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风吹。
星星点点的雪花飞舞落下,渐渐地覆盖了山林。
山脚下的人家灯火通,充满着暖意。大宁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团聚在电视机跟前边吃饭边看春晚。
大宁是一家机修工厂的工人。今年厂子的业务非常不好,发不出工资。很早就放了假,他已经在家闲住了一个多月时间了。他老婆在市里做家政。为了多赚几个钱,她一直干到小年才休息。
儿子在深圳读大一。因为开销很大。来去的车票也不便宜,所以儿子今年不打算回老家了。他找了一个假期的临时工,赚点小钱以补贴学费。
妹妹高中读了一年就辍学了。因为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打了几份零工,都被辞退了。
大宁的父母亲都退休老工人。因年老体弱,每年看病花去不少钱。
父亲二胡拉的特别好,一旦身体状况许可,他步行十里来到市里最热闹的小街口,摆个地摊拉琴,过路的行人经常驻足聆听,琴声悠扬,不少人给扫码打赏,一天下来最好的时候也能赚到几十块钱。立冬以后天气太冷,父亲无法在街上摆摊。他心里有一个执念,想凑足500多块钱给老伴买一件鸭绒大衣。每次老伴路过商场的橱窗都盯着那件紫色的鸭绒大衣。大宁父亲知道她的心思。毕竟,她身上那件又厚又重的大棉袄已经穿了20多年了……
除夕到了。大林很早就起了床,在家里忙里忙外准备过年。这时快递送来一个包裹。他纳闷的看了一下,是从深圳邮寄过来的。哦,原来是儿子寄过来的,他打开一看是一件厚厚的鸭绒大衣,紫色的。
年夜饭多了几个菜。大宁父亲喝了几口白酒,吃了几口菜,没吃饭。高兴的说孙子很懂事,将来会好的,我们的好日子在后头。话没说完,大宁老婆突然站起来恶狠狠的说了一句,好什么好?然后重重的把碗和筷子往饭桌上一搁。"砰"的一声摔门出去了……
大宁愣在那里,手里的酒盅还没放下。电视里正演到什么小品,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笑声从电视机里溢出来,灌满了整个屋子,又顺着敞开的门缝流出去,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
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只低头扒拉碗里的米饭。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攥着筷子的手微微发抖,指节泛白。他盯着门口看了几秒,又把目光收回来,落在桌上那盘没怎么动的红烧肉上。
大宁放下酒盅,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声响。
“你坐着。”父亲没抬头,声音闷闷的。
大宁还是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妹妹坐在角落的凳子上,手里捧着碗,眼睛却看着那件搭在沙发背上的紫色羽绒服,一动不动。
外面黑。院子里的灯早坏了,大宁一直没修。他摸黑走到院门口,站住了。巷子里空空荡荡,只有远处零星传来几声鞭炮响。他老婆蹲在墙根底下,背对着他,肩膀一耸一耸的,没出声。
大宁没过去。他从兜里摸出烟,只剩两根,抽出一根叼上,打火机打了三下才打着。火苗窜起来的时候,他看见她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他靠在门框上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暗里一明一灭。
过了很久,她把脸从膝盖里抬起来,用袖子胡乱抹了一把,站起来,也不看他,径直往回走。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大宁伸手拽了一下她的胳膊。她甩开了,没说话,进了院门。
大宁把烟屁股扔在地上,用脚碾灭,跟了进去。
堂屋里气氛还是僵着。父亲已经不吃了,坐在那儿发呆。母亲收拾着碗筷,动作很轻,生怕弄出响动。妹妹还捧着那个碗,饭早凉了。他老婆进来,径直走进里屋,门关上了,没开灯。
大宁在桌边坐下,拿起筷子,夹了一口菜,嚼着。
“吃了没?”母亲小声问他。
“吃了。”
母亲把碗筷端进厨房。大宁听见水龙头哗哗响起来,夹杂着碗碟碰撞的声音。父亲站起身,走到沙发那儿,摸了摸那件羽绒服,又走回来,在原来的位置坐下。过了一会儿,又站起来,这回走到门口,推开门,站在门槛外面,背着手,望着黑漆漆的天。
电视里开始倒计时了。主持人的声音变得亢奋起来,全场跟着喊:十、九、八……
大宁站起来,走进里屋。屋里没开灯,他老婆和衣躺在床上,面朝里。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说:“睡吧。”那边没应声。他走出来,把门带上了。
妹妹已经把碗筷放进厨房,正站在堂屋中间,不知道该干什么。大宁说:“你也睡吧。”妹妹嗯了一声,钻进她和母亲合住的那间小屋。
父亲还站在门口。大宁走过去,站在他旁边。爷儿俩谁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远处有人放烟花,砰的一声炸开,在半空亮了一下,又没了。
“你妈那件旧棉袄,”父亲开口了,声音很慢, “还是她厂里发的,那年她刚转正。棉絮都结块了,不暖和。”
大宁嗯了一声。
“孙子懂事。”父亲又说。
大宁还是嗯。
父亲转过身,往里走。走到沙发那儿,又站住了。他伸出手,又把那件羽绒服摸了一遍,从领子摸到下摆,像摸什么金贵东西。
“睡吧。”父亲说。
大宁看着他走进东屋,门关上,灯灭了。
他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风灌进来,冷飕飕的。他把门关上,插好插销,关了堂屋的灯,摸黑进了自己的屋。
他老婆还那么躺着,姿势都没变。他脱了外衣,在床的另一边躺下。两个人中间隔着一条缝,能塞进一个枕头。
过了很久,那边有声音,很轻:“我受不了他那样。”
大宁没吭声。
“什么‘好日子在后头’。哪来的好日子?儿子打工,闺女辍学,你爸拖着个病身子去街上拉琴。我伺候了一辈子别人家的老人孩子,累一些不说,还时常受人白眼奚落。这叫好日子?”
大宁还是没吭声。
“他就知道说好听的。儿子寄件衣服回来,他就高兴成那样。好像一件衣服就能把这个家撑起来。那个破衣服的钱,够儿子吃多少顿饭的?深圳那个地方,一碗面都十几块……”
她不说了。黑暗里,大宁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
“你爸不知道那是孙子省钱买的?他知道。他就吃不下饭了,你没看见?”
那边没声音了。
过了很久,大宁说:“睡吧。”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厂里欠的三个月工资,儿子下学期的学费,妹妹开春想学个理发的手艺,他妈那降压药又快吃完了,他爸这几天夜里咳嗽得厉害,一直瞒着没去医院……
件件事象过电影,一样一样地排着队,在脑子里转。
他翻了个身。
旁边伸过来一只手,搭在他胳膊上,凉的。他没动。那只手也没动,就那么搭着。
窗外不知谁家放了一挂鞭,噼里啪啦响了一阵,又安静下来。
年初一的早上,大宁醒得早。旁边已经空了。他穿好衣服出来,看见他老婆在厨房忙活,锅里咕嘟咕嘟煮着饺子。母亲在边上帮忙,两个人谁也没说话。
父亲坐在堂屋里,手里拿着那把二胡,正给弓子上松香。看见大宁出来,他说:“今天暖和,我去街上转转。”
大宁说:“初一,没人。”
“有人。”父亲说。
他没再劝。饺子煮好了,一人一碗。他老婆端着碗,坐在灶台边吃,没上桌。母亲喊她,她说“不饿,你们吃”。
吃完饭,父亲穿上那件穿了七八年的旧棉袄,把二胡装进布袋,出门了。大宁追出去,往他兜里塞了二十块钱。父亲没推,也没看,低着头往前走,脚步比平时慢。
巷口有个穿军大衣的老头,也在往外走。两个人碰上了,点点头,各走各的。
大宁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去。
妹妹起来了,正在刷牙。他老婆在屋里收拾,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单抻平了,一点褶子没有。她干活向来这样,不管在谁家。
母亲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眯着眼睛,不时地咳嗽吐痰,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中午饭简单,热了热昨晚的剩菜。父亲没回来。大宁知道他不会回来吃。他总要拉到天黑才回,运气好能挣个二三十,运气不好就几块钱,有时候一分没有,也坐到天黑。
下午,巷子里有人打牌,围了一圈人,喊喊叫叫的。大宁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没下场。有人问他:“厂里啥时候开工?”他说:“不知道。”那人说:“听说你们厂要黄了?”他说:“不知道。”那人就不问了。
傍晚,父亲回来了。进门先把布袋放下,从兜里往外掏钱。几张皱巴巴的零票,有一块的,有五毛的,还有几个硬币。他数了数,四块五。加上手机扫码的有十几块钱。
“今天不多。”他嘴里这么说,心里还是有点滴欣慰,总比没有强。
母亲说:“够买把几把大葱。”
父亲没接话,坐到凳子上,开始擦二胡。擦得很仔细,连琴筒上的松香末子都擦干净了。
晚饭的时候,他老婆把昨天剩的饺子煎了,又炒了个白菜。父亲吃得很慢,嚼半天才咽一口。母亲给他夹菜,他说饱了,放下筷子,又坐到一边擦二胡去了。
大宁知道他想干什么。那件紫色羽绒服还搭在沙发背上,没人动过。父亲时不时看一眼,像看什么贵重东西。
吃完饭,天彻底黑了。巷子里有人放烟花,嗖的一声窜上去,炸开,五颜六色往下落。妹妹趴在门口看,看了一会儿,回屋了。
大宁老婆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响。大宁进去,站在她旁边。
“明天,”她说,“我去问问,李姐那儿还要不要人。”
李姐是她干家政的中介。
大宁说:“初一。”
“初一也有人生病,也有人生孩子,也有人家老人没人管。”
她没回头,手在冷水里泡得通红。
大宁站了一会儿,出去了。
夜里,父亲咳嗽声不断。隔着一堵墙,听得清清楚楚。一声接一声,像要把肺咳出来。母亲在小屋那边喊:“喝口水!”咳嗽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了。父亲支撑着上半身靠着床头,气喘吁吁的。
大宁躺着,盯着天花板。旁边他老婆也没睡着,呼吸声不均匀。
“明天带爸去医院看看。”她说。
“嗯。”
“钱的事,我找李姐预支点。”
大宁没吭声。他知道预支是什么意思。欠着人情,以后活得更得拼命干。
咳嗽终于停了。屋里安静下来。远处隐约还有鞭炮声,零零星星的。
初三那天,大宁带父亲去了医院。镇卫生院,没挂号,直接找的熟人。一个老大夫,和父亲认识,听了听,又让拍了个片子。片子出来,老大夫把大宁叫到一边,说:“肺不好,别再抽烟了。天冷别出门,好好养着。开点药,先吃着。”
大宁问:“要紧不?”
老大夫说:“他这个年纪,好好养着就行。”
大宁知道这话的意思。好好养着,就是别干活,别累着,别冻着。可是父亲闲不住。不是想挣钱,是坐不住。拉了一辈子二胡,不让他拉,比不让他吃饭还难受。
药拿回来,父亲看了一眼,说:“花这钱干啥。”大宁没理他,把药放在桌上,每天盯着他吃。
初五,他老婆出门了。李姐那儿有活,一个老人住院了,儿女都在外地,需要人陪护,一天一百,管饭。她收拾了几件衣服,装在一个旧塑料袋里,走了。走的时候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大宁也没问。
妹妹也出门了。她有个同学在县城理发店打工,说可以带她去学。她想去看看。大宁给了她五十块钱,送她到巷口,看着她上了公交车。
家里就剩大宁和父母。父亲吃了药,咳嗽好些了,但还是不能出门。他坐在屋里,把二胡拉了一遍又一遍,都是老曲子,《二泉映月》《江河水》,拉得慢,一个音一个音往外抠。
母亲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听着二胡声,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大宁去厂里转了一圈。厂门锁着,院子里堆着锈迹斑斑的零件,墙角长出了枯草。看门的老头在门房烤火,看见他,隔着窗户摆摆手。
“有信儿没?”大宁隔着窗户问。
“没有。”老头说,“过了十五再说吧。”
过了十五。过了十五会怎样?大宁不知道。大概和现在一样,等着。
元宵节那天,他老婆回来了。瘦了一圈,眼睛下面青的。她把一沓钱递给大宁,七百块。大宁数出三百,塞回她手里:“自己留着。”她把钱推回来:“家里用。”两个人推了几个来回,最后大宁把钱压在桌子上的玻璃板底下。
母亲煮了汤圆。黑芝麻馅的,一人一碗。父亲吃了四个,说胃不舒服,不吃了。大宁吃了两碗。他老婆吃了一个,就说饱了,剩下的倒回锅里。
晚上,月亮很圆。大宁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想起儿子小时候,也是元宵节,骑在他脖子上看灯。那时候他还年轻,厂里效益好,过年发的东西都拿不动。这才几年,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他老婆走出来,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就那么站着,谁也没说话。
月亮底下,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着那件紫色羽绒服。母亲到底没舍得穿,说要留着,等孙子回来的时候穿给他看。
起风了, 风一吹,袖子轻轻晃了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