了长队，像过年分猪肉一样热闹。我家分到了五条大鲫鱼，母亲做成了红烧鱼、糖醋鱼、鱼汤，吃了整整一个星期。那是我童年最奢侈的记忆。

南河不是一直温顺的。它也有发怒的时候，那便是一场劫难。我记得的第一次大水，是在我七八岁那年。那年夏天，雨下得特别勤，一连下了十几天，沟满壕平。南河的水位暴涨，漫过了河岸，涌进了村子。我家地势高，水只淹到了院子，但村南头的几家可就惨了，水进了屋，锅碗瓢盆都漂了起来。人们纷纷往高处跑，老人孩子先走，青壮年断后，赶着牲口，扛着粮食。那场面，像逃难。

水退之后，是一片狼藉。淤泥、垃圾、死鸡死鸭，到处都是。庄稼倒伏了，房屋裂缝了，人们的生活被打乱了。但北大荒人是坚韧的，水退人进，清淤、修房、补种，不到一个月，村子又恢复了原样。只是那年秋天，收成少了大半，人们的脸上多了几分愁容。

后来，上游修了水库，南河的水患少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河水少了。水库要蓄水，下游就断了流。原来常年流水的河，变成了季节河，春夏天还有水，秋冬就干涸了，只剩下河底的淤泥和乱石。河水少了，鱼也少了。原来一网几十斤，后来一网几条，再后来，连网都懒得下了。村里人说是"河神怒了"，要祭祀。于是，每年春天，有人家在河边烧纸、放鞭炮，祈求河神保佑。这当然是迷信，但人们需要一种仪式，来安抚自己的焦虑，来纪念那条曾经丰饶的河。

更严重的劫难，是污染。八十年代以后，农药、化肥开始大量使用。雨水一冲，残留的药肥流入河中，河水变了味，鱼也变了味。原来捉到的鱼，清水一煮，鲜香扑鼻；后来的鱼，煮出来有一股怪味，吃起来发苦。人们不敢吃了，捕鱼的热情也就淡了。

我离开永华村那年，南河已经不成样子了。河床淤积，水流细弱，两岸的柳树被砍了，芦苇被烧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河坡，像一个人被剃光了头发。我站在河边，想起小时候在这里游泳、捉鱼、摸蛤蜊，想起那些夏日的傍晚，河水被夕阳染成金色，我们在河里扑腾，像一群快乐的鸭子。这一切，都过去了，像是一场梦。

南河见证过太多的人事，有些已经随风而逝，有些还在记忆里鲜活。马爷爷死了。那个独眼的放牛老汉，死在一个冬天的早晨。人们发现他时，他躺在牛棚里，身边卧着那头老牛。牛还活着，他却走了。据说是心脏病，也可能是冻死的，反正没人说得清。生产队给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埋在了南河沿上，他放了一辈子牛的地方。他的坟很小，没有碑，只有一堆土，春去秋来，长满了野草。后来，地分了，牛卖了，他的坟也平掉了，种上了庄稼。现在，已经没人知道那里曾经埋着一个独眼老人。

刘阿姨回来了。就是那个挖河时住在我家的周阿姨，后来听说她丈夫姓刘，我就叫她刘阿姨。那是九十年代初，我已经在城里读书。暑假回家，发现家里坐着一个陌生的老太太，穿着时髦，说着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母亲介绍说："这是你刘阿姨，当年挖河时住咱家的。"我愣了一下，才想起母亲常说的那对年轻夫妇。刘阿姨老了，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她说，挖完河后，她和丈夫回了富锦，后来丈夫当了干部，她当了工人，退休后定居在南方。这次回来，是寻根的，想看看当年挖的河，看看当年住过的家。母亲陪她去了南河，回来后，两个人都哭了。刘阿姨说，河变了，变得她认不出来了；母亲也说，人也变了，都老了。

刘阿姨走后，再也没有回来。但她寄过一张照片，是她在南河边的留影。照片上的她，站在一座水泥桥上——那是后来修的桥，不是我们当年的石头桥——背景是干涸的河床和稀疏的柳树。照片背面，她写着："永华村，我的第二故乡；南河，我的青春。"

还有一个人，是南河的"守河人"。这不是官方的称谓，是村里人私下叫的。那人姓孙，年轻时是生产队的护林员，后来专门看护南河。看护什么？看护树木，看护河堤，也看护那些偷鱼的人。老孙头是个怪人，不爱说话，不爱串门，整天在河边转悠。他住在河沿上的一间土房里，一个人，养了几只鸡，种了一片菜，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我曾问他："孙大爷，你一个人住这儿不闷吗？"他说："闷啥？有河呢，河会说话。"我以为他开玩笑，但他一脸认真。后来我才慢慢理解，那条河，确实会说话。春天，它说希望；夏天，它说生长；秋天，它说收获；冬天，它说蛰伏。老孙头听了一辈子，他懂。老孙头死的时候，是春天。人们发现他没去河边，去他屋里一看，他已经躺在炕上，走了。脸上很安详，像睡着了一样。村里人商量，把他埋在了河边，紧挨着马爷爷的坟——虽然马爷爷的坟已经平了，但人们还记得那个位置。两个守河的人，在地下做了邻居。

我最近一次见到南河，桥是九十年代修的，很窄，只能过一辆车。桥下的河，已经不能叫河了。河床里长满了杂草，中间有一条细流，像一根绳子，蜿蜒向东。两岸的柳树，倒是还在，但老的多，新的少，显得萧瑟。我站在桥上，想起小时候我们在河里游泳、捉鱼、摸蛤蜊，想起那些夏日的傍晚，河水被夕阳染成金色。这一切，都像上辈子的事了。村里人说，南河早就废了。上游的水库截流，下游的渠道淤塞，这条河已经失去了灌溉的功能。现在种地，全靠机井，柴油机一响，水就抽上来了，谁还指望那条河？年轻人甚至不知道，那条河曾经养活过全村的人。但老人们还记得。他们坐在墙根下晒太阳，说起南河，眼睛还会亮起来。"那时候的鱼啊，多！""那时候的水啊，甜！""那时候的年三十，还在河上挖泥呢！"他们的记忆，是南河最后的见证。

我也记得。我记得那条河的一切：它的宽度，它的深度，它的流速，它的味道；我记得河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漩涡；我记得那些在河边发生的故事，那些欢笑和泪水，那些生离和死别。这一切，构成了我生命中最底层的记忆，像河底的淤泥，沉积在心底，永远不可能被冲刷干净。

南河，永华村的南河，人工开挖的南河，"人定胜天"的产物，"人定胜天"的讽刺。它曾经那么重要，重要到人们大年三十都不休息，要去挖它；它曾经那么丰饶，丰饶到能养活一村人的口腹；它曾经那么美丽，美丽到是我童年全部的乐趣。如今，它干涸了，被遗忘了，像那些挖河的人，像那些岁月，像那个火热的年代。

但我不怨。我知道，一切都有尽头，河流如此，人生如此，时代也如此。南河完成了它的使命，它滋养过这片土地，滋养过我，这就够了。就像那些挖河的人，他们流了汗，甚至流了血，但他们留下了一条河，留下了一段历史，留下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或许盲目，或许狂热，但它是真实的，是那个时代人们最真挚的信仰。

我站在桥上，看着那条细流，默默地说：南河，你慢些走。你走了，我的童年就走了，永华村的记忆就走了，一个时代就走了。但它还是走了，带着我的思念，流向远方，流向永恒。

如今，我住在城里，离永华村几百里地。城市的河流，是景观河，是绿化带，是市民休闲的场所。它们有栏杆，有路灯，有指示牌，有专人打扫。它们很美，很干净，但它们是死的，没有生命，没有记忆，没有故事。

我常常想起南河。想起它的浑浊，它的腥味，它的野性；想起它的泛滥，它的干涸，它的变迁；想起那些在河边生活过、劳作过、欢笑过、哭泣过的人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在了；健在的，也老了，记忆模糊了。总有一天，没有人会记得，永华村南曾经有一条河，叫幸福河，人们习惯叫它南河；没有人会记得，那条河是人工挖的，挖河的人大年三十都没有休息；没有人会记得，那条河曾经养活了一个村庄，养活了几代人。

但我记得。我会把这些记忆写下来，告诉我的孩子，告诉我的孙子，告诉他们：你们的根，在永华村；永华村的根，在南河。那条河，是我们的祖先一锹一锹挖出来的，是我们的父辈一代一代守护过来的。它可能不够美丽，不够清澈，但它是我们的，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河还是那条河，村还是那个村，但人已非故人，岁月已非当年。唯有记忆，像河底的鹅卵石，被时光冲刷得愈发圆润，愈发珍贵。

南河，永华村的南河，我的南河。你在我的记忆里流淌，永远不干涸，永远不停息。你带着那个年代的体温，带着那些人的汗水，带着我的童年。南河，你慢些走。等我，等我回去，再看你一眼，再捧一捧你的水，再听一听你的声音。然后，我们就一起老去，一起变成传说，变成永华村的一部分，变成黑土地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