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之死

荒诞的起点往往隐藏于最平凡的日常。狭弄的经验主义一经开口便已奠定了悲剧的诞生。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钟情如此狭弄投机于事——那些被世俗成见和狭隘观念所限的路径。甚至在窄巷里高声吆喝，将所谓无知之知公之于众，或蓄意拟制成商品沿街贩卖，却偏偏有人趋之若鹜。

我也曾是这鹜中一员，久目初春的细雨对斑驳的墙壁倾泻弥补之爱，却未能料想到它竟在如此无力的绵绵之下败倒。这位不速之客沿窗棂的轨迹明目张胆地越过我的窗台，流向早已被荒芜霸占的巨型花盆。若将这一切视作偶然之神的精巧设计，而忽视我自身的慵懒和精神上不着边际。完全是赤身裸体在荒原上放牧自己。但未免也可以称赞为坦诚。我为那短暂的欢愉而报之以赤裸的坦诚，狭隘在光天化日之下一览无余。似乎背叛在某个时刻并非贬义。面对死亡审判的苏格拉底自认：“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人妄想于尺寸之处金刀打马，却何曾回顾自己流放过的草原？哪怕只有一次，或许就能因巧合撞见那个赤裸奔跑的少年，正插着腰宣告自己已不在年轻。

年岁的增长并非一定催熟心性，但一定能使得个性的围城愈加坚固，而系统的稳定需要的是参与者心照不宣的合谋。社交美学意义上的朦胧，透视着人们需要模糊的界限，就如同生存需要空气。不需要手持剖刀的旁观者贡献你的先知，更不需要炫耀你的慧眼当场指认皇帝其实是个没穿衣服的孩子。真正的危险正来源于如此狭隘的清醒。它诱导另一种个性走进围城，打破维系稳定所需的集体制造的共识的朦胧，这是对共性最卑劣的手段。正如那春雨完成身份的进化登堂入室之时，我那满地的朦胧般的羞怯如一桩陈年冤案昭然若揭。

小聪明是永远长不大的，且误以为自己就是全部，自视清高与世界分庭抗礼。这是自知的豪迈也是自毁的开端。贾诩、荀彧在立储问题上沉默，恍似不知，其实是更高层次的知，而杨修偏偏沉浸于智力快感，假借精准的洞察力透视丞相腹中盲区。其实在“门下活字”分寸荡尽之时，便已深陷流沙不可自拔，直至以后的每一步都加速了他的沉沦。

《鼠疫》中一段话：“诚挚，是唯一对抗的方式。”不是对抗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对抗生存本身的巨大的虚无。恰恰这种虚无须以真诚填充。表面的抗争未必会取得胜利，只需要保持清醒的独立就已与众不同，哪怕是在无意义的包围中，仍然选择书写、追问和爱，这些看似徒劳的尊严，本就预示着己身的胜利。或许人类的结局早已被编入规则的基因里，如同奥兰城的鼠疫，突然降临又悄然褪去，只留下幸存者暗自窃喜，却始终无人敢承认：我们都处在同一场瘟疫当中，区别只在于症状何时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