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程

前言

中国在不到百年的时间，社会结构的演变翻天覆地，与之相对应的是上一代的大多经验不匹配下一代的现实。而传统“孝道”的存在，使得家庭中的许多长辈相较晚辈身处不符合其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道德高地。在晚辈无经验的现实情况下，路径依赖使得他们的人生或主动、或被动地按照长辈的“经验”推进。人生历程中，晚辈把长辈的过时经验和自身错误决策导致的结果“灵活”混合，问题归咎于所谓原生家庭。人生没有回头路，除字面意思外，同样代表人生中存在着一条想象中的，无法证伪的路，因为这条路的存在，所有人都习惯性地把自己的不负责任归咎于关系中的对方。

“经验”本身只应该依附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导致人的“经验”迭代无法跟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剧变，“经验”严重滞后于时代。中国从落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时间不足百年，不同的社会形态应该对应着不同的家庭关系、生产关系和财富积累方式。后辈在当前时空条件下，沿用长辈过时的“经验”，甚至长辈的“经验”本就是他们长辈传递的过时“经验”。“经验”的严重失真导致随着时代的推进，个人行为与社会客观事实的不匹配，使得实践中产生无数破碎的家庭和财富的内耗。

建国后的第一代人，物质极度匮乏。他们虽然没有爱，但也没有想象空间。在中国的工业发展需要从农业获取剩余，而农业扩大生产需要快速产生人口的背景下结合，婚姻极具稳态。虽然苦难，但人人如此，倒也自得其乐。这种状态因为特殊的时代显得难能可贵，也会被后来者误称为爱。

第二代人，沿着第一代人的惯性进入婚姻，同样没有爱。随着国家从农业迈向工业的过程，物质开始极大丰富，双方都在比较，永远不知满足。虽然早已相看两厌，但上一代惯性的压制，维持着他们婚姻的稳定。他们身在工业社会，心却停留在农业社会，以血亲身份标识自己，自身家庭内部自然产生分裂，转而寻找血亲支撑，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婚姻以苦难作为徽章，在父母逝去，子女成年后，最终难以为继。

第二代人还想用惯性将第三代人如此推进婚姻。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向金融化的转变当中，高企的成本让婚姻和家庭难以构成。成本的阻力过于巨大，使得第三代人无力推进婚姻。并且，第二代人自身糟糕的婚姻也无法说服他人。

对于成本，人人都是精算师，他们根据自己的境况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推进自己的人生，同时期望获得较高的收益。这是人们的冲突根源，人都坚持自己的低成本高收益，当人聚到一起，总期望把自己的成本转嫁他人。

中国社会客观的巨变，造就这一桩桩中国特色悲剧。中国式的百年孤独，不是拉美小国被殖民剥夺剩余形成的魔幻现实，而是中国快速发展背景下，小农惯性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不是激烈的种族仇杀，而是悠长地钝刀割肉，互相折磨，温良恭俭让背后的报复。

发展必然会遭受苦难，但不应该停止发展，也不应该歌颂苦难。应该有更高级的审美，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发展，找到正确的方法，而不是将苦难当做发展本身。同时认识自身的边界，抑制自身欲望的无限扩张。

在作者眼中，文章不应该输出情绪而应该输出解决方案，作者的这个标准，大多文章都不符合。这也意味着这本书不会满足大多数读者的胃口，哪怕如此，作者也不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大脑中只留下一段情绪，随着时间推移消散。而希望作者的一些想法能真的帮助读者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

人物

正文

一

正午时分，烈日炙烤着大地，久晒之下，坚硬的地表生成一层细碎浮土，其上悬浮着热气蒸腾的波纹。炽热点燃空气，鼻腔中弥漫着灰烬和尘土的气息，生命活动仿佛在此刻暂停。眼前是一条蜿蜒的夯土路，路一头连着莲花乡，另一头消失在一片密林之中。路不宽，没法走大车。在所有村民的记忆里，这条路和村子永远是一体，变化的只是周遭场景。每个人在孩童时，都是沿着这条路，跟着父母第一次见到水田。正午的酷热让夯土路上显得格外安静，打破宁静的是锈蚀金属刺耳的摩擦声，一辆单车孤零零地从村子东边的出口驶出，扬起淡淡的烟尘。来人是村里的养鱼户老周，他是莲花乡近些年来的风云人物。

老周头戴印着鲜红“人工”铁路标志的黄色草帽，上身的确良短袖衬衫敞开，里面是破洞泛黄的白色背心，显露出来的肌肤黝黑结实，腕上的手表在日光下闪烁着金属光泽。下身穿着一条泛白却整洁的军绿色长裤，脚上踩着一双陈旧的牛皮凉鞋。老周双手紧握车头，卖力地俯身蹬车。破旧的单车流转着时光的痕迹，车架锈迹斑斑，铭牌隐约可见是一只直立的凤凰。车头随着转动，发出鹅叫一般的生涩声响。老周这辆单车起先是他父亲的，因为不值钱，分家的时候其他兄弟都不感兴趣。老周便轻易将它要过来，算是留个念想。

道路的两侧本来全程都有高大的树木遮蔽，但在几年前，靠近莲花乡东口的那段路，树木被砍伐殆尽。之后，就没有再种上，反而被开辟成菜园子。这桩事是张家人做的，道路紧挨着他家的宅基地。张家男丁多，某天晚上，趁着夜色，不声不响就把公家的树全部伐倒，然后改造成自家的菜园。村民第二天察觉，事情已成定局，张家县里有人，这件事村里也就没再追究，最终不了了之。

往后夏冬两季，村民每次路过，都会加快步伐。过了这段路，就能有树木遮蔽，烈日和寒风不至于那么伤人。

从村东出来，在烈日下骑上几分钟，就能看见一片张着黑洞洞大嘴的密林。走进去，便能踏上一条香樟走廊。道路两旁的樟树，从老周还是孩子的时候起，就已经一人合抱。如今还是老样子，仿佛停在时光里。树冠茂密得像一顶顶碧绿的华盖，烈日高悬，灼热的日光从高空砸落，被树冠拦腰抱住，搏斗中叶片分泌油脂，空气弥漫着樟木清爽的芳香。

日光透过华盖间的缝隙斑驳地撒在老周肩头，已经失去最初的热烈奔放。树木枝丫上，知了扯着嗓子叫唤。树荫庇护着老周向前，蝉鸣追逐着老周流动。道路两边的水田里零星还能看到几个人在弯腰插秧，大概是早上出门太晚，在补落下的进度。大多数人已经准备上岸，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

说是出门晚，这片水田里来得最迟的村民，凌晨四点前也都到了。晚到的多是年轻人，他们刚接触农事，对土地还不熟悉。经验不足，让他们总会被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耽搁。年长一些的农民凌晨一两点就已经出门下田，得趁着半夜凉爽多干一点，这样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就能在树荫下休息。经验总是要通过现实的教训才能习得，明年，田地里这些笨拙的年轻人也能变成靠谱的农民。

每年这个时节，莲花乡的村民们都集中在田地里，村里反而空荡荡。还有几天就到芒种，大家都得赶在节气之前把稻秧插下，不敢耽误农时。此时，各家送饭食和茶水的孩子们赶到。吆喝声此起彼伏，村民三五成群，坐在树荫下。或是吃饭或是闭目养神，大家都要等毒辣的日头过去再下田。对这日头，大家又爱又恨。既希望日光微弱，让气候凉爽，这样干活不苦。更希望日光猛烈，让稻谷长势喜人，那样就能塞满谷仓。

远远望去，村民们的面貌与老周一个样，全都是皮肤黝黑，精瘦干瘪，这是在土地上讨生活的众生相。大家手中轻薄的铝皮饭盒里多是咸菜，罕见荤腥。村民们天还没亮就开始劳作，早已肚里空空。大家大口扒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知了叫声骤停，引得众人纷纷扭头回望，看清来人，相熟的人都会亲切地喊一声“老周”。老周停下车，熟练的散烟，老周自己并不抽烟，但是身上总会备着一盒香烟。烟不贵，但对于土地里讨生活，平日抽旱烟的村民来说，也不是每天都能抽到的，老周熟练地向村民递烟，众人客气地摆手，抵住老周地递烟的手。老周的手不停，嘴上劝着：“来来来。”当第一个人收下香烟之后，其他人就十分自然地纷纷笑纳。

过来送饭的孩子们正凑在一起玩耍，被父母逮来打招呼，他们头也不抬，不耐烦地喊一声“周叔”，就一溜烟跑开。老周也纷纷点头致意，并不在意。

众人嘴里叼着香烟，掏出火柴，客气地互相点燃。有人不舍得抽卷烟，则是把香烟夹在耳后，熟练的点燃手中的旱烟。

“孩子越长大越顽皮，真拿他们没办法。”一个村民深吸一口香烟，咂咂嘴，无奈地说道。周围村民纷纷应和。

“我们也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打紧，再长大一点就好。”老周淡然说道。

“你这是要去塘里吗？”另一个相熟的村民问老周。

“是的，你们先忙。”老周答到。

一阵寒暄过后，老周驱车继续向前。

村里的水田都挨着，老周家的水田也在此处，但他家的田地已经租给别的人家，那家的男人，正是老周首先递烟的那位村民。老周自己已经几年没有亲自下地种田。在夯土路上骑行半个钟头，眼见着人烟慢慢稀少。终于，老周停了下来。

夯土路的尽头是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水流平缓，有人在河上撒网捕鱼。这条河叫莲花河，老周的村子也因此得名。越过这条河，就是另一个县的地界。老周沿着道路斜坡，推着单车，从土路来到河堤上。老周抬腕看一眼时间，赶紧又跳上单车，接着往前骑行。

河堤窄到只能并排走两个人，一侧是舒缓的河水，另一侧是浑浊的水田。河道久不清理，水面比河堤另一边的水田已经高出一米有余，水田的安全，全靠这河堤守护。河堤本不是这么窄，但农民靠田地吃饭。河堤是公家的土地，这里又是村子的最边缘。靠农田的一侧的河堤被农田缓缓蚕食，种上稻谷，渐渐变成今日这般摇摇欲坠的模样。县里反复来人警告，这样下去，河堤若是垮塌，大家的田地都会被冲坏，才终于止住河堤的人为侵蚀。但已经占据的土地却是如何也退不回去，村里只能用打木桩的方式加固河堤。河堤说是安全，但是走的人已经不多。

老周轻车熟路，单车在河堤的窄路上疾驰。他衣襟飞扬，军绿色水壶吊在车把手上来回晃荡，撞击车身发出“叮里当啷”的声响，在已经掉漆的表面，增加一个又一个新的凹槽。老周像往常一样，孤身一人骑行在田埂上，目的地是他的鱼塘。

今年夏天，天气异常燥热，河堤两侧水田和河流蒸腾起潮湿的热浪扑向老周沧桑的脸。这张脸肤色黝黑均匀，汗珠闪耀着微光。消瘦的脸颊微微凹陷，显得鼻梁格外高挺。老周的目光望向前方，像一副厚重的油画。酷热和暴晒让老周背脊在洇湿和晒干间循环往复，脸上渗出的汗珠，汇聚在下巴滴落。黄色帽檐下老周的脸颊带着微笑，嘴里轻声哼着小曲。老周悠闲的神色与卖力蹬车的动作格格不入，但这是老周的性格，手上雷厉风行，心中不紧不慢。

在乡里大多村民都沿着祖辈的惯例种植稻谷的时候，老周却选择养鱼。这既是现状逼迫下的不得已，同时也有老周自己的判断。村里包产到户后，老周的土地上，除规整的水田种植稻谷，边角地块老周也尽可能轮作各种经济作物，勉强能养活一家人。家中只有他一个壮劳力，大儿子还没成年，能帮他一点，但很有限。土地的大小、肥力是客观现实，老周虽然已经尽心尽力，产出也到达极限。

包产到户往前推五年，老周的老婆又给他生下一个小子。那时候，莲花乡的集体公社还在，各家都在公社吃喝。乡里土地多，加上那几年光景好，村里交够公粮还有剩。公社粮食按人头分，村民们都赶着生孩子。老周家中虽然也添了张嘴，但添的是男丁，公社分的粮食也够糊口，长到能干活拿工分，还能分更多。虽然现在日子紧巴巴，但老周并不忧心，孩子养大，一切都会好起来。当大家觉得日子会这样一直过下去的时候，县里来人，说是要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

老周已经预感到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从几年前开始，公社可以分的粮食眼见着就越来越少，粮食可不能凭空变出来，一帮人聚在一起，每天都要开销。没有进项，那就只能分家。自家几兄弟就是这样离散的。

包产到户之后，没有大锅饭，孩子长身体，不仅帮不到家里，吃得还更多。真是应了那句“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老话。孩子投胎到自家，饭管饱那是当爹的分内事，这是老周的想法。家里的米缸越来越浅，老周知道自己必须作出改变。

在莲花乡，“周”是大姓。从族谱上看，周家祖上在明朝因为避难从山东迁来此处，百年前，出过几位进士，去到外地做官。再往后就没出过啥人物，不过，那几位进士也是出自其他房下。老周这一支周家偏房，则越发穷困，因为凑不齐钱财，家谱渐渐失修。只有每年初一去到祠堂，才能从周家三层楼高的巨大族谱中窥得自己这一房的痕迹，一条瘦弱的分支。老周这一房从祖宗开始就一直在土里刨食，直至今日也无人有个一官半职，既无钱，也无势。

对此，老周并不怨恨，人各有命。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亲眼目睹莲花乡最富庶、最有地位的周家长房是如何在几天就消亡的。

周家长房早年间，接连考上几位进士，外地为官也会往家中送钱。几轮灾年过去，长房的逐步成为乡里最大的地主，本家许多人也变成他家的佃户。周家长房不仅在莲花乡收租，还在县城开起米铺。生意兴隆，令他们家越发富裕，村里人人羡慕。

而老周家这一支偏房，守着祖宗留下的薄田，虽不富裕，但吃喝不愁，渐渐生出怠惰。老周的爷爷嗜酒如命，喝酒便要赌博。他知道家业有限，赌注往往不大。但日子一长，还是如同蚂蚁搬家一样，把家中积蓄亏空。灾年一到，家中没有存粮，一家人躺在床上饿到吐酸水。老周的爷爷在眼睁睁看着家里最小的孩子饿死之后，向长房出让土地，换来活命的粮食。

从此禁酒就写在周家的家训里面。

老周和几兄弟一起围坐着，听着父亲讲的这个自家教训，那时候爷爷已经不在。教训从爷爷传给父亲，如今又传给几兄弟。父亲说的时候一脸惋惜，几兄弟都听得很沉浸。

“若是爷爷不喝酒，我们家现在日子还要更好。”老周大哥听完父亲的述说慨叹道。余下两兄弟也纷纷点头称是。

在父亲和兄弟们眼中，爷爷若是不喝酒，后面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自家还能做富农。但老周的关注点与自家父兄不同，这明明是因为爷爷不分主次，拿家人的口粮去当筹码。关键不在喝酒，不在赌博，而在拿家人的口粮。活命的东西得牢牢抓在自己手上，哪怕再赚钱的生意也不能拿活命的粮去做本金，何况还是赌呢。自家爷爷到死都没想明白错在哪，自家父兄也只是选择无条件相信长辈的言语。

到老周父亲这一代，周家的土地已经不够养活一家人。全家人都得下地种田，还得做长房的佃户。做佃农种的地，就是当初自家卖给长房的。与其他佃户唯一的不同，是长房看在本家的面子上，租子要得相对少一些。毕竟还是一个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指不定哪天还需要穷亲戚帮衬。周家长房和老周父亲约好，哪天钱够数，还能把地赎回去。可这对于粮食勉强糊口的老周家而言，攒到足够的钱赎回土地，更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但往好处想，这也算是个盼头。

南城县在周家长房鼎盛那会还叫漱玉县，不知谁取得名字，还怪文雅。解放军打过长江后，在漱玉县城跟国民党鏖战一个星期，把城北打个稀烂。城门楼上的漱玉县牌匾也不知所踪，只有城南的招牌还挂在城头。漱玉县城北就这样逐渐荒废，县城就慢慢改口叫南城县。解放军打下县城后，紧跟着就去到乡下分地。来到莲花乡的时候，找到最大的地主周家长房。提出的政策是保留长房在县城的产业，但需要把田地分给贫下中农。

周家长房见解放军询问意见，以为像当初一样，只是军阀摊派，还有回旋余地。竟然想到贿赂的法子，想着跟过去一样，破财消灾，把土地和铺子都保留下来。领头谈判的解放军将领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他是北方人，一路跟着解放军打到南方。他只是宣读领袖的政策，并不是商量。他家往上数几代都没有土地，祖祖辈辈做地主的佃户。他的爷爷辈告诉他，地主老爷是好人，每年都会留够佃户的粮食，灾年还会减租甚至免租。但到父母这辈和他自己所经历的，却是租子高到饭也吃不饱。地主拿着地里赚的钱，去城里做买卖，置业，再也不管乡下的死活。自家就是在这个情况逃荒的，一路离散，父母死在路途中，最后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加入解放军。

他恨这些地主老财，巴不得全部拉去枪毙，按他的想法，城里的东西也不该给地主剩。但这是既定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说是工商业还得专业的人来搞，他也只能按政策执行。

没曾想到，周家长房居然试图贿赂这位年轻的将领，逃脱政策安排，这触及红线。随后被拉出来做典型，周围几个乡的地主都被抓来围观。周家长房就在自家田地里被枪毙，乡村的土地和县城的产业就此易主。当初多体面的人，最后死的时候眼泪鼻涕乱糟糟地糊了一脸，老远能闻到屎尿失禁的骚臭味。老周的爹看到这场景，拉着老周和其他几个看热闹的儿子，没等人群散场，就急匆匆跑回家。

他等着解放军来找自己，想的是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自家祖上也算半个地主，能雇上几个长工，如今大地主被清算，自己一定也逃不了。老周父亲是带着傲气的，虽然从记事开始就已经要下地干活，但在他眼中，自家和长房是一档的身份。虽然父亲败家，但自己这辈得发奋，给后辈留下家业。这份傲气撑着老周的父亲向前，虽然如今要为这个身份去死，他也不曾怀疑自己身份。

最终老周父亲也没有等到自己预想的结局，把长房的田地分完之后，解放军就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村继续分地。虽然性命无忧，老周父亲的心气却垮了。这时他才发现，原来旁人眼中自家只不过是一户普通农户，自己只是一厢情愿地活在想象之中。精气神一下子被抽走大半，人也萎靡下来。

老周父亲后来仔细打听政策，才发现自己之所以能逃过一劫，恰恰是因为最近的那一次灾年。他爹把自家的田地出让给周家长房，那时大家都缺粮，粮贵地贱。自家卖一大块良田，也就换来家人活命的口粮。当初他爹还一直怪自己对不起祖宗，没为后代守好家业。但正因为这次卖地，把老周家的成分从富农变成中农，所以才能在土地革命时躲过一劫。没有分地，也没有被分地。从那以后，老周父亲总爱自言自语：“穷有穷的好。”几个儿子问为啥，老周父亲也不说原因，几个儿子都以为老爹被周家长房枪毙吓出失心疯。

南城县水系发达，但传统上大家都是种植稻谷。只有少数人开始尝试养鱼，也仅仅是尝试，无一例外，全部失败。更多人会选择捕鱼，南城县各地的村落都是倚水而生，捕鱼不要投资，只需劳力，农村最多的就是劳力。捕鱼这个选项老周也有考虑，包产到户之前，公社缺粮的年份，老周就曾负责过在公社在莲花河里捕鱼的任务。

本地鱼土腥味重，若不是因为缺粮，大家都不爱吃，所以本地鱼卖不上价。况且捕鱼看天吃饭，家里的老婆孩子可是一顿饭都不能少。老周需要更加稳定的经济来源。早年间，老周就了解过养鱼。只是那时公社还在，不便私人经商，如今包产到户，家里的老婆孩子嗷嗷待哺，老周只得把最初的想法付诸实践。

包产到户最初几年，老周地里的活不停，农闲时，则踩着他破旧的单车挨家挨户拜访养鱼的农户，不仅是莲花乡和周边乡镇里，甚至南城县隔壁几个县的养鱼户老周也纷纷前去拜访。想着能学到一些有用的经验，最终却发现大家经验各异，问起方法由来，多是听别人说，细节上说不出个所以然。

奔波最终还是有收获的，老周发现一条有用的线索。隔壁白水县的一位老周旧识的养鱼户提到，省城农大有位姚姓教授来过他鱼塘考察，想在他的塘里实验。实验得改造他的池塘，便没答应。老周敏锐地意识到，养鱼也是科学，有谁比专门研究渔业的专家更懂养鱼呢？老周打听清楚学校地址，回家收拾妥当，隔天便出发前往省城。

老周在农大校园中辗转一个上午，终于在实验室见到那位姚姓教授。

老周开门见山。“姚教授，久闻大名。”

老周一早便赶到农大，多出的时间不是闲逛，来到学校之后，他并没有立即前往教授的实验室。而是先从来往的学生口中，打听到学院教职工照片墙的所在。站在公告栏下，老周嘴里默念着姚教授的名讳，一张张照片寻觅。寻到之后，老周仔细阅读着教授的简历，在随身的小本上做着笔记，照片上的模样也仔细刻在脑子里。做完这些之后，才出发去实验室与教授碰面。找人帮忙，多了解一些，总归是好的，老周是这样想的。

“你是？”学校门岗早早告诉姚教授有一位访客前来，已经提前告知老周的名姓、来自何处，但教授并不记得自己有在南城县认识一位周姓的朋友。

“叫我小周就好，是白水县尿根的朋友。”

老周把自己如何认识教授的过程娓娓道来，说是可以提供场地给农大教学和实验。

老周的突然到访，令教授十分意外。他几年前从首都离开，来到祖国西南。在当地组织起水产养殖这个学科，还从来没有农民想到要主动找他。当地大多农民还只能被动接受知识的传播，哪怕接受知识，实践起来也跟他传授的有出入。虽然他再三叮嘱，但是一些他特地交代的技术细节，农户们还是爱按自己的经验与想象来，能少干就少干一点，能不调整就不调整。可农业不同于别的行当，一举一动紧挨时令节拍，做错意味着过季，再要弥补就得等来年。

教授想为这片土地带来农业的工业化，他迫切地想在当地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教授早年在苏联留学，学习机械。他见识过农业工业化，伏尔加河畔一望无垠的麦田，那能养活多少人呀！他知道，工业模式一旦建立，回报将会十分丰厚。当他从苏联返回中国，看着穷苦的祖国，他意识到国家最紧要的不是机械工业化，而是农业的工业化。所以，他毅然调转方向开始农业研究。东北的黑土地已经种上大米，教授的眼光落在自己的家乡——贫困的西南，这里的土地被水流分割得七零八落。这样的土地，只有渔业才有可能让当地摆脱贫困。

农业工业化对经济和农民都是有益处的。可经历土地改革的广大农民，已不再是可以动员的无产阶级，而成为有产小资。有产小资一惯的脆弱和求稳，让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民们情愿不做也不愿做错。不做尚且能保持现状，若是做错谁也无法承受。放在以前，还能做地主的佃户，还能吃大锅饭。现如今包产到户自负盈亏，亏本算谁的呢？客观现实催生出的小资思想，让教授也无能为力，这是阻挡他农业推广事业最险峻的高台。他也在等待。虽然对于小农固步自封思想的阻碍，他已经筹措资金作为参与者实践的补贴，但却不能先提钱的事情。钱必要，但只是辅助，他需要等到一位思想根在土地，又长出土地的人。

对于主动寻来的老周，教授起初并没抱太大期望。这个皮肤黝黑的男人，看起来跟普通农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收拾得更整洁，服装更加得体，看得出是他为拜访的刻意的准备。教授在会面结束后，送给老周一大摞养殖相关的书籍，作出交代，让老周先按他说的做。老周回去之后，有空就扑在书本上，在规定时间给教授提交数据。教授觉察到这个农民的与众不同，在老周的主动配合下，农大很快落实在老周的鱼塘设点。不久，教授就开始带着学生在老周的塘里实验，研究经济鱼种在南城县的本地化养殖。

老周就这样开始跟着农大的学生一起学习。鱼塘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头发花白的教授带着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学生，他们旁边站着一个卷着裤腿的赤脚汉子，拿着小本子和铅笔头奋笔疾书。教授的安排，在他下一次到来的时候，一定会被老周准备妥当。经历两年的探索后，老周的鱼塘总算养出第一茬鱼。

岀鱼的那天，老周老婆牵着小儿子，领着两个女儿和大儿子，一家人整整齐齐地站在鱼塘边，看着工人热火朝天地把肥鱼一筐筐往卡车上送。一旁老周和教授站在一起谈笑风生，庆祝教授本地化养殖课题的成功。两年的相处，教授也了解老周的家庭状况，他十分欣赏这个有头脑也能实践的男人。

“这就是你小儿子吗？”教授扭头指着老周老婆牵着的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

“是的。”说完老周给老婆递了个眼色，老周老婆心领神会，走上前来，将孩子推到教授跟前。

教授摸着老周小儿子的脑袋，低着头对着其他几个孩子们说道：“你们爸爸很了不起啊。”

微风吹拂着众人，衣襟与岸边及膝的杂草一起摇摆。工人搬鱼溅起的水珠洒落在小儿子胖乎乎的小脸上，孩子们兴奋得手舞足蹈，一家人都喜笑颜开。老周看着家人开怀的笑脸，时间像是静止，老周心头的石头在这一刻终于落下。

这两年的辛苦只有老周一人知道。离村子近的地方多是稻田，没有地方给老周挖鱼塘。村里之前也有人养鱼，但时机过早。那时本地还没组建农大，所有技术都靠自己摸索。那户人家本还算兴旺，有一点积蓄后，才想着去尝试养鱼。养鱼失败之后，家业便垮了，鱼塘就这样荒废，交还给莲花村村委。

老周联系上姚教授之后，才接手这块没人要的鱼塘，这里离村子老远，所以租金便宜。即便如此，家里也给不起租金，老周想的办法是跟村里协商，每年给村里出让一部份鱼塘收益。但起初鱼塘一直亏本，因为学校的资金补贴才勉强维持着运转。老周私下找到负责此事的村干部，在一顿大酒后，塞下几个红包，租金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鱼塘本身就闲置，老周与村里人的关系也融洽，一切都顺理成章地办下来。

养鱼这件事情老婆孩子帮不上忙，他们在家也不能挨饿，所以不仅是鱼塘，地里的活老周还是得兼着干。老周的老婆身体不好，种田这种体力活帮不上忙，所以鱼塘岀鱼前的两年老周一直是两线作战。劳心劳力，不免有些抱怨，但是一想到老婆从最困苦的时候跟着自己，又给自己生下这几个孩子，老周虽然疲惫，还是觉得值得。

新培育的鱼种肉质鲜嫩，还有农大的背书，所以十分畅销。几茬鱼后，老周便还清养鱼的欠款，有了积蓄，老周不是张扬的性子，只有少数熟络的人才知道老周养鱼效益不错。但鱼贩子收鱼后，卡车从莲花乡主干道鱼贯而出的场景不少村民都有看到，大家都知道老周养鱼赚钱了，羡慕和嫉妒的言语在村里飘荡着。

往后的日子，老周的鱼塘成为为农大的样板，姚教授时常带着各色人物前来，推广他的新鱼种。连带着负责接待的老周，也结识其中许多人，鱼的销路更加广泛。鱼塘开始盈利之后，老周的精力便集中到鱼塘上，水田才交给村里的一户人家耕种，只收个口粮。

老周孩童时代见过分地的场景，记忆的图像模糊，唯有田地里周家长房被枪毙时脑袋溅射出的红白血污记忆犹新。老周不知道这些事情会不会再来一遭，没有签订白纸黑字的租赁协议，只是口头约定租约。土地是包产到户分配的，名义是自家的。但他还是觉得不保险，他日若苗头不对，他就打算将这片土地送给正在耕种的人家。没人不喜欢天上掉馅饼。

往后两年，老周一人经营着鱼塘，同时配合着农大实验新的鱼种。鱼塘产出稳定，此时老周大儿子已经十四岁，初中毕业。孩子长大，想到自己已不再年轻，老周开始谋划这个家庭的后续。

大儿子长得跟老周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的黝黑精瘦，只是眉眼像母亲，眉尾浓密耷拉，看起来有些窘迫。孩子读书十分卖力，每天书包亦是满满当当。空闲时，老周翻看过儿子的书本，上面记满老师的板书。孩子每日按时上下课，也不逃课早退，但考试成绩却始终班级倒数。老周私下找过大儿子的老师了解情况，老师的答复是孩子不合群，一个人默默捣鼓，没人知道他在干啥，可能是不适合读书。

老周没有怀疑老师的话，儿子内向，在家也爱一个人捣鼓，像是对什么事情都不上心。不过，好在目前家里有点基业，老周想着，既然读书的路走不通，那就让他试试别的事情，鱼塘也需要有人照看。于是指示大儿子在初三结束后，中断学业，并开始带着他一起经营鱼塘。

初中毕业，在莲花乡，已经是高学历。大多男孩只是学会识字和算数便离开学校，各家都不富裕，能写会算就已经够用。大儿子小时候老周忙着养家糊口每天早出晚归，父子俩没有什么深入交流，从一起经营鱼塘开始父子之间的交流才逐渐开始频繁起来。

老周给大儿子起名叫周国平，国平生在文革的第三年。当时的氛围里大家都流行给孩子取这种名字，小小的莲花村就有好几个“国平”。老周不想名字上标新立异。但老周的“国平”并不是其他“国平”国家和平或是国家平安的意思，那是许愿，许愿是不顶用的，老周从来不许愿。他更加实际地希望，儿子敢想敢干，走上仕途，治国平天下。

事情得实际的人实打实去干，而不是光许愿就能成的。这个宏大的愿望老周从没跟任何人透露过，那时村子里的人异常死板但亢奋，与众不同只会给自己带来灾殃。自己的“国平”与别家的“国平”，虽然字一样，但潜藏着老周独特的心思。他谁也不说，一样的谜面下藏着不一样的谜底，也藏着老周不显露的傲气。

随着国平退学，父子两人在鱼塘工作中朝夕相处，老周渐渐开始了解国平，同时内心的隐忧也越来越重。国平很多特质让老周难以放心，国平的性子几乎与他的期望背道而驰，简单说就是粗心，胆小，富贵病。

这些特质让老周觉得国平很难挑起这个家庭，在老周看来女人可以粗心大意，但是男人不行，虽不必过分关注细枝末节，但得拿住关键点，胆大心细。老周交代的事情，国平看似听得仔细，但处理起来结果一定颠三倒四。老周如果没讲细致，最后结果就会南辕北辙。一开始，老周以为是国平不熟悉鱼塘的事务导致的，后来细聊几次才发现，国平能把事情说明白，只是一到实践，便主次不分。

老周终于发现国平的使用方法，得给他拆分任务，理清头绪，一桩桩干，虽然做得慢，但单看效果都不错。因为这个原因，老周始终没法让国平独当一面，国平只能做个助手。但这终究只是权宜之计，国平是长子，这个家庭还没到可以吃老本的程度。老周平日带着国平照看鱼塘，心中也在考虑更适合他的事情。

老周午间独自巡查鱼塘已有月余。入伏之后，一开始国平还能跟着，往后便再喊不动。在这个刚温饱的家庭，全家人每天都忙忙碌碌，女眷中午在家也会做点手工活计。国平退学之后，不知怎得养成午睡的习惯，而且睡得很长。天气实在炎热，国平越来越难叫动，叫起来也无精打采。孩子毕竟还是孩子，老周只得安排国平暑气消散后去鱼塘喂食。

国平性子有些娇贵，老周试图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调理国平。每次带国平总会给他点毛票，让他积攒起来，买些学习书籍。凡事尽量让国平先去尝试，自己从旁指导，通过结果给他讲解处理问题的思路。父子俩独处时，老周总是跟国平聊这些年自己遇到的事情，自己又是如何解决的。老周的经历的确丰富，串起来像是故事汇。国平听得津津有味，老周不知道国平得到这些信息后的思考是什么，但多知道一些东西总归是好的。

直到一年前的一天夜里。那天，老周又拿下县里一家新开张的酒楼的鲜鱼供应。天色很晚才脱身往家里赶，村口一片漆黑，周围的人家也都静悄悄。老周已经习以为常，猜想应该是乡里惯例的停电检修。说是检修，那只是名义，南城县的电力供应不足，会优先支持中心区。每到夏天，乡里就会隔三差五停电。除县里电力本身不足外，乡里的变压器老旧也是问题，时不时会发生过热故障。

老周养鱼几年后，家底逐渐殷实，他自掏腰包给乡里添置一台二手的变压器。打那天起，乡里停电次数明显减少。老周是有恩必报的人，自己养鱼伊始如果没有村子的扶持，他也没有今日的富裕，这份恩情不能忘。老周做的事情造福全村的居民，大家对老周的交口称赞也令老周十分受用。

每当村里停电，乡民们就会聚集到祠堂空地避暑聊天，老周估计老婆孩子此时也应该在祠堂乘凉。

老周推开家门，正准备去厨房找点剩饭垫肚子，却隐约瞥见炉火的微光旁蹲着一个人。

老周警觉地小声喊道：“谁。”

“我。”，那个黑影回道，是国平的声音。

老周走近，定睛一看，国平咧着嘴露出粉红的牙龈，对着他笑，手上还不停歇，正在给一只鸡拔毛。

“你这鸡哪来的。”老周问道。

“村东头王家的，我从鱼塘回家路上经过，他家有只鸡发瘟，我就买了下来。”国平回道。

“用我给你的钱吗？”老周继续问。

“是的。”国平回道。

“马上杀完，妈带着弟弟妹妹出去乘凉了，我等下把鸡红烧，爸你要不要吃点。”国平补充道。

老周木然地回复：“好。”

这顿饭老周吃得索然无味，不是国平做的鸡肉不好吃。自己的大儿子不怎么做饭，但厨艺却是绝佳。老周看着国平吃得津津有味，心中里也下定决心。虽然生在穷苦家，国平却是有富贵命，爱吃好菜，变着法钻研吃法。家里人多，钱少，舍不得分着吃，只能买人家发瘟的鸡，偷偷做着吃。

自己的儿子，眼泪向下流，就算没有大出息，能安稳过一辈子也好。这顿饭后，老周就打定主意要送国平去单位上班，去当工人。三个月后，通过几顿大酒和不少的好处费，老周终于把国平安排到镇上的碾米厂，算是解决一桩大事。

不过几年后碾米厂倒闭，国平也下岗。老周终究没算过时代，不过这是后话，老周最终也没看到这一幕发生。

二

几个月前，老周家新房竣工，是村里少有的住上红砖楼房的人家。南城县地处西南，历来就不是富庶之地。周家在的莲花乡更是如此，过去的周家长房也只是矮子里拔高子。乡里面除周氏本家的一些血缘相近的分支，靠着祖辈的余荫，能有点积蓄，给后代留下木屋，大多人家住的都是土砖屋。泥巴晒干制作的的砖头一到下雨就化做泥水，流得村里到处是黄澄澄的泥汤。老周父亲过世后，周家分家，老周把木屋留给几兄弟，自己净身出户。住的地方，连土砖都用不起，一到冬天就四处透风。

老周新房上梁的时候半个村的人都来庆祝，场面分外热闹。每天出门去鱼塘，骑车经过村东头的小山包，老周总忍不住回头眺望自家新盖的房子。两层楼房略高过四周的暗淡的灰瓦房顶，墙面刷着平整的水泥。彩色碎玻璃连成花瓣的形状点缀着墙面，高大的铁门刷着红漆，甚是气派。顶楼用水泥倒模的罗马柱环绕，刷着白漆，创造出一层可以用的空间。一侧晒着鱼干和咸菜，另一侧晒着衣服被褥。老远看着，老周的鼻子都好像闻到鱼干的香气和被褥上阳光的味道。

老周脸上带着微笑，慢慢骑行在河堤上，缓缓舒气，心里念叨着：“日子越来越好了。

今年老周完成两桩大事，给国平安排工作，给家里做新屋。老周心里盘算着将来的安排，国平要娶妻，两个女要嫁，这两件事攒钱就好。最重要的是小儿子要好好培养，国平一直在娘身边，性格也随娘，缺乏闯劲。小儿子要好好培养，挑起家里的大梁，把家里拧成一股绳，家里没有什么靠山，得团结在一起才有希望。

烈日高悬，骄阳似火，空气仿佛静止，鱼塘旁边的芦苇丛纹丝不动，唯一的动静就是鱼塘中央的水泵在有气无力地吐水。鱼塘边，老周半蹲着扫视水面像是在寻找什么。突然，池塘一角的白点引起老周地注意。老周敏捷地起身，快步走过去，几条因为胀气而滚圆的鱼翻着雪白的肚皮漂浮在水面上。

这个情况不是刚出现。老周在上上个月发现一次，上个月发现两次，到这个月，这才月中，已经第三次发现这样死状的鱼。看起来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老周遍查各种鱼病防治的书籍，都没找到原因。老周无奈中联系农大教授，对于老周的描述，教授也无法作出解释。老周拿着抄网一边打捞着死鱼，一边琢磨着要不要把鱼拿去农大化验。

正准备离开，一旁草丛里反射的亮光晃了老周眼睛，老周弯腰捡起，是一个棕色小玻璃瓶。老周的鱼药也是用棕瓶装的，但老周十分确定这不是自己遗落的。老周用完的鱼药瓶子一定会收纳起来，防止污染水源。而且鱼塘鱼药用量大，老周采购鱼药都是大瓶。鱼塘离最近的水田都有半里地，也不会是别人水田撒农药后留下的。

看着瓶子崭新的贴纸，再想到最近发生的事情，老周心中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

新房上梁那天，一片喜庆的氛围里有些不愉快的小插曲。

张家的楼房比老周家建的还早。老张年纪比老周稍大，但老张他爹很晚才生下老张一个儿子，家庭条件虽然不富裕，但资源全部汇集在老张身上，早早就给张罗娶妻。二十几岁，老张就有生下四个儿子。现如今四个儿子都已经成年，在村里算是少有的劳动力大户。莲花乡搞集体公社的时候，他们家的人口最多，工分最高，分的粮食也最多。后来公社结束包产到户再分地，张家因为县政府里有个表亲，他家分到的土地比公社之前更多。老张的四个儿子不算出息，但也肯干，村里有啥好东西老张四个儿子抱团一闹，总能争抢到大份。之前周家长房那块离村子最近最肥沃的田地，如今就在张家名下。慢慢的在这一穷二白的莲花乡里，张家俨然有首富的样子。

张家几兄弟一人养一只黑狗，几只狗皮毛油亮，平时圈在院子里，有人路过便隔着铁门狂吠。张家宅基地横亘在村东头，村民不到万不得已不往那边去。也因为如此，张家才能乘机砍光公家的树木，改造成自家菜园。

直到老周养鱼成功，在村里也盖起楼房，周家的风头才隐隐有盖过张家的味道。上梁那天，张家四兄弟跟着父亲也来吃酒，酒过三巡，张家四兄弟不动声色地支开酒桌上的其他人。老周随手向后一摆，像脑袋背后长眼睛般，轻巧地拦腰抱住在酒席间乱窜的小儿子，放在自己的腿上。

张家老大首先开口：“周叔，你家鱼塘卖不？”

虽说爷爷传下不喝酒的家训，但老周有自己的看法。喝酒不要紧，关键不能误事。爷爷教给他最大的教训，是他得给家人攒一笔不动产，那是人活着的底气。场面上该喝酒也得喝，老周办事从不喝醉，只是场面上意思一下，逢场做戏。

听见张家老大说的话，老周的脑袋立马警觉起来，心想着张家真是巧取豪夺成性，说话都不懂遮掩。于是假借酒劲答道：“鱼塘不好做啊，鱼容易病，卖给你们家是害你们啊。”

“你们想学吗？我可以教教你们。”老周紧接着补充道。

老周这么说一方面是想让张家兄弟知难而退，另一方面，养鱼这事在老周看来，的确没啥秘密。困难的地方都是农大在研究，方法和结论都写在书上，按书上的方法结合实际情况就八九不离十。当然也会有失败，那就要花时间多做几次对比实验，找到问题，对症下药。

席间说完那些话，老周以为张家兄弟会打消养鱼的念头，毕竟他们家现在的田地就够一家人忙活。可没想到的是，隔天张家兄弟真的来找老周请教养鱼的窍门，老周也没有隐瞒，倾囊相授。不得不说，老周是有悟性的。虽然早年因为家穷，没读几年书，但是，兄弟间不和睦让老周早早就在社会上辗转腾挪，他从实践领悟到，凡事得讲客观规律。养鱼也是一个道理，控制变量，循序渐进。但张家四兄弟显然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家的经验是团结，一力降十会。在他们看来，老周一个人都能做成的事情，他们一家人齐心，没有理由不成功。

张家四兄弟说干就干，半个月，就挖出一个跟老周鱼塘一样大的水塘，然后立即投下鱼苗开始养殖。他们起初还想找老周买鱼苗，但老周见他们心急的模样，知道这事会出差错，不能扯上关系。于是给张家兄弟提供农技站的联系方式，让他们自己选鱼苗。结果如老周所料，毫无经验的一帮人，匆忙下手，脑子里只有出鱼赚大钱，结果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

等到出鱼那天，张家四兄弟的鱼塘，长到大小合适售卖的鱼，只有老周鱼塘的十分之一，亏个底朝天。对此，老周十分惊讶，张家兄弟悟性不错。初次做，与自己当初相比，结果已经好很多。

但张家兄弟明显不满足比老周当初好，这家人从来在莲花乡里横冲直撞，没啥做不成的事情。一直以来蛮力的成功给他们带来自信，让他们觉得老周养鱼的成功不过是运气好。老周都能成，他们只会更强，之所以失败，那一定是老周在使坏。他们没有循序渐进的认知，幻想能一次成功。当天，张家四兄弟就在老大带领下，气势汹汹上门向老周讨要说法。老周能说很多道理，但是这种时候讲道理有什么用呢。张家四兄弟一贯靠着力气吃饭，威吓是他们惯用的伎俩。老周也只能闭门不出，好在新修的铁门结实。

乡土社会里，人和是第一位，有力气总能成事。可放到其他事情上，天时地利更重要，得按事物本身的规律来。村里人都吃过张家的亏，公家的东西也被他们家霸占。人们私下不齿张家的作风，但明面上还是得正常往来。张家男丁多，很多时候还得找张家出力。

张家四兄弟不会想老周鱼塘已经经营五年，从接手之初的小水坑，扩建到现在的大小花费两年时间，那两年时间一直在摸索，也一直亏钱。是因为有农大补贴支撑，再进行过无数次实验之后，才找到窍门。

从张家兄弟闹事那天之后，老周的鱼塘便开始死鱼。今天老周终于确定猜测，张家人在鱼塘里下药。是啥时候下药的呢，老周需要抓个现行，报公安抓人。

晚上回到家，老周找到国平，交代这桩事情。

“死鱼的原因我大概知道了。”

“我在塘边发现了药瓶。”老周将药瓶递给国平示意他收起证据。

“应该是张家，这几天晚上巡逻你跟着我。”

“看到人我去抓住，你去最近的那个小卖部打电话报公安。”

“然后立马带人来塘上找我。”老周把整个过程一步步交代清楚。

“复述一遍。”老周紧接着说。

“晚上巡逻，看见张家人来下药，爸你去逮住，我去打电话报公安，公安到了，我领他们来塘上找你”国平快速重复。

“可以。”老周最终定下方案。

往后连着几天，老周和国平去鱼塘，要么绕开村东头的老张家门，要么故意回程经过张家，然后再掉头返回鱼塘。让老张家摸不准自家塘上是否有人。在连续蹲点几天后，终于等到期待中的不速之客。

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天空中低矮暗淡的云层边缘有闪电流动，气压低到人的呼吸都不顺畅，塘里的鱼纷纷浮出水面呼吸。老周和国平熄灭鱼塘小屋的煤气灯，制造出无人的假象，两人躲在鱼塘边的芦苇丛里，观察着鱼塘周围的动静。两人浑身汗湿，衣服黏在身上，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大雨要来了。

老周和国平在芦苇丛中轻声聊着碾米厂的趣事，眼睛还是盯着鱼塘的四周。突然，在往鱼塘西侧过来的小路上，亮起两个手电筒的光点。由远及近，自行车轮碾过石子的“窸窣”声音越来越响。老周停下闲聊，摆手示意国平保持安静。那两辆自行车并不是路过，他们来到鱼塘边，停下来。借着两人手电的亮光，老周看见其中一人在身上摸索，终于从口袋掏出什么东西。

老周拎起手边的抄网，弯着腰准备悄悄摸过去，回头对国平交代道：“去报公安。”

国平收到父亲的命令，扶起藏在芦苇丛中的自行车，背靠着芦苇的遮蔽，小跑着推动单车，顺势跳上车座，快速向小卖部驶去。

等到国平带着两名公安来到鱼塘，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小时，天空开始飘起小雨，响起阵阵闷雷，点亮头顶的乌云。

鱼塘周围黑漆漆，没有声响，也不见人影。国平和老周是骑一辆单车来的鱼塘，所以国平知道父亲不可能自己先走。在自己离开时，父亲是往那两个下药贼的方向去的，想到这里，国平领着两个公安往那个方向走去。借着手电筒的亮光，可以看见地上混乱的车辙和脚步，老爹的一只凉鞋倒扣在地上。

国平顿感不妙，大声疾呼：“爸！”。

回应他的只有越来越密集的雨水。国平引着两个公安在鱼塘周围开始搜寻。两分钟后，一个公安发出呼叫：“在这里。”国平和另一名公安聚拢过来，老周上衣被扯破，上半身趴在岸边，下半身还泡在水里，已经晕死过去。三人合力把老周拖上岸，抬进小屋内，煤气灯亮起，国平这才看清父亲的伤势。老周左眼肿起，嘴里都是泥沙，国平伸出手指，扣开老周的牙关，把他的口腔清洁干净。简单处理之后国平和两个公安架起老周，立即往医院赶去。路上雨越下越大，雨点拍打在国平脸上，顺着眼角向下流淌，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

病床上，老周还没苏醒，家里的孩子们环绕着父亲。老周老婆佝偻着坐在床边，低声呜咽。

老周的老婆叫苏桂香，是周家的童养媳。老周有三个兄弟，他排行老二，但是他们兄弟四人不像张家四兄弟，是如何也团结不起来。自家四兄弟年纪相仿，本该容易沟通，却谁也不服谁。从某种程度说，老周是欣赏张家的，更准确地说是欣赏老张。年轻人总是气盛，若是家中没有老张这样把握平衡的父亲驾驭，张家结局应该与自己兄弟们差不多。在张家，老张是脑子，几兄弟是手脚，这样的一家子放在莲花村里像是个势不可挡的巨人。

老周对自己父亲的评价是“勤奋有余，思想不足”。父亲像是一头老黄牛，踏实肯干，靠自己的双手养育着自己的家庭，父亲一人可以耕种几十亩土地。他埋头干活，话却不多，几个儿子见偶尔偷懒父亲也不多言语，慢慢懒散下去。父亲似乎也享受这种照拂家人的感觉。特别是在亲眼看见周家长房在自家田地被枪毙的场面之后，老周父亲就更加对几个儿子们的懒散放任不管。在他看来，自己一个人吃苦，家庭温饱足矣。比一家人吃苦积攒，最后却被枪毙强。

老周父亲成长在民国，虽是周家偏房，家道中落。但相较于莲花乡大多人家，还算是体面。他的内心羡慕那时的周家长房，梦想着祖宗保佑，能中兴自己这一房。也能积攒下长房那样的基业，留给后代，所以格外吃苦节省。他首先想做的就是把老爹卖给长房的地赎回来，老周父亲这不上不下的状态本还有盼头，共产党一分地，直接把他晾在半空中。向前去成为地主，他再也不敢，往后成为普通农民，他也不甘心。只能浑浑噩噩，在村民面前装傻充楞。他的想法不敢与外人道，对儿子们也不敢。他怕他们说漏嘴，到时全家遭殃。

老周父亲的想法最终得到现实佐证，土地革命分地过去十余年，文化大革命来了。

莲花乡在人民公社时期，把解放时分的地又重新回归公社。虽然各人祖上有高低，但解放后大家都是从头开始。从开始组建人民公社到如今，大家已经在同一个锅里吃饭好几年。村民们看起来和睦融洽，大家都是一个阶级的伙伴。可突然间，一些人就翻脸，开始翻起好多年前的旧账。

周家长房的长子在老爹被枪毙时还小，如今已经是壮小伙。他从懂事起家里就已经没有田地，全分给往日的佃户们。他也只能像一个普通农民一样下地干活，日子的艰辛让他有些抱怨。特别是得知原来脚下的土地都是自家的。他的抱怨起先只是告诉自己的朋友，渐渐地，就人尽皆知。

莲花乡还在世的，哪怕最老的村民，从有记忆起，乡里大多数土地就已经是周家长房的。对于周家长房一直以来对土地的占有，所有村民都没有异议。因为从他们祖辈开始，就一代代告诉自己的孩子们：我们家是给周家老爷耕田的佃户。突然间，解放军的部队来到莲花乡，说土地属于人民，连佃户也有份。大家虽然不信，但是分到手的土地是实打实的。各家都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对共产党自然拥护。

村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抱怨也能理解，人家祖宗积攒的地，平白被瓜分。若是放在自家身上，也不会乐意。但毕竟不是分自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不过分周家长房的地，心里还是理亏，村民对于抱怨本是视若无睹的状态。

当文化大革命传到莲花乡，县里派来红卫兵，还五花大绑地拉来一个人。村民们好像一下觉醒，也不知从哪来学来个陌生的词汇——“走资派”。大家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分人家的地不说，如今这孩子也没做啥伤天害理的事情，却要批斗人家。但这是政治任务，人人都得发言。沉默好一阵，那孩子的好友起头，说周家长房的抱怨就是资本主义复僻，有人打头阵，村民们的话匣子便被打开。

红卫兵押来的人是县城管农业的干部，他接手周家长房的米铺，改为国营。红卫兵们押着两人一起在周家祠堂门口坐飞机，祠堂的牌匾和里面陈设早已经砸毁。两个人后背都插着木板子，一个写着“走资派”，一个写着“走资派余孽”。言语混杂着拳打脚踢全都落在两人身上。众人一直批斗到肚子饿，食堂开饭，火力才减弱。村民吃完饭，便把这个小伙子和城里来的干部五花大绑，脸上涂满锅灰，押着游街，顺便消食。

几轮批斗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就这样，疯了。

老周父亲全程在台下目睹，他同情这个孩子。轮到他批判的时候，村民的眼睛都直勾勾望着他，看得他心里发毛。他也跟着组织语言批判这个孩子，但更加笃定自己之前想法的正确。若不是这些年不作为，不张扬。作为周家的偏房，也许台上被批斗的就是自己。他不知道批斗会不会变成是常态，毕竟他跟长房是一个祖宗。他害怕哪天被人惦记，愈发不言语，埋头干活。村民是一个都不能信，儿子们就供在家里，不许出门惹事。儿子们越没用，自家才越安全，命最重要。这是老周父亲对于时代给出的最终解决方案。

头顶烈日在田间地头跟父亲一起干活的儿子大多时候只有老周。老周觉得父亲对儿子们放任的做法不妥，但他不知道父亲真正的担忧。老周父亲也算是大户人家人的儿子，念得书多，思虑也比普通农民更多，但最终的表象却是庸庸碌碌。他在用他的经验尝试拯救一家人，积攒太多会被革命，不积攒家庭没有发展。他干脆就自己一个人养活一家人，后面的事，边走边看，总能等到有转机的那天。

老周父亲一度以为转机会是某个时间点，没想到转机其实是每日跟着他劳作的儿子老周。老周没有父亲的担忧，在他看来，地都已经分完，各家都有地，还能分谁的呢。大家现在都一个起跑线，就看谁跑得快。

老周出生在新世界，他没有过往的陈旧经验。因为老周父亲害怕孩子把他的“小资”想法说漏嘴，也不跟孩子们多说。老周用他崭新的心境看着这个世界，眼中对于未来期望大过恐惧，他从另一个角度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跳脱苦难需要远见和技巧，但苦难同时意味着认识的匮乏，这两种相悖的素质，意味着大多数的苦难如同沼泽一般，只会让身处其中的人越陷越深。只有物质富裕之后才能以宽服人，那时小矛盾自然消解，大家都会变得好沟通。在困苦的环境中，自私以保全自己再所难免。领导困苦的家庭，更加需要智慧，光是道理、逻辑上准确无误远远不够，进入现实的具体实践都得大打折扣。他还得精准地找到或者等到某个具体的时点，去做特定的事情才能让家庭避开风险。所以，父亲不得不严厉一些，像火一样让人避开危险，而不是像水一样狎昵可亲，溺死的人总是比烧死的人多。

虽然老张跟自己是同辈，但老周还是觉得，当初自家父亲起码应该像老张一样做。自己把控大局，把儿子扔出去独挡一面。掌握家庭资源和再分配，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几兄弟的积极性。才能改变家庭的物质条件，保持自己的威严。而不是放任另外几个兄弟贪小便宜而不惩罚，父亲总有老的那天，那天到来全家就只能啃老本。

老周想明白这些事情不久，父亲便去世了。那天老周父亲亲眼看着周家长房的长子被逼疯后，晚上偷偷去小黑屋给那孩子送些吃食。之前那孩子见他还会喊一声周叔，如今已经不认得人。晚上回来之后，老周父亲就开始发烧。

小病不断的一年，老周父亲更加枯萎，临死的时候，嘴里还一直嘟哝：“没有希望了。”直到咽气。

那年老周二十二岁，父亲算是留下了一点家资。父亲在世时，家庭财产还能积累，几兄弟虽然偷懒但还不敢在父亲面前造次，父亲过世后，家里再没有入账，兄弟们又习惯懒散，母亲权威有限，家庭在母亲的主持下，矛盾越来越深。在老周看来，人与人相处其实并不难。

用两句话说就是：一个人要主动，另一个人要有数。

用一句话说就是：别想占便宜。

老周也是如此实践的，父亲在世的时候，自家兄弟之间的争斗，总是老周第一个让步。因为老周实在看不上家中这三瓜两枣，有本事就去外面把东西赚回家里，窝里斗算什么。对待家人，老周总是活多干一点，东西少得一点，让兄弟们多占一点，家里少点争斗，让父母更加安心。可这换来的不是兄友弟恭，其他兄弟反而都认为老周懦弱好欺。

这些事老周做起来轻而易举，但对自家几个想不明白道理的兄弟而言，这是最艰难的事情。在老周看来，自家若是能像张家一样，几兄弟们团结起来，各自肯干，哪怕不欺压旁人，也能过得很好。但这需要一个赏罚分明的长辈，自家父亲不是这样，他大包大揽，兄弟们都躲在他后面，逃避困难。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付出总是辛苦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老周父亲一样甘心为家庭付出，父亲如此行事，是他的内心与时代碰撞而生的偶然结果。对于大多数人，也包括自己这几个兄弟而言，能不付出辛劳，动动小聪明，就能分现成的东西那自然是最好的。家财哪天分完，并不在考虑范围内，总不能便宜其他兄弟。

若是人人如老周，每个人都干好自己分内的事，甚至多干一点，解放后莲花乡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也不会吃不下去。若是都想着少干，老周一个人也无法维持这大锅饭。大多数人的觉悟只能到此为止，把大锅饭吃到吃不下去，才能主动去做事情。

老周不懂公有制、私有制的区别，但他是同时适合这两种制度的人。他知道自己父亲的优点和缺点，潜移默化中老周依据父亲这个样本来改造自己。

有的人生下来就与身边的人截然不同，虽然老周出生就在莲花乡，在这个闭塞农村的小家庭里。老周一开始就与几兄弟不同，他发现这个家庭的症结。父亲踏实肯干是优点，老周把这一点继承下来。父亲的不足之处，是他毫无攻击力的宽厚。作为家庭这艘船的舵手，父亲应该有攻击性。而自己父亲这样的无缘由的宽厚，几兄弟和周围村民渐渐都试探出来他的底线，变着法占这个小家庭的便宜。农村人靠着土地生活，剩余全靠节俭，土地的报答不多不少，别人多拿走一点，你就少一点。

渐渐地，老周思考方式发生变化，他没法改变旁人，但他能调整自己。他把关注点完全收回到自身，明确自己的责任，对周围则赏罚分明。老周的这种想法，让他总是三思而后行。不会因为别人得自己好处而对他人颐指气使，出问题第一时间找自己的问题。事事尽心尽力，不把别人作为借口。当然老周也不是烂好人，那些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他会立即踢开。顺便能得好处他无所谓，若是贪得无厌他自己也可以单干。

自家兄弟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小利，谦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想明白这一点后，老周便很少参与家庭内部事务，转而寻找家庭外的机会，尝试是否有别的机会改善家庭状况。从那个时候开始，老周就有在外考察各种生意，心中做着盘算，只是缺少启动资金和时机不成熟，一直没有付诸实践。

老周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尝试随着父亲的去世戛然而止，父亲过世后几天，大哥就召集全家人，说是要分家。母亲坐在堂上，默不作声，也看不到脸上的表情。三弟和四弟看起来兴致勃勃，完全不知道将来会面对什么。

话题还没开始，老周就猜到大概。大哥跟邻乡一个姑娘相好快一年，也到该婚嫁的年纪。父亲去世，他想趁着家中还有家资，乘势结婚，这是人之常情。不然后面这几个弟弟都是拖油瓶，都要分家产，夜长梦多。老周相信，这其中一定有大哥那个未过门媳妇的主意。

人各有志，母亲默不作声，也不拍板，老周人微言轻，分家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苏桂香坐在角落里，作为周家的童养媳，这件事没有她的发言权，按计划她本来是要嫁给大哥的，现在这个情况她显得有点无助。

桂香原先是隔壁白水县一户人家的孩子，那家人女孩生得多。也不知是养不活还是不想要，出生就被送到周家。桂香在五岁那年患上严重的肺炎，人救过来，也留下后遗症。身子骨瘦弱，看起来病怏怏，一直咳痰。再年长一点，有次下田插秧，直接晕倒在水田里，后来家里就再也没有给她安排重体力活。桂香一直在家照顾菜园，农忙时节帮家里人去田里送水送饭。桂香知道大哥不喜欢她，她的身体状况一直是大家的负担。只有二哥是最好，对谁都客客气气。每次从县城回家都会给家人捎带东西，连她也会得到一份。其他哥哥只会抢她的东西。

“桂香怎么办？”在一阵沉默中，老周发问。

苏桂香闻言抬起头，偷偷扫视大家的表情，大哥皱紧眉头，另外两个兄弟都面无表情，母亲一脸茫然。

“我有对象，很快就要结婚。你平时跟桂香玩那么好，后面桂香就跟你。”大哥用不容质疑的声音对老周说道。

这个回答在老周的意料之中，家中这几个兄弟从来都是好处占尽，坏的就不管，之前是父亲和老周承受这个家庭的负面，现在只有老周。

“可以，我带桂香走，几个兄弟受累，一起帮我搭个住处，家里的东西我不要，老屋的事情妈做主，两个弟弟的那份大哥你看着分。”老周缓缓说道。

“爹的自行车我要带走。”老周接着补充。

大哥听闻，先是眉头一皱，接着舒展开来，最后甚至带着笑意连声说道：“好，两个弟弟和妈我会好好照看的”。他生怕老周反悔。

就这样，老周放弃他的那份家产。这份家产也就自家兄弟能看上，一栋摇摇欲坠的，祖宗留下来的木屋。老屋的历史已有百年，从浮雕还能看出当年的繁华，传到如今，子孙不肖已经令老屋破败不堪。老周不想最后还引起争斗，让父亲泉下不安，也不想让村里人看自家笑话。

老周带着桂香离开老屋，住进几兄弟搭起来的勉强能称之为屋的大棚里。刚住过来那段时间，周围村民的谈资就是老周和桂香两口子，无一例外地都说老周蠢，有好东西不敢争取，自然也没人来拜访这穷困的一家人。

刚搬来的第一个春节，老周勉强凑一桌好菜，借着酒意老周对桂香说：“你不是没人要的人，这个家会越来越好的。”这是老周这辈子唯一一次喝醉。

往后的日子果然如老周说的那样发展，虽然没有启动资金，但也没有兄弟的牵绊，老周和桂香的小家在老周的经营下越来越红火。母亲去世那年老周回到老屋，大哥和两个弟弟还住在一起，嫂子满脸谄媚地拿出盛着花生瓜子的果盘递给老周，一边念叨说自己丈夫没有出息，没聊几句，话题就转到借钱。

老周两个弟弟这个年纪还是光棍，占着老屋，满地的鸡鸭粪便，大哥也别想打这个老屋主意。

三

病床旁，桂香哭泣许久，通红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六神无主。国平来回踱步，眉头紧锁，显得十分焦躁。小儿子一早被姐姐们从床上拉起，带来医院，靠坐在病床上，还睡眼惺忪。两姊妹凝视父亲的脸不知道在想什么。

“吱嘎”，病房的门被推开，一身白大褂的医生走进来。国平赶忙迎上去，刚想开口，医生摆手示意安静，来到病床旁对着桂香小声交代。

“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折断几根肋骨，水泡时间过长，肺叶吸入脏水，后面会有后遗症，可能不能干重活。”

桂香还没反应，一旁国平闻言大松一口气，随即又狂怒起来，吼道：“这个事情都是张家搞得鬼，我要找他们算帐。”声音突然爆发，给医生吓一跳，老周的手指头也轻轻抽搐，惊醒脸颊伏在老周手掌熟睡的小弟。

“病人要休息，家属说话小声一点，没事可以先回家，过几天就可以接回家休养。”医生没好气地说，说完便转身离开。

第二天一早，国平蹬着老周的单车来到公安局，带着父亲交给自己药瓶物证，询问昨晚打人的张家兄弟有没有抓到。公安局的答复很简单：“没有证据，不予立案。案发当天，张家兄弟都在家里睡觉。”国平一愣，想说点什么，看着周围越聚越多的公安，又不敢多说，带着药瓶，垂着头就离开公安局。

几天后，国平把老周接回家。老周半倚靠在床头，闭目养神，脑袋里回想着那天晚上的事情。那天晚上，被张家最年长的两兄弟的胖揍，然后两人被丢进鱼塘里。老周漂浮在水中，感觉自己已经没有知觉。再醒来人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国平给自己反馈的公安回复，都在意料之中。没有抓到现行，加上张家县里有人，这件事不会有下文。还是自己太过鲁莽，独自做这样危险的事情。国平如果当时没有离开，而是与自己一起逮人，后面就不会有人来寻，可能父子俩都要葬身鱼塘。

这个家庭还是太脆弱，老周来不及惦记自己的伤势，又开始琢磨这个家庭下一步怎么办。大儿子安排工作，还得讨老婆。两个女儿也长到嫁人的年纪，小儿子不爱读书，天天在外面瞎混，得安排学点手艺啥的。想着想着老周又迷迷糊糊睡过去。

回来这几天，老周一直卧床，持续低烧，人迷迷糊糊。好在国平碾米厂的工作清闲，并不紧抓考勤，国平给同事打好招呼就能早点回家。鱼塘是国平在碾米厂上下班的空闲时间在照看，其余时间国平都带着弟弟守在老周床前。

国平的弟弟叫世平，给小儿子起名老周没有太上心。孩子出生，老周直接使用第一个浮上心头的名字，就匆匆忙忙下地忙活。世平记事开始，老周家的日子已经有起色。

不像国平小时候。那时老周一家的棚屋搭在村子边缘，老周就带着一辆单车分家。国平出生的时候，家里很穷。虽然平日在田里劳作，老周与普通村民无异，衣物都是缝缝补补。可每当老周出门办事，他就会穿上这个家庭里唯一一套买来的衣裳，戴上腕表。老周的穿着，让他看起来不像是住在这个棚屋里住的农民。周围邻居家境也差，不然也不会住在村子的边缘，但相较于老周，他们家境还是要好些。看见老周衣着整洁地出门，便会抱着膀子，带着讥讽调笑“少爷出门啦。”老周回家，便是“少爷回来啦。”即便如此，老周每次也都笑着打招呼回礼。

老周早在没有分家的时候就在外做些小生意，人靠衣装马靠鞍，老周需要在外见人。一件正经衣服都没有的陌生人，说话谁信呢？老周明白，没人有义务透过外表，看自己的内心。他得先有门票，进入大门，才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能力。衣装虽贵，但对那时的他而言，是最通用又最便宜的投入。村民在田地里不与外人打交道，自然不懂。老周也不与他们一般见识，他知道村民们想的是什么。无非是自己看起来的体面，让困在土地里的他们觉得不接地气，而心生反感或嫉妒。老周觉得更多是后者，他并不是衣着浮夸的标新立异，所求不过是第一眼的可信。所有人一眼就能知道美丑好坏，但本能会让他们作出相反的举措，当他们不敢与众不同的时候，就只能拉踩。

大多人都需要荡妇的存在，才能证明自己的忠贞，若是与他们不同，你就是荡妇。

对于调笑老周总会轻巧应和，自己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当老周成为村里的万元户之后，老周依旧那么穿着，这时候村民们却觉得老周朴素，便再不提这茬事。

除老周那一身衣服外，这家人没有一件完好的衣裳。国平穿的是缝缝补补的百家衣。国平个子长得快，衣服很快就不合身。手脚比衣服长出一截，露出的肌肤起皮皲裂。阳光和尘土让国平每天灰头土脸，如何也洗不干净。光长个子不长肉，让国平整个人又黑又瘦。虽然村民都不富裕，村里的孩子们都是这般黑瘦。但村里国平家是最穷的那一档，人群中国平是最黑瘦的那个。这让国平成为村里其他同龄人欺负的对象，村里的顽童喜欢向他扔石子。给国平起外号“狗屁”，跟他真名国平去谐音。一群人围着国平起哄闹腾，然后又扬长而去。

老周一直为家庭在外奔波，每日不歇。国平知道老爹不可能帮他出头，所以从不主动招惹别人。别人扔石头他就避开，大路人多就走小路，所以上学总是迟到。学校同村的孩子居多，国平在学校也总被欺负，所以在学校一直沉默寡言，老师也不喜欢这个既性格沉闷，学习又差劲的孩子。国平能感受到老师的不待见，学校没有什么值得他期望的事情，慢慢对上学也失去兴趣。

老周对国平而言又熟悉又陌生，陌生在于老周虽然每天都回家，但是早出晚归，国平的作息基本见不到父亲。熟悉在于只有老周能听他说话，相比日常相处的娘，国平更喜欢老周。母亲什么事情都没有主意，兄弟姐妹间谁声音大她就听谁的。国平有困惑总会去问父亲，父亲总能给他一个可行的答复。

老周与国平相处不多，国平也不给老周诉说自己的委屈。老周一直以为国平像正常孩子一样，只是沉闷一点，再长大就好。他不知道国平的自信心早已经摧毁殆尽，整个人像是泡在迷雾之中，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未来还有什么意义。

世平相比国平而言，生活环境已经好转很多。周围的村民已经不再排斥周家，接触的人家多，世平变得能说会道。不像国平，世平很早融入村里男孩子的小团体。这个小团体许多人都曾经向国平扔过石头，世平混在给国平扔石头的人堆里。虽然同伴太过分世平也会制止，但是时间一长，世平也看不起这个瘦弱的大哥。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无比懦弱。虽然家庭状况好转之后，村里其他同龄人也不再敢欺负国平。但过往的阴影依然笼罩在国平身上，让他不善言辞。

世平没体验过那种极端贫穷家庭环境，父亲不能撑腰，母亲虚弱多病，任何反抗尝试的后果都是失败，只有绕着走，痛苦才会不那么猛烈。国平不敢对事情负责，因为他手上的事情永远无法成功，世平不了解国平。

老周也不理解国平，或者说，老周能理解，但拉住这个坠落中的家庭已经耗费老周太多精力，他无暇顾及大儿子的情绪。他那时的能力只能照顾家人的生存，还顾及不到其他。在家庭困顿的时候，他更得把所有的资源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只有这样，资源最高效率地运转，他才有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改变现状，为这个家庭带来真正的希望。

老周眼里看着这个家庭，也看着国平。老周内心已经足够丰盈，并不需要物质的支撑自己的信心。大儿子谨小慎微的模样他看着眼里，这是家庭困顿的具象化，为此他十分心痛。但这种情绪在老周心中总是一闪而过，转而成为他的决心。他最终的目标是要改善家庭困苦现状，所以更加不能沉溺在家长里短的感伤中。若是一点积累便投入家庭改善生活，虽然可以让家人获得短期的幸福，但这个家庭将永远被困在鸡零狗碎的，因为资金不足而引发的，不知缘起的问题中无法自拔。

在这个家庭中，没有人能阻止老周的决定，老周便按着自己的计划前进。对家庭这个集体而言，老周的方式无疑是最好的。只是老周这样的选择，让年幼的国平成为这个家庭最初物质匮乏的真正牺牲者。

对于老周的行为作用在家庭上的后遗症，能修补的只有这个家庭另一个成年人——作为母亲的桂香。但她自身能力的不足和外部可选项的缺失，导致家庭内部的困顿，虽然让她看不到希望，但她也无力改变，更不敢离开。桂香只能无条件依附老周，没有别的选择。艰苦的家庭环境中，桂香忧心忡忡，她从分家之前就在悄悄攒钱，她这辈子都是被人挑选。万一老周也不要她，或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得有些积蓄应对。

桂香只能先照顾好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力气去照拂家庭的其他成员。这些情况老周知道，但没有不满，他对于妻子的期望只有洗衣做饭，其余的事情，他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他作为男人的责任。时间就这样一直向前流淌，让所有当初不起眼的决定，最终开花结果。

许多人总有一种错觉，磨难让人坚强。但人与人不同，一样的磨难，开出来的花会是迥然的。

傍晚，国平去鱼塘喂完饲料，又坐到父亲的身边，老周今天的状态好转许多。少有的清醒时间让老周有时间跟大儿子闲聊。

“碾米厂工作还顺利吧。”

“顺利，都挺照顾我的。”

“塘上现在怎么样。”

“没有死鱼了，鱼都喂饱了。”

“教授又带人来参观，我接待了他们，没说我们家的事情。”

短暂的沉默之后，老周继续说道：“这件事不会有结论的，张家势大，县里有人。我们家人少，这件事不要追究。”

“嗯。”国平低头应和道。

“这个家你是长男，也最稳重，你弟弟人聪明但是爱取巧，后面可能会有麻烦，一家人要团结，要好好照顾家人，让着点弟弟”。

说完，一阵晕眩，老周又昏睡过去。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老周对于国平最终还是只认清表面，国平的内心深处是一个蜷缩在墙角的虚弱小孩。老周一个人把摇摇欲坠的家庭抗在肩上，并且做得很好，他试图做自己心中的父亲，想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孩子们。但他们太小，阅历太少。这个家庭无人能懂老周的心思，世界加上老周又减去老周，给予这个家庭希望又抹去。也许再过几年，老周就能把这个家庭理顺，带出谷底，可惜时运不济。往后就看这家人的命。

新房落成半年后，堂屋雪白的墙壁上，老周的遗像悬挂其上，遗像的一角写着三个小字“周长生”，这是老周的名字。长生的期望最终没能实现，还是壮年的年纪，就画上句号。画像上的老周满脸皱纹，还是带着他标志的微笑，注视着这个家庭，这个他心中未竟的事业。这次伤势虽重但不致死，老周这些年也从不生病，可经年累月积劳成疾，使得这成为压垮老周的最后一根稻草。

老周的逝去对国平来说，是内心唯一一根支柱断裂，未来对他而言更加模糊。老周咽气的当晚，家里人都哭得稀里哗啦，国平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这个世界上从此没有他能依仗的人。国平无意识地起身，随即往张家走去。

当世平赶到张家门口的时候，国平已经倒在地上，四只黑狗在一旁狂吠。黑狗贴着老张家四个儿子站定，咋呀咧嘴，眼中闪着寒光，看着十分凶猛。他老早就想养一只张家这种猛犬，但是父亲并不应允。黑狗横亘着，世平不敢上前，像早先躲在向国平扔石子的顽童中一样，躲在人群中。看着一众围观村民的漠然或是讥讽的反应，再看看躺在地上鼻腔淌血的哥哥，不敢出头。默默退出人群，快步走回家中。随着第一户人家的炊烟升起，围观的村民渐渐散去，家家户户亮起橙黄的温暖灯光，国平起身开始往家里走去。

如今村里居民用电大多是来自老周出资安装的变压器，不知道他们在晚上全家依偎在灯光下的时候，还是否记得这件事情。

家中已经做好晚饭，两个姐妹上来关切地询问国平伤势，她们不知道国平去找张家人，世平低头吃饭，目光躲闪。母亲在老周遗体旁默默哭泣，周围一切仿佛与她无关。国平抬起头，红肿的眼睛看着父亲的遗像，仿佛感受到老周当初的重担。老周最后的交代，对他而言是个必须要完成的巨大挑战，如果做不到让家庭更好，只能是自己多让一点。

老周去得匆忙，没有事先定好计划。葬礼只是按村里惯例通知各家，宾客不多，都是街坊里的老人和小孩。老周同龄或青壮年基本都借口有事推脱，老周离世，孩子还年幼，桂香没主见，大家都不看好老周家的未来，不想再有人情往来。老周兄弟们倒是来了，大哥和他媳妇人未至屋哭声先到，两个光棍弟弟一早就喝得醉醺醺。酒席上，老周一家和老周兄弟们坐在一桌，大家一起回忆老周生前的过往。车轱辘话一轮又一轮。

酒足饭饱后，老周大哥目光闪躲，手肘悄悄抵住身旁的媳妇。得到示意，这个肥胖的女人开始发话，对着苏桂香说道：“弟妹，老周攒下的这些东西，有各个兄弟的一份，你看要怎么分一下”。

苏桂香嘴巴开合，却没发出声音，她习惯性左右张望，没找到老周。以往这个场面，都是老周发话，如今两旁坐的却都是满脸稚气的孩子，这让她有些无力。桂香低下头，用力向下垂，好像这样就不会有人主意到她。

一时间，旁边酒席的喧闹映衬着周家这桌显得分外安静，国平面无表情像是在意料之中。没注意到旁边的世平已经憋到面色通红，当大家视线都落在桂香和国平身上时。世平猛地起身，把桌子掀翻在地，抄起扫大院的竹篾扫帚，就往老周大哥媳妇头上招呼过去。

边砸边大声疾呼：“你他妈的，还要不要点脸。”

人群快速分散围着世平劝说，劝他不要激动，世平分毫不听，照着老周几个兄弟就打，几兄弟见势不妙，拎起带来的礼品就溜出大门。老周的遗像在堂屋上注视着这一切，嘴角的微笑像是带着揶揄。

老周的葬礼闹剧之后，老周几兄弟算是跟老周家彻底切断往来，当然也不敢再说分老周家产的事。本来他们都是赌，赌老周家的孤儿寡母不敢反抗，谁曾想冒出个世平小子。事后大家都传，周家的世平小子很厉害，将来会有出息的。

国平将老周的死讯单独通知教授，连带还有酒席的时间。教授一早就驾车从省城出发，来到莲花乡时，正好看到世平拿着扫帚，赶着老周兄弟一群人乱哄哄从大门出来。他在车里很久才下车，他并不是来参加酒席，而只是来送别一位他十分欣赏的朋友。

最终，因为国平有碾米厂的工作，而世平年纪轻，对鱼塘并不感冒。鱼塘渐渐无人打理，教授最终以学校的名义高价买下鱼塘，作为学校的培训基地。算是看在与老周相识一场的交情上，给这家人最后的帮助。

四

国平所在的碾米厂是周边乡镇中最大的国营工厂。西南主食是水稻，作为南城县为数不多的工业，虽然名义只是碾米厂，但是厂里的业务随着时间膨胀，已经基本垄断周边乡镇的大米加工和销售。

在老周看来，碾米厂得益于国营体制下的垄断，未来会十分稳定。同时碾米厂业务广泛，不免要与许多人打交道。大儿子对自己有些依赖，不如易子而教。老周觉得这个稳定和挑战兼具的环境很适合磨练国平的性子，这也是老周将国平安排到此的初衷。

老周没想到的是，同样因为国营体制下的垄断，但凡有点积蓄和门路的人家，都争相把子女安插进碾米厂，国平只是其中之一。在国平加入前，碾米厂已经平稳经营数十年。随着每年的扩招，人一多，利润就不够分。碾米厂在计划经济时还能维持，随着改革开放，民营的碾米厂兴起，国平所在冗员的国营碾米厂成本无法与民营碾米厂竞争，国平最终被迫加入下岗大军。

在碾米厂上班的这几年，国平认识一位做美发的姑娘。

国平最打动姑娘的是一句话是：“我在碾米厂上班，每天带一把米回家你都能吃饱。”

当然，以国平的性子，他是不敢真的带米回家的，虽然工人们偷米回家才是碾米厂的常态。公家的东西，谁拿不是拿。下班回家的工人朴素工衣下的荷包都是鼓囊囊，只要不过分，保卫科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姑娘名叫李建英，她家所在的富山乡跟国平家所在的莲花乡间，相隔一座叫张家岗的小山包。国营碾米厂设在北岗镇，几年前建英和母亲送谷子来碾米厂加工，两个年轻人有过一面之缘。再后来，建英在碾米厂所属的铺面上开起理发店，国平跟同事在建英店里剪过几次头发。一来二去，这两个大龄的未婚青年就熟悉起来。

富山乡虽然与莲花乡相距不远，经济条件却相距甚远。富山乡与的几个乡镇毗邻，人均耕地比莲花乡少许多。经过人民公社时期的婴儿潮，这个情况愈发严重。

建英有四兄妹，她排行老三，建英父亲李平去世时，建英四弟三岁，建英才七岁。建英对于父亲只有模糊的印象，她只记得，那天，家里涌进许多不认识的人。所有人都面色如常，只有十二岁的二哥建平搀扶着母亲悲声恸哭，建英不知道平日里乐呵呵的大哥为什么哭得那么大声。而年长许多的大姐建芳带着弟弟和自己在一旁玩耍，浑然不觉家中发生大事。长大后建英才后知后觉，父亲原来就是在那天离开家人。只有一个孩子记得他，父亲一定会很难过吧。

建英母亲叫张梅芳，建英父亲去世时，母亲还未满四十岁。年纪轻轻，家中失去男人，梅芳一人得拉扯四个娃，家庭条件自然十分贫苦。天气晴好，村子各家习惯在祠堂前空地晒谷。临近傍晚，太阳下山，村民就会将自家的谷子收进谷仓。每每此时，趁着夕阳还能照亮大地，梅芳就会带着建英去到祠堂门口。等着晒谷的人家离开后，便趴在地上，用手指从地缝里再刮出一点别人家遗落的谷子来，一粒粒放进建英的口袋里。梅芳粗糙的手掌与地面摩擦出“刷刷”声响，在建英心中定格成母亲的形象。

早年家庭困苦，饿肚子是家常便饭，所以建英才会被国平无心的“我养你”打动。

建英父亲曾经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教授物理学。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打响之后，他被学生们批为右派，最终被送往西南，在富山乡的集体农场劳动改造。那时建英母亲在农场食堂工作，成分是贫农。就这样两个年轻人或因为爱情，或因为时代走到一起。

建英的父亲名叫李平，他的人生受文化大革命的波及极大。按照正常的情绪，他应该先是愤青，然后愤中，最后愤老，再留下一些伤痕文字。毕竟文革把他可预期的光明前程拦腰截断。但是，李平对文革的思考与当时其他狂热的革命小将，或者其他被要求改造的阶级深埋心中的怨念截然不同。在一桩桩落在自己身上或者身旁现实又具体的事情背后，他看到一位孤独的老人，一位与战友们分道扬镳的老人。

李平从小身体就不好，不像别的孩子在山野里狂奔，他更多是漫游在书房。所有事情，在历史上都不是新鲜事，再大的情绪背后，也只不过是个选择。渐渐地看待事物多一份沉静，他理解文革这一失败实践的意义。

共产主义的目的是用集体合作取代个体竞争，达成目标的同时减少竞争损耗，从而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但这需要集体参与者的个体自驱。对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言，自驱或许存在，一旦产生剩余，最要紧的事情就变成私有财产而非集体。国家已经跨过一无所有的时候，虽然还不富裕，但集体已经成为一部分人致富的阻力。

李平设身处地地想，倘若是他在那个地位，也许也会如此。除开国领袖的声望外，共产主义这件事在任何人手中都没有一丝成功的可能。但，自私作为人类前进的源动力，毛主席浪漫地希望以一己之力顺着马克思的思路永远解决剥削，可路径依赖不是轻易可以改出的。

当占大多数的穷人通过武革夺取土地和政权之后，里面的脑袋活络或有能力的人，自然成为穷人们的代表进入政府。这些本是穷人代表的穷人，相较于普通群众无疑具有更强的能力，资源在他们手中可以得到更有效率的支配。但他们因此而感受到的，这个地位的好处，自然驱使他们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尝试将这一切私有。

与历朝历代不同的是，现今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思想的支撑，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个社会实验，想靠自己的影响力再次回到公有制，依然让底层的普通人民当家做主。但人民只是乌合之众，虽然这个实践初衷是帮助群众。但在那些有组织能力的人民精英不作为的情况下，哪怕领袖放任人民夺权，人民也做不好。

最终文革这件事情只能沦为破坏，文革无法维持。最高领袖想得太过长远，他想避免私有化到极致后的极端革命，所以现在就行动。可革命才成功，人民精英还没开始享受，哪有动力革自己的命。只能等到百年之后，精英自然分化到与群众彻底割裂，让大多数人都无法生存，才能暴力地推倒重来，历史反复诉说这一点。

这位浪漫的领袖，若不是因为他的浪漫，也许无法支撑他带领这个废墟中的国家从当初的重重困难走到建国。也正是因为他的浪漫，让他期望国家自我革命，让普通人民再次当家做主。但公有制是最难的事情，它对大多数人有益，也违背大多数人的本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谁能不称霸呢？再平庸的人都在与周遭比较，剥削、私有他们认知范围内的一切。然后再被其他看不见的人剥削、私有。

公有制需要极高的审美，参与者越多，从概率而言，公有制的成功就是无限趋近于零的事情。

在李平眼中，他的劳改只是因为碰到一场浪漫主义的社会实验罢，他甚至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个实验中的各种样本，他自身就是被自己重点观察的样本之一。因为这个思考，劳改农场的生活在李平看来竟然有点悠然自得。

文革结束后，李平留在西南当地大学教书，受父亲影响最大的是建英的二哥。李平在世时，建平年纪还不大，参加集体劳动的闲暇，他常跟父亲一起读书写字。父亲有的时候说话高深，建平听不太懂，但隐约能感受到其中道理。

李平身体本就不好，劳改的摧残，让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他不善劳作，但是与周遭对比，建平能感受到父亲内心的巨大能量，这让建平逐渐坚定，将来要成为父亲一样的人。父亲告诉他，该是自己的活，一定不能偷懒，凡事用心，好好干好好学，经验总会在某天用上。尽力而为，这是人力与历史碰撞后的最优解法。

人民公社时期的富山乡，生产队按人头给工分，男丁的工分高于女眷。早前家里富不富是看田地，如今，是看人口，特别是男丁的人口。田地多是地主，是反动派。可人口多，却是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富山乡的土地还是那么多，粮食产量不会增加。但是为多分口粮，村民们都加足马力可劲生孩子。村里每天都有新生儿降临，生儿子，都敲锣打鼓。生女儿则各处打听，看能送到哪。

建平那时还未成年，全村的人都在村集体的生产队干活。李平还在劳改，他身体不好，成分也不对，但是有知识，能算会写，做大队的文书。建平一直照父亲所说，按自己本分卖力干活，虽然干活不少，但因为不是壮劳力，按规定工分却只有成年人的一半，算五分。父亲不干重体力活也只有五分，母亲倒是能抵一个男人，但毕竟不是男人，只有八分。

村里人口暴涨，但是粮食产量不涨。交够国家的粮，多c出这么多嗷嗷待哺的孩子，村里的粮都不够分。李平一家人六口人，十八个工分，就更加吃不饱饭。建平除大队的活要卖力干，自留地还要加班加点，只为弟弟妹妹不饿肚子。

乡里的大队书记，旁观这一切，他直觉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出息，但是并没有表露。只是平日打饭会给建平多加一点，让他好好长身体。生产队的其他村民都笑这建平这孩子傻，公家的事情何必这么卖力。那些家里成年男丁多的农户，在公家的地里干活偷懒，工分却是满满当当。力气都留在自留地，公家东西分得却是最多。建平也时常矛盾父亲说的话到底对还是错，父亲却总是让他坚持。

李平是这样告诉建平的：“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极端的，公有制维持的时间取决于存量资源能消耗的时间，私有制维持的时间取决于资源可富集到平民无法生存的时间。长尺度历史就在这之间反复震荡。你要跟着这个节奏走，但在这之前，不要给人拿话柄，总能等到变化到来。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到你的脑筋和经验。最终的避祸，还得回到乡土。”

“还会有私有制吗？那不是走资吗？”建平年纪不大，但是大队的集会，这个名词还是常听到。

“这些虚头巴脑，都是人取的名字。”

“现在的走资派就是个筐，什么不好的都往里面装。”

“吃饱饭才最紧要，大锅里没饭，那就只能各吃各的。”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各有各的好。”

“心里要明白，不要表露，不要叫醒装睡的人。”

出于对父亲的信任，建平连连点头，但内心还是似懂非懂。

李平说完这番话不久后，国家的新政策发布。说是不再搞集体生产，要包产到户，各付盈亏，国家让大家走资了。

过来宣讲的干部，前不久才带着省城的文工团来过，慰问被评为先进集体的莲花乡公社。不过这次他的状态显然不如上一次来。说话结结巴巴，前后说的话都圆不上，只能不停地重复“领袖说……”。村民们在台下窃窃私语，台上的干部愈发紧张。建平亲眼所见的现实，印证父亲李平的话，名词都是虚头巴脑。那些之前在大队集会慷慨激昂，痛斥走资派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也再不言语，在大队分到个人的地皮上干得比谁都积极。道理就那一条，亏本的买卖没人做，主义都是虚的。

包产到户后不久，父亲李平去世。建平担当起这个家庭父亲的角色。李平临终嘱咐建平，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出去看看。李平熟读历史，在他看来，湖南能出伟人，根源在曾国藩。他带着一代年轻人出门见世面，湖南的血才活，才能有后来。男人得出门闯荡。

读书要花钱，家中兄妹要吃喝，除母亲梅芳，建平是家庭中唯一的壮劳力。为担起这个家庭，一切都指向唯一的方向。

公社开始后，村子在祠堂后的空地上搭起简陋的棚��屋，将各家的牲口集中到这里，交由专人管理。牲口一到，就减少一口肥猪，村里欢天喜地庆祝公社成立，以后再也不会饿肚子，所以宰杀肥猪庆祝。村里人多，猪肉人人有份，各人就尝个味。小孩眼巴巴看着煮肉的大锅，人人期盼着下次杀猪。

建平年纪不大但心细，公社支书安排他照看村里的牲口。因为父亲的告诫，公社里，他也是多干多学。建平除给猪喂食外，额外还给养猪的师傅搭手，做些本不是他分内的活计。师傅见建平勤快好学，也不藏着掖着，大队几年的实操，建平也成为养猪的好手。包产到户后，各家按人头再次分地，梅芳一家被分配几十亩水田，这户踏实肯干的人家，终于能够吃上饱饭。猪肉是少数能买上价农产品，建平有之前在大队养猪的经验，顺理成章地在自家搭起猪圈，购买猪仔，开始养猪。

建平已经开始念初中，初中的校舍不像小学时那样，建在村里，几步路就能到达。出于吸纳周边乡村适龄的孩子的目的，中学设在南城县地理中心的北岗镇。为了按时赶到学校，建平每天都得早早起床，去后山为家里几口猪收割猪草。这几口猪被建平养得白白胖胖，这是他每年学费的保障，得好生伺候。做完这些，再走几里路去学校。

暑假农忙，白天在田里插秧，晚上，回家也不停歇。家人在外乘凉，他则点起煤油灯，补上落下来的学习进度。时常灯油不够，建平只得求着母亲去邻居家借。周围人家都知道建平是个好学的孩子，相较于梅芳家的一贫如洗，灯油各家还是不缺的。

眼看初中即将结束，梅芳看出建平的心急，她并不相信在这样的条件下儿子还能考上好的中学，更别提好的大学。关于儿子的梦想，她想到别的实现方式。梅芳找到村长，他之前是村公社的大队书记，村长很看好建平这个子侄。所以帮着梅芳，走关系把建平安插进县城最好的中学，但却是最差的班级。

这是学校为兼得升学率和赚外快自然演化成的模式，梅芳为办成这件事，卖掉一口家中的肥猪。梅芳这位一辈子在土地上的农民，如何也想不到花钱是这样的结果，梅芳好心办坏事的后果很快在建平身上显现。这个班级里的学生家庭非富即贵，都是父母抱着试一试心态扔进好学校的纨绔，建平的贫穷与他们格格不入。虽然成绩优异但反而成为出头鸟，成为纨绔们竞相欺负的对象。班主任明白自己班级为学校创收的定位，对于学生之间的争斗放任自流。

建平知道怎么处理与这些纨绔之间的关系，从开始读书，他一路就是如此过来的。高中之前的学校不分尖子班，一个班级各式各样的学生都有。建平在里面总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建平不仅书读得好，玩，也十分擅长。他从小的零花钱，甚至草稿纸都是自己赚来的。零花钱靠给同学抄袭自己的作业或是给好学的同学辅导功课。纸张则是靠摔“纸面包”赢。

“纸面包”是南城县的男孩之间一直流行的游戏，制作“纸面包”最好的材料是崭新的作业本。那样的“纸面包”才能做到轻薄有力，把对手的“纸面包”轻易掀翻。这样的纸张建平是没有的，但他技术了得，用废纸张折的“纸面包”也可以轻易摔赢对手。他仔细挑选对手，然后把他们的新纸折的“纸面包”赢来，还原之后装订成册，作为自己的草稿纸。

纨绔子弟的需求无非就是玩乐和抄袭，建平为他们提供帮助即可。但是课堂的环境和老师教学的随意，让他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补习本应该课堂习得的内容，高中学业繁重，家里的农活也要占用他的时间，他不再有多余的时间配合这些纨绔过家家。建平知道，以自己的水平能考上这所中学的尖子班，但是母亲不经过他同意，就自作主张，走后门为他弄来这个名额。像是用蹩脚的方式自我牺牲来显示自己不善言辞的爱意。

建平想到这点才没有在一开始就拒绝母亲的安排，但时间不等人。纨绔少年可以享受大好青春，最终会有自己的家庭兜底，若是自己如此，到时就真的一无所有。坚持小半年后，建平离开中学，回到自己的初中，说是要用下半年准备中考。这个决定把梅芳气得够呛，她觉得自己的牺牲没有得到尊重，这样一来钱也白花。梅芳眼光的局限和建平的善意让她从始至终没觉得自己是在帮倒忙。梅芳到处搬来救兵来劝说建平回去读书，母亲都不了解建平，何况别人呢？

他们都只是觉得建平吃不下读书的苦，是个逃兵。特别是得知梅芳花大价钱送他插班后，村民间就传起各种贬低的话语。可耕田、养猪哪样不比读书苦，这些活建平都能坚持，何况读书呢？建平知道自己擅长读书，学习上他从来游刃有余，对于考个好的学校，他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村民们和母亲的言语，他并不在意，那不过是庸人自扰。只是妹妹建英看着自己被众人数落，眼巴巴站在一旁手足无措望着自己的神情令他心疼。

直到建平以全县前十的成绩自己考进南城县一中的尖子班，众人的言语才停止，这时候连带着梅芳才算稍微看懂建平。

三年高中一晃而过，高考结果出来，建平成绩仍然优异，可以选择的学校很多，最终确定两所，一所是本地的军事学院，另一所是外省传统高校。军事学院不需要学费和生活费，还有按月支付的津贴，而那一间传统高校则要自己全额支付费用。如果是前者，往后的路径就是从政，虽然父亲面对文革造就的结果十分坦然，但却让建平本能地排斥政治。

建平想在科学领域发挥自己的价值，李平在世时，经常跟建平聊起过去他做科学研究的轶事。他对父亲曾经跟自己聊起化工的场景尤其记忆深刻，父亲在说的时候，罕见地带着心痛。

“吃饭是天大的事，我当初选物理这个学科，多少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工业是天上掉下来的。苏联给你，你还不能不要，毕竟打着仗。”

“那些铁疙瘩全靠农民养着，却帮不到农民，农民自己都吃不饱。”

“农民养机器，养市民，养自己，因为扛着国家，农民才过得这么苦。”

“饭碗端不稳，干啥都不踏实。”

“我当初要是学化工，能在化肥上有些建树，也许能实打实地帮到国家。”

那时建平年纪不大，仰着头听着父亲说话，化工这个学科就在小小建平的心中，扎下根。

建平希望弥补父亲的缺憾，他想去后者，能为国家的化工产业出一份力。但是考虑到前者不需要花费，甚至还能向家中寄钱。自己一走，家中少一个壮劳力，活计就落在老母亲和妹妹身上。如果能稳定向家中寄钱，无疑是家庭的一个巨大助力，为此建平十分犹豫。虽然对家庭而言前者更好，但这次梅芳没有自己一厢情愿决定。她性格的坚毅和对儿子的爱，让她决定给予建平选择的权利，不想儿子为此后悔，自己则接着扛起这个家。终于，建平第一次离开南城县。

后来建平在大学一路进修，留校当老师，这是后话。

梅芳十分崇拜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读书人，她对两个儿子读书全力供养，但是两个女儿就不在考虑范围，当然，供养两个人读书也是她的极限。

建英小学毕业就退学开始干活养家，作出这个决定，源于客观现实和母亲带来的心理压力。这个家庭实在供养不起这么多读书人。小学同学大多是本村的孩子，虽说也不富裕，但不至于凑不齐几元钱学费。父亲早逝，没有积蓄，家中的每一分钱都要掰开来花。母亲在开学之际，当着众人面用粗糙笨重的手指从层层叠叠的塑料袋中展开一张张皱巴巴毛票的场景刺痛着建英的心。

得知建英退学的消息，老师来到家中劝说。

“梅芳，让建英返校吧，她的成绩是可以升学的，读了书，就能去工厂上班。”

梅芳不知道有没有听进老师的话，只是不言语，手上的活也不停。

建英在一旁看着这个僵局，知道母亲已经作出决定，终于开口，缓缓说道：“老师，是我自己不想读。”

老师看看眼眶含泪的建英，再看看低头不语的梅芳，也就没有再开口。这是她作为老师没法扭转的事情，重男轻女在村子是常态，女孩长到这个年纪，读书不是她们能做主的事情。

对建英而言，家庭和母亲都已经不堪重负，自己再读下去也没有意义。建英去意已决，老师也不再劝，只是觉得可惜。对未来的迷茫，和对外界的恐惧。让建英只敢在周边寻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村边只有男人的砖瓦厂做力工，如果不出意外，建英就要像母亲一样做一辈子农妇。

带来改变的是一次旅行。建平大学第一年的暑假，回家探亲，此时建英已经在砖瓦厂做工两年。说是暑假，其实是农忙，田里农活主力还得是建平。

建平和建英从小关系就最好，两人年纪相差三岁，曾在同一所小学就读，建平在高年级，成绩拔尖，许多家庭富裕的孩子有求于他，就会靠贿赂让建平帮他们完成作业。建平拿到钱，就会在课间休息买上一支雪糕去低年级找建英。在妹妹教室门口，两人一人一口，大多还是建英吃下肚去，让建英的同学投来羡慕的眼光。看着妹妹被冻得直缩脖子，龇牙咧嘴，还是嘴上不停，建平开心大笑。那是建英童年最快乐的时刻，虽然随之而来的是拉肚子的幸福烦恼。

田间劳作的间隙，建平敏锐地捕捉到妹妹的疲惫。

“怎么了，大哥回来你不高兴吗？”

“没有，我不晓得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建英说着向建平摊开自己的双手，砖窑长久的体力劳动，让建英年纪轻轻就皮肤粗糙。建英手掌像母亲梅芳一样满是老茧，老茧皲裂中还夹杂着洗不干净的砖红。指甲盖也没一个完好，在砖瓦厂反复地受伤愈合之后，变成如此模样。

“砖瓦厂的日子一眼看到头，又累又存不到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建英带着哭腔。

了解缘由的建平一时也没法答复，沉默良久，建平开口说道：“农忙结束你跟我一起去学校吧，那里是大城市。大城市的步子比小地方总是快上几步，到那里你再看看，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好的事情可以做。”

暑假后的返程，建英不顾梅芳的阻拦，随哥哥踏上去大学的列车。梅芳生怕建英离开就不回来，那样的话，这个家庭就得靠她一人支撑。还是建平做保，肯定会让建英回来，梅芳这才松口。这是建英第一次离开自己出生的南城县。

建平是大学里的风云人物，不仅学习成绩好，自己也做一点小生意。建平虽然没有去那所军事院校，他还是通过自己的双手解决学费问题，还能往家里寄钱。

在大学校园，建平带建英参加同学们组织的舞会，从小在农村干体力活的建英甚至没去过省城，哪里见过这个阵仗，低着头捏着衣角默默坐在舞池外围。直到一个男生上前邀请建英共舞，她才慌不择路，逃也似的离开舞会现场。

余下的时间，建平有空就带着建英在城市中走街串巷，带着建英看看这些只有大城市才有的事物。建平来到大城市后，渐渐感受到父亲当初俯瞰世界的视角。城里的人与当年生产队里的人完全不同，那时公社里的人手上捧着毛选，干着却是和毛选相反的事。东西都是公家的，干多干少一个样，虽不敢明目张胆，还是变着法消极怠工。城市里的人倒是不偷懒，却是投机倒把，以次充好。按父亲的说法，这是私有化开端。

母亲一直向自己诉苦家庭的艰辛，弟弟还要读书，建英把她在砖瓦厂的微薄的工资都上交母亲。自己的钱由母亲支配，建英觉得这是应该的，毕竟是母亲养育自己。在建平的学校一周后，建英积攒的小荷包就要见底。建平给妹妹送上返程的车票，建英终于告别建平踏上归途，返回自己的村庄。

从车站出来，辗转到傍晚，建英才看到自己的村子。走在乡间的路上，天边挂着火烧云，夕阳西下，给整个村子都盖上一件橙黄的霞衣。鼓胀的稻穗低垂，等待着收割。河流十年如一日地静静流淌不声不响，各家各户的烟囱开始冒出灰蓝的炊烟，土地要开始喂养耕耘她的农民，秸秆和新米的芳香不由分说钻进建英的鼻腔。

城市归来的建英，抽离状态中与静止的村庄撞个满怀，这一切让建英感到陌生。原来一直身在其中的，她并不感知。如今出去一遭，村庄的一切都鲜明起来，跟自己拉开距离。这些一成不变的事物让建英感到绝望，建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土地捆住她的手脚，她并不爱这片土地，也从未感受到语文书所说的“希望的原野”。

建英知道，如果继续按现在的路径向下发展，这辈子就只能像母亲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村庄以外的新世界将与她无缘，她不想继续这样走下去。终于，建英鼓起勇气向母亲提出，她需要一年的时间，家里的活要少干一些，去学一门理发的手艺，一年后如果不成功，便回到家安心做个农妇。母亲自然是不同意，家庭的负担太过繁重，她一人应付不来。但这次建英十分坚决。

梅芳虽然与自己的儿女每日相处，但是并不了解。她像每一代靠着体力在土地上谋生的农民一样，依靠着惯性做事。她并不相信在这样的环境中，儿女还能有啥变化。或者说，她觉得这个家庭的希望，随着丈夫的逝去已经终结。对于目前的现状，她觉得这是她的命。老天爷给予她李平这样一个不凡的男人，又很快拿走。她从来没有主动选择过，李平是唯一一个主动接触她的男人，所以她选择李平。丈夫逝去后，家庭虽然困苦，但是，改变现状，在土地上，是不存在的选项。吃苦可以，变化不行。

梅芳觉得建英最像自己，这让她觉得有义务向她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长久的体力话让建英四肢粗壮，理发是精细活，她不相信女儿能做好。如果注定失败的话，那不如不做，还能帮自己分担地里的活计。建英是新一代的农民，她既在田地里辛勤劳作过，也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土地上辛苦一年也就温饱，虽然比起早先已经大为改观，但这样的日子还是一眼望到头，她不想过母亲一样的生活。土地外面的生活再差，也比现在强。年轻把土地作用在建英身上的惯性削弱，也给建英尝试的勇气。

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和现状的恐惧，建英开始在村庄和师傅的理发店之间往返。建英师傅的理发店在北岗镇市集旁，离富山乡只有几里路。建英师傅与梅芳同村，他了解这家人的状况，孤儿寡母，也就没有苛求拜师的费用。他见过建英，一个木讷寡言的女孩，理发不是埋头苦干，要与客户打交道。他并不觉得这孩子能够学成，只是店铺赶集忙碌，他需要人搭把手。

建英给母亲说是少干点家里的活，这样可以多学一些，但是也少不到哪里去。姐姐嫁人，哥哥读书，弟弟还小，母亲年迈，这个家庭就建英一个壮劳力。

建英如今每天重复的是当年哥哥建平的活，凌晨上山，割猪草喂饱家中几口肥猪。回家满身大汗，建英得用她平时舍不得用的香皂洗澡，建英不想让店里的顾客讨厌。她得多剪些头，磨炼技术，早日出师。洗完澡，随便对付一口早饭，建英立马就起身赶去师傅的理发店。

哪怕这样安排，建英还是被家里的杂活缠住脱不开身。师傅给建英一个建议，赶集理发的人多，那天就不要管家里的活，直接来店里，多剪几个人的头发练练手，其他时候可来可不来。

建英用师傅的建议说服母亲，这样的生活维持半年后，建英就能自己处理顾客的问题。再为师傅帮工三个月之后，建英出师。向舅舅借两百块钱在北岗镇开起自己理发店。年底，建英就还清舅舅的欠款，另外还多还五十块钱，提一篮自己都没吃过的水果去感谢。三百块钱的红包给师傅，还剩下三百块钱在年关那天交到母亲的手上。许多年后，建英师傅退休，他去建英的理发店参观过一次，里外里仔细打量。

“你买这么多设备，都会用啊。”师傅发出感叹。

“你教的东西早就过时，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建英手中活不停歇，答复师傅。

“不错，不错，不错。”师傅连着发出三声感叹。

建英把钱交到母亲手上的时候，梅芳先是十分惊讶。在她的眼里，这算一笔巨款，听完建英描述怎么攒下这笔钱后，梅芳布满褶子的脸上开出了花。建英完成她的承诺，找到适合自己的路，而不用像母亲梅芳一样，一辈子做个农妇。

建英开店之后，母亲梅芳就开始催她结婚，按建英的规划她并不想这么早结婚。自己和哥哥姐姐都开始赚钱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很多。建英有自己对于未来的安排，她的安排甚至把弟弟也算到其中。梅芳从小就偏爱这个小儿子，这是她跟李平最后的孩子，在力所能及的部份梅芳都给这个儿子最好的。可能是这个原因，四弟对学习一直不太感冒，在弟弟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建英跟弟弟讲出她对未来的规划。

“你先来我的店里帮忙，”

“后面可以找个同行结婚，”

“几年后我们可以把店铺扩大，”

“一楼理发烫头，二楼可以搞影楼婚纱。”

建英自顾自地说着，完全没有察觉四弟的不耐烦。建平学校所在的大城市的旅程，建英看到美发行业的未来趋势。大城市居民时兴的东西与自己小县城的大不相同，那里的人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理发，一些潮流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染发烫发。小青年们也不拘泥传统的婚礼，女孩们会希望拍一张穿着洁白婚纱的结婚照，裱在在华美的相框里，挂在家中。

建英在大学的舞会上，虽然不敢上台跳舞，但也在偷偷打量着这些大学生。他们的发型和服装建英之前只是在电视和报纸见过，他们的活力和前卫的造型叠加。曾经心中的想象，如此鲜活的摆在眼前，建英无法形容心中的感受。道不明的观感萦绕在建英心头，但建英知道这种观感是积极的，因为自己也想加入其中。但人家是大学生，自己只是贫困的农家子弟，建英没有金钱也没有勇气参与其中。

建英在城市的照相馆亲眼看见一张巨副的婚纱照，一位美丽的少女身着洁白婚纱依偎着帅气的丈夫。照片的形制、色彩、氛围让建英十分震撼，建英作为女孩的直觉告诉她，这些大城市的时髦去到小城市一定会风靡起来。北岗镇这个小地方还没有人这样做，如果自己把美发和婚纱两个内容结合在一起，一定会吸引很多顾客。

因为这个判断，所以建英才决定加入美发行业。那时的北岗镇只有剃头师傅，都是男人。包括建英师傅在内的理发店，顾客也都是男人。男人需要的是剃头、修面，价格也低。女人没有需求，也没人实现需求。更准确的描述是，镇上的女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需求。建英想做这个吃螃蟹的人，她要做北岗镇第一家美发店。在这之前，她需要学习基本的剃头、修面，靠男顾客来维持店面的运行。然后慢慢转变，给女人们做高溢价的服务。

一趟旅行，全盘的经营计划在建英的脑袋里生成。

四弟对建英的话完全没有兴趣，长到现在这个年纪，他了解的只有读书。最终四弟在复读一年后，也考上大学，建英的计划落空。她规划的业务，一个人忙不过来，只能先从剃头铺开始，一步步发展。

后来，建英总是跟儿子说：“如果我是男人，这辈子会很不一样。”

五

建英跟国平结婚时，已经二十五岁。即便已经到大家眼中晚婚的年纪，那时候建英的内心，并没有结婚的打算。哪怕没有弟弟一起合作，她还是想成就一番事业。在建英看来，人生的前二十年浑浑噩噩，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做。但在母亲梅芳看来，到年纪婚姻才是最紧要的事情。事业？什么是事业。对于梅芳而言，建英想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建英不结婚令她作为母亲的责任心得不到满足，在一众富山乡的村民前很没面子。

乡村之中，人口一代一代繁衍，男耕女织，分工明确。大家倚靠着土地生活，除种地外，传宗接代是最紧要的事情，有后代土地才不会荒芜。村里没有谁家女孩像建英一样，已经二十五岁，却还未婚。

建英的年轻和勇气使她看到土地之外的东西，一只脚跨进城市工商业。虽然对于活命而言，农业更重要。但工商业的利润总是比农业高，如今活命不成问题，所有人都开始追逐利润，改善一成不变的贫瘠生活，除了那些被过往惯性捆住的人。

工商业的扩大再生产最要紧的是资源而不是人口。生产关系改变，组织关系必然要跟着改变。这些书本上早已总结道理，建英不懂，梅芳更不懂。但建英看过大城市的样子，做生意的收益比耕田高。时代演进推着人往前走，人自然而然往着高利润的产业迁移，积攒资源的优先级被抬高，婚姻和生育就不再那么紧迫。

建英想先干一番事业，梅芳想要她先生孩子。梅芳和建英两代人的矛盾，以她们都不知道的原因，产生了。

梅芳还停留在祖祖辈辈的小农惯性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周围村民都在梅芳跟前劝说，要给赶快给女儿找对象，赶紧生孩子，这是她作为母亲的责任。

建英的店铺是北岗镇第一家年轻女孩开的美发店。店里能做的，是小镇青年们只是电视和报纸看过，但还从未实际见过的发型，店铺对小镇上赶时髦的年轻人产生强烈的吸引。众人口口相传，建英的美发店很快成为北岗镇的潮流中心，弄潮年轻人的集中地。建英的店铺像在平静的北岗镇点燃一束火苗，最热烈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

早年家中和砖瓦厂的体力活让建英像个男人一样干活吃饭。如今开始经营美发生意，不再需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但是饭量并不是说降就能降低下来，建英也就逐渐肥胖起来。建英意识到自己应该更加贴合店铺洋气的气质，这样才能得到顾客青睐。她开始每日晨跑减肥，梳妆打扮。这些事，梅芳都看在眼里。

在一个雾蒙蒙的早晨，建英在晨跑返程途中遇上一位邻居。

“是建英吗？”那人在身后呼唤。

“是我。”建英刚从那人身边喘着粗气跑步经过，并未仔细认清相貌，听到呼唤才回头打量。

“你在路上跑什么，有这个力气不如帮你妈挑几桶粪。”那人接着说，建英这才察觉邻居的肩上挑着两桶大粪。

“你妈在我后面。”那人脚步不停，紧接着就超过建英往村子的方向而去。

建英脸色一下涨得通红，羞愧难当。呆呆地回头，往反方向走去，迎面碰上梅芳，接过母亲的粪桶。母亲并没有多言，但建英心中能感受到母亲的千言万语。就像当初放弃读书一样，建英从此放弃晨跑，跟着放弃的是对自己外在形象的改变。店铺收入可观，建英独自负担起供弟弟上大学的任务，哥哥大学读书还能寄钱回家，家庭状况已经极大改观。梅芳一个人在家，按理已经没有负担，但依旧每日操劳。

建英的孝顺让她不忍见母亲受苦，村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她也无法无视周围乡亲的评价。建英羞于看起来过得比母亲更好，于是每日的安排回到当初学徒那样。虽然只有经营好店铺，赚取足够金钱才能真正帮到家庭。但建英的选择却是每天出门前，帮母亲梅芳干一些杂活，以抚慰自己不安的心情。

建英最初的直觉告诉她，应该把自己的店铺打造成北岗镇最时髦的地方，解决居民们对于美的追求。于此同时，自然而然获得溢价而彻底解决家庭物质匮乏和困顿。但土地的连接不是轻易消失的，母亲的辛劳和村民的言语引发建英要接地气的想法，轻易就把她最初的思维扰乱。建英决定放弃最理性的解决方案——提升店铺审美获得产品溢价，而做出当下自身情感自洽的最优解——帮母亲挑粪。

当建英准备满足自身来自土地的朴素情感后，她的气质注定与最初为居民提供美学解决方案的经营思路不再契合。连带着店铺，往平庸走去。这意味着，建英主动放弃溢价的服务，转而以种田老农那般出卖劳动力的方式经营，她主动选择更辛苦的那条路。

美学意识刚刚萌芽的建英被揪回土地，沾满尘土，她背离创业之初的想法。美就是要与普通作出区隔，建英想着接地气，愈发不修边幅，店铺的价值以她难以察觉的方式缓慢消亡。

店铺价值并不是立即失去，此时建英的店铺依然是北岗镇最时髦的地方。年轻人在这里生疏地追逐着时尚，打扮奇形怪状。在梅芳这些老一辈人看来，这些孩子都是二流子。店铺里的见闻被夸大后送到梅芳的耳朵里，让梅芳很不安心。借着赶集的由头，她时常偷偷去建英的店铺里观察。在梅芳的眼里，建英的店铺里都是流氓，她十分担心建英被带坏。每日建英收工回家，梅芳就要在建英旁边唠叨。

“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玩到一起去，你还没结婚，这样名声不好听。”

“这是开店，顾客还能选吗？”建英对母亲的指桑骂槐十分不满，自己开的是美发店，人气总是越高越好。时尚这种东西，只有年轻人会尝试，自己就是做这些人的生意。所有来的年轻人都是普通人，只是勇于尝试。老一辈停在原地，不尝试理解，反而带着偏见。建英嘴上虽然如此说着，心里也在考虑母亲的话，店里的热闹的气氛逐渐冷淡下来。

建英开始赚钱后，有了底气，并不是事事依着梅芳。梅芳能感受到建英的抗拒，心里作出计划。几天后，梅芳假借去碾米厂办事，等到国平。她旁敲侧击地告诉国平可以去富山乡的家中坐坐，国平听闻建英的母亲点头，隔天就带着礼品去到建英家拜访。建英知道这是母亲的意思，国平是没那个胆子一个人上门提亲的。

梅芳看好国平，小伙在镇上碾米厂工作，是工人。收入可观，相貌周正。最主要是人老实，他不像建英店里的其他男孩子，奇装异服。国平衣着朴素，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不善言辞，但这在梅芳看来是稳重，算是优点，是个难得的夫婿。梅芳像之前对待建平升学一样，不过问建英的意愿，自己动手操办。

梅芳对自己未来的不负责任让建英十分愤怒，但梅芳下定决心，要肩负起母亲的责任，哪怕现在不被建英理解。

村里只有贫困或是残疾的男子才会晚婚，因为结婚晚，同龄人的孩子又生孩子，晚婚的男子才生育，他们的孩子比同龄人高出一个辈分。好事者聚在一起戏弄孩子们，他们让年纪相仿但差着辈分的孩子，互相按辈分称呼对方。本是年纪相当，平日又一起玩闹的孩子们，一个却得叫另一个叔叔。辈分低的孩子自然不乐意，两个孩子就因为这个事情奶声奶气地吵起架来，这引得好事者哄笑。村里人心底看不起辈分高的人家，辈分高，说明家庭穷苦，没钱娶妻。几代过去，就比别人家少出一代的人口。女子就更没有理由晚婚，越晚越嫁不出去，大家只会在背地里议论出各种古怪的谣言。况且如今建英的美发店里，挤满梅芳眼中的二流子，谣言已经四起，她要让女儿快点安定下来，这是梅芳眼中母亲的责任。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都是这样沿着惯性走到如今，虽然梅芳知道建英不忿，但在这件事上梅芳不会让步。她用冷战来抗议建英的不满。丈夫早逝，梅芳为子女一辈子艰辛，她的辛劳建英看在眼里。美发的事业，建英并不是百分百的坚信成功，万一自己失败，婚姻又错过，那该如何是好呢？人总是要结婚生子的，母亲强烈要求，一定有她的道理。既然母亲想要，自己早晚也要结婚，那不如成全母亲，母亲一辈子辛劳，也值得孩子的孝顺。

建英心中这样想着，最终屈服。对于母亲选的结婚对象国平，建英心里也有权衡。国平不强势，自己太过刚烈，性格互补的两人相处也许会更加融洽。国平模样身段像父亲老周，高挺的鼻梁，瘦削的身材，近一米八的身高，在北岗镇这个西南小镇上是难得的“高人”。能力、性格和色相的权衡之后，建英最终选择国平。

建英很快跟国平结婚，来到父家，跟国平一大家人住在周家老宅。

一年后的一个雪夜，国平和建英的儿子降生。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反常地连下好几场雪。除孩子出生的好消息，另一个坏消息也随之而来，碾米厂倒闭，国平下岗。为应对孩子的出生，建英暂时关店，此时国平下岗，小家庭顿时丧失收入来源。

国平的姊妹们都已出嫁，一位嫁到县城，一位嫁到省城，逢年过节两姊妹会来周家老宅省亲，一大家子一起吃顿饭。周家老宅长住的人只有国平夫妻俩，桂香还有世平四人，所以显得格外冷清。国平婚后，自然要向母亲桂香上交伙食费，而且交的大头。国平夫妻俩都有工作时还好，但是下岗加上关店，再加上孩子的治疗费用，积蓄眼看就要亏空。

老周离世后，世平便彻底停止念书。这是乡村的常态，这里充斥的是读书无用论。虽然人人嘴上都会说上几句好好读书，但那只是场面话。现实中，谁都没见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所有人最后的结局都是回到土地。原先倒是有读书人，那都是大户人家，祖祖辈辈科举做官。如今的世界已经打碎重来，原来的都是旧社会，现在的人已经不记得历史和过往。

村里孩童的眼中，真正可见的例子是张家四兄弟。兄弟多，力气大，抱团在一起，好勇斗狠，多拿多要，肉眼可见的使自己的家庭富足起来。这是现实榜样。

那是野蛮生长的年代，村庄像是丛林。平均地权之后，大家都是一个起跑线的贫农，谁家人多，谁家敢斗，谁家就能拿到更多，生活就能更好。孩子年纪不大的时候，父母的经历总是比孩子多，如果父母不能提供经验，孩子就只能凭借动物性的直觉去行事。更可怕的是后者，父母认为自己的局限是经验，并以此指引孩子。桂香是后者。

老周是鼓励读书的，虽然他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是他知道更基本的道理——物以稀为贵。那么多人养鱼都失败，所以鱼就贵，读书人少，读书人就贵。养鱼看起来难，但是读书人啥都在研究。他知道自己能成功是因为知道技术去找谁要。读书开眼界，开眼界想问题就清晰。老周总爱去干那些大家都觉得难的事情，往往那些事只是看起来难，因为看起来难，所以来的人就少，事情就变得简单。

老周还活着的时候，忙着赚钱，自己的想法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孩子们传达，孩子自然听不太懂。他能做的只是孩子每年的学费都提前备齐，从不挪动分毫。和孩子朝夕相处的是桂香，她对孩子的影响是大过老周的。

桂香像老周一样没读过书，不同的是老周虽未读万卷书却行万里路，从这个家庭建立之初，老周就需要在外界辗转腾挪，为这个家庭争取生存的希望，这就需要老周外向地想问题。肩负这样一个家庭，需要借助太多人的力量。如果只是本能的自私，满足自己而不顾及别人，那就不可能得到援手，只会在泥潭越陷越深。所以老周总是尽量做到双赢，最终自己少赚一点，赚个好名声，赚得更多机会。

老周不做自己父亲那样的烂好人，他有他的方法。村民们爱干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对学习总有天然恐惧，情愿多卖点力气。孩子们也有样学样，早早退学跟着父母务农。老周愿意学，虽然都是书本上的知识，或农大请教来的经验。村民只能从老周嘴里知道这些东西，老周就成为村里不可或缺又愿意让利的大好人。

桂香从小体弱，从童养媳到母亲，一辈子都在村里，习惯内向地思考问题。她不用顾忌太多人的感受，也无法影响太多人，最终被影响的只有这几个孩子。她凭借她所见世界中好的经验在行事。看到村里跟世平同龄的小孩不读书，帮助家庭许多，有些眼红。

桂香开始在世平耳旁念叨，“读不进就算了，回家帮忙，孝顺父母”。

世平可不会因为孝顺回家，只是自己不想念书。朋友们也都纷纷退学，正好借坡下驴。桂香身体差，光是家里的活计对她也是挑战，女儿已经出嫁，她迫切想要有人来帮她分担压力，她并不认为这会给他人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出发点仅仅是自己不那么累，其实没别的恶意。

老周的最后一年，世平开学刚发书本，就去偷偷去当废纸卖钱。老周去世之后，世平顺势就退学。退学的世平没有像桂香想的那样回家帮忙，赚钱补贴家用，而是开始混社会。偶尔在深夜被打得鼻青脸肿溜回家，不时带着一帮兄弟回家吃饭。老周去世后，这些事情桂香管不住，只是有时世平带来的人过于嘈杂，她会待在房间闭门不出或者干脆出门溜达。回来就会发现养的鸡少一只，或者备着过年吃的腊肉少一块。

桂香也会数落世平两句，但换来的是世平的怒吼。久而久之，桂香也不敢多言。哪怕如此，在桂香心中，相对于国平，还是更喜欢世平，不光因为世平是小儿子。其实国平与母亲心性更像，脾气相对温和，世平则更加强势。

除国平外，这个家庭其他人都不恨张家。老周为他们隔绝太多信息，作为丈夫和父亲，他不把自己的贡献挂在嘴边，其他家庭成员也安然享受老周带来的安稳。虽然父亲和丈夫死在张家手里，但没有老周，这家人更加不敢作出实质的行动，只能把头埋在沙子里，相对恨意的实践，对张家暴力的畏惧来得更实在。

世平是这个家庭的暴力，因为世平在，老周家门口的菜地慢慢地往邻居家推进几米。

老周在时，这件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老周事事考虑后果。对距离最近的人做小动作，带来的风险远比收益高。世平在家组织聚会时总带着一帮兄弟从邻居门口招摇而过，邻居虽然土地被侵占，委屈也就只能硬吞下去。桂香享受这种安全感，虽然嘴里不说，但心中觉得世平有出息。

桂香不喜欢建英，她觉得建英不老实。建英嫁进周家后，还是忙她理发店的事情，家务并不分担多少，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年节会包个红包，但是结婚之后国平重心移到自己的小家，对桂香的帮助减少很多。这个情况让桂香不悦，自然不给建英好脸色。

国平和建英在年前生下一个男孩，是桂香的长孙，但她看起来并不开心。桂香什么都不喜欢，不喜欢孩子，也不喜欢建英。虽是长孙，桂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她的身体太过虚弱，只想不那么辛苦，什么事都不能影响这个前提。

建英出院回家已经快两个月，临近年关，除国平和世平外，两姐妹也都来到周家老宅聚首。与往年不同，今年她们来得有些频繁。建英是刨腹产，回到家后大多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休养。

门外又飘起鹅毛大雪，家中的鸡蛋吃完，国平起身准备出门再买一些。两口子虽然在周家老宅里吃住。但是那只是基本的饮食，桂香不会为建英单开小灶。需要特别补充的营养，国平需要自己去买，然后借用家里的厨房，自己烹饪。

出门前，国平伺候着换下建英的脏衣服，嘱咐桂香帮忙用盐水浸泡一下，自己晚点回来收拾，便出门推着单车出门。等他回到家的时候，眼中看到的是，原来在盆中安放的脏衣服狼藉地丢在建英床铺上。国平扭头看到母亲的表情，知道这就是她干的。

国平刚想开口，桂香率先说话：“你们增加人口，伙食费要加一些。”

国平嘴巴一下被堵住，这个要求对于刚下岗的国平和躺在床上恢复的建英来说有些为难，孩子出生就住进重症监护室，因为治病两个人已经花费不少钱。小孩刚进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国平和建英约着都去借钱给孩子治病，建英问她家的兄弟姐妹，国平自然问他的。

建英二哥建平此时已经在大学任教，听闻这个消息立马把需要的两万钱都凑齐，交给建英。建英大姐已经出嫁，从家中积蓄中也拿出两千块钱，嘱咐建英养好身体。

借钱这事，国平先是向桂香开口。“妈，幺儿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没出来，医生说是肺炎，要两万块，你这里还有钱吗。”

桂香的反应很冷淡：“你爹死后，家里就没余钱。”

“卖鱼塘的钱就用完了吗？”国平反问道。

“早就用完了，你姊妹出嫁的嫁妆，还有你们兄妹几个，在家用的钱都是从我这里开支”。桂香答道。

国平知道这是假的，但也无可奈何，两个姐妹出嫁，桂香收下彩礼后，一直装作不知道嫁妆一回事，最终拖着不了了之。这个不兑现的承诺，导致两姊妹起初在夫家都过得不受待见。事实是，卖鱼塘的钱桂香换来金子，一直藏在家中，她得为自己将来留有退路。

桂香在国平之前还生过一个儿子，身体不好半年就夭折，那次生养消耗桂香很多心力。国平刚出生身体也不好，总是生病，整晚哭闹不停。老周在外赚钱，孩子得桂香一人照看。

那天是中秋节，明月高悬，老周一家住在兄弟们搭建的大棚里。月光如水，整个庭院都被照得明晃晃。桂香抱着还在襁褓中的国平坐在屋檐下的摇椅上，桂香已经吃过晚饭，老周还没回家，桂香早已习惯。丈夫为赚钱早出晚归，虽然今天是团圆的节日，也不会有例外。周遭静谧，唯一的声音是怀里国平的哭声，尖锐刺耳，令桂香耳膜生疼。国平这些天来一直如此，不知为何，只有老周回家，把国平抱在怀里他才能入睡。桂香只能等着老周回家，把国平哄睡，自己才能休息。

夜已深，按说老周这个点就会到家，不知今天被什么事情耽搁。国平一直哭闹，桂香也无法安睡，想着出门散散步，于是抱着孩子走出家门。不知不觉桂香就走到国平出生的医院，晚上的医院灯火通明，门口空无一人，安保室灯还亮着。桂香盯着安保室里那盏昏暗的灯，心神一阵恍惚，看着怀里哭泣的儿子，桂香鬼使神差地把孩子丢在医院台阶上。

趁着四下无人，桂香快步离开，默不作声向家中走去。老周前后脚到家，桂香已经睡下。老周已经很疲倦，眼皮打架，但总感觉家中有些异样，仔细一想才发觉房里没有国平的哭声。老周掀开国平的被褥，发现空空如也。

老周快步走到床前摇醒桂香，大声问道：“儿子呢？儿子哪去了？”

桂香努力睁开双眼，她已经很久没有睡得这么香。老周声音像在远处回荡，好一会儿她才清醒过来，想起自己好像把儿子丢在医院。

桂香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吞吞吐吐好一会才说明白。老周听完，外套都来不及穿上，推上单车火急火燎地走出家门。老周急赶慢赶来到医院，今夜团圆，路上行人不多，老周骑车赶到医院时，院门口台阶上的襁褓还在。

夜里天凉，老周来不及停稳单车，跳下单车，快步上前拾起襁褓中的国平。老周冰冷的脸庞贴着国平的额头确定体温无恙，国平被寒冷惊醒。空旷的医院门口，一个男人抱着襁褓来回踱步，天空中明月高悬。儿子终于睡着，老周一只手紧抱着国平，一只手扶起倒在地上的单车，缓缓骑着车往莲花乡赶去。

老周没有回家，而是敲响母亲的房门。他把国平递给自己的母亲，委托她把孩子照顾到走路，每月会按时给生活费。老周不知道的是，他给到母亲手上的国平生活费总会被几个兄弟以各种名目支走，导致国平小时候有些营养不良。从小的分离，让桂香对国平这个儿子也没有太深的情感。

为借钱给孩子治病，俩姊妹以及世平，国平都去问过，结论自然是没钱。俩姊妹的解释是嫁过去的时候家里没给嫁妆，自己现在也很艰难。世平则是简单说没钱，就再也找不到人。对于老周家其他人而言，这个大哥似乎有点缺心眼，唯一值得说道的工作都保不住，谁知道你能不能还上钱呢？

虽然国平没有借到钱，但有建平的两万块，夫妻俩还是将孩子的治疗费用凑齐，保住了孩子的性命。

夜里，门外的风雪越来越大，院中建平回程的车辙被大雪掩盖，单车覆上一层白雪。周家老宅里，国平四个兄弟姐妹，桂香和建英围坐在堂屋的大圆桌上吃饭，墙上悬挂着老周的遗像。脚下碳火烧得正旺，屋内暖洋洋。俩姊妹低头吃饭，世平眼神飘忽，桂香放下筷子，气氛有些压抑，像在酝酿着什么。

终于桂香开口：“国平你家现在有三口人，要多交一些伙食住宿费。”

建英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提出这个说法的桂香，又转头望向国平，以为他要说什么，国平却默不作声。令建英诧异的是，桂香不仅孩子刚出世没去探望，还在自己儿子家庭最困难的时候提出这个要求，更诧异的是作为家庭长子的国平甚至没表示。再看看桂香其他儿女的表情，建英知道他们私下已经统一意见。

“家里已经没钱，每个月如果交不够数就要搬出去。”桂香补充道。

“这是你的长子，给你生了长孙。”

“我们家的额外开销都是自己负担，伙食费我们已经多给。”

“住的也是国平作为男丁本来就能分的房子。”

“我们现在是最难的时候，哪里还有要增加费用的道理，这是一家人该做的事情吗？”

建英愤怒的吐出一串话语。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桂香回呛。

建英扭头看着国平，他依然没有表示。

“爸把国平送到碾米厂花费家里很多钱，他的那份老屋的房子换成钱已经花完。”世平突然开口说道。

“不是这么算的，这个事情是爸的安排，爸走了，所有东西要从现在开始算”，国平终于开口，这触及到他的利益。

“你说什么！”，世平拍案而起，手指直指国平的鼻尖。

国平低头沉默，不敢发话。

建英看着毫无反应的桂香和国平默不作声的两个姐妹，知道今天这场闹剧是提前准备的。

“你们这一家里人可真有意思”，建英丢下碗筷，撂下这句话就回到房间。

片刻后，国平也回到房间，国平和建英的房间在周家老宅的二楼，是个二十平米的小单间。按照莲花乡的习俗，分家的话，两个儿子应该平分土地，合力赡养父母。见国平回来，建英首先开口。

“这里待不下去，你弟弟和两个姊妹合伙在怂恿你妈把我们赶出去，你要做好打算，你弟还想一个人霸占老屋，这个事情你要跟他说清楚。”

“我知道。”国平默默点头。

“你妈其实没帮什么忙，她的身体也帮不了忙，你是知道的。”

“嗯。”

“孩子她帮照顾了吗？”

“没有。”

“家务有帮我们收拾吗？”

“没有。”

“如果这样，跟我们自己在外租房子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大可以离开这里，你下岗也可以找别的事情干，不值得为这种心术不正的人消耗自己精力。”

“毕竟是一家人嘛，他们不懂事我们难道跟着不懂事吗。”国平说道。

“你看他们有把你当一家人吗？”

国平默然。

诚如建英所说，建英和他已经做尽能力范围内的事情。虽然现在因为儿子治病还有欠债，但在这个大家庭里该他们出的费用从没有缺过，家人却要在这个时间点落井下石。虽然如此，国平还是不想跟家人撕破脸皮，这是父亲努力维护的家庭，他脑海里还记着父亲最后的话：“好好照顾家人”。

老屋的冷暴力持续了几个月，到开春，桂香趁着国平不在，又一次开口问建英要增加费用。往年这个时候周家两姊妹都应该在娘家，今年却还在周家老屋滞留。国平两个姊妹站在桂香身后，世平躲在屋内，建英抱着刚出院的儿子在院子透气。看着儿子病殃殃的脸，建英十分心痛，她情愿这个病落在自己身上。对于桂香的发问，建英没有心情掰扯。建英没好气地回复：“问你儿子要。”

“你怎跟我妈说话的！”爆发的是国平的小妹。

“你不给钱还有理了。”国平的大姐紧接着发话。

建英抬头，看着气势汹汹的两姊妹。这件事与两姊妹无关，这两个姑娘突然作妖，后面必有主使。那只能是房间里默不作声的世平。建英没有理会两姊妹的发作，扭头就准备回自己房间。

“你什么态度。”两姊妹发声。说着两人就追上来，一人扯建英的头发，一人捶打建英的后背。建英怀里还抱着孩子，没法反抗，只能双手抱得更紧，把孩子护住。任由周家两姊妹的拳头落在后背。

大门响起“嘎吱”的声响，众人扭头回望，是桂香的朋友过来串门。桂香冷漠的脸上瞬间扬起微笑，拿出凳子准备让朋友落座。周家两姊妹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建英乘机挣脱束缚，快步上楼，关上房门，当即开始打包行李。

当晚，建英就把铺盖拉到关闭许久的理发店里。建英不是没有考虑过回娘家，但她知道以母亲的传统，嫁女泼水，若是一个人回家，一定会嫌她丢人。建英来不及伤心，如今至少还有这个空间是属于自己。整理好铺盖，安置好儿子，已经晚上十点。看着布满灰尘的店铺，旋即撸起袖子开始打扫，家中积蓄已空，明天就要开始营业。

夜里十二点，早春的天气还是阴冷，建英理发店旁边的店铺都已歇业，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店门口淌着水，日光灯明晃晃照在地板上，显得格外清冷。建英握着拖把倚靠在店铺的门框上，脑门渗着汗珠，头顶上冒着热气。建英打量着焕然一新的店铺，营业的准备已经做好，打扫一晚上，虽然累，但是建英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莲花乡方向的马路上传来“呼啦啦”的声音，建英知道是国平来了。国平这辆自行车原来是老周的，老周在的时候已经骑了十余年，国平使用的这几年，链罩都锈出窟窿也不舍得换新。老周去世之后，国平就一直骑这辆单车。国平小时候一听到“呼啦啦”的链条摩擦声就知道老周回家。

“你来店里怎么不提前告诉我？”车还没停稳，国平便发话。

“你妈又问我要加伙食费，既然你妈想赶我走，晚走不如早走，没必要自讨没趣。”

“你姊妹还动手打人。”

建英扶着拖把，歪着头回话。

“啊！不会吧。”国平惊讶道。这是国平闻言妻子建英被自己姊妹捶打之后的唯一反应。

两人之间空气像是凝固，国平的反应在建英意料之中，但也令她失望。不知为何，国平对自己这些兄弟姐妹仿佛有种病态的恐惧，建英想不到原因，这更显国平的性格懦弱。

“你今天跑哪里去了，怎么这么晚回来。”建英并不把周家两姊妹的事情放在心上，这件事关键在于世平。国平不提，以家中如今状况，也理不出所以然。建英不再纠结，主动打破冷场继续追问。

国平一边从单车上下来一边说道：“碾米厂的工人聚会，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补偿。”

停好车，提起车后座的行李箱，国平来到建英身边，说道：“我回家发现你不在，我妈也不说你去哪，我就知道你回店里了。”

“你也搬出来吗？”建英问。

“不然呢？你才生完小孩，难道我让你一个人出来吗？”国平轻啐。

“你还知道要跟着我走，我还以为你要跟你弟弟过呢。”建英笑骂道。

深夜，建英和国平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主要还是建英在发话。

“你暂时不要去工作，儿子这个情况，我没法一边剪头一边照看。”

“嗯。”

“你没学技术，出去也赚不到什么钱，不如我们一起把理发店开起来，你跟我学。”

“嗯。”

“孩子大点再看后面怎么办。”

“嗯。”

面对建英的安排国平只能同意，今晚下岗员工聚会。碾米厂中除采购和销售两头的少部分员工，因为积攒着一些人脉资源还能去民营工厂找到工作，其他人直到现在还没有谁能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碾米厂早先一直垄断，所有工作都是机械作业，大家每天上班把收来的稻子丢进机器打开开关，就可以开始喝茶，聊天，看报，直到下午四点下班回家。

碾米厂里的采购和销售是辛苦活，要在田间地头奔波，以往都是没有铁饭碗的合同工去干。国平跟大多数人一样，虽然在碾米厂这么多年，但每天都是一样虚度。碾米厂虽然每年亏本，但工资待遇却十分稳定，同事们都没想到工厂到有倒闭的一天。那时看来不安稳的人，如今成为最安稳的人。

同事中已经有人开始在民营工厂做工，不到半年就衰老许多，每天加班加点工资福利也十分微薄，还有末位淘汰。国平也认同建英的说法，没有技术出去卖苦力赚不到钱。自己初中肄业就被父亲安排进碾米厂，还没在市场经济的环境干过。不如先等孩子大些，再做下一步打算。

建英后面的喋喋不休国平已经没有在听，“睡觉了。”说完这句话，国平就闭上眼睛进入梦乡。

梦里，国平经营着一个很大的养鸡场，因为品质好，省城很多鸡贩子都来采购。他把世平也弄到养鸡场来帮忙，两兄弟把邻居的地皮买下来，老屋扩建成五层的高楼，桂香住在最大的房间，帮两兄弟收租。建英的理发店也开得很大，不再需要她亲自动手干活。儿子后面一直很健康，也考上大学。整个家庭生机勃勃，老周想要的终于全部实现。

六

国平和建英的儿子叫周锦程，这个名字是老周很早定下的，说是以后有长孙，就叫这个名字。老周心中有家族未来的规划，虽然自己白手起家，但也算是积攒下一些家底。不仅有自己的鱼塘，他也教人养鱼，顺带着销售鱼饲料和鱼药。另外还计划有闲钱再去买一些土地，土地收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利用这些家底，老周有信心把家中子女安排妥当。对于国平、世平这一代，老周计划是把自己做的事情分下去，两兄弟各自维护住，自己从旁指导。未来在后辈的手上，虽然自己还能干，孩子还小，但自己终会老去。在那之前，国平和世平两兄弟需要独当一面，他们的错误来得越早越好，那时自己还有能力挽回。他想像老张一样，当家族的脑子，而不是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事事抓在自己的手上。

家中产业，可以的话再稍微有些发展，家族的基本盘就算稳住。再下一代有这两代人创造的经济基础，再加上教育的投入，老周家的锦绣前程就在眼前。所以老周希望自己第一个孙子就叫锦程，搏一个好彩头。只有从这一代自家才有希望走上锦程。

锦程出生之前，南城县就开始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不过这对建英影响不大。建英本就没有计划多生，她已经打定主意不会回到土地上生活，既然不回去，人口多寡就没有意义。她从结婚前就做好准备发展自己的事业，其他的精力用来培养这一个孩子。

国平和建英从周家老宅搬回北岗镇的店里已经一个月有余，几次赶集的折扣促销，老顾客都知道建英重新回来。理发店生意渐渐恢复到建英怀孕歇业前的水平。

只是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那时候经常来店里，被梅芳当做二流子的年轻人们。好像一下子都结婚生子。再看，已经如同他们父母辈一样，更像农民。发型变成利索的短发，修身的喇叭裤变成沾满泥土的军绿色长裤。大家不再研究发型，如今来到建英的店里，只是简单交代建英“剪短”就不再关注。剪完头发随便掸一掸便离开，继续下地干活。

国平没有出去工作，在店里打下手，帮建英递工具，干洗头之类的杂活。

一个飘着浓雾的清晨，天才蒙蒙亮，“轰隆隆”的声音传来，建英店铺的卷闸门从里面打开，出来的是睡眼惺忪的国平和抱着孩子神色紧张的建英。建英身穿单薄的毛衣，抱着里三层外三层裹住的锦程，局促地站在店门口，小锦程双目紧闭，干瘪的小脸上透着病态的潮红，建英时不时摸摸儿子的脑门又摸摸自己的。国平推着单车从店里走出来，靠墙放好，回头准备把店门关上，卷闸门拉下一半，又推上去。

“你还要干嘛，快点走了。”建英火急火燎地催促道。

“我没拿手套，骑车冷。”国平一边说着一边往店里走去。

两分钟后，国平再次走出来，“没找到手套，就这么走吧。”

国平跨上单车，建英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把卷闸门拉下，做完这些立马跳上单车后座，带着怒气吐槽道：“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找手套。”

国平没有答复，蹬起单车，往镇上的医院赶去。老旧的单车不堪重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载着一家三口消失在浓雾中。

锦程再次发烧，离上次出院还不到俩月。国平和建英在病房门口来回踱步，医生终于出来，不出意外，又是肺炎引发的发烧。

锦程还未满周岁，但是从出生起就多灾多难。临出生时发现脐带绕颈，调整过来之后尝试顺产三天，一同进医院的国平小妹孩子已经出生，建英这边还在产房挣扎。最终还是选择刨腹产，锦程也由堂兄变成堂弟。锦程出生就不哭，吓坏了建英，护士单手拎起锦程双腿，另一只手“啪啪”在锦程屁股上扇两巴掌，锦程才哭出声来。

护士把锦程递到建英怀里，建英仔细观察着自己怀里轻飘飘的儿子。“真丑啊。”这是建英脑海里的第一反应。锦程黑黢黢的小脸上布满皱纹，双眼紧闭，瘪着嘴巴哭泣，头顶光溜溜，后脑勺却长着长长的头发。建英看着自己的孩子，脑袋一整眩晕，把孩子递给护士就昏睡过去。

建英很快就出院，虽然连续三天的顺产尝试，消耗建英太多体力。但胜在年轻，早年的体力劳动让建英身体结实，好好睡一觉之后，便能下地走路。锦程就没那么幸运，建英把孩子递给护士没多久，锦程就开始发烧，随即就开始抢救，医生说是肺炎。

夫妻俩除经营理发店的本职工作以外，剩下精力就是照看锦程。两人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国平母亲桂香指望不上，建英的母亲梅芳这时候正在给大哥建平照看小孩。经营理发店两人还游刃有余，但是孩子的照顾把两人折腾够呛。白天店里生意忙，夫妻俩没空照看儿子，把锦程放在摇椅里睡觉。夜里，夫妻俩要休息，小家伙就开始闹腾，孩子出生后两人就没睡过安生觉。

孩子时不时生病住院，让小两口的日子逐渐入不敷出。锦程出生一年，夫妻两人都爆瘦十几斤，眼瞅着给孩子治病的负债也有三、四万元。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得找人照顾锦程，建英先是想到母亲梅芳，母亲一人拉扯大几个孩子，大家都身体康健，建英觉得母亲照顾孩子很有一套。半年前，哥哥建平生孩子，母亲去到哥哥建平身边，帮他照顾女儿。

建英随后想到姐姐建芳，建芳嫁到富山乡隔壁的村子。她有两个女儿，一个五岁，一个七岁。建芳的丈夫在村里养鸭，她则在村里开麻将馆。村民水稻种两季，农闲漫漫长。建芳的麻将馆是打发时间的好去处。大家打牌，建芳提供所有后勤，赚一些抽头。店门口支起零食摊，卖给往来的孩子们。因为这个安排，建芳不像建英一样需要固定在岗位上，平日多出许多空闲时间。建英很快跟建芳谈妥，由她来照顾锦程。每周伊始，国平就会骑车送来锦程所需的奶粉、水果、肉类，然后给上一周的生活费。

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建英悄悄来姐姐建芳家看望锦程。进门就看见锦程穿着开裆裤坐在房门口满是泥土的台阶上，小鸡鸡贴在地面，沾满灰尘。锦程左手拿着一小盒酸梅粉，右手食指放进盒子里蘸上粉末，然后塞进嘴巴里，呆滞地循环着这个动作。酸梅粉是零食摊上最便宜的零食，五分钱一盒。建芳还在打麻将，建英到来，她的牌局还没结束，抽不开身。两个女儿看见阿姨到来，赶忙出门迎接，两人手上拿着国平送来的水果和牛奶大口吃喝。这些东西建英和国平都不舍得吃，送来建芳家，是希望她能安排好锦程的饮食。

看见两个姐姐过来，锦程起身跟随，开裆裤露出屁股蛋，上面沾着地上的灰尘和不知道谁吐在台阶上的瓜子壳，锦程像一只放养的小狗。建英起身想去拍掉，锦程却躲开，朝着两个姐姐跑得更快，看来平时这两个姐姐要比建芳照顾锦程更多一些。锦程一直背对着建英，像是不太熟悉。她紧跟着两个姐姐走进房间，躲在门后，露出一只眼睛打量建英，像是在大脑里检索这个人到底是谁。

建英张开双手，对着锦程细声说道：“我是妈妈啊，你不认得了啊。”

锦程还是迟疑，依然只是探头打量。建英上前，锦程就后退。

“想妈妈就走过来吧。”建英柔声开口，锦程双目无神呆滞地四处张望。建英无奈地低下头，突然间，感觉有只冰凉的小手放在自己头顶，抬起头，是锦程。他的脸上脏兮兮，鼻涕老长，太久没人擦拭，在上唇结痂。

“妈妈。”锦程小声地开口说道，眼睛却依然盯着手上的酸梅粉。

建英泪水决堤，一把将锦程拥进怀里，母子两人的脸贴着，锦程脸上的鼻涕、灰尘和建英的眼泪混在一起，把两人的脸颊都弄得脏兮兮，建英抱着儿子失声痛哭，一边自言自语：“老天爷如果要我们娘俩死的话，那死也死一起吧。”

哭声引得建芳放下手上的牌，出来查看。建英没有太多言语，当晚，建英告别建芳，把锦程带回理发店。

晚上到家，建英放好热水，仔细给锦程洗澡。儿子好像跟自己还是有距离感，有意无意地目光闪躲。建英感觉自己儿子更加消瘦，想着想着苦涩涌上心头，眼泪无声地滴落在锦程的澡盆。

建英无意识地忽略一件事，建芳照顾锦程的这几个月，锦程没有生病。建英太在乎这个儿子，就像第一次养金鱼的孩子，总忍不住把手伸进鱼缸摆弄，金鱼的生命就在一次次触碰间消逝。

一家人的生活，回到当初的状态，这样持续小半年时间。

“我要撑不住了。”一天收工后，建英躺在床上，眼眶泛着泪，对着天花板木然说道。

“你想怎么办？”，国平反问道。

“想办法让我妈来吧。”，说完，建英重重地长呼一口气。

锦程一岁那年盛夏，在建平作出决定之后，建英的母亲梅芳终于回到南城县老家。看着酷热中还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锦程，手掌伸进锦程的后背，不出意外摸到满背的汗水。旋即像剥笋皮一样把锦程身上层层叠叠的衣服脱下，只留一件单衣，锦程的紧锁的眉头肉眼可见的舒展开来。

“这么热的天怎么穿这么多衣服。”这是梅芳来到店里说的第一句话。

锦程给到外婆照顾后，就再没去过医院，身体越来越好。连带着建英和国平的脸上也开始长肉，笑容也久违地在建英脸上浮现出来。

就在一切都在看似往好的地方发展时，新的问题找上这个家庭。从梅芳来到店里照顾锦程，到年满两岁，半年时间，锦程从医院的常客，变成正常的健康小孩。建英十分感谢母亲的付出，给梅芳送上一个大红包。

给完红包的第二天一早，国平和建英打开店门正准备营业。

卧房传来一声疾呼：“我的钱不见了。”

说是卧房，不过是不足二十平的小店隔离出的一个十平米见方空间。四口人就这样挤在一起，杂物使这个空间满满当当。梅芳前来照顾锦程，国平把床铺让给女人和孩子，在地上打地铺。

梅芳的声音洪亮，建英和国平丢下手上的事情，赶忙走进房里查看。梅芳正在翻箱倒柜，看见建英和国平进来，梅芳停下手中的动作，目光从国平脸上扫过停在建英身上。

“你昨天给我的五百块钱红包，我放在上衣口袋里，现在找不到了。”

建英看着店里渐渐聚集起来的顾客，再看看眼狼藉的房间，对国平开口道：“你帮妈找下。”说着就转身向外走去。

国平还没来的及应和，梅芳先开口：“不要他找，说不定就是他偷的。”

国平的脸一下涨得通红，指尖因为气愤微微颤抖。国平没有多说，扭头便走出房间，独自坐在店门口的小板凳上。直到店里实在忙不过来，建英才小声喊国平帮忙。国平清楚这天总要到来，只是没想到是这种形式。

梅芳到来之后，包干照顾孩子和做饭的任务，生意建英一个人能应付，国平这时候显得有些多余。国平年纪虽然将近三十，但除了跟着老周养鱼，和之后碾米厂的工作经历，从来没干过其他事情。二十五岁之前在老周的羽翼下，老周离世就进入婚姻，国平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梅芳来的这半年，断续了解到女儿婚后的处境，她自然不会归咎自己心急地把建英推进婚姻，她只是做了所有父母都会做的事情。那这一切问题的结论只能是国平太没出息。

自打梅芳了解到建英婚后的经历，就没给过国平好脸色，或是国平吃饭的时候饭菜不够，或是国平衣服还没干就收纳起来，让国平穿在身上都是馊味。国平有不满，也有理亏，所以一直默默忍受。直到今天“偷钱”的事情发生。

这件事很快被宣扬出去，梅芳的子女们都知道国平“偷钱”的事情。尚在南城县的建英四弟上门数落国平偷老人钱不知羞耻，梅芳则气鼓鼓坐在一旁。建英知道国平不会偷窃，但母亲正在气头，所以选择沉默。建平得到消息，则是大手一挥，在长途电话里劝说母亲梅芳：“我以为多少钱，五百块，不气了，我翻一倍打给你。”

半个月后，不出意外，建英在床板的夹缝中找到梅芳遗失的红包，物归原主后，梅芳一声不吭地将钱收起，并没有其他表示。梅芳四弟知道后，也只是当做无事发生。

就像建英与桂香的关系一样，国平和梅芳的关系也开始产生不可弥合的裂痕。连带着建英和国平，这对结婚时间并不长的夫妇，之间的裂痕也不可逆的蔓延开来。在国平和建英与对方母亲相处中，因为不同的原因，两人同时选择不作为。国平因为懦弱选择放任世平和桂香的放肆，而不是站在建英一边。建英因为同情母亲一直以来的辛劳，同时作为女人需要赚钱养家的不忿选择放任梅芳的胡闹，而不是站在国平一边。国平和建英都相信自己的血亲是最终的依靠，互相选择背弃。

也许是因为父亲过早的离世，也许是因为父亲们没有认为自己的婚姻有何特殊，建英和国平都没有从父亲那里学到他们对待婚姻的方法。国平的父亲老周宁可净身离开原生家庭，也要带着桂香，村边棚屋从零开始，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不值得依靠，那怕是血亲，凡事只能靠自己。唯一值得信任的人只有自己的妻子，因为桂香有他的孩子，只能依靠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桂香在他全方位地保护下变得短视，是他没想到的。

建英的父亲李平，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当文革来临，所有家庭成员都与他撇净关系。他娶梅芳时，家人并没有祝福，充斥的是各种悲观的言语，他独自挡下这些言语不让梅芳受到伤害。诚然梅芳只是文盲，但他知道自己缺什么。他身体不好，虽然有一份使家庭温饱的工作，在家庭里，他需要吃苦耐劳并且坚韧的妻子。当然，梅芳的坚韧在磨难后显现出来的控制欲最终破坏他子女的婚姻，是在他意料之外的。

这些都是后话。李平和周长生两位父亲，都在客观条件限制下思虑周全，自己主动选择配偶，并且都把夫妻关系作为自己的核心关系，共同面对其他挑战。这些建英和国平显然是不知道的。

“偷钱”风波过后，国平更加沉默，梅芳在场他永远不会开口说话，梅芳也乐得不跟国平交流，建英成为两人中间传声筒。国平在和建英独处的时候，无数次提起让梅芳回到建平那里去，家里的事可以两个人商量地来。但建英有自己的私心，孩子还小，她不想重蹈之前孩子反复生病的覆辙。此外，虽然她想像个男人一样做成一番事业，但身为女人，一人负担家庭经济，使她内心极不平衡。凭什么别家的女人可以在家相夫教子，而自己要起早贪黑。她想借用梅芳的力量把国平逼出家庭，去赚钱养家。还有一个感性的想法，是自己在国平家经历的那些不公的对待，国平也要尝尝是什么滋味。

终于，锦程三岁，可以开始上幼儿园，建英不用在工作时间分心照看。三岁之后，锦程再没有生过大病。

这天，梅芳大笑着走进店里，一边笑，一边说道：“建英，你有福了。”

理发店里坐满等待理发的顾客，头顶的吊扇吹拂众人的发梢，建英的手在顾客的头顶上下翻飞，轻笑地问道：“怎么了。”

“幺儿刚刚在厕所拉屎，会自己擦屁股了，我过去帮他擦，他还说厕所臭，让我躲开。”梅芳带着自豪说道。

理发店里都是周围的街坊，听闻都笑起来，有一茬没一茬地接起话头，说起各自儿孙小时候的故事。

锦程当然是无意识的，晚上躺在床上就开始叫唤，说是屁眼痒。建英把他提溜起来，洗净，锦程这才安心睡着。

梅芳对锦程的照看，极大地降低家庭的成本。在梅芳到来前，国平建英两口子对医生的建议认真到一板一眼的程度。医生说保暖，建英就里三层外三层将锦程包裹起来，也不顾孩子已经大汗淋漓。医生说要保证蛋白质供应，建英就每天吩咐国平给锦程做肉饼汤，直到孩子死活不吃。国平不想这样做，但他的初衷是舍不得钱，可他拗不过建英。

那时节，肉食并不丰富，大多数人家的肉食摄入都十分有限。一个三岁孩童，每日需要吃下一大碗肉饼，时间一久，孩子便不肯再吃。这个情况让建英气不打一处来，随手把碗递给一旁盯着肉饼流口水的邻居小孩，对方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碗肉吃下肚，汤汁都不剩下。建英心中哀叹，家庭已经如此艰难，自己也已付出如此之多，为何穷苦人家会生出这么娇气的孩子呢？给肉不吃，又爱生病。

梅芳以实际行动告诉建英，她是自作多情。在大夏天锦程被建英包裹起来浑身是汗，失声痛哭的时候，梅芳把锦程光着屁股丢在风扇下，锦程像被施魔法一样止哭安睡。再长大点，建英每天让锦程吃肉饼，梅芳打断她的计划，每天定制不一样的食谱，肉食和蔬菜搭配。并且过期不候，如果锦程错过饭点，那就只能等下一顿。锦程再也不要建英追着喂饭。每天出去疯玩，到点一定回家，吃饱喝足又接着出门，如上下班一样准时。全然没有当初病殃殃的模样。

锦程的改变全在梅芳的计划里，不仅少花钱，还不生病，身体越来越好。

七

建英的店铺在经历怀孕期间的短暂中断之后，重新营业并逐步走上正轨。北岗镇这个小乡镇，也吹到改革开放的东风，开启自己的工业化的扩张。镇子的近郊腾出一片土地，开始建设工业开发区。伴随着开发区的逐步成型，北岗镇开始对周边乡镇的虹吸。眼见着镇上脸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孩子也越来越多，镇上的学校和医院也紧跟着扩建。

除简单的染烫外，还有一些需要机器的复杂美发项目建英从开业就在筹备，如今终于可以提上日程。建英的理发店是镇上第一批添置新式染烫设备的美发店，伴随着人口的涌入，建英的店铺吸引到许多新顾客。只是如今来店里的年轻人多是建英的后辈，早先那些建英刚开店常来的同龄人们都已经被土地吸收，再难见到。他们纷纷回到父辈的剃头铺，因为价格更加便宜。因为建英生意的火爆，北岗镇的理发店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开店的新人更年轻，也更时髦，抢夺着建英的顾客。

国平承诺会出去工作，接送孩子。梅芳重新回到儿子建平那里，在梅芳看来，当妈的就应该跟儿子在一起，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是别人家。之所以会来照顾外孙，纯粹是因为儿子的要求。

建英把锦程从建芳那儿接回来的那段时间，是八月的盛夏。那个夏天之前的日子，在建英的记忆里是黑白默片，事情在脑海中如同加速的走马灯一帧一帧划过，却什么也没留下。这个夏天过后，建英的世界才开始有色彩，她的感官才开始渐渐恢复，渐渐从麻木中体会到生活的滋味。

那时建平已经开始在大学教书，趁着假期带母亲回北岗镇探亲，他的行程没有提前通知建英。当他的身影在店铺前出现时，建英正空闲。她抱着瘦弱的锦程目光呆滞地坐在店门口，不知在想什么，整个人消瘦木讷又萎靡不振。兄妹两人视线相遇，建英眼眶瞬间模糊，目光躲闪，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建平同样红着眼睛看着之前还充满活力，如今却形容枯槁的妹妹和她怀里病殃殃的孩子。建平没有说话，心中却做出决定，母亲留下来照顾妹妹和外甥，自己的女儿另找保姆照顾。

梅芳重新去到建平身边后，国平如他自己所承诺的，开始出去工作，每天接送孩子。建英在店里独自工作，直到有一天，一个常来剪发的老头提起，看见国平在茶馆看人打牌。

茶馆是南城县特色，说是茶馆，喝茶是其次，重点是其他活动。这里麻将、牌九、扑克一应俱全。茶馆提供饭食，上年纪的老人爱来这个地方消遣，他们赌注小，几块钱可以玩一天。年轻人也有，那就要到更里面的房间，他们才是茶馆的收入来源。这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人手一支香烟，坐对家才能看清人脸。年轻人赌注大，茶馆隔三差五就有赌急眼的年轻人打架，大家也见怪不怪。

国平来茶馆从不赌博，只是看，他舍不得花钱。有人散烟，他也不接，他不抽烟。看别人打牌，这算是国平为数不多的爱好。国平小时候与乡里同龄人玩不到一块，闲暇时候就喜欢去乡里的茶馆看人打牌，打发时间。乡里茶馆老人居多，还有些很小的孩子，是爷爷奶奶带着的孙子孙女。孩子父母去田里干活，老人家不想做饭，就会带来茶馆。自己打牌，孩子们在一起玩，还能蹭一顿饭。国平是异类，他这个年纪的同龄人都有自己的活动，上山下河，不会来茶馆。在这里国平有难得的轻松自在，倘若运气好有人赢很多钱，他还能收到红包。国平虽不上桌，但他有自己的玩法，围着桌子看每家的牌，在心中计算该怎么出牌，时间一下就过去。

傍晚，茶馆开饭，众人停下手中的动作，准备休息，稍后再战。国平抬头看了眼时钟，自己家也要开饭，于是背着手快步离开茶馆，往家中赶去。建英一是忙碌，早先理发店的工作，理发，洗头，吹风全靠她一人，还能应付，现在做染烫的顾客多起来，就更忙不过来。二是建英做饭难吃。所以家里的餐食只能靠国平一人。

“吃饭了。”国平做好晚饭，在厨房大喊一声。

锦程被爸爸的声音吓一哆嗦，这个店铺太小。如今梅芳回到儿子建平处，一张床铺勉强够这家人安身，但私人空间就不能奢望。起居室里，厨房和床铺就隔着一条一人宽的过道，锦程鞋也没脱，坐在床上看着黑白电视上播放的“黑猫警长”。

“穿鞋不准上床，下来。”国平扭头瞪锦程一眼。

锦程没回话，乖乖下床，坐在过道上的小凳子上，眼睛还盯着床头的电视机，脑袋仰地更高。

国平盛好饭菜，将碗递给锦程，紧接着交代：“给你妈留点肉，别吃完了。”说完就端着饭碗走出去。锦程坐在过道的小凳子上，小手托着一个脑袋大小的海碗，筷子扒饭，整张脸都埋进碗里。饭碗在锦程手掌扭着各种角度，看着摇摇欲坠，就是稳稳粘在手上，掉不下来。家里空间小，没有饭桌，锦程虽然年纪小，但从开始独自吃饭，就学父母端着饭碗，早已驾轻就熟。建英忙乎完，进厨房盛饭，向锦程碗中加上几块肉后，侧着身子走出起居室。

建英国平两夫妻，手中端着饭碗，背靠着店铺的门框，面对面站着。建英一边吃饭一边不动声色地问到：“最近工作怎么样。”

国平打量着店铺外的行人，头也不回地说道：“还行，最近有点忙。”

“你是在哪里干活？”建英接着问道。

“你问这个干嘛，在饲料厂。”

“饲料厂在西面，你为什么每天从东面回。”

国平停下扒饭的动作，气氛沉默下来。“你想说什么？”国平终于答话。

“你这段时间到底在干什么？”

“还在找工作。”

“找工作找到茶馆去了吗？”

国平默然。

建英眼泪突然间就哗啦啦流下来，吓国平一跳，国平还是没有适应过来，结婚之前不管是从建英自己表达，还是旁人的眼中，她都是坚毅的的女子。但自从结婚之后，国平发现建英的内心仿佛在上演着独角戏，事情从来不会直说，而是在内心酝酿，最终在眼泪中爆发。

“不要哭了，我在看养殖的书，我想去养点东西。”看着眼泪止不住的建英，国平赶忙说道。

国平的确在做养殖的准备，不过目标还没有，某种程度来说，养殖这类工作，算是国平对老周的路径依赖。相对其他事情，养殖他还算是有些经验。书本是老周留下的，老周虽然最终养鱼，但是前期做出许多论证，养猫，养兔子，养鸡，养鸭，书籍也准备一堆。

老周离世后，他堆满衣柜的书籍和资料桂香准备拿去卖废品腾空间，国平都收过来。囫囵看几本，最终决定养鸡。除了早先梦到过养鸡成功，从客观条件上来说，建英家的老屋在山脚下，有个大院子。那里已经不住人，如果养鸡的话只需要稍微改造，就可以使用。所以国平才选择养鸡这个方向。

国平实在是不适合经商，他既没有老周的方法论，也没有建英的运气和悟性。老周养鱼的决策是想明白需求才动手开干的。老周在外奔波时不免要在饭店请人吃饭，一碟鱼是必不可少的肉菜。饭店的鱼都是店家自己去菜市场采买，没有专门的供应商。南城县养鱼的人少，多是捕鱼，菜市场的鱼货供应十分不稳定。老周常待客的饭店每次端上来的鱼时大时小，本地杂鱼家家户户都能吃到，但放到待客的场面上，就有点不体面。在饭馆请客，主家都愿意点一条好鱼。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鱼肉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因为这个判断，老周才开始养鱼，同时尝试建立自己分销的网络。

建英因为生活的不顺意的意外之旅，大城市与小县城的强烈对比，对建英产生强烈的冲击，让她觉得到美发婚纱大有可为。

国平从开始养鸡就没想过客户是谁，他的初衷只是不想出去工作，因为梦境或者老周的路径依赖，再加上建英的逼迫，才被动地决心要开始养鸡。某种程度上说，这件事还没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国平对于要开始的事情，没有一个自洽的逻辑，而是寄希望于随机。可国平从来不是运气好的人。

开始养鸡的第一个问题是场地，虽然建英的母亲梅芳此时已经离开南城县许久，跟着儿子建平在城市生活，老房子也闲置，但并不意味着梅芳愿意把老房子借给国平使用。不仅因为两人的矛盾，养鸡之后鸡粪和其他杂物的产生，老屋往后就再难住人。

场地问题通过建平的从中斡旋，虽不顺利，最终得到解决，建英迫切需要国平出去工作，这个小家庭光靠她一个人产生收入还是独木难支。美发市场发展离建英预期的还有差距，高溢价的新式美发染烫慢慢有人尝试，但数量有限。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美发行业，抢走许多顾客，自家店铺主要收入来源，大头还是老顾客剪发的需求。建英不仅需要逐步加购染烫设备，还要去花钱学习最时兴的技术。好在锦程已经开始上学不要花费太多精力，但早期治病欠下的钱还有几万没有还，家庭经济状况十分严峻。

在这个情况下，一个男人赋闲在家，不仅现实上是严重的劳动力浪费，心理上也让建英心里十分郁闷，为什么别人家都是男人撑起一片天，而自己却这么苦。

建英通过二哥建平跟母亲说的这件事，因为梅芳只听儿子的话，建英知道如果自己去向母亲借老屋肯定是白费口舌。建平是大家长，作为家族里最有出息的长子，他一直出钱出力维系着大家庭的稳定。建平了解建英家庭的状况，只要国平想干，他肯定支持。人只要忙起来，或多或少都能帮到家里一些，如果一直待在家里，建英夫妻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剧烈。

建平为何了解这些，因为他也正被家庭的经济问题折磨。

建平博士后去到内地一所教书，娶的老婆也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两人在一起后，很快就生下女儿，按理说两人作为高校职工，工资加在一起生活应当绰绰有余。事实的确如此，但建平的妻子生完孩子就开始计划在学校买房，这样两个人的工资就完全不够。建平找妻子聊过，等孩子大点再考虑买房，但是换来却是“为什么别人有的我没有”。

建平无言以对，父母并没有为他留下积蓄。开始读书之后，建平所有的开支都是依靠自己，但他依然很感激家人，特别是建英。上大学的时候，大姐建芳已经出嫁，小弟还在读书。建英作为小妹不仅承担着家庭大多劳动，还负担小弟的学费和对母亲的照料。因此，他才能按自己的想法一直在大学深造。现在建英结婚，老家的人情世故还是她在维系着。

为买下妻子想要的房子，建平开始想方设法赚钱，除工作日多安排课时外，周末还开办课外培训班，作为教师能赚钱的方式建平都去尝试。因为妻子生的女儿，母亲与妻子关系极不融洽，母亲重男轻女想要孙子建平是清楚的。但妻子和自己都是教职，是计划生育特别关注的群体，一时半会也无法再生。婆媳关系因此十分紧张。

此时国平夫妻俩正为锦程焦头烂额，所以建平顺势就把母亲送到回南城县，相对能减轻婆媳矛盾带给自己的压力。但妻子不这么想，虽然有矛盾，她认为梅芳还是应该照顾他们的女儿，这是她的亲孙女。

妻子最终还是拗不过建平，建平实在无法忍受，自己身边的婆媳矛盾和妹妹生活困苦的双重心理折磨。在把梅芳送回南城县后，屋漏偏逢连夜雨，照顾女儿的保姆不到一个月就在家中滑倒骨折。这下不仅没有轻松下来，还多出送保姆上医院的额外工作量。建平妻子自然增加许多抱怨。

建平的家庭就这样磕磕绊绊向前走着，繁重的工作和经济的压力令他渐渐麻木，有时甚至会出现失忆。在女儿三岁时，他终于攒够买房的钱，房子买下来，户主是妻子的名字，同时也提出离婚。房产证和离婚协议书一起递给妻子的时候，妻子的脸色先是欣喜，然后变成不解。在她看来她们的家庭十分幸福，两人都有好工作，有个可爱的女儿，刚买新房子。但建平眼中并不是这样，他只是赚钱的机器，他找不到婚姻的意义。

离婚后，建平就离开学校，去到沿海的深圳工作。在外人看来，他们还是夫妻，并没有离婚，一同回家探亲，女儿抚养也都照旧。其实一切都没变，建平离婚的初衷不是逃避父亲和丈夫责任，只是单纯对婚姻感到失望，和无意义。

建平是个孝子，母亲为几个子女受一辈子苦，亲孙子是她为数不多的期望，他觉得自己应该满足母亲的愿望。建平也有能力满足母亲的期望，但是妻子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拿自己的前途去满足老人迂腐的老观念。

建平只能满足别人的愿望，没人会满足他的愿望。

在婚姻中，女人天然期望从配偶处盈利。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没有极限的认知。她们会去与其他人比较，以期获得更多。当自己难以做到时，女人的不安会演变成家庭的不安。这是时代的缩影，改革开放伴随着私有化，人们都在尽力把这片土地上原来公有的东西变成私有。对于个人而言，这个速度越快越好。这种欲望最终会转化成家庭的压力，或是两个人共同承担，或是最终一个人承担。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压力累积而不宣泄，夫妻间紧绷的弦总有断开的一天。建平的家庭是后者，所以崩坏来得更快一些。

建平知道建英是要强的人，国平没有本事，如果不给他找点事情，帮到家里同时分散建英的注意力，妹妹的家庭一定会步自己的后尘。

老屋已经空置几年，可预期的未来也不会有人回去。平日老屋也是国平在维护着，开窗通风，修修补补，这些活都是国平在干。不如就顺其自然让国平养鸡，老屋也能有些人气。

建英得到建平的许诺，国平便撸起袖子开干。

国平虽然不擅长与人交际，却是擅长一个人捣鼓。锦程的摇椅，玩具都是国平亲手做的。梅芳的老屋在国平刚来的时候还是破败不堪的，枝桠交织在一起的简易篱笆已经东倒西歪，还勉强直立着的篱笆不知道谁家在上面晾晒着被子。走进院子，杂草已经及腰，院子中央屹立着一颗高大的柚子树，郁郁葱葱但久不打理已经不结果实。老屋双开的木门上“秦叔宝”、“尉迟敬德”已经斑驳掉色。只有两侧还算完整的对联能看出屋子有人打理，老屋的墙面布满爬山虎，顺着爬山虎往上看，屋顶的瓦片只有正中还剩余一些，四周的或是碎裂，或是遗失不见。

梅芳和周围邻居的关系并不融洽，首先是因为梅芳能嫁个好丈夫的嫉妒，其次是丈夫早逝的欺侮，梅芳埋头干活专心把孩子拉扯长大，从不与邻居起争执。当建平成家，梅芳头也不回地离开家乡，投靠儿子。老屋的东西，虽然有一些是被时间风化，但大部份是慢慢被邻居们蚂蚁搬家地摧毁。老屋长时间没人，周围的邻居就把能够着的，屋顶边缘瓦片都拿去用。村里的顽童也向屋顶投掷石块，更加快瓦片的毁坏。

木门推开，陈腐的木头，潮湿的土壤气味扑面而来。老屋内已经空荡荡，只有偏房还堆放着几兄妹年少时的物件。屋顶房梁由一根粗大的圆木支撑，看起来还算坚固。地面是坚硬的夯土，许多地方已经被房顶的漏水滴出小坑。

国平巡视一遍，就估算出大概需要什么材料，立马就动手开干。

除每天接送孩子、回家做饭外，国平一直待在梅芳的富山乡老屋。每天一早来到老屋，国平先不会进去，而是沿着屋后的小路，穿过一座低矮的坟山，建英的父亲李平就葬在这里，偶尔国平会放上一些新鲜的贡品。来到小河边，那里有梅芳名下的菜地，国平在上面种植各色蔬菜，每天都会换着摘取，中午带回去做饭。

除此之外，国平还要做一件事。他随意地踢着河岸边的杂草，惊动草丛里的青蛙。抓住，掏出口袋里的工具。是一套简单的自制渔具，尼龙线一边绑着粗大的单钩，一边绑着手指粗细的木棍。国平把青蛙挂在钩上，木棍钉在河岸的泥土里，就带着菜往老屋赶去。晚上回家之前，国平会再来一趟，那时候如果运气好，就能捕到一条黑鱼，带回去加餐。

一个月后，梅芳老屋的原先树枝搭建的简易篱笆已经换成高大的薄木板，用铁丝扎得整整齐齐。院子及腰的杂草也割干净堆在院子中间晾晒，准备当作育苗温室的铺垫。院子中的柚子树国平也给嫁接上各种水果枝桠，等待季节收成。老屋内部的蛛网灰尘都清理干净，房顶的漏洞用薄膜堵上，用新的瓦片重新覆盖。地上的坑洞也用新土填补压实。整个老屋焕然一新，终于在几年后面目一新。

国平几个月来一直在老屋忙碌，虽然疲倦，但是眼看着自己手中诞生的杰作，他很享受这样没人打扰的安静的工作。这是也许最适合国平的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乡村，做个工匠，耕种几亩薄田，自给自足。时代裹挟着国平向前，这个时代的价值只有金钱。国平只是个普通人，时代没有给他这样的人生存的空间。

老屋的整理终于告一段落，往后就要考虑育苗的事情。

傍晚，国平锁上老屋的房门，穿过后山，几分钟后再出现，手上提着一条手臂粗细的黑鱼。国平把鱼挂在车把上，跨上单车，往北岗镇的家中驶去。夜色中，老旧单车链条摩擦链罩的“呼啦啦”声一阵阵传来，越飘越远。国平的背影，伴着橙黄的夕阳和迷蒙的炊烟，看起来有几分老周的样子。

锦程已经幼儿园放学回家，在店里不知道捣鼓什么。听到“呼啦啦”的金属摩擦声越来越近，就知道是爸爸回来。放下手中的玩具，赤着脚一溜烟地从店里跑出来。锦程皮肤黝黑，身材精瘦，十分健康。

锦程出门就迎上国平，国平穿着工衣，灰头土脸，手上提着大黑鱼。锦程一边喊着：“爸。”一边围着国平打转，险些把国平绊倒。手指戳一戳黑鱼，弄得满手粘液。国平把鱼放进水桶，锦程双手扶着水桶边沿，探着脑袋往桶底张望。

国平从养鱼的水桶里舀水洗去脸上的灰尘，便进厨房做饭。建英做饭简直灾难，她自己也不爱吃，若是国平不回来，她就要吃中午剩饭。

一家三口坐在床沿上端着碗吃饭，黑白电视机里放着葫芦娃，锦程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国平和建英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梅芳已经离开半年，夫妻俩的关系稍有缓解，主要是国平开始有事情干，而不是在家闲坐。

昨天晚上，建英提起店里热水总不够用。国平记在心上，为节省一点煤气，国平在废品站收集几块废铁皮，焊成方形的车斗，挂在自行车后座上。车斗能放四个暖水瓶，每次去老屋就带上。国平特意在灶房旁边搭起一个烧水的小火炉，燃料则是收拾老屋整理出来的废旧木材。中午和晚上回家每次能带上四瓶开水，足够店里日常所需。

晚上，国平把开水带回家，想着能给建英一个惊喜，这是他在家庭艰苦时期的一点巧思。国平一声不响地把暖水瓶放在理发店洗头的水池边，等着建英搭话。虽然日子已经向好，但建英依然心情沉重，仿佛肩上扛着世界，生活对她而言毫无情趣。建英看着这一切，但毫无表示，这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建英崇尚节俭，但国平用节俭的方式提供热水却让她心中无名火气。男人应该像自己哥哥一样，赚大钱，不要捣鼓小东西，国平的行为在她看来太过小家子气。倘若国平用“铺张”的方式在店铺里用煤气烧水，建英只会更加生气。国平所有的行为，只有错，没有对。

在经历小半年的准备，国平终于养起第一茬鸡，国平第一次带着锦程一起去修缮后的老屋。锦程靠在老屋房间里搭建的温室架子上。头顶挂着明晃晃的保温灯，他探头向里头张望，浑身黄灿灿绒毛的鸡仔铺满一层，伸手抓起一只仔细把玩，听到国平的脚步声又快速把小鸡放回去。

八

国平养鸡至今已经有五年，五年时间并没有赚大钱，只是一直不温不火地维持着运营。对家庭的改变更多的是每天不断的新鲜蔬菜和鸡蛋，偶尔带回家的瘟鸡和河里的鱼，还有在柚子树上嫁接的各色样貌丑陋但口味甘甜的水果。国平养鸡的本职还行，但是并不擅长做生意。时不时的流行病，导致小鸡仔成群死亡。找不销售渠道，养殖规模上不去，只能靠自己去集市售卖，总得来说，只能赚个辛苦钱。

国平养鸡对于这个家庭而言并没有太多现金入账，更多是解决这个家庭的后勤。家中的蔬果都是建平自己栽种，不打农药，卫生又健康，多出来的分量便可拿来做人情。建英不用在家庭后勤上心，平日家庭购买小物件，国平养鸡赚的钱也够，店里赚的钱就能全部存起来还债。

建英的理发店生意不错，加上锦程不再生病，这几年家里一切顺利没有大额开销。家庭状况也跟着好转，不仅债务清理干净，还有一点积蓄。

建英理发店周边店铺的孩子年龄大多与锦程相仿，男孩居多。各家都只是在镇上开店，家则在周围的村子里，每日往返。像建英这样，有家不能回的还是少数。村子间离得近，各家都是几代人的交情，孩子一起放养。男孩子的活动一直就是那老三样，画片，弹珠，纸面包。只是这帮孩子，家里都在镇上开店，条件比几十年前的父母辈改善不少。他们不像建平那个时候，那时孩子们摔的纸面包大多用废纸折。为了纸面包轻薄有力，锦程这些孩子都是偷偷用自己崭新的作业本折纸面包，本子用完再向家里要钱，家长还觉得孩子读书用功。

锦程这帮孩子兴趣总是一阵一阵，老三样也不是每天都有意思。孩子们聚集在一起，总有人想到各种新主意，其中必然少不了调皮捣蛋的事情，结果是纷纷被父母带回家胖揍。国平不管锦程，这活就落在建英手上，而建英忙着理发往往脱不开身，锦程就会乘机踩着自己的小单车跑去莲花乡的奶奶家，等到建英忘记自己闯祸这茬事。

每次锦程来，桂香就会拿出小零食，好生安慰：“你妈就是这个脾气，你不要惹她生气，她打你，你就往我这来。”

对于奶奶的话，锦程没有上心，直到有一天，锦程和自己的发小们拿着弹弓，把隔壁老头养的几只老母鸡腿打折，老头上门告状。建英还没来得及处理锦程，料到要挨揍的锦程想到奶奶的话，竟说要离家出走，背着自己的小书包就踏上去往莲花乡的路。

这个行为把建英惹恼，她结束营业，关上店门，半路追上锦程，带着他一起来到周家老宅。桂香正坐在房门口抽烟，乍看见建英带着孩子来，十分意外，马上站起身来，手上的烟头一时间不知道该放在哪。

莲花乡与北岗镇至多两公里的路程，可从她把建英赶出周家老宅后，建英每年除过年会与国平一起来周家老宅住上一晚，其余时间从不过来。今天突然到访，桂香有点手足无措，她刚想寒暄几句，却发现建英面色涨红，气势汹汹地把院子铁门推开。

“你要养你孙子就好好养着，我就放你这里，养不了就不要乱说话。”

“程程今天说要离家出走，就往你这边来。”

“我是看你是孩子奶奶的份上才允许你见他，否则你对我们家做的事情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孙子。”

“这家人除了我还有人把你当人吗？你居然还对我背地里使坏。”

建英疾风骤雨地话语让桂香没法开口，只能掐灭手中的烟，点头应和，但是建英这番话的最后表态反而让桂香安下心来，她知道以后有事情要怎么办。没有奶奶撑腰，往后锦程也再没有提过离家出走的事情。

等建英气消，空气中的火药味沉寂。桂香看着西沉的落日，开口留建英吃饭。建英没有答应，随即扭头牵着茫然的锦程出门，骑着国平的破旧单车往北岗镇而去。桂香则一路跟着到村口，自言自语般一直叮嘱建英注意安全。

冬日的一天，阳光和煦，午后，桂香从莲花乡步行来到北岗镇建英的店铺，说是来送鸡蛋，但家里最不缺的就是鸡蛋。建英知道桂香有话要说，果不其然，没等多久，桂香就开始哭丧着脸对着建英抱怨。

“哎呦喂，我膝盖和腰都好痛。”

“国平一早又把我叫起来去街上卖鸡。”

建英手上的活没有停，头也不回地说道：“你的儿子，自己管好。”

桂香不好再多说，嘟囔几句谁也听不见的话，稍微坐坐便离开。傍晚，国平回到店里，坐在床上，上面铺满各色钞票，国平借着店铺的灯光数着今天卖鸡的收入。

建英走进来，说道：“你妈说你早上又叫她去卖鸡。”

“是的，她在家又没什么事，早上忙不过来才叫她，忙完早上，我就让她回去了。”国平头也不抬地回复道。

“她这辈子没吃过苦，你这样搞，她要把讲得你里外不是人。情愿自己多干一点，不要跟你弟弟一样，占家里的便宜。”

“我给了鸡给她，又不是让她白干，没事的。”国平满不在乎。

“她又来我这里告状了。”

国平停下手上的动作，抬起头看着建英，眉宇间显示出怒气。

“她能好好在家收租，都是因为我给她修建厕所，兄弟姊妹没一个人管她，这点事还告起状来了。”

“你是第一天认识你妈吗？”

国平默然。

锦程已经八岁，从八年前桂香把国平两夫妻俩和还在襁褓中的锦程赶出周家老宅，八年来，国平一家的状况相较当初已经好转许多。其实当初唯一多给桂香开支的只有国平夫妻俩，两姊妹已经嫁人只是偶尔回家，世平还在社会上瞎混，但桂香始终认为建英是外人。

世平想霸占周家老宅，姊妹俩想从分家中占点好处，四个人不谋而合，站到同一边。兄妹三人都有实际的目标，唯独桂香没有。三人一齐在桂香耳边吹风，让桂香出头。在桂香的观察里，国平软弱没出息，世平是强人，一厢情愿地觉得年老可以靠世平。最终，四人合力下，国平一家被赶出周家老宅。

桂香付诸行动前想象的状况是：把没钱的国平一家赶走，留下世平和两姊妹，小儿子赚钱撑门面，两个女儿照顾她。事情没有如她预想地发生。世平赶走哥哥的第一阶段目标达成后，周家老宅就再没有他的对手。因为世平模棱两可的许诺而协助驱赶国平一家的俩姊妹，最终也被灰溜溜地赶出周家老宅。在南城县的传统里，女儿是泼出去的水，本就不能在娘家里得到什么。

最初两人是抱有侥幸，作为驱赶国平一家的“功臣”能从世平手里分到几间房，毕竟她们是世平的姐姐。她们高估自己，低估世平。最终撕破脸皮之后，两人闺房被世平清空，私人物品被世平丢到铁门外的马路上，周家老宅终于没有她们的一席之地。

多年之后，周家姊妹俩在建英面前痛斥世平不讲道理。建英遥想当年两姊妹在世平指示下的欺侮，嘴角带着微笑，场面十分怪诞。

终于，周家老宅只剩桂香和世平，在村里所有人好奇世平会如何对付自己亲妈的时候。世平结婚，离开周家老宅，跟妻子住到一起，只是偶尔回家，看看“他的家产”。

周家老宅只剩下桂香。

老周父亲在时，周家的宅子在莲花乡中心区域。后来分家，老周几兄弟帮老周在村子边缘的不毛之地搭起棚子。后来这块宅基地就划归老周，再后来，老周在上面建起楼房。那时莲花村的边缘，如今倚靠着一条宽阔的道路，这条路是去往省城的必经之路。

随着南城县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地处省城必经之路上的莲花乡，往来人流越来越大。莲花乡离北岗镇近郊的开发区不远，房屋租金比北岗镇上低，所以总有人来询问租房事宜。周家老宅离马路近，过来咨询的租客尤其多。

桂香被强悍的世平怂恿着把所有的子女都赶走后，世平就独占着周家老宅。他直接向租客收取租金，桂香啥也拿不到。只能世平在家时跟着吃口饭，在门口的菜地种一点蔬菜，赶集时去街上摆地摊售卖，在冬日冻得瑟瑟发抖。生活的维持全靠当时变卖鱼塘换得的金子。

每当这个时候，她总会回忆起当初国平一家在的时候。那时周家老宅的住户们算是维持着表面和平，国平一家上交开支的大头，其他子女只得跟着交。虽然不富裕，好歹吃喝不愁，还有结余。自己起头把国平一家赶走后，情况便截然不同。如今的状况，她的生活费，世平那边她不敢开口要，她也知道要不到。国平和两个姊妹她也不敢去找，因为她知道大家都怪她没当好家长，不会给她好脸色。

零零散散的租客大多住上几个月就要离开，周家老宅建的早，靠着马路，虽然交通便利，但没有修厕所，住着实在是不方便。老周建房的那会儿，在莲花乡，各家都没有建厕所，粪便是肥料，可不能丢，大家都在房间用马桶收集粪便，留着给作物施肥。时过境迁，出租房这样可不行。老周不会预想到后代就这样吃他老本，他死后，周家连个厕所都建不起来。

桂香无可奈何下先找到世平，毕竟世平收房租，也应该做点事情。当听说修厕所要花几千块，世平就音信全无。桂香手里还有点钱，但是她舍不得，这是她的老本。最终兜兜转转找到国平，他毕竟是自己的大儿子，大儿子重亲情，虽然自己之前过分一点，但总不会让自己饿死。

从被弟弟世平端主意赶出周家老宅，国平就再没有平时回过周家老宅，虽然北岗镇和莲花乡相距不远。国平有怨气，母亲不应该是这样。作为家中长辈，怎能不扶助，反而帮着其他子女欺压遇到困难的子女呢。当知道桂香来意，国平更加愤怒，好事没自己份，花钱出力却想到自己。

事情发生在建英的理发店，桂香从莲花乡步行过来，店里都是人，国平愤怒，但不好发作。只是把桂香晾着。桂香显得很有耐心，坐在店里不走，甚至跟来往顾客聊起天。终于在傍晚，店里人渐少，建英接起话头。

建英知道详情后，便让桂香返回莲花乡的家中去。

“我把钱给你，把你家的厕所建起来。”桂香刚出门，建英就对国平开口。

国平心情已经平复，听闻建英的主意，不解，没有发话。

“老人总是要赡养的，建一个厕所，就能有现成房租养着，也花不了几个钱。”

“你还得回去拿回你的东西，这是个契机。”

国平明白建英的想法。周家老宅法理上还是桂香的，桂香不在，才轮到两兄弟，虽然如今事实上老屋是世平一人独占。这事最终得算明白，桂香是其中的关键点。她是长辈，农村明面上还是看重孝顺，桂香虽然短视，但头脑不傻，过去发生那么多事情，现在她知道谁才能帮她。修厕所，这是个机会。国平需要母亲的帮助，才能对抗世平。

手工活是国平最擅长的，买好水泥和五金，不到半个月，只用预算一半的钱，一个人就将厕所搭建起来，周家老宅终于有长期的租客。世平得知后，突然现身，虽然修厕所找他要钱时假装不知道，有便宜却不能不占，找到桂香要分一笔他名下房子的租金。

一系列的事情让桂香明白，只有建英才能帮到自己，她又到建英的店里哭诉。隔壁街坊听见哭声都围上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

“世平修厕所的时候不管我，厕所修好，又问我要钱。”说着，桂香柚子皮一样满是皱纹的脸上涕泗纵横。

桂香几个子女，除两姊妹和国平三个被赶出来的人，互相之间还有联系，大家与世平的联系都已经中断。建英通过老周家其他长辈联系到世平面谈，定下调子，老房子在桂香去世之前都是桂香收租，两个儿子就不用每月出钱养老。

建英通过在周家老宅修一个厕所，带着国平重新回到老周家的牌桌上，国平又可以去争取属于他的东西。桂香看着此情此景，遥想老周被分家的那天，她一样坐在下方一声不吭，等着结果发生。幸运的是，两次都是好结果，她又有人可以依靠。之前是老周，现在是建英。世平没有多说，毕竟不要他出钱。母亲还健在，法理上，房子本就是归属桂香。更重要的是，他无法在明面上一人对抗所有。两姊妹被他彻底得罪，国平家已经度过最虚弱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逼垮，现在总得面子上过得去。

莲花乡位置关键，租房的人日益增多，房子渐渐供不应求。乡里一些头脑活络的人已经开始在宅基地上改建房子，把以前的小平房改二三层甚至更高的楼房，出租赚钱。建英看到这个变化，再次找到世平。

“你们俩兄弟一人出十万，能盖出五层高的小楼。”

“一层给你妈收租，你们俩兄弟一人两层。”

世平听完建英的描述，仔细想想，的确是有利可图。但此时世平本职是经营农药生意，现金流吃紧，对于这个建议有心无力。如果还能实现当初老宅独占的设想，哪怕不盖新房，他也有赚，于是开始动起小心思。

几天后，世平带着他的新方案找到国平，满脸堆笑，在一片兄友弟恭的氛围里开始描述起他的方案。

“哥，你看，这是我们家宅基地的平面图。”世平说着，开始用铅笔在上面做起标记。

“建房子花钱太多，我们可以先分家，租出去赚一些钱，再建房不迟。”两兄弟此时完全忘记自己母亲还在世，国平也忘记他名下的房子都被他这个弟弟占据着。

“我们老屋有一面，两间房是当街的，有一间是你原来搭的，有一间是我的，我想把你的店面跟我的那个店面打通，做个大店面出来。”

“你亏的房子，用我二楼房子的跟你换，那里采光好。”

“你这个小铺面跟我换的话，连着的那个厨房脏乱，干脆也给我，我把楼上我那间干净的房间换给你。”

“这样我们的房间都连起来，也好租价格。”

说完，望着国平，国平听完，直觉世平不会这么大方，乍一听方案也不错。回复道：“我要跟你嫂子商量一下。”

“女人家有什么可商量的，你家你拍板就好。”

国平考虑一阵，最终还是没有答应，回家找到建英。

建英仔细看着图纸，国平在旁边说着自己的理解。

“我们那个店面又小又黑，现在里面全是堆杂物，出租都没人要，现在可以换到楼上的房间更好租钱。虽然搭上一个厨房，但是还是划得来的，那个厨房妈一个人在家也不打扫，脏得不像样。”

终于，建英放下手上的图纸，抬起头，语气平静地看着国平，缓缓说道：“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国平听出建英声音有点发抖，看着她表面平静的脸，应该是气极。不敢正面回答，轻声反问道：“有什么问题吗？”

“以后世平再有什么事情找你，让他直接找我。”

“叫你一声哥你就忘了他之前怎么对你的吗，他这个划分没有安一点好心思。”

国平还是一脸茫然，建英指着满是铅笔印的图纸给国平解释到。

“世平这么划分的结果是什么。”

“周家老宅靠街店面全是他的，不靠街的，在地皮上的只剩角落一间仓库是你的，其他都被换到二楼。你家这个地方就只有店面值钱，你这个小仓库，往后他再想办法怂恿你换到二楼去，地皮上的东西都是他的，地皮成他的之后他想干嘛就跟你无关。你爹当时为什么要一楼二楼让你们兄弟一人一半竖着分，这样分是有他的道理的，这样你们两兄弟就得商量着来，避免一个人动歪心思，占了地皮乱来。”

“你爹还是了解世平的”建英接着补充一句。

国平默然。

“我要你们俩兄弟合力建房，这样大家都好，他还在打独占的主意，这辈子就窝里斗的出息。你不要对你家这帮兄弟姊妹抱有什么期待。”

周家老宅改造的计划就这样陷入停滞。老周在时，周家的房子是鹤立鸡群的红砖楼房，高出旁人一截。时至今日，当时周围羡慕老周家的穷苦邻居也都纷纷建起更高的水泥板房。反把周家老宅淹没在砖土的海浪中，透过一扇破旧的红色铁门，望见一个佝偻的老太，坐在颤巍巍的破落小楼里。四周的房屋把周家老宅围地像个天井，邻居们欺老周家兄弟阋墙，都贴着周家老宅建房。周围的人家如今都比老周家强，世平虽然名义上占着周家老宅，可对于周围邻居的侵犯也只能吞下。受苦的只有桂香，又或者说，这一切是桂香自己寻来的。

世平只能在自家兄弟姊妹母亲间强悍，可市场经济不是谁武力强悍就听谁的。省会之下，田地逐年兼并，逐年推进的工业化和房地产开发，让农业环境一年不如一年，世平的农药生意在这股大势之下也难以为继。但对于这些年树立起的老板人设，世平不想这样轻易放下。

当时间又过去十几年，锦程已经开始念高中，那时桂香已经去世。建英在北岗镇已经买下两个铺面，世平还是贯彻他霸占周家老宅的设想。年久失修的周家老宅依旧破落地伫立在那里，世平自身依然还是没有什么建树。农药生意虽然不景气，但他还想继续，手上的钱却不多，他打起建英房子的主意。这些年的所做所为，他心里有数，不敢向建英开口。他找到国平，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大哥，他知道国平爱听软话。果然如他所料，他的姿态一放低，这大哥就听他讲话。

“哥，我这边想跟农药厂谈个合作，需要三十万，你这边有钱吗？”世平开口就是三十万，但目光还是直勾勾盯着国平眼睛，毫不闪躲。

“我哪有这么多钱。”国平是被借钱的人，反而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我打听了，你家在县政府那边的店面，抵押贷款可以借出三十万。你要不跟嫂子问问。”世平连带着解决方案一并交给国平。

“好，我回去帮你问下。”国平答复很干脆。

建英听闻这个方案，首先感受到的是国平的可怜。这户人家到底为何会畸形成如此模样，母亲欺压子女，子女算计母亲。这世平简直不拿国平这个哥哥当正常人对待，世平是个生意人，知道体面，却拿出这番话对自己的哥哥。世平的算盘都打到国平脸上，而国平也坦然接受，被人卖还替人数钱。

随之而来更加剧烈的感受是国平的可恨，对于如此欺人太甚的弟弟，不能直接拒绝，竟然帮着打自家财产的主意。国平的心中究竟还有没有她，有没有自己的儿子。国平从未给这个家庭带来过任何一个三十万，弟弟世平一开口，他就立马要拿出去三十万。崽卖爷田不心疼。建英头脑中闪过无数的话语，但看着国平认真开口的脸，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想剖出国平内心，看看那里是如何长的。

建英很快冷静下来，几天后给出自己的答复。“可以借。”

会面地点定在建英的店铺，建英还一同邀来周家几位长辈做见证。除银行贷款的利息外，还要求世平要额外支付国平每年四分息。这一切做完，建英拿出那间店铺的房产证。看着世平一口一个嫂子的激动神情，建英却异常平静。

建英有自己的计划。国平是长子，要起个好头，这次的帮扶如果能让这家人转性，从此互相扶助，那这钱就花得就值当。最好的打算是周家两兄弟合作，在周家老宅的宅基地建起房子，一旦拆迁，每个人都能拿几个三十万。世平如果胆敢不还贷款，如此多人公证的情况下，周家老宅的房子，他就别想分到。最差的打算，建英已经做好准备自己还上那三十万，保住自己的铺面。但是世平，就要等着社会性死亡。所有把柄都在建英手上之后，若是世平还不知悔改，他的臭名就要远扬。那张四分利息的欠条，是给国平傍身的，世平从此永远都亏欠国平，就看国平怎么用。

早年与世平一起混社会的小弟，如今许多已经成为富豪，两相对比，让世平很不是滋味。农药生意越来越差，但他觉得还有机会。人近中年，他想再赌一把，看看能不能为后代留下一些东西。

世平和他的朋友们算是赶着南城县的房地产开发浪潮开始打流的。再早，在世平还是孩子的时候，南城县的严打，关进去一批流氓，那是世平他们的前辈。好些人被枪毙，张家最小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死的，村里人后来都说这是张家杀死老周的报应。当时社会清净了阵。十来年后，世平这一批孩子长大，他们不爱读书，也不爱土地，社会上工作有限，自然而然进到社会成为盲流。

当北岗镇随着时代的大潮开始开放，工业园和住房逐步开始开发。虽然这些本地的流氓不懂建房，但是会打架。工地的土方是最简单的生意，来建房的多是外地的有钱人。那时本地已经有流氓开始这样做，堵住工地大门不让卡车出入，逼迫工地老板把土方工程承包给他们。工地报警他们就跑，警察走，他们就回。世平跟他的朋友们合伙，有样学样，也抢到一个工地的土方生意。车是别人的，工地也是别人的，他们只用武力，便拿走利润。工地老板们也需要安保，就这样，流氓们拿走土方生意，同时保护工地施工，成为南城县房地产开发的公开规则。

世平一伙就这样开始自己的生意，随着工地被各伙人马占据。新进者开始发起对他们的挑战，流氓间的火并在所难免。一次火并中，世平亲眼看着身旁的一个好友，被对方一个还略显稚气的少年捅死，这次对死亡的亲历让世平备受震撼。他发觉自己还是惜命的人，遂淡出土方生意，不想为此丢掉性命。

世平退出土方生意，留下伤，却没有攒到钱。老周去世早，他的积攒都变成家庭的固定资产，生活安定现金却不多。世平的妻子不久后给他生下一个女儿，他得赚钱养家，不能停下来。世平的歪脑筋又动起来，他找到别的门路，他已经有朋友这样赚到第一桶金。

世平与人合伙跑到边陲省份，用假身份与当地农户签订水果的采购协议。说服农户先给他供货，让他回去卖，赚钱后再付货款。一伙人这样拿到几车皮水果，随着南下的火车，以低于进货的价格，一路走，一路卖。这样当然支付不起货款，但是他们从最开始就没打算支付。以最快的速度变现后，钱到手便回到南城县，销声匿迹，留下血本无归的果农。至于果农们后来如何，就不在世平的考虑范围。

世平拿到这笔带血的钱，才做起农药生意，希望从此之后远离争斗。

那些与世平一辈，还留下干土方生意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关的关。吸收他们的经验，后辈中一些胆大心细的人，看到房地产的未来。在刀口舔血地拿到第一桶金后，开始涉足房地产开发生意，这一波人伴随着越发高涨的地产建设浪潮，赚得盆满钵满。不过，世平这一波房地产开发最早的参与者，都被后浪拍在岸上。

往日的血腥还弥漫在鼻尖，这让世平对地产并无好感。但在房价日益被推高的现实中，商业地产的住宅成为南城县适龄男女婚姻的一个必要条件。为了自己的孩子，他必须要买房子。世平没有吃到行业野蛮生长的红利，却吃到代价。时代已经垂青他，但他的短视让他没有抓住机会。

借到建英的钱之后，世平立马把钱投入到自己的农药生意里。他的判断是南城县的农药生意只是短时间萧条，现在成本低，得扩大规模。世平误判了形式，南城县的小农已经走向彻底衰亡。老周那一辈的农民相继去世后，人们回到土地的惯性已经停止。年轻人不再进入农业，而是纷纷走向工业，走向城市，去追逐高于农业的利润。

世平的经营规模和人际关系也不支持他与大农场搭上关系。在未来的一片暗淡中，世平向他的丈人借钱，还上建英店铺的抵押贷款。

公家的债，他可不敢背，但哥哥家的债不一样。随后，世平便对建英和国平翻脸不认人。银行的贷款还上，世平就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周家老宅他依旧妄想占有，农药生意的彻底失败后，他现在更加拿不出建房的钱，那就更要占国平家的便宜。建英开始在她的店铺中，在与周边老头老太太的日常的交流中，公布世平一直以来的行径。老人们就像人肉扬声器，渐渐地，世平的所作所为就全部曝光在众人眼前。

建英让国平拿出当初的欠条，准备通过法律途径再给世平予以重击。国平此时却不肯交出。

“欠条已经找不到了。”国平如此敷衍建英。

“世平已经还清银行欠款，就这样算了吧。”国平就这样给事情定调。

国平好好地保存着欠条，只是不拿出来。他任由建英攻击世平，并不阻挡。但对于最后的一击，却轻描淡写地阻拦下来。老周临终的遗言还在他的脑海中，国平依然觉得世平是家人。国平也在为自己的以后，留有退路。他与建英也有矛盾，他没有能力为这个家庭赚大钱。这正是建英讨厌自己的地方，他无力也不想改变。他不知道自己跟建英最终会如何，所以不敢跟世平完全撕破脸。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也许会帮到自己。

国平不记得，世平当初是如何对待他真正的家人，他的妻儿。国平姊妹的拳头落在建英保护锦程的背脊上，而不是落在国平的脸上。那张欠条，是国平自己才能用的安全感。

农药生意的亏空，窝里斗也无法占到便宜。在把自己退路全部堵死后，世平能想到的依然是歪主意，在乡里逢人便宣传自己开采金矿，引人投资。他让卡车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车沙石，倒在莲花乡村口。说是从自己的金矿直接拉来，里面会有金子，引得一帮村里的老头老太疯抢。最终确实骗到一些投资，但骗局终归还是骗局，金矿国有，私人哪里能拿到金矿的股份。随着报案的村民越来越多，为避免牢狱之灾，世平完全散尽家财，灰头土脸地回到周家老宅。

此时哪怕再想重建老屋也已经不可能，从建英第一次提起，两兄弟一人十万块钱把房子建起来。到建英把自己的店铺给世平做抵押贷款，中间的时间窗口有十多年。这十年间，各家都在宅基地上把房子建得老高。县政府已经下文，不再允许私自搭建。这些年在宅基地上建房的人太多，遇到拆迁政府需要赔偿很多，建房的窗口期已经完全关闭。

最终，世平所有的算计都落到自己头上，世平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四个人搬进破败的周家老宅。世平的儿女已经成年，萧条的南城县没有好的工作和体面的工资支撑他们在外独居。国平一家都不在周家老宅住，但是，哪怕如此，国平名下的房子，世平也不敢再动。小县城亲戚网密布，世平的所做所为，人尽皆知。世平知道村民们对他们家的冷眼，但也只能住在周家老宅。世平已经不再年轻，火气不再旺盛，这些话语装作听不见就好。世平长女本来已经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对方了解到世平一直以来的为人，最终婉拒这桩婚姻。

在世平第一次拒绝建英的建房提议时，世平的农药生意就已经十分萧条，为维持生计，世平想到很多营生，平时在菜市场宰杀家禽，闲时则在周家老宅繁育烈性犬。这些狗把桂香吓得不轻，自从开始繁育工作，周家老宅庭院里就摆满铁笼子。烈性犬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狂吠不止，桂香吓得夜不能寐。桂香无处诉苦，只能半夜出门闲逛。

慢慢地，一段谣言传到建英耳边，“世平老婆说看见桂香偷人”。起初建英没当回事，但逐渐传话的人越来越多，都是莲花乡过来赶集的老头老太太。建英联系上周家两姊妹，和国平一起，准备去周家老宅看看桂香。

周家老宅被围在周围房子构成的天井中，不正常的潮湿阴凉，当年可以晾晒的顶楼空间如今也见不到太阳，现在又多出动物的粪便和腐烂食物的味道。四人穿过铁笼占据的庭院。来到桂香的房门口，推开房门，一阵浓烈的烟雾就从房间涌出。众人纷纷躲开，烟雾之浓，外面的人甚至看不清房间内部，只隐约看到有火光忽闪。随着房间里剧烈咳嗽声结束，响起一声虚弱的声音：“谁啊？”

“我。”众人异口同声。两姊妹动手打开窗户，皱着眉头驱散烟雾。烟雾里的声音接着说“不要都开，我冷。”紧跟着又是剧烈的咳嗽。众人终于看清屋内的状况。桂香靠在拔步床上，这张床饱含着回忆。床是老周家祖传的，雕工精美，之前一直放在老周父母的房间。分家的时候老周没有要，后来老周母亲去世，老周花钱从几兄弟手上买来这张床。

世平与两姊妹三人从小就在这张床上贴着母亲睡觉，国平自然没这个待遇。桂香曾经对国平的遗弃让她内心深处带着歉意，遗弃事件发生之后老周从不提起，依旧待她如常。但她能感受到老周对她的淡漠，这种淡漠直到其他孩子出生才缓解。歉意随着时间发酵慢慢演化为对国平的恨意，如果不是这个儿子，丈夫心里就不会怪罪自己。所以国平从小就没跟母亲睡过一张床，一直都是独自一人。

桂香半靠着床沿，棉被盖到胸口，指尖夹着一支吸了一半的香烟，指甲熏得蜡黄。床沿放着一个八宝粥罐头改造的烟灰缸，烟头已经快满溢出来。桂香脸色像她夹烟的手指一样蜡黄，花白的头发乱糟糟，不知道多久没有收拾。

看清众人的脸，桂香像找靠山，眼睛瞟一眼屋外，嘴角一撇像是要哭出来。两姊妹待烟雾散去，掐灭母亲的香烟，关上门窗，四人围坐在床边。

“世平夫妻俩是不要我活啊，在外面诬陷我偷人，我这么大年纪，还有几天活啊。还在我房间搜，要我把之前买的黄金交出来，我哪有黄金啊，钱早就花完了。”

“我能去你们家住吗？”

听闻此话，两姊妹沉默不语，望向国平，国平又望向建英。

“我家可以接你，但是你有两个儿子，这事得商量着来，我们也不能剥夺世平赡养的权利。”建英发话。

听闻有人愿意把桂香接走，世平马上答应，他对桂香早就避之不及。桂香不仅榨不出钱财，还需要供养着。最终商定，从此刻起，国平和世平两家按两个月轮换照顾。

两个月后，国平把桂香接到店里。国平在房间的小角落腾出空间，搭一张小床，把桂香安置下来。桂香身体一直就不好，老周去世后又染上抽烟的毛病。说是因为老周死后守夜熬不住，所以才开始抽烟的，但是谁也不知道真假。去医院检查，肿瘤，肺积水各种症状不停，医生多次下达过病危的通知，桂香总能转危为安。

虽然距离上次见面才两个月时间，但桂香的状况却急剧恶化。已经半身不遂，对旁人的交流，无法完整吐字。每天建英帮着擦洗身子，晚上起夜就得靠国平搀扶。白天国平会把桂香放在轮椅上，靠着店门口的墙根。建英在店里忙碌，她就在门口晒着太阳，看着来往的人群，偶尔有几个相熟的人过来聊两句。但桂香已经认不出人，大多时候还是一个人歪头呆坐着，看着店铺门口的车水马龙。

九

“醒醒，醒醒。”锦程耳边传来妈妈的呼声。

“怎么了。”锦程从睡梦中被惊醒，被明晃晃的日光灯刺激，眯着眼看着建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奶奶要不行了，她说有话跟你说。”建英边说，边拿起衣服给锦程穿上。

初秋的清晨寒气袭人，半个小时过后，锦程就来到奶奶的床前。在国平家两个月之后，桂香被送回周家老宅，住回她自己的房间。不到一个月，传来的第一个消息便是病危。按世平媳妇的描述，凌晨时桂香突然精神亢奋，说是想吃水饺，可这时候哪来的水饺呢，世平媳妇正想着咋办，眼见着桂香脖子就支撑不住脑袋，世平媳妇意识到桂香可能要不行，赶快叫醒世平，让他通知国平和俩姊妹。

桂香这些孩子们带着自己的配偶，前后赶到桂香床前。桂香反复呼唤“锦程”，旁人询问也不见答复。建英以为桂香有什么想对锦程说，再回趟家，把睡梦中的锦程给接来。锦程站在桂香面前，两侧站着春节才能见到的各个亲戚，他们都沉默不语，气氛凝重。奶奶眼皮耷拉，妈妈说奶奶有话要说，但锦程耳朵贴近只能听到奶奶喉咙里“呼噜噜”浑浊声音。

时间好像过了很久，桂香终于停止呼吸。

外面天刚蒙蒙亮，在阳光撕破寒气，奋力照射进这个人造天井之前，桂香咽气了。周家老宅最开始的两位成员，终于在二十年后，回到同一个地方。

葬礼上，国平世平面色凝重，听由村里主持葬礼的长辈摆弄，女眷们在木棺旁哭成一团，周家老宅庭院里的铁笼子里，烈性犬因为人多，应激狂吠。周家两姊妹的丈夫，在一旁打量着笼子里的狗，饶有兴趣地小声交谈。

葬礼持续数天，桂香在周家老宅的最后，起码表面上还是风光的。所有亲戚齐聚，按照风水师选定的吉日，众人前往殡仪馆送桂香最后一程。隔着玻璃窗，看着装着桂香的简易木棺推入焚化炉，所有人都失声痛哭。唯独不见世平的一双儿女，他们不知为何，整个过程都躲在送葬队伍的汽车上，没有下车，去最后送别他们的奶奶。锦程看着众人痛哭，受到感染也低声啜泣。但是他并不难受，他对自己这位奶奶的印象只停留在头发乱糟糟的，爱抽烟的小老太。有清晰记忆的相处时光只是在自家理发店里同住的两个月，那时奶奶已经说不出话。白天在家的时候，奶奶有时会一直盯着，打量自己，晚上睡觉则是哼哼唧唧。锦程只听妈妈说过，奶奶在自己尚在襁褓中的时候，不仅不照顾自己这个长孙，反而把自己全家赶出周家老宅，两个姑姑还动手捶打妈妈。

妈妈说这些的时候，爸爸在一旁沉默不语，按反应来看应该是真的。但是锦程还是很难想象这个看起来干巴巴，而且行动困难的小老太能有这么狠的心。

直到长大后才明白，这只是人的短视，人人都想要好的，若是只能看见这么多，当然就只能争取这么多。

“那我们家为什么还要管她。”这是锦程听到建英对于桂香的描述，自然抛出的疑问。桂香的作为让锦程有些生气，锦程只是说“她”，而忘记称呼“奶奶”。

听到锦程话语的建英和国平神态各异，国平似乎有些生气，但是没有发作。他也怨恨母亲桂香的作为，但是孩子对于奶奶自然吐露这个不孝顺的想法又让他有点生气。再怎样的父母都应该得到孩子的孝顺，他现在开始理解这句话。因为他也渐渐变老，不管他做出什么不对的事情，他希望孩子都不能计较，而要无条件对他好，供养他。

但是从心底讲，他是不会把桂香接来照顾的。桂香是建英要接来的，换做是他自己，也许会实际做出锦程说的话。做错事，就该付出代价。

“她对我那么差，我偏要好点对她。我怎么对长辈，给儿子打个样。”建英平淡地说。

主动照顾桂香是建英式的报复。建英的内心是完全看不起桂香的，桂香是她报复的对象，也是她实践报复的工具。她以最好的想象去猜测桂香，若她是个体面人，则以德报怨会让她的良心受谴责；若她不体面，那这就是对锦程的教育。建英在道德上无可指摘，心无旁骛地践行自己的内心。建英的行事，有几分当年老周的样子。她的所有决断都是为自己，而与旁人无关，并不介意旁人因此受益。

从殡仪馆返回周家老宅的路上，锦程在一旁听到两个姑姑和其他亲戚的对话：“世平家这两个小的，亲奶奶死都不敢下车，天知道他们家对妈干了什么。”其他亲戚纷纷点头应和。

周家最终成一盘散沙，老周不会想到这一天。

当发现重建周家老宅可能性不大的时候，建英就开始谋划资金的其他用途，她想到的还是房产相关。从建英开起理发店后，她就一直住店。锦程渐渐长大，十平米的空间不再能塞下三口人。国平想办法在店里搭起阁楼，锦程从此才有读书写字的空间。搭阁楼从此成为这个家庭应对人均居住面积不足的传统。但店面总归不是自己的，锦程还在继续长大，阁楼空间显得愈发狭小。每月租金上交的日子，当把还没捂热的钞票交到房东手上的时候，就会加强建英要购买自己店面的想法。

一个变故促使建英做出最终决定，桂香过来向建英状告的那个早晨。桂香前脚刚离开，店里正常接待着顾客，房东过来下发书面通知。房东是个胖老头，油光满面，整日无所事事。早先国平的碾米厂亏空，不得不改制，工人纷纷下岗。老头是厂长的亲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低价买进这一排铺面，从此就靠收租过活。

房东带来的消息是，这一排店面被定义成危房，需要拆除。但其实，是老头又看到机会，准备利用这块地皮，建起楼房来。这些年，国平夫妇还清锦程生病治疗的外债，攒到准备启动周家老宅建设的五万块，但也只有这么多。周围的铺面可不止这个价格。

夜里，建英躺在阁楼上辗转反侧。

“两个月之内就要搬走，搬哪里去啊。”建英先开口。

“只能搬去旁边那栋楼，市集就在这边，老顾客也只认这个地方。”国平道。

“我不想租房了。”建英不容置疑地说道。

国平听闻，在枕头上扭头向建英：“我们的钱也不够买啊，那边在卖的第一间铺面要十八万呢。”

“那只能先借钱了。”建英道。

“又借钱吗？治病的债刚还完，这些年天天省吃俭用。”国平有点手脚麻木。

“又没花你的钱，你养鸡也没赚到钱。”建英反呛。

国平心思细腻，虽然这些年只是在店铺里帮着建英经营。他能看清周围的情况，只是不敢下决断，也没有权力决断，家里的事还得建英拍板。对于建英的话，国平一时间也没法反驳，养鸡这些年只是保持运营，确实没赚到钱。给家里些钱，买饲料，买兽药又支出去。他对家里的帮助更多是辅助的形式，种菜做饭，降低开支保证后勤，让理发店的建英不被杂务干扰。这样一看，在这个家庭，他更像是妻子，建英更像是丈夫。作为男人，国平也觉得男人应该赚钱，但是自己不是那块料，他觉得自己养鸡已经十分努力，但结果还是不温不火。老周如果还在，一定会告诉他，思考比努力更重要。

买店面是建英早就想好的，劳力赚钱太过辛苦，她不想自己辛苦工作还给别人交一份钱，她也想收租赚钱。计划一直在心里，只是风险的确很大，自己本金很少，实在拿不准。

一方面是拆迁的通知突然到来，逼迫建英作出决定。

另一方面是建平经历触动，建平在离婚后去到深圳工作，工资比学校提升许多。在深圳工作两年后，建平四十万买下一套住宅，第二年就涨到五十万。建英不知道改革开放有啥意义，也不知道房地产市场是啥，更不知道资产收益率。她只知道人要开店得租房，并且哥哥的经历告诉她房子值钱。虽然建平买的是住宅，而她准备下手的是店铺。

建英不知道建平的判断，那时建平刚有女儿不久，晚间新闻的一桩报道让建平收到明确的信号。那是一九九四年，报道的内容是朱镕基总理准备启动中国的分税制改革。这件事让建平看到父亲预言的实现。存量资源消耗殆尽，国家财政赤字的爆发不可避免地要下放权利给地方，从此各付盈亏。这一举动，砸掉地方财政的大锅饭，往后地方政府就要跟那时公社结束后富山乡的村民一样，在自己地里卖力干。这是私有化开端，这意味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即将来临。

他打定主义要去到深圳这个改革开放前沿，加入市场化的洪流之中去。买房，只是这个判断的表象。这些过分理论的判断他无法对建英明道，因为结局不会立即发生，而是随着时间演进。事情不会一帆风顺，强行的灌输的信息遇到阻力将会起到反作用。建平只能为自己决策负责，等着建英自己思考，然后选择性对建英自身做出的判断给予资金支持。

建英的胆子很大，赌性也很大。虽然不是真实的赌博，但她敢加杠杆，虽然她不知道杠杆是什么。建平买房的钱都来自自己的工资，而没有借贷，以至于第一间房子的装修也要亲自动手，缓慢推进。建英则敢凭借感受行事，大头的资金都是向建平借贷。虽然从事后结果来看，建英的判断是对的。

建英投资成功的关键点在于时代机遇，加上金融杠杆之后，任何事情失败的风险都是极高的。建平哪怕明确投资逻辑，考虑到失败概率，也只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行事。

从这点看来，国平和建英非常互补，两人都是农民，视野有限。在受限的视野下，建英通过建平打开的一个小窗口，看到一部分不属于她信息，加上自己野性的直觉，敢于立即行动。而国平在受限的视野下，天然地保守求稳，拒绝冒风险。国平软弱的性格和保守的行事风格，让他只能对事情施加不强硬的阻力。这个阻力让建英的脑袋降温，思虑周全。国平拗不过建英，只能提出反对意见，建英要干，他也不挡道，尽量配合。国平是这个家庭的减震器，让两人的家庭在建英这个舵手激烈驾驶时不至于过分颠簸。

国平和建英的不同在于，建英的激进行动，有她的血亲兄弟姊妹兜底，特别是建平。每次成功都让旁人对她多一份信任，更加信任她的决策。而国平的行动，从来能兜底的只有他自己，能力不行，也没有资金愿意投入，愈发证明国平的能力不行。国平只做他能力范围以内的事情，从不突破，所以能力愈发萎缩。做的每一桩事情，成功不了也失败不了，靠着自己身体动能维持着事情不温不火，而无法通过思考和安排让事情自行运转。

结婚后，建英成为这个家庭最大的资金来源，虽然多是借的，那也是建英借的。国平是借不到钱的。家庭主次关系不以主观意愿为转移的，不断加固，变成建英主导，国平辅助。渐渐地，建英也发觉，投资事宜找国平聊是没有结果的，渐渐地，对国平只有通知。不可避免地，建英向着自己的血亲们靠拢，疏离国平。

建英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建平，旁敲侧击地说明事情的紧迫性。一方面是现在的房子要拆，另一方面你外甥长大要自己住，虽然买不起住宅，但得找个大点的店面够搭两个阁楼。隔壁那个十八万的铺面就正好。

建平自然了解建英的心思，建英一直想要自己的门面。可此时他才买房，现钱也不多，最终建英找建平借五万，再找大姐建芳借七万，自己积蓄五万，加上还价一万。十七万元买下隔壁大楼的铺面。

此时的北岗镇，人们还没意识到房地产将来的溢价。镇上多是当地人，或是早年国营工厂的工人。家家都有房子，还停留在早先房子都是分的概念里，钱更乐意存银行。虹吸而来的其他更远乡镇的居民，也没有购房的欲望。虽然此时房子咬咬牙也能买，但是各人老家的房子还在，北岗镇并不是他们准备定居的地方。面对廉价的房租，他们更多选择租住。

建英借钱，买下铺面，装修就需要国平上，国平顺势关停养鸡场。一方面是有装修要干，另一方面国平也不想养鸡。养鸡不挣钱，每天还风里来雨里去。建英也不想国平养鸡，每年鸡瘟，国平一个人不够，建英还要通宵帮着给鸡打疫苗，第二天再赶回店里干活。最后一茬鸡已经卖完，干什么国平还没想好，先在把房子装修好再说。

店面装修的活，国平领着工人在一个月之后交出答卷。这个店面之前一直是小餐馆，地上墙上油烟污渍遍布。如今已经焕然一新，初具理发店的样子。之前的店面不仅门脸小，而且只有两截，前面做生意，后面就是厨房和床，虽然后来搭建阁楼勉强满足一家人居住。但厕所没有，浴室更没有。上厕所得去外面公厕，洗澡得关店门。

新的店面总算像点样子，分成三截。门脸比原来大不少。所以建英计划添置更多设备，准备扩大业务范围。中间一截做客厅，虽然建英不是很乐意，但是国平还是购买了最新款的等离子电视，挂在墙上。客厅一角，摆着一张简易小床，桂香去世前就在此处安置。客厅中间摆上国平自制的，各色废旧木板拼起来的餐桌，一家人第一次有餐桌，从此不用在厨房夹菜，端着碗吃饭。

客厅被一层木板上下一分为二，用的是老店面阁楼拆出来的木料，这间阁楼是国平和建英的房间。最里头一截是原先餐馆的厨房，结构和客厅一样，只是用水泥分成上下两层，阁楼是锦程的房间，下面分隔出厨房和洗手间。

锦程的阁楼六平米见方，摆放完一张书桌和一块床板，就没有多余的空间。锦程在这个阁楼里度过他大多童年时光，从可以站直在阁楼行走，一直到只能低头弯腰前进。

搬进新店的第一天，建英躺在阁楼，脸上挂着笑，双手放在胸口，长舒一口气。想做的事情终于做成一桩，但愉悦只维持了一晚，随之而来的是还债的压力。国平赋闲在家，每天早上出门摘菜，照料菜地。中午回家做饭，午睡起来不知去哪里溜达一圈，傍晚回家做饭。饭后接着出门溜达，偶尔店里忙帮着洗个头。虽然建英知道国平出去工作也无法对家庭债务起到多大帮助，但是看着一个大男人整天无所事事，债务的警报就会立马在建英脑袋里响起，让建英的心中升起无名怒火。

终于，在国平做出一件事情后，把建英这段时间的不满引爆。

这天清晨，国平按往日一样出门。却不是去摘菜，而是去取前几日订购的一台电冰箱。厨房的事情一直是国平在处理，在老店里，没有空间放冰箱，每天需要严格计算食材。肉类自然是无法存储，一份菜反复加热到变味。国平老早想拥有一台冰箱，原来店面小，没有地方放置，现在终于有机会。

工人把冰箱拖到厨房，国平拆开包装纸壳，刚通上电，建英走进来。

“你买冰箱了。”

“是啊，菜没地方放，有冰箱就方便了。”国平还很兴奋，这是这个家庭的第一台冰箱。国平手上还在整理着冰箱的线束和包装，冰箱阻挡着国平和建英之间的视线，国平并没有注意建英的反应。

“把冰箱退了。”建英泼一盆冷水。

国平停下手上的活，看着建英，说道：“怎么了，家里菜总是放坏，肉都没地方放，买个冰箱方便多了。”

这句话像是打开某个开关，建英瞬间泪崩，一边嚎哭着，一边吼叫：

“退了。”

“你知道我多辛苦吗。”

“一个人。”

“负担这么多债务。”

“你在家什么都不做。”

“还买东西。”

建英几乎是怒吼着，一句一顿，哭诉。

国平被建英吓一大跳，虽然他想说，自己有做饭，有负责装修，有负责理发店耗材的采购，除理发本身外，家庭其他工作都是他做的。但是他没有发话，他不想再惹怒建英，他知道建英的压力。所有的话最后说出口变成：“冰箱已经通电，没法退。”

“拿给别人，别放在家里。”国平没像建英预料中的反驳，建英气一下消退许多，最终丢下这句话，走出厨房。

冰箱最终免费送给国平嫁到省城的姐姐，当姐姐收到国平询问，问她想不想要一个冰箱，而且免费的时候，丈二摸不着头脑。冰箱真的送到的时候，国平姐姐还是有点感觉不真实。

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每当周围邻居好奇问起新买的冰箱怎么送人，建英就会开始在周围邻居前大倒苦水，批评国平不知体谅，债务繁重，还胡乱购置不需要的商品。旁边邻居也只是应和，并不能理解，送给别人难道就不用花钱吗。当然，大家都是体面人，没人开口提出疑问。

债务压力下，不光是冰箱，家庭一切可有可无的开销都被削减。家中有个专门的水桶收集水龙头的滴水，这样水表不会转动，节省水费。家中虽然有洗衣机，每日店铺使用的毛巾，还是坚持手洗，节省电费。常年手洗导致手臂劳损带来自身的痛苦求医问药花费，建英则选择性忽略不计。

北岗镇方圆不大，当镇上第一次出现电动自行车这个产品，就风靡开来，成为当地最效率的交通工具。建英活动范围不超过店铺方圆五十米，超出这个范围的事情就需要国平代劳。

国平有很多事情需要一台电动自行车代步。他需要去建英家老屋菜地摘菜，需要去县城替建英采购理发用品，还有其他一系列需要外出的事情。建英被绑定在店铺里，做着大部分的决策，外部的一切实践都要国平去做。国平像当初做老周助手一样，做建英的助手。但丈夫和儿子的角色是不同的，在身份的惯性中，父亲会包容儿子，但是妻子可不会接受一个不产生现金流的丈夫。

国平这个需求自然得不到建英同意，家里那辆国平爷爷传下来的单车还在，可以凑合着用。店铺楼上有许多相熟的住户，他们的电动自行车，晚上会留下钥匙，让建英帮忙充电，国平急需的时候也能用别人的车辆。只是因为使用他人电动车太过频繁，导致邻居们常常自己用车时还需要等待。渐渐地，周围住户放弃在建英店铺充电，邻里关系也变得有些许尴尬。

最终，这个家庭还是得到一台电单车，那是建芳家淘汰下来的。建芳家虽然也不富裕，但是两个女儿上高中，都在北岗镇中学念书。两个女儿，一人配置一台电单车，方便上学。夫妻俩也有出门的需求，共用一台。四口之家，拥有三台电单车。

后来建芳大女儿高中毕业出省念书，空闲下来一辆老旧电单车，送给建英。这台车电路故障，时不时会在路上抛锚，狠狠踹上一脚，又能接着跑。充电一晚，三十分钟就消耗殆尽。国平就这样将就着使用。为使用这辆车，一年浪费的电费也够买一辆新车。但对建英而言，虽然电费也要花钱，但是那是每个月的隐形支出，比起一次出钱买车会存款减少的痛苦。她得省钱办大事。

为了省钱，一家人穿的都是亲戚朋友不要的旧衣服，这件事一直维持到锦程大学。锦程活泼贪玩，上蹿下跳，他脚上的鞋总是无法支撑多久。那时锦程还在念小学，一天上学之前，建英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双女孩的红色皮鞋，鞋面还绣着一朵粉色小花。建英在红色皮鞋的表面刷上一层厚厚的黑色鞋油，试图掩盖鞋子本身的鲜红，但锦程还是轻易就能看出原本的样子。建英执意要给锦程穿上，锦程拒绝，但是拗不过母亲。最后躲着人群，哭着去学校。锦程一整天都坐在教室的座位上没敢起身，下课就第一个走出校门，狂奔回家。

晚上，锦程找到建英。小声在她耳边说：“今天没人看我的鞋。”

建英的节俭是一视同仁的，不仅对丈夫孩子如此，她自己也是这样生活。身上的衣服陈旧，脸颊由于疏于保养而苍老，身体因为缺乏运动而臃肿。这些现象本可以改善，不仅只是为好看，也为店铺经营，也为她自身的健康。建英的理发店就在北岗镇中学对面，是人流密集的区域。按她当初的预设，店里的顾客群应该是爱美的女人，再不济也是年轻人，自家的价钱也能比别家高。但事实相反，来的多是老人小孩，对面中学生来得都不多。

老人和孩子自然是出不起价钱的。刚开始北岗镇有染烫业务的理发店少，建英生意有过几年的繁荣。当其他年轻人的店铺开起来，开始添置设备后，建英店铺顾客的老龄化就愈发严重，建英一直纳闷为什么年轻人不来自己的店，锦程早先也不解。

直到锦程大学第一年假期回家。乍一看自家的店铺，灯光昏暗，地板这些年下来也已经失去原本的光泽，染烫设备上布满灰尘。建英正在店里工作，衣服裤子都不合身，穿着肥大的拖鞋，看起来像个刚从田地里归来的农妇。门口堆放着不知从哪收集来的废旧纸壳和塑料瓶，这些物品散发着废品与洗发香波混合出的一种道不明的黏腻。锦程仔细回想，店铺现在的样子与自己小时候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当下感受却与自己小时候长时间身处其中的记忆截然不同，家庭的困苦具象地长在脸上。

当建英创业的美学取向与母亲家庭的状态背道而驰，为降低自己不接地气的负罪感，建英选择将自身状态与母亲拉齐，家人则向自己拉齐。让这家店铺从开始就失去原本商业逻辑中对美学的追求。建英自身家庭的特殊资产构成，令分工变成女主外男主内。女人在体能上的先天不足，使得建英虽然竭尽全力，但依旧动作变形。建英的不安让她对于生活和经营成本极力压缩，让家庭和店铺肉眼可见的窘迫，穷困的观感，让新顾客下意识地远离。

这家美发店本该成为北岗镇最时尚的地方，最初也的确如此，建英也应该是北岗镇最有品味的女人。建英先发优势本应该让她的美发生意得到高溢价，但是现实把她曾经的想象生生砸进尘埃。连带着这间美发店，也变得脏乱不堪。建英身处其中，并不察觉，只是觉得来的年轻人没有她预想中的多。

客观去看，如果锦程自己是有时尚追求的年轻人，也不会走进这家店里，实在无法信任眼前场景背后店主的审美。小镇青年更是如此，他们在乎的是面子，而不具备真实的审美。建英的店铺破败不堪，只是胜在开得早，靠着老顾客口口相传维持着。

建英买下第一间铺面不久，国平的妹妹听着信就赶来借钱。她一早就赶到店里，提着一些廉价的礼品。建英不理解国平家这些姊妹，当初做出将人赶出家门那么恶劣的举动，如今也能当做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张口借钱。建英表面客气，但是打定主意是不会答应的借钱的。建英这些想法锦程不知道，他只知道姑姑送给自己一件T恤，那是锦程有记忆以来第一件礼物，带着新衣服特有的气味。锦程十分开心，姑姑走后还一直捧在手上观察。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几块钱的衣服就把你高兴成这样。”

锦程没有察觉建英的不悦，建英觉得锦程没出息，送一件普通衣服就被收买。

建英对节俭有着自己的执念，她对于物质享受不屑一顾，并且认为大家都应如此。孩子对于物质差异比成年人敏感，只是不知如何表达。虽然他并不懂得商品区别在哪，但能感受到物质匮乏，而使内心自卑。孩子需要基础的物质支撑着他直到思想丰盈，再转而由内在思想支撑自己的信心。而不是像成年人想象的那样，通过几句冠冕唐皇的话语就能做到假装对物质视若粪土。此时的锦程对困苦没有直观感受，只是纯粹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充满兴趣。

这些状况，在后来经济条件好转也一直在这个家庭里延续。只是万幸的是，这个家庭的物质匮乏并不如国平年幼时那么极端，城镇总归比乡村富裕。周围的孩子生活水平大同小异，锦程虽然不是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但身心依然健康地成长着。

十

店铺得以顺利的拿下，一位房产中介的帮助功不可没，这人年纪与建英相仿，是北岗镇本地人，大家都叫她红霞。那时北岗镇的房地产刚兴起，中介数量不多，更不要说女中介。这间店面在红霞的斡旋下，省下一万块现金。

建英以自己期望的价格拿下店铺后，超过之前商定的中介费，支付红霞五千元。这是建英的行事方式，对于帮助自己的人总是给予超额的回报，两人也因此交流频繁起来。红霞对北岗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充满期待，她把自己的想法向建英交代，两人思路不谋而合。

国平对房产投资不感兴趣，他像那时候大多普通人一样，看不到农田上长起的钢筋丛有什么价值，所以对建英的决策总是抵制。对此，建英无法讲出自己直觉背后的逻辑去说服国平，慢慢地，夫妻俩在财务上的沟通越来越少。

红霞的出现，让建英如逢知音。红霞能赚钱，丈夫也如同国平一样，不太出息。但红霞和丈夫都有个癖好，那就是赌博。红霞大赌，丈夫小赌，家庭钱财有进有出，两人也算有商有量。建英和国平夫妻俩，清心寡欲，钱财只进不出，却越发冷淡下来。

建英的理发店持续产生现金流，短时间派不上用场。两个女人开始合作，把钱财放在一起，各处物色适合交易的房产。随着时间推移，两人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店铺购入这两年，国平建英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模式也渐渐固化。建英主外，负责家庭的经济；国平主内，负责家庭的后勤。夫妻两人也确实互补，建英手脚麻利，胆大心细，理发又快又好，投资也是敢想敢做。国平优哉游哉，但是胜在动手能力强，控制成本有他一套，吃过国平饭菜的都夸好，家中杂事全靠国平处理。

新顾客第一次来总是大同小异地惊呼：“我屁股还没坐热呢，这就剪完了吗。”

疑问一提出就会惹得店里排队的老顾客哄笑。

“这就是这家店的特色。”

“人家一个人靠剪头发买了这间店面。”

众人纷纷发话。

建英对于自己成就也相当自豪，拥有自己的店铺后，租金节省下来，开店的成本降低，存钱速度加快许多。加上与红霞合作投资房产的收入，稳定经营几年，家中债务就偿还得差不多，建英开始盘算再买一个铺面。北岗镇的房地产开发这些年渐渐兴起，因为是新事物，所以参与者还不多，这个时候房价相较后来还是便宜。

丈夫在家中打杂，虽然现在无需支付租金，但毕竟是靠体力赚钱，自己总有干不动的那天，还得有其他稳定的收入来源。自己只懂理发，买铺面收租是建英能想到的最好的法子。

建英准备购买的铺面建在原先莲花乡的农田上，莲花村祖祖辈辈的田地就在这里，这些田地统一被村委征收，卖给土地开发商。开发商把莲花乡的一望无际水田浇灌水泥，合抱的树木被伐倒，村民们则都离开祖辈的土地，去到新建开发区的工厂里打工。

这片土地按规划是要新建一个大型水上公园，作为南城县的地标。住宅环绕着公园，县城的政府大楼也会搬过去，准备打造一个新城区。但实际去到现场就会发现，虽然建筑多已竣工，但完全是水泥丛林，规划的水上公园还是滩涂，没有前期规划所形容的盛况。所以铺面出售的价格也一降再降，七万块钱就能买一个跟现在一样大的店面。哪怕这样购买者也寥寥无几。

建英又想购房的想法透露出去后，第一个前来劝阻的是锦程的姑父，他全程参与那片区域的建设，虽然他只是个普通工人，但在他看来，花钱在这上面，就像把钱扔进水里。建房的外地老板完全不了解镇子的情况，人傻钱多。

建英不这样看，她在理发店能见到各色人物，职业关系，每个人都得聊两句。关于新建区域的未来，人们的意见各异。建英在店里能明显感觉到，北岗镇的外来人口正越来越多。周围甚至更偏远乡镇的居民渐渐都把小孩送来北岗镇念书，北岗镇的学校一直在扩建。人多了，开店的人也要多，她认为买店面是划得来的。

这两年的时间，建英只是偿还姐姐建芳七万元，哥哥建平的钱还没开始还。还款的顺序建英有自己的考虑，建芳夫妻俩都是在土地上讨生活，钱要尽快还上。建英这个想法也跟建平交底，他的钱得后还。建平对这个还款顺序没有意见，建平在父亲去世后就是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宁可自己多付出点，兄弟姊妹能过好他更安心。

建平同时也有自己更深的考虑，混乱的治理成本比稳定时候高得多。老家的兄弟姊妹家庭能稳定，他这点成本只是小开销，他甚至已经做好拿不回来的准备。而且他也相信建英的人品和能力，这个妹妹从来没有让他失望。

建英懂大哥的心思，也知道大哥最关心的是什么。一方面是老家的兄弟姊妹，更多的是母亲梅芳。虽然建英无法及时还上建平的钱，但逢年过节母亲的新衣服，红包，金首饰总是兄弟姊妹中给得最多的。她的这种行为让国平不满，自家节衣缩食，建英却这样把钱平白送出去，付出也不能减轻家庭的债务。他心疼建英，她自己衣服，就连内衣裤都破破烂烂，却每年买昂贵的衣服、首饰送给母亲。

建英对于国平的抗议十分不屑，认为他这是小家子气，她的反应刺痛着国平。建英身为女人而长久以来充当男人的角色，脑袋中理性计算着事情的长期得失，这让她身段笔挺，也渐渐失去爱的能力。

爱是人与人之间的浅薄本能，可做调剂，却不解决问题。有责任心的女人相较男人总是更容易丧失爱意，就如同建英这般。当责任心的压力落在女人身上，男人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惯性，将压力催化成对配偶的恨意。

建英是能理解国平的，但她作为这个家庭的“男人”，肩负着一家人的生存，没空理会这些儿女情长。建英和老周一样，心里最紧要的都是家庭的未来，国平在两段关系中，都只能或被动或主动的选择牺牲。

建英的大气让建平很受用，他认为辛苦大半辈子的母亲是最有资格享受儿女的孝顺。建英尊重母亲，哪怕没有欠建平的钱，她也会这样做，现在是一举两得。建平十分欣赏建英，因为建英大气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建英才能成为建平在老家的代理人，处理那些需要建平长子长孙身份维系的社会关系，梅芳每次回老家也是建英负责照料。建平因此可以安心在外挣钱，家中的问题，他只需要出钱，操心的事情建英自会解决。

建芳的行为与建英相反，她的夫家在她嫁去时十分贫穷。那个村子也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子，土地多但是贫瘠，村民们分的地都很多，祖祖辈辈务农。后来南城县规划的工业园就在他们村的地块上兴建，这个村子的村民伴随着征地，和随之而来的拆迁赔款，也算是乍富。

建芳家的条件与建英差不多，甚至更好，但她不舍得把钱这样送给母亲，逢年过节的赠礼只是能力范围内意思一下，或者干脆糊弄过去。兄弟姊妹集体的事情，也不像建英一样积极出钱出力，大部分钱留在自己家庭，保证自家的吃穿用度。她的行为引起建平的不满，这样太过自私。当然，这是每个人的本分，建平无法明言，但建芳想做什么事情，自然很难得到建平资助。但恰恰因为建芳把钱都锁在自己的家庭，虽然无法投资，但家庭生活却滋润和睦。无法评价建英和建芳的决策谁对谁错。

直到梅芳离世，众人整理遗物，打开衣柜，才发觉她的衣服几乎都是建英购买。老人节俭，衣服不到破不会更换，所以那些衣服都是崭新未开封地码放在一起，把衣柜塞得满满当当。

建平与妻子分居，单独在深圳工作生活，梅芳则以照顾儿子的名义紧紧跟随。梅芳大部分时间跟着建平这位长子，所有的开销都是建平按时提供。而老人间攀比儿女送的金首饰，她则对建英旁敲侧击。建英在家庭走向正轨之后，每年总会打两件金首饰送给母亲。城市里老人间流传着骗子迷晕老人抢金子的谣言，梅芳收到建英送的金首饰，建平也从来没见她佩戴，梅芳只是好生藏着。

梅芳手中的现金，大部分来自建平，金子则都是建英送的。在梅芳离世前，这些东西就有计划地一分不剩全部逐步给予她最小的儿子。直到多年后，众人才知道，家中四弟在工作后不久，梅芳就已经提供给他十余万元启动资金，希望他过好一点。那时建平、建英才工作不久，并没有给母亲多少钱。那是父亲的抚恤金、出售田地的收入以及往日的积攒，家庭并不是如想象中那般困苦。

早年丈夫李平过世后子女年幼，梅芳的确吃苦，但儿女开始陆续嫁人工作之后，梅芳的苦难就都是自创的。梅芳本可以过得很好，只是不舍得把钱用在除小儿子以外的任何东西上罢了。

建平买第一套房的时候，刚到深圳工作两年，虽然工资比大多数人高，但也十分辛苦。并且由于是转行，所以每日都要加班加点，空闲时间也要去图书馆钻研，解决工作难题。积蓄仅仅够买房，虽然已经离婚净身出户，但妻子每个月还要向他索要生活费。为节省租金，建平直接搬进装修中的新房。装修过程中为因为开支问题，常常与装修工人起争执。

工人当着建平的面数落：“你这么穷还买什么房。”

建平也只能选择忍受，因为这是唯一能接受自己报价的工人。

建英那几年也不顺，因为锦程的重病各方借钱，国平同时下岗。两兄妹急用钱的时候，梅芳知道，只是不言语，两人都没想到母亲也能有钱，各自想着办法。四弟知道哥哥姐姐着急，只是推脱没钱。他把这些钱攥在手上，看着房价上涨，直至手中积蓄随着时间贬到一文不值。他才向哥哥姐姐坦言自己的错误决策，希望得到帮助。

梅芳知道建平和建英能吃苦，他们只是一时困难，总能解决，于是对他们的求助冷眼旁观。能吃苦的人，再多吃一点也无妨。这两兄妹孝顺，梅芳知道无论她这位母亲做什么，两兄妹对她会依然如初。小儿子是掌中宝，梅芳一直宠着，虽然他对自己不如建平和建英两兄妹，能力也有限，梅芳就更是不忍见他垮掉，尽力用其他子女的资源反哺。慈母多败儿，自古如此。

四弟受宠，性格自私兄弟姐妹们是早就了解，大家也习以为常。但当大家知道母亲与四弟在有大笔资金的情况下，对各自的困难袖手旁观时，心中依然不是滋味。大家与这个最小弟弟一度中断联系。但亲人终究是亲人，建平这个大家长不忍见弟弟直到年近四十还无容身之处，母亲也一直在身旁求情。建平不忍让母亲为难，四弟才在建平帮助下，花光所有积蓄购得一间小小的房子。

建平和妻子的初次离婚，在建平妻子看来，是因为钱不够导致的矛盾。建平四弟可以提供帮助却选择冷眼旁观，并且因为她与梅芳的矛盾，建平弟弟对自己这个嫂子并不恭敬。建平在如此情形下对弟弟的帮扶引爆妻子，倍增夫妻间的矛盾。

但与此同时，建平妻子并不提及两人的第一间房子自己并未出力，而把从建平这里要到的钱偷偷借给自己的弟弟买房。

建英又开口借钱，建平的五万没开始还，又借五万，从建芳那里借两万。买下第二个店面，这个动作只是通知国平。我们家再次欠债，店面的装修需要你上。

国平这些年来一直负责家里的后勤，相熟的街坊邻居还好，若是跟陌生人打交道，旁人都能看出国平的不自在。这是老周还在时就发现的问题，只是没来的及解决。儿子不善与人交际的性子，老周已经有计划地让他开始磨炼。去碾米厂是第一步，鱼塘还要扩建，后面他准备让国平去接手一些客户。老周自己也不善言辞，但不打紧，脑袋想明白，能解决问题最关键。做成几桩事，场面上的事情自然就清楚。但随着老周的离世，这些计划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

人总是会自然落脚在擅长的事情上面，国平一晃也年近四十，虽然建英有让他出去工作。但没人再像老周一样有义务，尝试深入他的内心去了解他，引导他。过了父母庇护的年纪，没人再为孩子的错误承担代价。一切尝试的结果，都是对国平的否认，外界对于国平而言，有着不可言喻的恐怖。他情愿在家中不受待见，也不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

国平只在建英压力爆发的时候会出去打几天零工，多是跟着亲戚，做一些卖力气不用与人打交道的活。体力活辛苦，一段时间后，建英脾气消退，他又退回店里打杂。建英只觉得国平烂泥扶不上墙。

北岗镇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营生，比如开摩的载客。这是镇上许多男人在做的事情，外地人来北岗镇的工业园务工，不熟悉道路。在北岗镇下大巴，摩的就会涌上去抢客。这个活干的人还很少，每天花费时间不多，但是收入却很客观。买的摩托车，国平平时也可以用，一举多得。这个建议被国平拒绝，他的理由是路上车来车往太过危险。但内心中，是国平不愿意与其他人起争执。

北岗镇工厂和新建的楼盘纷纷开工，建英觉得会有许多新增的五金需求，这是正国平所擅长的。新店铺最初设想之一就是给国平开店。但国平依然拒绝，觉得自己无法胜任。这些年与社会的脱节，国平的性子从老周在时的负不起责任向不负责任演变。

建英买下两间铺面之后，虽然债务还有，但国平更加觉得可以不用工作。自家里开销不大，夫妻消费都不铺张。镇上其他人，收入、资产还不如自家，吃穿用度却比自家好。国平觉得全家都可以躺平，有两个铺面年老可以收租，儿子也在长大，过十几年就能给自己养老。建英不能认同国平，夫妻俩还年轻，儿子还没结婚成家，得给儿子树立榜样。

养鸡是国平对自己的最后尝试。尝试彻底失败后，婚姻成为被他滥用的关系。婚姻就是两个人的集体公社，所以自然带着公有制的优点和缺点。有这个关系的保护，只要国平不乱搞男女关系，他就永远站在道德高地之上。他可以坦然地在这段关系中不作为，然后依附建英，两人观念的相悖让建英越发看不起不求上进的国平。

如果思维放开，仅从婚姻的角度去考虑国平和建英，若国平是妻子，建英是丈夫。这将是完美的婚姻，一个把家里后勤保障做好的妻子，一个努力赚钱的丈夫。妻子偶尔偷懒，丈夫偶尔发脾气。妻子跟随丈夫奋斗，节俭而不好高骛远。

但人还是社会动物，社会惯性是男主外女主内，如果符合社会惯性，夫妻间会理所当然不对对方有另一个角色的期待，因为旁人也一样。但国平和建英事实上的角色互换，导致国平不满足自己实际的妻子身份，要像丈夫一样在决策中发挥建设性意见。可他相对于整个家庭的经济而言无足轻重，如何能得到丈夫的权力呢？建英不满足自己的实际丈夫身份，当挫折来临则会想到自己的妻子身份，开始抱怨实际妻子身份的国平不能赚钱养家。可她明明像一个丈夫一样得到所有人尊敬，实现自身的事业，得到实际的回馈。

国平建英两人从来就不是夫妻，与那一代人普遍的婚姻一样，结合并不是自身主观意愿，结局的责任也随之归咎于他人。自身家庭的阻力，让他们自然而然把自己看做各自血亲家庭的一份子。建英如此可以理解，还有哥哥姐姐善待她。但对于国平，自家兄弟姐妹，甚至母亲都如此欺压自己，他依然不信任自己选择的家庭，而是觉得欺压自己的血亲是自身家庭崩溃之后的最终归宿。为此，国平从来不敢在世平面前展现强硬。他与母亲桂香一样，对暴力有着莫名的崇拜。世平这样令人感到威胁的血亲，给他莫名的安全感。这种温顺，反过来放纵世平把血亲关系弄成一团糟。

国平建英内心知道双方关系关键点在何处，但无力也无心改变。婚姻并不是他们主动的选择，而是粗浅的权衡利弊。他们并不认同自己的配偶，在他们眼里血亲关系高于夫妻，他们只是搭伙过日子罢了。

国平建英的婚姻一开始就有裂痕，从不以夫妻为一体去思考。虽然目前的家庭结构是最适合他们的，但在与社会惯性长期相悖之后，国平和建英对各自获得的实际生活中好的部分避而不谈，不好的部分则要跟社会中的惯性部分去比较。结果自然是谁也得不到满足，并且积怨日渐加深。但债务毕竟是家庭的，他们只要还是夫妻，就得共同面对，虽然有困难，但资产也是在增加的。他们的婚姻，依靠外部债务压力维持着。

度过三岁之前的多病童年之后，锦程就没生过病。但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过分活泼。

小学三年级，一件事的发生，让锦程全县闻名。那天县教育组织各个学校交流，轮到锦程的小学主持参观。公开课上，锦程班级后方坐满其他学校来访的老师们。也许是天冷，也许是课程无聊，上课中途，锦程把手臂从袖子缩进自己的棉服，屁股左右摇晃凳子。随着晃动幅度越来越大，最终失去平衡。锦程的手臂被束缚，只能眼睁睁当着所有人面，一头载倒在地板。额头与水泥地板沉闷的碰撞声响起，众人赶快围上来帮忙。锦程的额头在所有人注视下当场肿起一个大包。从此，全县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调皮的孩子。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建英耳朵里，对于锦程的顽皮，她除胖揍一顿外，也别无他法。

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只是人尽皆知的一桩，类似的事情每天都有发生。锦程精力充沛，建英则太过忙碌。虽然算起来国平初中学历要比建英小学学历高，但单论知识水平，国平不如建英。建英不仅要理发还要辅导孩子功课，顾客上门，建英就得忙活，等到活干完，锦程已经不见人影。再次碰面，锦程已经睡下。第二天再次开启这样的循环，建英感觉精力难以为继，同时担心锦程的前途。

南城县是个小地方，工业化在开展，但是还很有限。北岗镇的工业园里生产的多是食品和生活用品，在里面干活，不读书也能行。大家离开土地，去到工厂，什么都不变，就能比地里赚得多。工业产生的岗位并不需要高等级的教育，南城县的大多数父母对孩子读书并没有多么强烈的欲望。因为读书到最后还要回家务农，或者开个小店，亦或者去到工业园打工。没人睁眼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国家会需要什么样的人。

虽然中国近代史就是工业化的历史，但在南城县这个小县城，直到现在也没人能懂“工业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像能懂的那一代人，却演出“大炼钢铁”的闹剧。

与建英同辈的父母们大多读书少，他们的人生这样走来，眼光最远看到南城县。父母们无力改变土地的惯性的延续，反应在孩童身上则是放任自流。孩子们不学习，而是辍学混社会。农业社会，暴力最具威慑力。与锦程一起长大的几个男孩子，读到初中纷纷辍学，开始帮着父母看店，准备继承家里的一点产业。

建英无法每天守住锦程，孩子早上出门，两人再见已是晚上。建英只能从四面八方来理发的顾客那里得到锦程的消息，锦程在哪里跟某某混在一起，锦程跟某某在哪里打架。每个消息都让建英心惊胆战，无心工作。就这么一个儿子，可不能就这样垮掉。建英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但与其他家长的不同在于，她能看见建平。建平有出息就是因为读书，儿子应该跟自己哥哥一样有出息，这是建英的想法。

建英把对儿子前途的忧虑传递给建平，建平是教育坚定的支持者，最终确定的方案是把锦程送去在大学教书的舅妈那里，进入大学的附属小学。

建平早先与妻子离婚的消息并没有告诉其他人，他这位大家长总是报喜不报忧，家人知道的只会是好的消息，坏消息则自己消化。此时建平与妻子已经复婚，当然不会是因为爱。而是建平的经济状况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他不再有当初那样巨大的经济压力。女儿还小，她还需要父亲。

几年后，夫妻俩因为购房的税务问题，再次离婚，就再也没有复婚。

当然，这是后话。

十一

建平的妻子名叫郑丽茹，她家所在的乡村比起生养建平的富山乡更加闭塞。村庄到乡镇需要走上数小时山路，更不要提去省城。丽茹读书勤奋，但家中只有堂屋能够点起昏暗的油灯。长此以往，丽茹初中就已经高度近视，戴上厚厚的眼镜。农忙时节，水田插秧，泥水飞溅到镜片上，几次被绊倒在水田里，兄弟姊妹们总爱拿这事打趣。丽茹知道大家无心，但也被刺痛，她很清楚自己不适应农村的劳动，但现在的她无力反抗。

农村消息闭塞，唯一的信息来源是村口小卖部订阅的报纸。虽然因为地处偏远，报纸并不及时，丽茹还是会每期不落地看完，睁大双眼捕捉外面世界的信息。初中结束的那年暑假，照例是农忙。相比往年，丽茹如今看起来十分疲倦，不仅因为农活繁忙。丽茹的心境与往年大不相同，她有一件要做决定的大事，那就是要不要继续读高中。

虽然读书卖力，但丽茹的成绩并不拔尖，在班级只是中上游。班级的第二名是同村的一位女生，与丽茹关系最为要好。两人家相距不远，暑假农忙间歇，两人也要聚在，谈天说地。

“我不打算继续读书了，再读也没什么用，你有什么打算吗？。”朋友平静地看着丽茹，就像在说晚饭吃什么东西一样轻松。

“我还在考虑。”丽茹看着好朋友坦然的神情，内心却越发纠结。

女孩子适龄结婚生娃，这是村子的传统。孩子上到初中，已经足够。再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初中结束，能读书写字，回家帮忙几年，十七、八岁结婚生娃。朋友只是坦然接受这个惯例。

好朋友的决定刺激着丽茹，班级第二名如此，以自己的成绩，还有坚持的必要吗？好朋友更漂亮，没有自己的高度近视，和厚厚的眼镜。如果她都觉得读书没意义，自己的坚持能有什么结果呢？

丽茹还是不甘心，脑海里一遍遍设想自己未来的路，水田里的秧苗都插得歪歪斜斜。晚上，她照例去村口小卖部读今天送到的报纸，这个点其他人都看过，她可以慢慢看。在报纸的最后一页，她看到一条报道，写的是一位隔壁县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回县政府工作的事迹。多年之后丽茹遥想，还记得文章的配图，是那位大学生在单位工作的照片。一位略显稚气的姑娘，扎着与自己一样的双马尾，像自己一样戴着厚厚镜片的近视眼镜，手执钢笔在案前疾书。报纸的配图一下击中丽茹，那个女孩与自己如此相像，她觉得报纸上的就是未来的自己。从那天起，丽茹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念大学。

暑假剩下的时间，丽茹便各处打听大学相关的信息。那时，她才第一次了解到本省就有一所大学，并且她是有希望能考上的。

从此，这所大学就成为丽茹心中的唯一一条出路。母亲早早去世，父亲一人支撑着家庭，她在家庭中的辈分和建平一样，都是老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除丽茹和哥哥，家中其他孩子都早早辍学参加劳动。哥哥成绩好，暑假结束就升高三。

暑假结束，开学前夕，丽茹告诉父亲自己的想法，哥哥也在一旁听着，这件事与他也相关。最初的安排是丽茹照惯例中断学业回家，几年后安排嫁人。如今丽茹要推翻整个村子的惯例，家里并不富裕，钱只够一人升学。如果丽茹要念，哥哥就要辍学。手心手背都是肉，丽茹父亲也拿不定主意。他更想儿子读书，虽然他也不知道儿子读书后，未来能做什么，但是各家各户读书的都是男孩。女儿坚决地抛出自己要升学的想法，儿子还在犹豫，他也不好替儿子决定。只是平日串门把自家的矛盾说得人尽皆知。

丽茹自然不可能把自己坚持的理由归结为一张与自己相像的照片。获得家庭的支持需要更加实际的回报，丽茹反复强调，她有把握考上大学，未来能赚大钱，帮到家里。村子里的人听闻老郑家因为二女儿坚持要继续念书有分歧，纷纷来劝。可这哪说得通下定决心的丽茹，村子里就传起谣言，丽茹懒惰自私，不想干农活，成绩不好，硬要读书。

也是从此开始，丽茹开始厌恶她生长的乡村。这里的人互相拉拽，让他人停留在原地保持自己的安全感，她打定再也不回农村的主意。

最终，因为丽茹的一再坚持，哥哥放弃升学，高二辍学回家。哥哥起初不忿，但不忿的是妹妹破坏规矩。与丽茹不同，他像那时大多农村青少年一样，并没有未来的规划。读高中只是因为考上，家里也支持，他并不知道高中之后是什么。他只是低着头走路，前路是什么，没人告诉他，他也还没来得及抬头看。自然没有看到自己未来并且试图把握的丽茹决绝，村子里的玩伴也没几个人读完高中，有的甚至已经结婚生孩子，他心底早已觉得他的发展节奏被读书拖慢。他认为高中成绩已经证明自己聪慧，不读书走上社会他也能行。对于升学，他觉得并没有那么重要。

他最爱的是文学和地理，书本中描述的“彩云之南”让他对云南的山川充满向往，高中毕业也许就会离开家乡。他闲时常想，自己离开谁来照顾家人，如今妹妹实在坚持，他也不想父亲为难，自己也想去其他地方看看，这才放弃升学。但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私心。

开年，丽茹哥哥就离开老家，去到他心心念念的云南。再往后就在云南落脚，因为学历有限，在尝试许多工作之后最后定格成为建筑工人。云南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中心，他去到边陲，已经注定他很难取得狭义的成功。而妹妹丽茹拿到他读书名额考上大学，在大学越来越好。两相对比，家中父亲、弟弟、姊妹渐渐也知道这位大哥帮不上忙，更多地是求助丽茹这位大姐。大家默契地不提早先他的牺牲，混合着后悔、失望无数杂糅的情绪，哥哥最终与全家人断联。

丽茹争取到按惯例本该属于哥哥的升学资金，压力同时转移支她的身上。村民在背后的议论，令她心烦意乱。做题间隙，脑海里稍微敲响退堂鼓，就会浮现村民指责的面孔，督促她马上再投入学习，为挤出更多时间，丽茹干脆就住校。她不敢想象高考失败的自己，她挤占哥哥的升学机会，家庭增加一个脱产人口。丽茹并不擅长念书，天赋不够，努力来凑，除吃饭睡觉外，完全扑在学习上。焦虑之下，丽茹患上严重的偏头痛，父亲不知在哪找来赤脚医生，在太阳穴打上一针才缓解。

三年后，丽茹卡着分数线考上本省的大学。

丽茹是目标感极为明确的一个人，进入大学之后她也没有松懈，积极地从各方了解未来就业的分配方向。大学前困顿中一个人独自思考，路径规划，使她目标清晰。这对于大学中懵懂的同龄人而言是降维打击，大学象牙塔的生活令丽茹游刃有余，渐渐地她的目标调整成留校任教，在大学发展。丽茹擅长寻找那些学校发布的，不为众多学生所知的，留校资格信息。从入学开始，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奋斗。

后续如丽茹所愿，在大学一路成为教授，去到教职的顶峰。进入大学工作后，丽茹的工资相较于其他兄弟姐妹自然高出许多，她实现她坚持读书时的目标，终于可以回馈她的家庭，给予自己血亲家庭帮助。

丽茹生性主动，积极争取，她眼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这才让她有力量打破农村的常规，抢走哥哥的升学机会。虽然这在停留在时间中的同村人看来是自私自利，但正是这股力量，让她能不被眼前的长辈苦难局限。丽茹内心知道家庭的艰辛，但不沉溺其中。她没有廉价的同情心作祟，哪怕继续剥夺家庭，也要让自己发展。而不是畏畏缩缩，在时间给出结果之后，以家庭苦难作为自身不作为的借口。

丽茹留校之后，年节时大包小包回到家乡，乡里乡亲闻讯赶来。

“村里的孩子就数丽茹最有出息。”

“女孩比男孩还厉害。”

“过年回来带这么多好东西。”

街坊聚在丽茹家，人多到堂屋都站不下。丽茹父亲向众人分发女儿带来的进口糖果、零食，村民对女儿的夸赞，老郑觉得有自己一份，开心到嘴巴都合不拢。

“还是读书有用。”

“我家的娃就是读不进，哎，没有富贵命。”丽茹家的一位邻居大婶开口，年长的村民们纷纷应和，点头称是。各家孩子都早早务农，只有老郑家飞出来个金凤凰。

“那不是你不让我读吗？要我早点结婚生孩子。”那位大婶的儿子也在，他是丽茹初中的同班同学，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父亲。他开口说话，让气氛变得有点尴尬。

“没出息还怪父母，老郑开始也不想让丽茹读书，丽茹怎么能坚持下去。”大婶火气更盛，开口回呛，大家注意力落在这对母子身上，谁都没察觉到丽茹父亲的面色有些不自然。他以为村民们已经遗忘他当时的决断，但大家分明还是记得，只是看着女儿的面子上不提，这让他对这个聚会一下失去兴致。

眼看就要起争执，丽茹上前，拉着老同学离开堂屋。

“长辈就这样，不要跟他们计较。”丽茹小声安慰。

“我也知道。”老同学听闻，没有多说，冷漠地摆摆手，就往家中走去。堂屋里又恢复之前火热的气氛，丽茹见状，偷偷离开。

丽茹这次回家，最想见的人只有那位初中时最要好的朋友，两人已经多年未见。丽茹有好多话想说。当两人隔着院子的围栏相见，四目相对她却如何也无法开不口，当初的活力少女已经彻底成为农妇。两人默契的相视一笑，便转头忙碌。

这个转身，彻底断开丽茹与乡村的情感链接。

丽茹对于建平的选择也是如此践行自己的内心，当她在大学做讲师的时候，国平来到她所在的大学进行博士研究。她看出建平的能力出众，主动出击，小半年时间就确定关系，领证结婚。女儿云锦紧接着就出生，丽茹两年时间就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紧接着就是家庭住房问题，两人学校工资有限，虽然有购房名额，但也难凑齐买房的资金，事情就落在建平头上。

整个过程时间紧凑，尽在丽茹的掌控之中。但是这不是建平的计划，或者说建平的计划会慢一些，这种压力导致两人关系的崩溃。与此同时，有压力的计划也逼出建平的潜力。为凑齐买房所需的金钱，建平悄悄开班授课。这种在学校条条框框下不被允许的行为，让他受到学校的行政处罚。在用培训班赚得的第一桶金买下房子后，知道升职无望的建平随后就无反顾地去到沿海的深圳，在那里他更加理解父亲李平的话。

建平去到深圳后，两人的婚姻曾有过转圜的余地，但双方的理性阻止事情的发生。建平落脚之后，曾邀请丽茹前来，加入当地的大学。但丽茹在大学已经来到评定副教授的关键时刻，并以此为理由拒绝建平的邀请。但事实上，哪怕丽茹评上副教授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城市去到建平身边的。两人间的所有谈话都是顾左右而言他，不吐露心中真实想法。丽茹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大学，她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她需要自己独立的事业，而不是依附关系。她婚姻的开启并不是因为爱，而是适合。

建平来到丽茹学校时，丽茹已有男友。这个男友外形出众，但略显纨绔。丽茹喜欢他，但是理性告诉她与这个男人未来无希望，直到建平出现。

建平贫困而有能力，未来可期，是潜力股，这种配偶令她游刃有余。但缺少的那点爱让她不敢完全信任建平，踏入未知的城市。这无可厚非，把自己的命运交在任何人手上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她个人而言是这是最好的决定。

因为理性的计算，她需要一个有能力的男人，作为自己的保障。因为理性的计算，虽然由于爱的缺乏不敢完全信任，但建平已经是目力所及较好的选择，再更换，也难以得到更好的结果。因为理性的计算，两人看似契合，但缺少感性润滑，从开始就注定崩坏。

建平的邀请被丽茹婉拒之后，丽茹也发出邀请，让建平再回到大学，回到她的身边。建平当然也不会答应。

建平知道男女的社会角色不可逆，这件事情女人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她既可以站到台前，失败后也可以退回家庭，因为女主内这是社会惯性，一个负责的男人只能夸赞站到台前的女人，而无法责怪女人退回家庭。

男人在社会惯性前只有一条路，站在台前，赚钱养家。他无路可退，一旦后退就是众矢之的，没有缓解的可能。除非能力有限，同时能承受他人甚至妻子的非议，就像国平这样。这甚至不是情感能够阻止发生的事情，挫折来临，所有人都会思考退路。男人天生就没有退路，除非他选择不要配偶，不要后代。建平是刚强也有能力的人，他不会允许底线握在别人手上。

虽然后来丽茹向建平提出，让他回到自己身边，两个人往后可以平平淡淡地过。建平也认真考虑过，可是前车之鉴，当他没能力买房时，丽茹是如何将家庭的经济负担完全倾泻在自己身上。早年情绪紧绷导致的失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他毫不犹豫地放弃这个想法。

于是建平和丽茹开始漫长的两地分居，只在每个月末或者紧急事件发生，建平才会回到丽茹身边。

建英想要依附，而国平没能力提供依附。建平有能力提供依附，而丽茹不敢依附。每个人都有想得到的，一旦有能力得到，却想得到更多。这一代人完全经历中国从物质匮乏中迈向物质丰沛，心思都聚焦于物质的获取，还来不及考虑更柔软的精神。他们的婚姻中，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可有可无的附加物。

丽茹接受锦程自然不是因为喜欢别人的孩子，她与建平的婚姻脆弱。丽茹知道建平对妹妹的关照，这个要求是建平主动提出的，丽茹希望为丈夫的想法出一份力，缓和两人关系。此外，丽茹的女儿和锦程同龄，虽然因为自己的教职在身无法再要一个孩子，但她希望女儿可以与同龄孩子一同成长。

小学六年级，国平带着锦程第一次离开南城县，来到丽茹的大学里，在附属小学就读，与云锦在一个班级。

出发前一个月，建英几乎每个晚上都抽出时间带着锦程上街。这是锦程从小最喜欢的活动，从北岗镇徒步往莲花乡方向走，最终到达南城县的老县政府。这里开着南城县最大的商场，一路遍布各式小吃，锦程每次都要吃到肚子撑才心满意足地回家。母子俩一路有说不完的话。

临到出发的那天，建英送给锦程一件崭新的夏威夷衬衫。这是锦程第一件自己选的新衣服，因为建平告诉他，在新学校的第一个暑假，会带着他和云锦去深圳的海边看看。那是锦程在那个夏天最期待的事情，连带着这间衬衫，也成为那个夏天他最喜欢的衣服。

从小在理发店长大的锦程，没有一般孩子的羞涩。店铺里，来往人流络绎不绝，作为老板娘的孩子，大家总会跟锦程逗笑两句，这养成锦程开朗的性格。

对于自己即将离开家乡这件事，锦程没有恐惧。家庭条件限制，建英无法对锦程精细化管理，像所有父母一样望子成龙但不得其法。锦程自然没少挨揍，虽不至于怨恨，但锦程对父母也没有留恋，至少现在没有。

临走前，国平烹饪一顿丰盛的大餐为锦程送行，餐桌上，都是锦程爱吃的肉菜。锦程大块朵颐，餐桌的正中放着三个大肉丸，全家每人一个。碗里最后还剩建英那一个，锦程嘴馋，试探着询问。

“妈妈，这个肉丸你还吃吗？”

“你吃吧，妈妈不爱吃肉。”

得到母亲同意的锦程，把肉丸笑纳，开心溢于言表。

从此往后，那怕锦程已经成年，每当话题聊起锦程，建英总要提起这一茬事。自己的儿子在明知道他的那一份食物吃完之后，还要拿走她的那一份，而作为母亲，她的爱意让她作出牺牲自己的行为。

“大人吞口痰，小孩吞口血，做母亲肯定要让给孩子。”建英如是说。

周围人纷纷应和，在孩子们的面前翻出他们当年的事迹和自己作出的牺牲。作为父母，为孩子牺牲是他们自豪的事情。父母们陷在自我感动之中，锦程对母亲及一旁其他父母的行为十分不解。这些父母，作出实际牺牲后，却在事后说出与当时完全颠倒的陈述。热衷通过给予他人负罪感以彰显自身成就，一张嘴就把自己的实际行动全部抹杀。

对于要去的地方，锦程不期待也不好奇，他的经历太少，连想象都缺乏空间。只是单纯觉得新的生活没有父母管束也许会更加自由。

变化发生在一年之后，这是锦程离开家的第一个春节，临近年关，建平计划带着妻儿和锦程一起回南城县探亲。不过车票太过紧张，一群人大包小包一天间辗转火车站和汽车站后，最终在晚间回到家中。

电视机里春节联欢晚会正在放映，建平一家人紧挨着坐在一起，云锦坐在父母中央，被紧紧包围，一家人被节目逗乐，笑声不断。锦程与最近的建平隔着一个靠枕，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心却不知道飞到哪里。耳旁传来的欢声笑语，让锦程突然体会到语文书上写的思乡之情。往后的除夕，锦程再也没有看过春晚。

夜里，锦程一个人捂着被子哭着睡着。从那天起，锦程好像一下成长，不再像之前一样活蹦乱跳，而是沉默许多。就连子女和父母都存在无法沟通的问题，毫无血缘关系的少年和成年人互不理解再正常不过。锦程与丽茹并非真实母子关系的两人，却要以母子的实质联系在一起。建英每年积极支付一系列费用，又特地在锦程留在当地过年的那个年节，为丽茹送上一个沉甸甸的金镯子。希望丽茹和锦程两人的关系尽量避免受到金钱匮乏的干扰，这是建英处理人情的一贯方式，用超量的回馈让帮助她的人感到值当。为此，建英把锦程生活费的优先级排在在她经济计划中的最高等级。

对于困顿中的家庭，开源节流是一句虚伪的场面话，这句场面话只存在于稳态及扩张中的系统。身处困顿的家庭，再如何凭借自身势能转辗腾挪，如果不能引入外部资源，结局都是注定失败的。开源在没有资源冗余的情况下是无法发生的，节流只会让家庭在苦难中深陷。建英不会因为家庭的困难而减少回报旁人，反而会增加回报。建英的心中有一个具体的数值，这个数值高于旁人对这个困顿家庭能够提供回报的预期。这让旁人欣赏建英的为人，让她得到开源所需的资金。

费用的问题虽然解决，但此时的锦程是个半大小子，孩子总是先长身子再长脑子，事情懂一点，又懂得不多，懵懵懂懂，敏感又脆弱。锦程无法对丽茹倾诉少年最简单的情绪，而是只能埋在心底发酵。日常费用和赠礼的过剩让丽茹可以尽量不带偏见，但作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人，丽茹也无法以母亲的身份过多介入锦程的成长。

大学的附属学校，相较于北岗镇的乡镇学校，文体活动更加丰富。锦程不能像在乡下一样上山下河，精力投放到运动上，他在这里充分展现自己的运动天赋。六年级入学才开始练习乒乓球，在下半年的乒乓球赛上，就战胜一众从小练习乒乓球的同学，获得全校第二名。这件事激励着锦程，练球越发勤奋。

一天傍晚，在球场练习完毕后的锦程收拾书包往家赶，在最边缘的球台上看到一支球拍。天色渐暗也不见失主返回，便装进书包，带回家中。后续几天，锦程就在球场上使用这支球拍。当锦程与失主在球场相遇，对方只是随口说球拍很像他丢失的，并未要求归还，而是将此事告诉自己家长。

很巧，两家人住在一栋楼，家长私下碰面后，丽茹让锦程归还球拍。但在各自回家之后，丽茹一口咬定锦程是故意偷窃球拍，理由是她知道小孩子是怎么想的，因为她也是从小孩子过来的。锦程无法辩驳，球拍的确在自己手中停留，也的确在对方发现后没有第一时间归还。但这是因为对方并未确认，锦程怨恨丽茹的诬陷，但无能为力。

锦程不知道丽茹与对方家长的对话。

“我家孩子说他的乒乓球拍被你家孩子偷了。”

“实在不好意思，的确在我家孩子手上，他说是看见球场没人暂时保存的。”

“以后要跟他说，没人也不能拿，拿了也要交给老师。”

“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

丽茹连连道歉，在成为大学教授以来，没有谁敢如此对她说话，而如今确实己方理亏。她觉得这是锦程从乡下带来的习气，这种习气让自己丢脸。自己也是乡下出来的孩子，她知道穷孩子对好东西的渴望，但这种渴望不能演化成偷盗。对于自己眼中锦程的恶习，丽茹无奈又愤怒，这些情绪变成一句笃定的话：“不准偷别人的东西。”

凌晨，锦程偷偷打电话回家，建英接的电话。

“喂。”建英的声音有点沙哑，像是睡梦中醒来。

“是我。”锦程压低声音回复。

“这都几点了，怎么突然点电话过来。”建英开灯瞄一眼时钟。

“两点了，要不明天再说。”建英接着补充道。

“我被诬陷了，我捡到一个球拍，舅妈一直说我是偷的。”锦程话音压得很低，带着哭腔。

“她可能是不知道细节，你不要太计较。”建英敷衍道。

“我想回家。”锦程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不能回，回家就不让你读书。”建英突然清醒，赶快打消儿子的想法。

两人就这样机械地一问一答，最终结束对话，也许是建英太困。事实上，没人像锦程一样如此在意这桩事情。孩童时代的挫折太多，父母无法兼顾，毕竟大多挫折孩子长大后自己也会自然遗忘，建英觉得这不过是锦程的一时不忿。锦程带着一腔愤懑的通话，是希望母亲能够理解，并站在自己一边。但此刻的母亲就像陌生人，说着无关痛痒的话。一会儿，锦程自己挂断电话。

季节已是深秋，凌冽寒风紧贴窗户划过，带来阵阵呼啸。锦程鞋也没穿，偷偷从房间出来给母亲打电话，不想脚步声被隔壁的云锦发现。电话挂断后，锦程光着脚踩在冰凉的瓷片地板上，仔细回想刚刚的对话。客厅一片静谧，锦程却感觉不到冷。锦程心中升起一种认知，人与人之间互不理解再正常不过，也许不应该对别人抱有过多期待。

作为当时的建英又能怎样呢，她不可能无条件支持锦程，毕竟寄人篱下，她对锦程的支持演化为锦程与丽茹的对抗只是一线之隔，这样后续的生活只会更加艰难。锦程不能回到南城县，这是一个在时代中不断衰败的小城。那里的人还活在过去，在这个环境里，建英可以想象到最后的结局。

与大多同龄人一样，觉得读书枯燥，然后混日子，最终去到北岗镇近郊的工厂。这不是建英想要的结果，锦程应该在更好的读书氛围里奋发向上，而不是在南城县温水煮青蛙，最终变成井底之蛙。建英对锦程的未来的最好想象，就是能变得像自己的哥哥建平一样。

丽茹、建英、锦程都在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但好的结果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发生。

三年后，锦程高一。因为需要本地高考的缘故，锦程必须要离开丽茹大学的附属学校，回到南城县，回到建英身边。锦程模样变化不大，更高，更壮，更醒目的变化是一口普通话。与当初离开时那个活蹦乱跳的锦程比，现在的他更加沉默。更内在的变化，是他再也不像普通孩子一样对父母存在依恋。

三年的分隔和其中发生的事情，每一桩都像斩骨刀一样砍在锦程与父母的情感连接上，生生将这个连接斩断。

高考政策变化是建英意料之外的事情，她没想到锦程现在就回来。她一度认为锦程会一直在丽茹那儿待到考上大学。对于锦程的归来建英十分矛盾，她既希望儿子早日回家，又担心归来后被南城县的风气带坏。建英像当初送走锦程之前那样，变得紧张起来。几年分隔，让建英与锦程的交流愈发不得其法。

为督促锦程学习，她时常偷偷跟踪。锦程回到家，建英就会装作无心问起今天学校的情况，脸上却是面无表情。起初锦程并不知道建英的行动。

“晚自习我一直在写作业。”锦程随意对付。

“是吗，七点二十八你拿粉笔头在扔谁。”

“八点三十四你在跟前面的男孩在笑什么。”建英依然面无表情。

锦程的中学就在建英理发店对面，只间隔一条不算宽敞的马路，距离近到每天锦程可以听着学校的铃声起床。建英就是在理发的间隔来到学校里窥视锦程的一举一动。建英的举例说得太过具体，让锦程有点恍惚，仔细回忆才确定自己真的做过。

“你跟踪我！”锦程猛然发觉，怒目直视建英。

锦程的愤怒让建英大失所望，不好好念书不说，拆穿后还毫无悔意。迎着锦程的目光，建英的眼泪流了下来。

“你怎么这么不孝顺，我过得这么苦，你是我唯一的指望啊。”建英嚎哭起来，这个场景锦程从小到大见过千万遍，起初还觉得愧疚，在外多年后再见，却只是觉得聒噪。

班上相熟的同学都知道锦程是学校对面理发店老板娘的儿子，随着建英的跟踪越来越频繁。每当晚自习开始，同学们都知道锦程的母亲一定躲在躲在某个角落窥视着教室。发现情况的同学就会给锦程打报告。顺着同学的指示，锦程抬头就能看到教室的窗外，建英正在阴影处直勾勾盯着自己，这让他十分不适。相熟的同学也拿这个事情调笑锦程。

“你妈是间谍。”大家都跟着起哄。

“别瞎说。”锦程起身挥手做出假意要追打的动作。同学侧身躲开，笑声在班级的走廊回荡，显得更加放肆。对此，锦程却是无可奈何。

步入高中的锦程，像每个年代所有这个年纪孩子一样，开始感知狭义的审美。建英则像每个年代所有这个年纪孩子的父母一样，对孩子追逐审美的浪漫无所适从。每一代新人的狭义审美，是他们自身眼中最美好的事情，但在过来人看来却是轻飘飘不切实的。每一代新人带着他们对现实独特感知而生成的狭义审美，用上一代的思想理解无疑是艰难的。上一代人需要做些什么来宽慰自己的责任心，最简单的方式，便是将子女打倒为异端。堵住只需看一步做一步，而疏通却要心中有全局，前者无疑是更加轻松的实践。

家中开的便是理发店，铺面前厅遍布大大小小的镜子。锦程的脸每多照一次镜子，手多碰一次头发，便加深一层建英心中唯一独苗从此荒废的恐惧。

建英不仅通过跟踪督促锦程的学习，出于对锦程早恋的担忧，还利用自己理发店的先天优势，把锦程的头发剪成她最擅长的叔叔辈的平头，这是建英眼中踏实男人的具体特征。在孩子纷纷开始笨拙地追求美的高中萌芽阶段，锦程就像民国时还留着辫子的前清遗老，这让锦程与班上其他同学格格不入。建英的目的确实达到，锦程在班级越发沉默，再也不敢直视异性的眼睛，仿佛所有人都会盯着自己光溜溜的头顶。

如此种种，都加重锦程对建英的不满，只是那时的锦程还无力改变。

因为环境转换的不适应，锦程在进入南城县中学的首次数学月考交出二十五分的答卷，一百五十的总分。锦程一度以为是这是普遍的困难，直到他看大家的试卷，一些自己平时认为不如自己的同学，都轻易能拿到百分。

“你只要读书，却读出这种成绩。”

“我过得这么苦，你怎么这么不知感恩。”

“三、二、一。”锦程心中默念，倒数结束，建英便如同锦程预料的那样哭泣起来，这是建英得知锦程成绩之后的第一反应。

“不要天天哭，我欠你什么我还给你。”这样差的成绩同样在锦程的预期之外，他对于成绩也不满意。考试成绩这种切身的事情，锦程的感受比建英深刻，但情绪却要少得多。锦程在思索问题出在哪里，对于建英止不住哭泣的打搅更加厌烦。

“你还不清的，你的骨头是爸的，你的肉是妈的。”建英还没回话，国平先搭话。

锦程听闻，头也不回的进到厨房，拎着菜刀走出来，丢在地上。伴随着金属与地面尖锐的碰撞声响，菜刀弹跳着落到建英和国平的脚边。锦程本不想哭，但是不知为何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

“你们要那块肉，哪块骨头，来，剔下来。”锦程剧烈啜泣着，短短一句话，却是上气不接下气。见锦程愤怒如此，建英终于止哭，国平也默不作声。

锦程转身走进店铺，爬上自己的阁楼，把脸埋在自己的被褥里哭泣。锦程很快冷静下来，心思回到几年前深夜舅妈家的客厅。自己早就想明白没人值得信任，现在又是何必呢？

整个国庆节，锦程将自己关在阁楼里埋头仔细研究教辅书籍。在之后的期中考试拿到的全校十三名的成绩。

锦程优异的成绩登上学校的光荣榜，消息是邻居一位爷爷在学校内遛弯看到后带来的。锦程没有主动告知建英，他并不想与建英分享。建英知道消息后喜笑颜开，一改平日的紧绷。伴随着好消息的是家庭氛围稍稍变得松弛。

锦程在发现学习难度不过如此后，渐渐放松下来，成绩也随即一路下滑，伴随着的是建英的脸色，再次肉眼可见地越来越差，跟踪越发频繁，对锦程的态度也越来越差。

母子二人已经没有日常的称呼，四目相对便自然移开。吃饭时默契地不会同时上桌。偶尔碰上，两人都会顺滑地避开对方，留下无可奈何的国平。建英这种沿袭自梅芳的冷暴力意外地没有令锦程感到不适，反而给锦程厌恶母亲的正当性。锦程觉得母亲肤浅，成绩好时是乖儿子，成绩差就是陌生人，喜怒形于色。母亲刻意的区隔反让锦程感到舒适，让他可以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而不用分心到无关紧要之人。

建英矮小、发福的身影，满脸堆笑地跟店铺的顾客沟通，前厅的爽朗笑声一直能传到锦程的阁楼。锦程脑中建英的脸，时而微笑上扬，时而耷拉冷漠，像幻灯片一样来回切换，最终定格成一张哭泣的脸。对于母亲的形象，锦程竟开始觉得丑陋。

对于考大学，在锦程高二时，建英就已经不抱希望。但最终锦程在建英的意外中考上大学。

锦程进入大学后，一次假期的拜访，表弟的母亲像自己母亲建英一样在一众亲戚面前抱怨自己的儿子，不学习，贪玩。锦程想到当初的自己。在离开之后，锦程通过文字向表弟转达。

“所有人都不值得信任，那怕他们是父母，也只是普通人，他们只能看到你的表面，而看不到内心。不是他们不想，而是没有能力，所以也谈不上正确引导。你要正确认识你自己，你要对自己负责，而不是父母。不要对任何人抱有期望。”

十二

高中时期的不愉快让锦程选择的大学远离家乡，也远离建英。锦程大学的专业，全靠建平敲定，是建平从事的计算机行业。建平最初的专业是化工，他一直耕耘到博士毕业。但当他去到深圳工作后，敏锐地捕捉到计算机行业崛起，通过工作之余的自学，最终将专业切换到计算机领域。

建平放弃专业的做法，起初并没有得到丽茹的支持，直到国平切实取得比化工行业更高的收入。在丽茹看来，建平这是浪费自己一路走来的时间。但建平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他亲身感受过化工行业盛极，也预感到它的衰败。化学，这是父亲李平给幼小建平种下的种子。在李平那个年代，国家需要重工业塑造骨骼。但这些年过去，化工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丽茹和建平选择的路线截然不同，建平追逐的是商业成功，而丽茹追逐的是教职成功，路线决定他们互不理解。高校与现实需求的滞后，让丽茹只需要一条道走到黑，就能获得最丰厚的回报。但开放环境中的建平更需要根据现实调整策略，对未来作出预期。虽然也需要坚持，但坚持的方式与丽茹截然不同。市场化中需要兼具远见和策略，否则等待着的将会是真正的黑暗。

最终，在一众分数合适的学校中，锦程选择离家最远的一所。锦程入学前后，是房地产最火热的光景。建英想给锦程报考的专业是土木工程，这是建英多方打听得来的。南城县的地产建设空前繁荣，招的大学生都是土木专业。儿子学这个专业未来就业一定不愁，建英是这么想的，但建平将建英的提议否决。

建平虽然在房地产投资上赚钱，但他并不相信这是无止境的繁荣。二零一四年的央地税合并，给中国私有化的无限制发展划上句号，野蛮生长已经结束。建筑行业与化工一样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调整已经开始，往后的中国，驱动力会转变为科技，而非基建。建平以自己的判断帮锦程做出决断。

四年之后的结局印证建平的判断。四年前分数线最高的土木专业，短短四年后，已经无人问津。人们总是追逐火热，并给火热的熄灭陪葬。

不可避免的，孩子的成熟总是晚于父母，这是客观事实。在这之前，孩子需要父母协助决断。教训演变成实践经验总是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每一代人的经验都是上一代人的教训在当前境况下的适配。父母身份是时间的纽带，他们吸收上一代的教训，成为自己这个时代的实践经验，再向子女传递他们的经验。只是与父母身份一厢情愿的想象不同，再往下一代，他们希望传递的经验，就如同他们父母的经验对他们而言一样，都只是教训罢了，并不能直接生效。

近代中国变迁太过迅猛，几十年间，摒弃过去数千年的小农传统。剧变之下，没有什么锦囊可以开袋即用。但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不信任，和自以为是的负责和远见，让他们执着于传递过时的经验。

大多数父母都没有传递经验的能力，他们自身的经验本就滞后。这些父母没能力总结历史教训，并且站在子女的角度，考察当前环境，提出与子女切身而又真实有效的可实践经验。甚至父母们滞后的经验都无法支撑他们自身的现实，又强行传递给下一代。所有的新生一代，都在为上一代的思想匮乏买单。代代如此，困在社会的底端。

父母自身经验的局限，和每个人独特的思考方式，使得无为而治成为唯一可实践的教育方式。父母只能做好自己，让子女依据自己的现实挫折，选择性地汲取有效经验。就如同老周父亲一样，虽然老周父亲是因为时代的判断而选择不作为，但客观上让老周具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父母经验无法向下传递，能向下传递的只有一般等价物。简而言之，就是资源和金钱。这些东西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生效的事物。经验过时，金钱不过时。金钱可以弥补子女独自获取经验的时间消耗。资源和金钱的获取，意味着父母至少能够在当下成功实践他的经验。这更是大多父母无能为力的事情。

所以大多父母只能选择最轻松的方式，自我感动式的教育。动动嘴，不动手，不动脑。这甚至与父母们的主观意愿无关，而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

大一开学，国平送锦程去往大学。绿皮火车上，父子俩一路对座。六年前也是这个场景，国平带着第一次出远门的锦程踏上异地求学的路。不同的是，这次父子两人的沟通只有寥寥数语。

与父亲的对话中，锦程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多做笔记”。这是从小到大，每每父子俩陷入沉默或者聊起读书，国平就会重复的一句话。

望着父亲从车站返程离开时佝偻歪斜的背影。锦程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父亲变成这般模样，小时候的锦程一度觉得父亲是这个世界最高大的人。他眼中的父亲，时而暴躁时而温和，让人捉摸不定。

小时候的锦程害怕建英，因为她负责辅导功课，有的时候锦程实在想不明白，就会惹恼建英，便少不了挨揍。长大后，他依然记得小学时，母亲通过画线段给自己讲解追及问题。那在当时的锦程眼中是天大的难题，母亲却能轻易解决，锦程常常因为那些难题梦中惊醒。

国平不管锦程的功课，每逢假期，他便带着锦程出去游泳钓鱼。游泳锦程一直没学会，但是钓鱼成为他的最爱。国平会提前一天把打窝的糯米泡发，带着锦程在菜园挖蚯蚓做鱼饵，在梅芳老屋砍竹子做鱼竿，再去富山乡旁的无名小河里钓鱼。骑着他的二八大杠，横杠上载着锦程。这些活动随着北岗镇的工业开发，把清澈流水变得浑浊油腻才终止。

那是回不去的夏日旧时光，国平耐心地带着锦程绑线挂饵，陪着锦程钓上一条又一条鱼。夜幕降临，父子返程，一路有说不完的话。国平担心孩子着凉，把自己的外套给锦程披上。衣服太大，下摆垂到锦程的鞋面上。锦程紧跟国平，走起路来左摇右摆，活像一只刚孵化的毛茸茸小企鹅。

“今天好不好玩。”

“好玩。”

“我今天钓的比你多。”

“那是因为你长大了。”

“下个星期再来好不好。”

“那你要好好听你妈的话。”

但就在同一天，晚上建英辅导功课时，锦程一直捣鼓新买的自动铅笔。国平以为锦程不好好学习。

“今天才跟你说好好学，现在又不认真”国平愤怒地一边说着，一边把笔掰断，扔出家门。

“是笔芯用完了”锦程带着哭腔，说罢看着国平。

建英也直勾勾看着国平，她不好言语。国平意识到自己太过冲动，便一声不吭地走出家门。

国平更像是玩伴，而不像一个父亲，实际社会经验的缺乏，让他试图通过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却总是用力过猛。虽然对待家人国平的脾气偶尔暴躁，但对于旁人却十分客气。大家都知道国平没有工作，谁家的红白喜事总爱喊上国平帮忙做饭，他也乐得过去，往往是和一群老太一起在后厨忙活。最后与帮厨的人凑一桌，主家从不请他上座。

建英见不得这样欺凌，虽然丈夫没有大的出息，但也不能让人这样无视。国平却是坦然接受，一旦别人需要，他还是丢下自己的事情第一时间赶去。哪怕干活受伤也当做无事发生，建英让他好好在家里帮忙，但是两人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事情起争执。建英对于国平也愈发无力。

国平想被需要，别人一句场面话就让他趋之若鹜，实际的得失却不管不顾。而夫妻之间，哪有那么多场面话。

锦程清楚地记得，学习上要“多做笔记”这句话，是舅舅建平第一次跟自己说的，那时自己还小。暑假，建平带着女儿云锦一同来北岗镇，顺带着辅导锦程的功课。建平从小成绩优异，对于读书心得颇多。他同时还传授其他经验，国平当时在场。那些话语中他记住唯一能理解的一句，从此成为他对锦程的口头禅。

父亲的威严来自成功经验的传承，对事情的游刃有余让他成为孩子的依仗，成为孩子可以信赖的最终解决方案。但国平一辈子庸庸碌碌。他的经验在厨房和杂活，他知道不上台面，也羞于展现这些，只能反复强调这句听来的经验。

随着锦程的长大，国平的暴力愈发无力，太多事情国平无法给予帮助，渐渐地，父子之间的对话伴随着时间推移也越来越少。

梅芳逐年老去，虽然身子骨还硬朗，但从去年一场普通感冒之后，已经肉眼可见地干瘪下来。饭量也减少许多，儿女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想着母亲叶落归根，于是把梅芳送回北岗镇，回到富山乡。由建英和建芳轮流照看。

梅芳有自己的傲气在，她一人拉扯四个孩子。她重男轻女的思想从未改变，虽然因为身体原因被送回北岗镇，与女儿们住到一起。但是，她的心底依然认为体面的晚年应该与自己的儿子在一起，而不是去“别人”家。

建英此时已经买下两个店铺，一个出租，一个自己开店，一家人吃住都在店里。当初梅芳过来照顾锦程的时候，一家人也是如此，只是面积更小。对于建英来说，现在的环境已经极大改善。但这些年的梅芳，跟着儿子建平住在深圳，住在安静的小区，每日上下都是电梯，条件优渥。相比之下，生活条件骤降。

梅芳经历过照顾锦程时建英家的生活，那时的店铺，上下阁楼得使用一条木梯。如今新的店铺，空间依然不富裕，木梯还在，两间阁楼共用。所以同一个时间，只有一间阁楼能用到梯子。每日国平建英得先等锦程上阁楼睡觉，才能用楼梯，而早上国平建英得先起床，然后把梯子放回锦程的阁楼下。不过这对于家庭的作息而言倒也匹配，国平和建英需要开店营业，早起晚睡都是常态。只是有时锦程起夜，就得叫醒国平和建英，过来送梯子。

锦程再年长一些，身体更加结实的时候。他上下阁楼就不再需要楼梯，手搭住阁楼边缘，引体向上，脚掌在墙壁上轻微借力，就攀上阁楼。下楼只是反着做一遍。每日的攀爬让锦程异常灵活，大学时候的体测，他是为数不多几个引体向上可以合格的男孩。

梅芳初来，与锦程挤在同一间阁楼。见锦程灵活的攀爬，梅芳大惊失色。连连质问建英。

“孩子就这样爬高上低，你也不管吗？”

“这样多危险。”

建英只能苦笑，这个店面虽然比当初租房的时候大不少，但大的只是门脸。锦程阁楼所在的最后一个房间，由于功能太多，过道只有一人宽，摆上梯子人就无法通行。也是这个原因，锦程蹬着过道两侧的墙壁就能爬上阁楼，渐渐就懒得搬楼梯。

梅芳想象的危险的确存在，锦程高中时期的一次回南天，瓷砖墙壁打滑。午休之后下阁楼的锦程失足摔倒。眼角磕在凳子上血流如注。父母生活的粗糙，连带着锦程也变得粗线条。锦程被撞到头晕目眩，简单止血，搬来楼梯，便回到阁楼躺下休息，没有再去学校。晚间，见锦程眼角淤血青紫从阁楼下来，建英没有任何关心，得知锦程下午没去学校，只是催促锦程快点赶去学校晚自习。因为此事，锦程老实地用了几天楼梯，一段时间后，又开始爬上阁楼。锦程的眼角，因此永远留下一条疤痕。

锦程年纪轻，可以徒手攀爬。但梅芳如今已接近七十高龄，爬楼梯对于她而言都十分困难。在建英的店铺居住几天后，梅芳就无法忍受，转头去到大女儿建芳家。

建芳家在农村，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有各自的孩子。她俩与各自的丈夫都在附近工作，时常会带着孩子回建芳家居住，一家人十分热闹。相比梅芳早年熟悉的建芳家，如今多出两个“外人”和闹哄哄的“别人家”的孩子。多年以来，梅芳习惯于与国平待在在一起的便捷和清净，建芳家如今也让她感到不适。

送梅芳返回北岗镇的决定是建平最终拍板，梅芳对建平送她回来的原因心知肚明。虽然两个女儿家她都不喜欢，但她无法与国平明言，直说显得自己得寸进尺。她知道国平不会再接她回到身边，也知道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段人生路。内心不满演变成她与两个女儿的冲突，梅芳像个孩子一样，用她的方式给两个女儿添堵。她想要建芳和建英向建平诉苦，让建平主动来找自己商量。

建芳带着母亲梅芳来找建英，两人走进理发店的客厅。国平刚做好午饭，识趣地夹菜起身离开，锦程依然坐着，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建芳刚坐定，国平走出客厅，从外面把推拉门拉上，毛玻璃隔绝店铺门脸外的视野之后，建芳就嚎哭起来，吓锦程一跳。建芳只是哭，没有说话，儿女都知道自己母亲是何脾性，对于梅芳会做什么，已经不需要多言语。建芳已经是做奶奶的人，还被人当孩子一样摆弄。摆弄自己的人还是自己的母亲，无法对抗，又不能无视，实在不忿。建芳用哭泣无力地发泄这些日子的不满，建英只是递纸，做不了其他。梅芳橘子皮似的脸颊没有表情，背对着两个女儿，面朝墙壁上的红色挂历，目不转睛像是在研究什么良辰吉日。只有锦程能看见外婆的侧脸，耷拉的眼皮轻微耸动，眼球在狡黠地转动，眼球的灵动与身体的老迈两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就这样奇异的凑在一起。

在耗尽两个女儿的心气之后，梅芳把最终的想法透露。她要女儿买房给她居住，并且增加补充条款，不能花她儿子们的钱。女儿虽然是别人家的，但是有为她付出的义务。也许是觉得自己过分，梅芳最后还补充，房子还是你们的，我只是住一段时间。

对于梅芳的提议，大家并不惊讶，这像是梅芳会做出来的事情。建芳两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买房对于住在自建房屋里的建芳一家人没有意义。建英有想法为儿子准备婚房，但不是现在，锦程还在读大学。

母亲的愿望，自己的计划，它们的碰撞让建英果断把自己的计划提前。虽然不能花建平的钱，但借是可以的，梅芳只是不想女儿们以自己的名义占儿子们的便宜。北岗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高楼林立，房价也水涨船高，光靠建英的钱是完全不够的。建英只是购买铺面，却从不出售。有两个铺面租金帮助，只是积攒快些，家庭的存款情况并没有改善。

第二家店铺已经买下七年，建平的欠款已经还清，还有几十万的积蓄。这些钱有一部分，就是建英为应对世平不还银行贷款准备的，她不会让自己的店铺因为世平被银行收回。世平通过自己丈人还上贷款后，建英就准备将这笔钱用在给母亲买房的花费上。但是这对于价格水涨船高的住宅而言依然是不够的。

拥有两间铺面之后，建英和国平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如国平预料的变好。平日的积攒，支撑建英完成自己的梦想，这种成就感让建英愈发节俭。甚至在锦程去到丽茹身边读书之后，夫妻两人饮食中的肉食量都被建英削减，但每年给到丽茹的费用和礼物却只多不少。建英有着长远的计划，她的节流是为了计划能够顺利推进。

建英最初不想麻烦建平，她想凭自己的能力安置好梅芳。在红霞的帮助下，建英花费十来万买下一间老旧房子。房子碾米厂的厂区原址深处，植被茂密，环境僻静。房子整体是两层小楼，建英买下带院子的一楼。这是建英特地选择的，为的就是让梅芳不用爬楼。周围也都是与梅芳年纪相近的老人，可以让梅芳不那么无聊。国平将房屋修缮后，梅芳便居住进去。但是短短三个月后，梅芳就找到建英，说要换个房子。

原因是屋里不见阳光，这让梅芳感到害怕。这些房子是当初碾米厂的产业，建设时间很早。当初栽下的小树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把阳光遮蔽。

为此，建英只得另作安排，自家积蓄虽然不够，但是好歹还有几十万现金，这样建英也有底气问国平借钱。这间老房子一时间卖不掉，换房是自己母亲的居住要求，国平很快就把建英需要的钱交到她的手上，还另外多给几万，用作装修的补贴。在建英带着梅芳考察十几间房子后，梅芳最终选定一间有着巨大开放阳台的电梯房。房子的装修又交给国平，半年时间交出答卷。

一段时间的通风之后，梅芳居住住进去，她终于如愿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梅芳在这间新房里走完她最后的路，最终在北岗镇去世。锦程大学毕业选择不再回到家乡。因为锦程在新城市的安置，所以建英只能将房子卖掉。短短五年，这间房子价格，如过山车般，先是上涨再是下跌。距离建英买入的时候，价格已经跌去百分之三十，这也是建英第一次投资亏损。

十三

梅芳和丽茹之间有一个无法弥合的裂隙，那就是丽茹没有为李家生男孩。这件事梅芳认为是自己的责任，老李家要传宗接代，需要孙子，而丽茹生的是女儿。因为计划生育和作为高校职工的缘故，丽茹不可能冒着丢失工作的风险再生一个孩子。这成为梅芳的遗憾，虽然女儿建英有个儿子，但那是别人家的，她想要自己的亲孙子。

尽管梅芳自己也是重男轻女传统的受害者，在亲生父母又生下一个儿子的情况下，梅芳被抛弃，她被送给南城县一个没有女儿的家庭抚养。抚养家庭并不是想要女儿，而是儿子太多，想为将来找不到老婆的儿子做好准备，养一个童养媳。虽然最终计划失败，梅芳在劳改农场工作时遇到与旁人截然不同的李平，脱离抚养家庭结婚。

李平没有因为生儿子给过梅芳压力，虽然他也想要儿子。但他了解科学，知道这是男人染色体决定而与女人关系不大，全靠概率，强求不来。对于想要儿子的初衷，更多的，是男人的容错率更高，也许能够帮助这个低谷中的家庭摆脱困苦泥潭。他的儿子建平确实也有做到他所期望的开拓。

如此种种，李平虽然设想过，但并不在乎。他李平是李家的长子长孙，他也曾满腔热血以期成就一番事业，可现实中他却成为一个不善耕种的普通农民。时代洪流对人而言是不可逆的，顺势而为不可强求，性别远没有时代重要。

梅芳考虑没有那么复杂，在她看来，自己因为女儿身被轻视，只有生育儿子才能改变这一切。在第一个孩子建芳出生后，她紧接着就筹备再生一个，暗暗许愿一定要有个儿子。一年后，终于如愿生下建平。儿子是她的徽章，她也是有儿子的人，虽然她是重男轻女的受害者，但是现在她站到鄙视链的顶端，可以鄙视不生男丁的女人。

这是土地自古延续下来的农业生产惯性，男丁代表着生产力，代表着食物。所谓“重男轻女”，更正确的描述应该是“重生产力工具”。若女人能产出更多，自然“重女轻男”。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度加强这个惯性，男丁分的比女眷多。虽然从更早起，国家的产业发展就有计划地从小农向工业发生转变。中途虽然各种客观现实带来的挫折让这个转变过程延缓甚至阻滞，但一直未曾停止。大多人看不到这个时代变化的必然，小农惯性依然继续无差别地落在个人身上，通过老一辈人向新一辈人传递，成为滞后的政治正确。无法通过言语说服梅芳接受现实，早年丧夫后拉扯几个子女的苦难，成为她坚持要亲孙子的底气。她的坚持也成为建平与丽茹之间关系的巨大阻力。

梅芳眼中的重男轻女甚至不是她自发的。每个人会自动找到现状之下短期收益最高的方式，然后作用在自己身上。所有保持惯性的人，能得到眼前的满足，但在转眼间的下一个时代来临，付出代价。在当下主动思考的少数人，在转瞬而至的下一个时代，得到奖励。让世界永远鲜活。男丁能种田，工分高，得到的粮食多，家人就能吃饱。这是梅芳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惯性，半个世纪过去，梅芳依然在向她的后代传递她自以为的正确经验。

梅芳所认为男丁的好，和产生这一结果的思考方式，是大多数普通人将问题简单化的典型路径。起初，大家追寻的都是美好，与身份无关。但随着美好与身份之间相关性越来越大，将问题简单化的人就会把美好与身份之间的相关性简化成因果性，转而去追寻更易量化的身份，并认为某种身份自然拥有某种好的属性。渐渐这个简单化的观点成为共识，人们忘记初衷，转而追求更容易定义的身份。

不是因为是儿子所以优秀，而是优秀的人恰巧是儿子。

生儿子没有减少梅芳的苦难，反而倍增。丈夫早逝后，梅芳一个人抗起这个家庭，抚养四个孩子。因为有儿子，她更多地付出教育资源，更多地省吃俭用。但恰恰因为她对于有儿子的优越感，虽然生活困难，但仍然支撑着她前进。如果没有这份优越感，她就无法在苦难下挺直腰杆，这个家庭早已分崩离析。

母亲早年苦难下的坚守，令建平对其十分敬重。母亲为子女们经受的苦难，让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满足她。并且生儿子这件事这也不光是梅芳的想法，建平自己也想要一个儿子。他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对女儿云锦并无保留。只是单纯因为自己能力之内，可以养得起更多的孩子，而对于专注于自身事业的丽茹而言，这件事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梅芳确定丽茹不会再生儿子之后，婆媳的矛盾就日益公开化，并且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建平试图调和，但总是顾此失彼。

建平和丽茹刚生孩子那会儿，梅芳因为照顾云锦和丽茹住在一起。梅芳正准备午餐，在冰箱的角落找到一盒猪肉。肉已经变质，梅芳把丽茹喊来，让她帮忙闻一闻。丽茹凑近，梅芳却抓起生肉，塞进丽茹嘴里，引得丽茹狂吐不止。

后来云锦大些，梅芳拿着自己破损的衣服向这个孩子告状：“你看你妈妈多坏，故意把我的衣服剪坏。”孩子把这些话天真地一字一句转述给自己母亲，战争随即在家庭里爆发。

婆媳两人无厘头的矛盾迭出。母亲一辈子的付出，让建平无法像对待旁人一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亲孙子这件丽茹不可能妥协的事情，意味着婆媳战争的无法终结。建平无奈之下，只好将梅芳送到建英身边，从而平息自己家庭的干戈。梅芳回到南城县的确帮助建英许多，但矛盾同时从梅芳与丽茹之间转移到梅芳与国平之间。建英对母亲的无条件支持，倍增她与国平夫妻间的矛盾。

建平与丽茹离婚后再重建家庭，生下男孩，但他们的女儿云锦并不知道父母早已离婚的事实，并且因为买房已经第二次离婚。在她看来父亲只是在别的地方工作，也常常回家，自己的家庭其他幸福的家庭并无二致。云锦一直在母亲身边长大，相较于父亲，她更加亲近母亲。

建平再婚生子时云锦已经大学，这个消息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丽茹，当她得知后。随即开始采取报复行动，在已经离婚的前提下，向建平索要几十万钱财后，她依然觉得不够。找到建平的单位闹事，要求公司将建平辞退，同时各处造谣举报，极端地试图通过威胁拿走建平的所有财产，并将建平送进监狱。

为尽量多分建平的财产，丽茹需要获得其他的助力，她在女儿云锦面前诋毁她的父亲。并且告诉云锦，如果把建平的财产争夺过来，最终都是她的，否则会便宜她同父异母的弟弟。丽茹的说辞打动云锦，她大概了解父亲的资产，为了金钱，她也决定施加自己的压力。

不仅是这件事，早先建平就已经惹恼云锦。云锦即将大学毕业，希望出国留学。所需费用极大，丽茹将事情推给建平。建平向女儿客观表达自己的意见，留学可以，但是需要理清逻辑。外国有什么内容，是她认为中国学校不可替代的。国平让云锦回答这个问题，云锦自然答不上来。

云锦不像自己母亲一样目标清晰，也不像自己父亲一样理解时代。云锦这一代人，生在时代繁荣极速膨胀的阶段，物质丰沛而思想匮乏，在无数个不必要的选择中消耗自己的时光，却认为选择是他们的特权。云锦从小在大学长大，生活环境优渥，周边同龄孩子大多会去海外留学。象牙塔里的她对外国停留在书本中的浪漫想象，让她十分迫切地希望出国留学。

建平有着一种朴素的判断，当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人也觉得某件事景气，那这件事的价值就已经消耗殆尽。但建平无法这样与云锦对话，只能引导云锦充分了解她打算去做的事情。但这一切，最终在云锦看来，只是建平故意刁难，父亲是舍不得他的钱。

丽茹明白建平的正确，女儿的目标太过模糊。如果云锦准备像她当年一样留在高校，那国外的经历会成为她的镀金。但除此之外的情况，建平的质疑更加实际。丽茹虽然明白，但没有选择站在建平一边，给云锦解释建平的本意，也没有尝试让云锦更加了解她的决定。因为她与建平的战争已经开启，她需要一个盟友。一个建平不会攻击的盾牌，用来完成自我保护。她滥用建平的责任心，用自私把女儿拉进她与国平的战争。

婚姻法自有夫妻共同财产的划分，丽茹和云锦自能继承她们应得的部分。但云锦为扩大本不属于她的利益，半推半就地加入父母的战争。女儿的单方面攻击让本对云锦带有歉意的建平大松一口气，失望随之而来。随着金钱一起消失的是建平的负罪感，这桩婚姻里他唯一觉得最亏欠的是女儿，如今也已两清。

伴随着社会的私有化，没有任何在私有化层面取得成就的人，能在向往公有的道义上洁白无瑕，这是哲学的必然。丽茹的行为撕掉曾经夫妻的最后体面，两人曾经的无间和秘密成为丽茹的攻击手段，建平对女儿的爱成为丽茹的自我保护手段。因为女儿，建平没有展开对丽茹的攻击，但两人从亲人从此成仇人。

云锦不仅完全一边倒地站在母亲一边攻击父亲，并且在母亲的指示下，要求周围的人，也要选边站。不明就里的锦程，因为不想掺和这段混乱关系被其拉黑，被扣上不知感恩的帽子。丽茹也反复联系建英、建芳，希望她们谴责建平，诉说这些年的不易。

因为锦程曾经在丽茹那里读书多年，一边是哥哥，一边是嫂子，建英只能连连安慰。直到当她得知丽茹在举报建平，试图把送建平进监狱，丽茹致建平于死地的行为惹恼建英，要钱可以容忍，拿到钱不知满足，竟然想毁掉别人的人生。建英终于与丽茹撕破脸，从此没有转圜余地。

建平因为女儿高中读书方便，同时对房地产市场的敏感。特意叮嘱，希望丽茹买下女儿学校所在市区的房子，方便读书的起居。百万房款全部给到丽茹，丽茹或是因为不懂投资，或是没有安全感，拿到钱后便当做什么都没发生，钱到手便进入她私人口袋。

再后来，当云锦高中毕业房价就已经翻倍。当建平知道丽茹没有按自己指示行动之后，两人就再也没有经济上的合作。更多的，是每隔一段时间，丽茹就会借着某个由头，向建平支取一笔钱，然后存进自己的户头。

从此之后，建平投资事宜情愿跟妹妹建英商量，也不再跟丽茹讨论。因为丽茹真正擅长的事情，是她的高校教职，所有建平的提议在她看来都是冒险。虽然不想冒险，但冒险投资之后的收益，因为夫妻关系的事实，却是有她一份。丽茹只要收益，不要成本。虽然在丽茹眼中看来的冒险，建平已经思虑周全，但建平的思考过程，丽茹并没有兴趣了解。不过，建平把自家事情与妹妹建英商讨而不过问自己，却导致两人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

丽茹在高校的工作虽然比起她的兄弟姐妹收入可观，但更多是身份上的尊崇。丽茹想获得的物质条件依靠她的收入是完全不够的，金钱上的满足全靠建平。建平跟着父亲李平的视角，观察社会，找到切入的机会。他跟着时代开放的步伐扩大自己的资产，在丽茹看来，这个男人的金钱好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双方两地分居的事实下，只能尽量多拿多要，以安抚自身的不安全感。

丽茹心情苦闷的那段时间，常常深夜致电建英，那时双方还没有因为丽茹致国平于死地而撕破脸皮。建英每天强撑着困意安慰自己的嫂子。直到丽茹说出一句话，建英第一次对丽茹发火。

“我一个人在家，建平在外，我每天守着活寡。”丽茹向建英哭诉本能的不满。

这分明是丽茹自身的选择，如今却堂而皇之成为不满的根源。这句话一下点燃建英的愤怒，“那你去外面找男人。”说完，便挂断电话。这个问题戳到建英的痛。

夫妻间的性爱再正常不过，但长久以来对性的贬低，让多数人都避讳这个话题，一旦摊开，有正常性需求的人反而是异类。国平和建英夫妻间，建英是没有性需求的那个人。除建英本身对这件事不感冒外，人的精力有限，家庭债务压力，每日繁重的工作都压榨着她的体力和脑力。随着年纪逐年增大，开始衰老，使得建英对性生活完全无感。

但国平还是正常的男人，更因为没有工作的操劳，显得精力充沛。对于国平，建英开始本能的排斥，并且和日常生活的不满一起互相反复加强。

国平一辈子依附建英，没有胆量再找一个女人，也找不到一个能赚钱养家的女人。虽然在两人争吵时，建英时常放狠话让国平有胆量就去找别的女人，但国平还是环绕在建英周围。夫妻俩都明白怎么回事，但是无法与外人道，她与国平早已相看两厌。也许国平负担起家庭，不让建英过度消耗，会缓解这个问题，但谁也不知道如果。

在建平与妻子生下儿子之后，梅芳已经行动不便，建平妻子带着儿子几次去到北岗镇看望梅芳。建平的新妻子没有丽茹那样体面的工作，但是比丽茹柔软许多，这让建平很受用。梅芳享受了一段做祖母的时光之后，不久便离开人世。长子长孙的愿望在人生的最后得到满足。

梅芳去世后不久，建平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误诊。肺部一个小结节被诊断成肺癌，建平倒是坦然，但这个消息让建英几日茶饭不思。

多年城市的拼搏令建平日渐厌倦，他开始怀念起年少时的家乡，他如今明白父亲当初回乡避祸的话。父亲眼中小乡村的自给自足与外界解耦，让其可以自成系统，独立存在。父亲没能想到的是乡村在时代大潮下衰败成如此景象，竟一寸田地也不剩下，更别提自给自足。但建平依然想回到家乡，他已然接近晚年，物欲不像当年那样旺盛。他需要一个慢下来的地方，深圳已经不适合他。

建平按照父亲李平的规划，计划回到富山乡建房，准备自己晚年的生活。当然人是无法回去的，丽茹和云锦的联合掠夺，把建平人生积累的资产夺去大半。为了儿子他还需要继续赚钱。建房的事情自然就落在建英身上，建英会应承这件事，不仅是因为哥哥这些年对她的扶助。更多的考虑是，母亲去世后，建平是她的支柱。建平被女儿背叛后，身体也每况愈下，建英不忍看到建平晚景凄凉。

建房的土地是之前国平养鸡的老屋，地皮靠近山地。国平养鸡的时候，为获取更多空间，使用围栏框住部分无主的山地。这部分土地地权模糊，如果处理得当，有机会计算成宅基地。建英代替建平在老家处理这些事情，有时需要自己垫付资金，虽然最终建平都会支付。这些事情都是私下操作，连国平也曾不透露，家里金钱的去向不明，这引起国平的不满。

这些年的家庭债务好不容易还清，如今又摊上一桩做完之后对自己家没好处的事情。乡下宅基地只有男丁有名额，也就是说，哪怕处理得当，房子最终也是归建平和四弟。建芳完全不参与，只有建英这个不相关的人在其中出钱出力。在国平看来，虽然这些年家庭的资产增长主要是借助建平的帮助，但这些年还的钱，送的东西已经完全还清人情和债务。并且建房宅基地的争取与自家没有利益相关，建英再努力去争取，最终地皮也是哥哥弟弟两个男丁的，做好没人会感谢，失败惹一身骚。

国平的立场是他自己，其次是他和建英的家庭，因为这个立场，他不承认建平的巨大贡献，单单想避免后续的风险，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思路，避免风险是第一位，其他都是次要的，哪怕不作为。国平是带着偏见的，偏见来自于他自身的体验。如果是旁人不带感情只算数额的考量，国平建英所支付的成本，相较于利用建平资金产生的回报，是微不足道的。

但这些年的节衣缩食，对于国平而言，情感上，给付出的成本作出大大地加权。仅仅这些数额付出，对于国平的能力而言，已经压迫他大半辈子，他把痛苦也算作自己的付出。利用建平资助所产生的回报，所有人都认为是建英的功劳，而国平只是坐享其成。建英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令国平更加厌恶家庭所承担的风险，得好处与他无关，一旦出现问题，他却得一同承担。

建英无法认同国平，哥哥建平为这个家庭付出的资金和心力，难以为报，并且建平并不为此骄横，建英十分感恩。她也有自己的私心，房子建好之后，她想从中也分得几间房，可以年老之后与哥哥建平住在一起，她的计划里没有国平。

半辈子过去，建英早已打心底不认同国平，她的立场只是自己，或者“我和我哥哥”，再或者“我和我儿子”。

建英和国平关系的彻底崩溃发生在建英处理宅基地的过程中，经人介绍，有一位南城县离休老干部愿意在宅基地问题上提供帮助。为讨论其中细节，建英需要经常与其私下讨论。过高的频率引起国平的警觉。

一天，国平工作回家后发现店门紧闭，于是拨通建英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里。”国平平静的询问。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但是国平能听出那是在一个密闭空间。

“你现在到底在哪？”国平略微提高声调。

“我在店里。”建英回复。

在手机听筒安静的背景底噪下，国平隐约听见一声轻微的喘息，一个场景立刻在国平的脑海浮现，国平瞬间暴怒，吼道：“我现在就在店里，你现在滚回来。”

事情的最终真相不得而知，在国平眼中，是建英为娘家的事情出钱出力甚至出卖身体。而建英的解释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全是国平的臆想。两人谁也拿不出确定的证据。这桩事情在北岗镇最终闹到人尽皆知。

十四

锦程小学六年级离开北岗镇，去到丽茹担任教职的大学，在那里的附属中学里念书，与镇上发小们的联系逐渐中断。当三年后锦程再次回到北岗镇念高中，当初一起嬉闹的发小们大多已经辍学，开始在家帮父母看店。等到锦程大学毕业，他们或是继承家里的店铺，或是留在北岗镇当地，亦或是去到南城县周边的其他工业园打工，也纷纷开始娶妻生子。

早年几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各家经营的店铺都是从国营碾米厂租来，互相离得极近。孩子们一起长大，打打闹闹，感情极好，每天轮流去各家看电视。几个小不点，排排坐，枝条一样纤细的手脚用奇形怪状的样子缠在一起。电视里最近热播的是“天龙八部”，几个孩子学着“天龙八部”里乔峰、段誉、虚竹结拜，按年纪排座次，锦程是老四。老大从家里偷来爸爸的白酒，大家一人一杯喝下肚去，从此就结为异姓兄弟。

几个年纪小的孩子，捂着嗓子咳嗽不止。只有年纪稍大的孩子，虽然满脸通红，但是依旧假装坚强。晚上，父母们看着几个孩子一身酒气，晕晕乎乎地到家，还没来得及教训，孩子们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直到第二天天明，孩子的父母们才知道他们的结拜故事，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朋友们之间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锦程小学第一次离开南城县的时候，那时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通讯软件。临走那天，几个朋友恋恋不舍，约着写信联系。但孩子就是孩子，一两封信之后，更好玩的事情便吸引注意力，互相的联系就这样中断。碾米厂的铺子拆除之后，各家去到不同的地方开店。虽然都在一个镇子，但却难以见到。

再次相见，锦程已经在读大学，年节时回家，几人在镇上相遇。这时大家都有手机，才各自把联系方式加上。但联系次数却是少得可怜，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就这样躺在彼此的通讯录里。只是这个时候，锦程发小中已经少了一个人。

锦程在六年级暑假离开北岗镇，假期尚有暑气余温的时候，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听到一个消息——“阿峰”死了。阿峰是锦程几个发小中的老大，他比锦程年长三岁，按说这个年龄差的孩子差已经玩不到一起。但是因为父母的店铺开在一块，北岗镇的孩子们自发地把镇子分区，不同区域的孩子有自己的地盘。碾米厂的铺子是一个独立区域，这里的孩子们天然就是一个集体，阿峰作为这一块的老大，有着保护小弟的义务。

阿峰是淹死的，在流经富山乡的那条浅浅的小河。那时河水还清澈，周围的孩子都在里面玩水，锦程小时候父亲也经常带他来这条河里钓鱼。阿峰在水中挣扎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岸上亲眼目睹，可不知怎么得，没有救回来。父子俩是去游泳的，阿峰父亲先上岸，悲剧就这样轻易发生。

锦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吃午饭，建英打电话过来说这个事情。锦程如遭雷击，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死亡，胸闷，心脏也会揪着痛。虽然锦程此时已经与阿峰许久未见，但此刻，阿峰挂着水滴紧闭双眼的娃娃脸却如此鲜明地浮上心头。

“你要注意安全，不要去游泳。”

“白发人送黑发人，阿峰的妈妈眼泪都哭干了。”儿子不在自己身边，建英只能连连嘱咐，恨不得可以把话印在锦程的脑袋里。

阿峰快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南城县的计划生育还在进行，但是已经不再严格。阿峰的妈妈从店铺里消失一年，回来时带来一个女儿。她是回到富山乡生孩子，乡村比镇子隐蔽，为躲避计生的检查，她在村子里怀胎十月生下女儿。阿峰从那之后，一直跟几个发小诉苦，说讨厌妹妹。问他讨厌妹妹什么地方，他只是一直说妹妹长得丑。

孩子懵懵懂懂，阿峰那个年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讨厌什么。那个时候，在镇上开店的人虽然比种田富裕，但物质并不丰富。有妹妹，本属于阿峰的那份东西就要分一半出去，他才觉得妹妹面目可憎，可他妹妹明明就是就是个洋娃娃般的可爱孩子。阿峰去世的时候，他的妹妹刚刚三岁。好在有这个女儿，多少能冲淡阿峰父母中年丧子的痛苦。

自从阿峰的妈妈生下女儿，锦程几个发小的母亲都纷纷开始偷偷生孩子，只有建英一直不为所动。她从开店起就定好方针，一个孩子就已经足够，她需要自己的事业。话虽如此，有时见人儿女双全她也眼馋，这个时候怨气就会落到国平头上。若不是他不出去干活，家里钱够的话，她也能再生一个孩子。建英像所有人一样觉得，独生子，不免会有些自私。

锦程初中离开北岗镇，两年后，第一次回家，他便急不可耐去找寻这几位好朋友。时过境迁，孩童时期的发小与自己已经变得生疏，锦程热情的招呼与发小们淡漠的回应让锦程有些尴尬。只有去到新环境的锦程还封存着往日的回忆，停留在北岗的同伴们的记忆，伴随着时光侵蚀，其中锦程面孔的位置已经渐渐模糊。锦程的想象还停留在离开之前，但事实告诉他，时间会冲淡一切。

当锦程再次离开北岗镇，去到大学，留在本地的发小们也在南城县各自离散。大家虽然有联系方式，却更加不联系。直到锦程大学毕业，去到建平所在深圳市，开始工作之后。

手机上有时会突然亮起熟悉的名字，开始锦程还觉得惊喜，后来无一例外都是借钱。反复几次之后，锦程终于将借钱的两个发小号码通通拉黑删除，算是彻底断联。锦程无法信任连自身财务也无法周全的人。

“房子、车子、妻子、孩子”，这是锦程这一代人必需要完成的四桩事情。再早，只有两桩，妻子和孩子，买房、买车是锦程这一代人新增的事项。伴随着南城县的城市化，学校和医院在县城兴建，早先莲花、富山一众围绕着北岗镇的乡村之中，学校、诊所纷纷关停。更远乡村中的人口也纷纷涌入南城县下的北岗镇，乡村萧条的同时，县城的房价水涨船高。如今，在县城买上一套房子，成为结婚的必要条件，车子，则是锦上添花。

这些额外的成本对于停留在南城县，依靠简单劳动获取收益的锦程发小而言显然不够。对于他们深深在土地扎根的父母而言，虽然他们也没有增加收益的方法，但繁衍后代依然是他们心中最紧要的事情，至于繁衍后代需要的增大的开销，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各地物质消费大同小异，但是收入水平却大相径庭。还停留在南城县的锦程发小们与锦程一样，都能从网络上看到最时兴的事情。但是小城的收入，哪怕剔除自身组建家庭之后的开销，也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况且他们还有老婆孩子。借网贷就成为他们的选项之一。

打电话来借钱的两个发小，一个叫“钱坨”，另一个叫“洋洋”。“钱坨”是南城县的方言，意思是败家子。说起来，这个绰号还是他爸给他起的。他家开的水果店，逢年过节还卖焰火鞭炮，算是周围最有钱的人家。钱坨从小成绩就差，他爸爸常说他这个儿子是个化粪池，钱进去，屎出来。慢慢地，大家都忘记钱坨的真名，周围不管大人小孩，都喊他钱坨。洋洋则是名字里有个洋字，大家就这么称呼。

大学毕业后的那几年，家中亲戚总是旁敲侧击让锦程过年回家。锦程也是后知后觉，在此之前父母的关系就已经行同陌路。只是想要儿子结婚时好听一点，能有一个父母家庭幸福的名义，才一直凑合在一起。但后来锦程婚姻一拖再拖，国平和建英的婚姻却没持续到那个时候。

过年时节，从深圳返乡一票难求，锦程通常一个人在外过年，他并不觉得孤单。锦程对家庭的依恋很早就被斩断，他清楚地意识到哪怕是家庭成员，互相理解也是艰难的。人生方向和频率需要同时一致才能彼此理解，而每个人自身的独特处境和立场，让理解这件事几乎不可能发生。朝夕相处并不能使两个人走近，理解需要花费心力，大多家庭成员也只能是熟悉的陌生人。与其空耗精力，不如将时间花在自己身上。

农村新增人口永不分地的政策，以及城市现行的私有财产结构，让锦程这一代人的肉体，无论在城市和乡村，都没有财产关系可以承载。锦程这一代是悬在半空的一代人，既不能回到乡村，也不能融入城市。相较而言，时代给锦程这一代人唯一的选择，就是在城市里做新时代的无产佃户，只有这里的劳动力收益才能勉强维持他们的自身运转。停留在乡村，只是伴随乡村一起熄灭。

驱使锦程每年一度回到老家的，只是想象中的团聚温情。但无例外地，一到过年，家里总要闹出莫名其妙的矛盾。或是父母双方的，或是父母和自己的。在过去，虽然知道矛盾必然会发生，但是家乡总有一股莫名的惯性吸引着锦程返回。但当锦心中规划明确，惯性就不足以驱动锦程去作出违背本心的事情。

锦程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锦程开年就得到消息，“洋洋”自杀了。

后来锦程才知道，钱坨和洋洋，是互相推荐着开始借起网贷的。为偿还网贷，他们借遍身边人，最后也没填上窟窿，反而让债务人尽皆知。几万的网贷利滚利，变成几十万，借的钱一时间还不上，债主们为要回自己的钱，在除夕堵门。

钱坨和洋洋的家都在富山乡，他们家的房子离梅芳的老屋很近，一前一后排着。村里人对要债已经见怪不怪，十年前是村里人出门要债，如今是别人上门要债。十多年前，开发区还在建。富山乡离得近，村民就近去工地干活。工地的工资一年一结，平时就给一点生活费。每到过年，工头们就会生出各种理由拖欠工资。工头多是南城县原来的地痞流氓，靠着房地产富裕起来。村里人一到过年就结伴去工头家里要账，人多，包工头才不敢动粗，看着明年还要用人的份上，多少总会给点。

如今村里各家多多少少都有年轻人去借网贷。年纪大一些的老人在一起闲聊，都不明白现在这些年轻人，为何都喜欢借钱花。洋洋家早先在镇上开包子铺的，家里老人健在，都靠他父母赡养，家境不富裕。临到过年，有人上门要债，纸包不住火。

堂屋里站满要债的人，房间中间点着火盆，众人香烟一口接一口，烟雾缭绕。中间的火盆映照着的逃债的债主们，在墙壁上影影绰绰，活像一个个禁锢在密室里的厉鬼。家里有老人，闻不得烟味，熏得直咳嗽。洋洋的父母站在一旁，也不敢开口，怕惹恼债主。一群人就这样熬着，洋洋一家人乖乖听着债主叫骂，陪着笑脸连声安慰。话虽骂得难听，但也得受着，毕竟欠债还钱，钱还不上，总得让人发泄。一直熬到深夜，洋洋父亲给每个上门要债的人意思几百块路费，人群才散去。

债主一散，堂屋安静下来。上座传来一声暴怒的吼叫：“畜生啊。”

是洋洋的父亲，他站起身，抬手就要往洋洋脸上招呼。洋洋的妈妈，和家里的老人赶忙阻拦。洋洋只是侧着脸，还是站在堂屋一角一动不动。

“一家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哪知道会出你这么个败家子。”

“之前小时候还挺乖，越长大越没用。”

“你怎么不去死啊。”

洋洋一直低头不语，债主和父母的话都好像打在棉花上，可父亲最后一句话好像触动他的心弦，洋洋头也不回地跑出家门。

一家人再聚，是在医院的太平间。洋洋在富山乡旁边的小河自杀。那孩子会游泳，但已经死心。在除夕夜，一个人孤零零地跳进冰冷的无名小河。

父母悔不当初，但已成定局。几天后，洋洋的母亲因为无法承受儿子逝去的痛苦，在家喝农药自杀。一个家庭，转瞬间就被冲垮。

钱坨家尚有积蓄，父母把家底掏空，给他填上网贷的窟窿。虽然被上门要债，虽然丢脸，好歹人活着，人活着总归有希望。

钱坨父母的积蓄都拿去给他填窟窿，本来已经赋闲在家的老人，重新出去工作。他的小家庭也是树倒猢狲散，他和妻子年纪都轻，父母赶鸭子上架地把婚姻促成，二十来岁就生孩子。孩子生孩子，就像玩闹，背上债务之后，夫妻两一拍两散。离开北岗镇去更远的地方打工，算是逃债也算是赚钱，留下债务和儿女。

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汹涌私有化浪潮，所有人或主动或被动地追逐着工商业的高利润。为了工商业利润更加顺畅地流通而对社会同步的建设，让最普通的人生活也得到改善。最擅长私有化的一帮人汇聚在一线城市，造出互联网金融这么个东西。他们不再建设，也不满足工业乘数级的利润，却要追求更高的指数的复利。钱坨和洋洋这两个小镇青年，自身的积蓄还是逐月累加，甚至无法增长，而借贷却是指数翻滚上涨，眼看着复利把自己压垮。

对于生存在产业利润微薄、逐渐熄灭小县城中的青年而言，这种剥夺方式不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思维上的降维打击。最终以他们不知道的方式把他们的生命都给夺走。

钱坨和洋洋以及他们父母直到最后，能得出的结论也只是不该借钱。但这只是不过时代的一角，私有化对利润追求的同时不断推社会高成本，这样的高成本，除了大城市的劳动收益可以勉强支付外。对于南城县这样一个破败小城而言，这不是它能负担的事情。

这是私有化开启后必然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多。人与人的能力有高低，不同的私有化亦有高低。南城县也在私有化，那里的居民都比早先富裕。但县城下的小乡镇与超大城市之间私有化能力的代差，最终演化成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单方面剥夺。

共产主义只能在无产阶级之间实践，因为他们瓜分的是有产者被定于为“非法”的产，无产阶级一旦有产，他们就不想与其他人共产。

若是南城县还停留在老周那个小农的时代，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环境中，就如同当初的中国。开始的日子虽然困苦，但内部完成资源的流转。资产增值虽慢，但总归会越来越好，不至于被看不见的人掠夺。不过人总要比较，总要觉得自己应该强过他人，又或者觉得公家便宜不占白不占，最终打破稳态，把所有人丢进开放环境。大多人的能力是无法参与充分竞争的，但这是大多人自己作出的选择，怨不了谁。

如今完全开放的南城县，得不到大城市追逐的高利润，却要承接它们衍生的高成本。网贷的破坏力只是时代的一朵小浪花砸在南城县，然后滴落在这两个小家庭具象的显现。

所有事物只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庸只是美好愿望。

锦程那一群北岗镇一起长大的男孩中，年纪最小那的，绰号“鼻涕龙”。他比锦程还小两岁，话还说不利索的时候，就流着鼻涕，跟着锦程一帮男孩身后。“鼻涕龙”母亲嘱咐几个大孩子玩耍时帮忙照看，孩子们一起疯玩，“鼻涕龙”鼻涕流出来老长。每当此时，锦程几个就会想起“鼻涕龙”妈妈的话。几个孩子轮流照看，说是照看，也只是抓起“鼻涕龙”的袖子在他脸上乱抹，把鼻涕在他的脸上涂得龙飞凤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才给他这个绰号。

每次北岗镇赶集结束，锦程一帮人就会去到菜市场的肉档搜索。肉档开在市集最深处，长长的两条案板，面对面开着。十几间档口，老板的钱袋都放在水泥桌板下，生意忙时，现金随手丢进袋子。有时不留心，就会把硬币或是钞票遗落在脏兮兮的角落。若是收摊的时候没发觉，这些钱就是锦程和发小们的战利品。

捡到钱的众人就在小卖部集合，一块钱就能买到十根辣条，每人能分到两根。

众人小弟的“鼻涕龙”，却是锦程还停留在南城县的发小中最稳妥的。他的母亲早年开裁缝铺，就在建英隔壁。后来铺面拆除，建英买下隔壁楼的店面，他家觉得店铺太贵，买下来不值当，还来劝过建英先。只是后来，随着周边乡镇学校和医院逐渐关停，教育和医疗资源向南城县汇聚。越来越多人涌进南城县，来到北岗镇，这时候店铺和住房想买也买不起。

锦程考上大学后，“鼻涕龙”没有继承家里的裁缝铺，南城县开裁缝铺的一般都是女子。他虽然成绩不好，但是还是考上大专。毕业后在北岗镇上的汽车配件工厂干活，算是南城县最好的工作之一。

两人在路上碰面，算起来两人已经快十年不见。锦程没有像小时后继续喊他的绰号，而是他的真名，王磊。王磊与父母住在富山乡的自建房里，父母拿出积蓄，要在镇上给他购买新建的商品房，准备结婚。工作两年就购入一辆小汽车，每月工资偿还车贷。每天下班汽车开进村里，全家人都觉得有面子。

锦程在深圳的工作是工程师，他刚开始在城市站住脚，在一家小公司。虽然比起家乡的发小们工资尚可，但相较于建英从各处街坊打听来的大城市收入水平，锦程的工资显得十分普通。家乡发小们此时几乎全都结婚生子，锦程却在大城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两相对比，锦程在建英眼中就像游戏人间的纨绔。

“工资上涨没有。”

“没有。”

每次通话锦程都能感受到建英的不满，她最关心的是锦程工资是否上涨。建英眼中锦程是不求上进的，工资不高，却每月月光，死活在大城市赖着，却不回家结婚生子。建英身边的同龄人都已经抱孙子，而锦程还一个人在外飘零，婚房已经准备多年，却还是空空荡荡。虽然建英当初也是追逐着新生活，义无反顾离开梅芳和土地。虽然她当初也想拒绝母亲梅芳的要求，但当她成为母亲，也开始这样要求她的孩子。

锦程并不是不想回到南城县，大学毕业之初，那时的锦程还带着对社会浪漫的想象。他去过南城县所在省城的一家公司面试，初出象牙塔的锦程觉得一万块的工资是轻而易举的。但现实把他的幻想击碎，当他说出期望一万元薪资的时候，能看出面试官脸上挂着的不可思议。三千块，不能再多，这是对方的答复。

三千块钱，能干什么呢？虽然锦程所有的发小都拿着这个水平的工资，依然待在南城县这块熟悉的土地上。但锦程有他的不甘，就像当初离开土地的建英一样，锦程觉得自己值得更多。因为这样一个契机的推动，锦程没有被惯性束缚住，就像当初建英离开乡村去到城镇，锦程离开城镇去到更大的城市。

后来再看，锦程方向是正确的。但那时的锦程却是十分苦闷，他仿佛有力使不出。大城市的工资比起南城县的水平天然地高不少，但是锦程只能拿到最低的那一档。虽然锦程工作十分卖力，但得到的却是公司发达后得到期权的画饼。每次与老板聊起工资，老板总能提出锦程可以改进的地方。对于自己应得的工资，锦程反而羞于启齿，好像那时自己不该奢望的东西。虽然收入不高，锦程就这样一直埋头苦干。

初出茅庐的锦程，充满着不安全感。锦程毕业就进入这家公司，拿到他期望中的工资，虽然偏低，但进入锦程给自己划定的安全区。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他生怕现在的钱都保不住。他的能力不是市场定价，而是被雇主一人定价。并且是一个极低的价格。对现状的安全感和不满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让现状一直保持。

连多一倍人生经验的父母都不了解问题所在，初出茅庐的孩子那就更不知道，锦程只能一个人慢慢碰撞，找寻解决方案。只是这个碰撞过程在建英看来是碌碌无为，每当问起锦程工资，发觉与前几个月没有变化，建英便开始唉声叹气。紧跟着就是“那要不你回南城县吧。”“把婚结了，有小孩也行。”后来甚至说出“赚不到钱为什么不创业。”

这样何不食肉糜的野心让锦程更加清醒。锦程试图去理解建英的思维逻辑，建英自身的财富来自国家产业跃迁背景下的杠杆投资，这个经历告诉她靠体力赚钱永远胜不过“钱生钱”。她也想锦程走上这样一条路，但她似乎忽略一点，当初她有哥哥建平注资，有朋友红霞谋划，如今的锦程有谁呢？如今的时代是否还如同她年轻时那般资产价格极速扩张呢？

建英像当初刚毕业的锦程一样，都能看到大城市纸面上的高收入。但不同的是，建英不必参与其中的竞争，也不必理解其中代价，既然身在大城市，那么高收入就应该理所当然。在建英看来，一切只是因为锦程不努力去做。作为生养锦程的母亲，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对锦程提出要积极上进的要求，而积极上进的体现就是金钱。至于其他的东西，她无法看到，自然也不挂在心上。

在建英眼中，读大学，去大城市，就理应拥有高收入。就应该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创业、开公司然后赚很多钱。建英只拿着高收入一项去要求锦程达到，嘴上说着，却不给锦程任何解决问题的实际帮助。她只想得到儿子成功的光鲜，可创业失败的代价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呢？建英只管提出问题，她可以可以不思考这个问题。但这个与自己切身的事情，引发锦程对自身未来的思考。人力总有衰老的那天，那天之后的生活如何维持呢？

锦程给自己的答案是工业化，最终的确像母亲建英说的那样，他需要创业。需要为自己创造一个产生盈余的模式，而不能一直靠身体动能维持生存，身体总有老化的一天。父亲国平起初养鸡也是创业，但那时的国平更多是对现实的逃避，创业不是思考需求之后的结果。虽然国平因为家庭压力而选择养鸡的最终结果建英并不赞同，如今建英却想这般把锦程也推进当时国平那样完全需求未知的创业中去。

建英人生的事业是两段并行，一段是美发，一段是地产。建英进入美发行业的创业，是找到客观现实中北岗镇居民对于美的需求，并予以实践。但后续美学定位的偏差和家庭的内部分工，让她的实践完全背离创业之初的设想。美发婚纱的时尚所在变成一个寻常剃头铺，溢价随之消失。严格来说，建英的主业是失败的。

母亲梅芳的吃苦执念，和建英对母亲的孝顺，让建英在心理和行动上都向着母亲的习惯靠拢。让本该时髦的店铺成为她寻找心理安慰的泥泞耕地。虽然众人都明白土地和粮食的珍贵，但谁会想去遍布泥水的耕地，寻一位勤奋的老农做时尚的发型呢？建英迫切追求财务上的成功，财产积累的急切追求和对母亲的认同，导致建英事事想着节俭和接地气。她的实际行动成为她主业财务成功的阻力。

商业上，没人在乎建英的自我感动。“美学”和“接地气”，这就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桩事情，却这样机缘巧合地被建英内心的自洽捏合在一起。老周最初哪怕只是普通农民，只因一些不一定能成功的机会，把家中的最“体面”的衣服穿在自己在身上，尽最大可能提高事情的成功率。老周不在乎旁人眼光的“体面”和建英在乎旁人眼光的“接地气”，哪个才是真正的虚荣呢？

地产投资是建英的无心插柳，资产价格飙升的时代背景和建平的资金杠杠让她得到超过自己能力的回报。正是建英的吃苦和对母亲关怀，才令她获得建平的资金，并最终令建英财务成功。两段事业在最后合龙，让建英产生混乱的微观认知——她是因为吃苦和努力才获得最终回报。失败全部归咎于国平的不作为，成就全部归功与自己。

建英自身有成功经验，但她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成功，她没有提取自身经验的能力。建英一直以来有的只是敏锐大胆的天性带给她的执行力，这个天性既带给她痛苦，也造就她的财富。她无法总结她当初是如何发觉美发的市场需求，而是直觉让她前进。她无法总结房地产市场上涨的逻辑，而是直觉让她将所有的家庭财富和借贷投入其中。如今她也想让她的直觉指引锦程，但人与人之间无法切身的体会，让建英对锦程输出的只有情绪而没有解决方案。

建英没有能力提供有效的经验，但是过去的成功，让她坚信自己的正确。建英着急忙慌推着锦程向前。前面是坦途，还是悬崖，她并不关心，也没有能力考察。

锦程也无法预料到，早年与家人产生的隔阂无意间竟然成为他对自己的保护，锦程不是无条件信任家人，他不把家人作为自己可以理所当然依靠的对象，始终认为能无条件为自己付出的人只有自己本身。这让锦程成为最熟悉家人的旁观者，不带感情地去观察他们的经验教训，并吸纳为己用。

锦程从长辈的历程中找到可用的经验，创业是在解决问题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需求，创业是必然失败的。创业的投入，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锦程必须为自己开始原始积累。并且，原始积累必须数倍于创业的投入。

锦程不能像高祖父一样，把家人的口粮推进牌桌。灾年到来，让全家为自己买单。也无法像母亲建英一样，幸运地生在国家资产低价，长在国家资产膨胀的时代，还能拥有低成本的杠杆。也不能像父亲国平一样，保守而完全不作为。锦程在家族成员的行事方式中，需要找到一个平衡。在锦程胸中渐渐勾勒出未来的蓝图。

母亲的期望和工资的微薄让锦程苦恼许久后，最终，他在两件事情中找到共同点——定价。雇主对锦程的低定价使得锦程可以用便宜的成本被驱使，为公司创造剩余。而建英对锦程的低定价，则能更轻易地驱使锦程去做她想要的事情，譬如结婚生子。他们并不想等价交换，而是希望通过否定对方价值而使自己可以低成本获得收益。这两件事的解决方案是一样的：市场定价，价高者得。

对问题原因的感知，加上建英的刺激和长久以来对工资的不满，让锦程终于有动力跳出舒适区，锦程开始在市场上投递简历。锦程在公司努力工作得来的经验迎来回报，在面试几家公司之后，锦程的工资轻易翻倍。世界一下变得豁然开朗。

锦程从这个过程中收益良多，定价是一切事物交易的基础。定价能力来源于对事物的足够了解，如果能够对事物定价，那一切都不用心急，时间就成为自己的朋友。只需等待认可自己价格的人，或者去选择自己认为价格合理的事物即可。锦程与建英母子关系则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发淡漠。锦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需要自己定价，而母亲则始终否认他的价值，试图拿到主导。在此基础上的沟通没有意义。

锦程意识到，他应该寻找认同自己价值的人，而不是试图在他身上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母亲。

王磊在家乡购买小汽车让他的父母十分有面子，虽然每个月的车贷完全消耗光他的积蓄。自家虽然一辆电动自行车也未曾拥有过，但到这个年纪，建英开始羡慕人家的孩子有车的体面。

“你要不要也买辆车。”

“你给我钱我就买。”这是锦程对建英的回复。

小镇中的人们，有着循规蹈矩遮掩下的狂野。为追逐虚无缥缈的面子，巴掌大的小镇，每个青年都想要贷款买一台属于自己的汽车，至于债务，并不在考虑范围。买车在制定原始积累计划的的锦程看来是超前消费，原始积累应该放在资产而不是消费品，更不能是消耗现金流的消费品。锦程并不想因为母亲的虚荣而打断自己的计划。

建英的年纪和处境让她愈发矛盾。她想像所有同龄人一样颐养天年，享受孩子带来的孝顺和体面，但是奋斗一生的惯性让她依然努力赚钱。这个想法投射在锦程身上，展现出建英复杂的又矛盾的期望。又想锦程攒钱置业，又想锦程花钱给她体面。

建英矛盾的内心直到洋洋的死和钱坨家庭的负债而被掩盖。从此她不再向锦程要求什么，只是偶尔心急，忍不住向锦程催促。不知建英是真的想明白顺其自然，还是她担心锦程逼急后会走上贷款消费的路。建英一点都不了解锦程，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在锦程身上的，他有自己的人生计划。

南城县像是一个人到中年，却被癌症折磨到骨瘦如柴的汉子。成长过程中，它好像看到希望，跟着国家一起前进，也摸到国家工业化的尾巴，但随后就被时代抛弃。这个时代的宠儿是沿海的加工贸易，身居内陆的南城县不但无法得到滋养，反而要接受沿海的虹吸。就如同当年北岗镇对周边的乡镇的虹吸，锦程也跟随这个虹吸大潮离开南城县。

南城县生命力一直流逝，留在其中的各色人物，也跟着活力流失，甚至失去生命。

十五

锦程四年前大学毕业，加上工作的四年，已经离家八年。父母的情况通过两边的亲属传播过来，消息汇集在锦程这里。毫不意外的，都是站在一方数落另一方的不是，最后补充一句和稀泥的话“你好好劝劝”。

国平和建英都没有主动联系锦程说明原因，锦程也没有第一时间介入。自家这些破事和人世间所有愚蠢夫妻间的婆婆妈妈一样，不关注集体资产的增值，拘泥于身份上的不满足。最终的分裂是他们一生矛盾的总爆发，看到的仅仅是表象，如果双方利益取向不一致，旁人的任何行动都没有意义。

在锦程尚不了解父母之间发生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建英先行离开北岗镇，去到锦程的身边。建英的解释是，国平对她出轨一事捕风捉影，让她在镇上无法生活。但锦程知道这只是借口，为赚钱建英能忍受一切。更主要的原因是，她的理发店，随着老顾客的渐渐离世，已经失去竞争力，房租甚至都赚不回来。那还不如将店铺出租，自己再想别的法子赚钱。锦程还没结婚，她的责任心让她觉得自己还得工作，至少建英自己是这么认为。

在建英的心中，母亲梅芳与哥哥建平的相处模式是最好的，虽然梅芳一直是建平婚姻生活甚至生活本身的阻力之一。丈夫的早逝，让梅芳向建平，投射所有她需要的身份，建平不仅是她的儿子，还是丈夫、朋友、护工……。而梅芳一路走来的苦难，让建平选择无条件满足母亲。建英来到锦程身边，希望能复制建平与梅芳的相处模式。“母亲为孩子受尽苦难，孩子无条件孝顺母亲”，仿佛一出悲情舞台剧。她已经不了解锦程。她认为自己对长辈的孝顺是锦程的最好榜样，她也理应像自己母亲一样等到儿子的回馈。

锦程旁观这些长辈的失败关系，所有人都跨过自己的婚姻家庭与他人构建纽带，用血亲身份标识自己。热衷维护家庭之外的畸形关系，而放弃核心关系。婚姻开始前，父母就应该后退，夫妻第一，子女第二，父母第三，就如同继承顺序的排位。

自家这些长辈，思维卡死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两边分别取得糟粕。不维系自身配偶关系，寄生于血亲关系，推翻自己家庭，又破坏血亲的家庭关系。他们完全不理解家庭的含义，家庭本应该是抵御风险的最小单元，为此，成员都要贡献价值，提供剩余，同时承认配偶价值。而他们，只保留家庭在农业社会下最重要的繁殖功能，放弃家庭在工业社会下最重要的避险的能力。甚至家庭本身就是他们个人的最大的风险，亲手把自己推向注定的悲剧。

最后，家庭崩坏，把希望寄托于孩子，却着急忙慌把孩子推进婚姻，要求孩子重走他们来时的路。

建英来到锦程身边，在锦程处落脚。

“程啊，这个燃气灶怎么打不着。”

“程啊，这个洗衣机怎么用。”

“……”

这是建英刚到时，最常问到的问题。锦程放下手上的事情，反复指导，结果是，相同的问题依然反复发生。建英像是开始享受自己如今这般低能的状态，就像母亲梅芳对哥哥建平的依赖。

这些机器并不是近年才有，老家的店铺里煤气灶、洗衣机虽然陈旧，但一应俱全。锦程这这才发现当初那个可以自学，教授自己追及问题的母亲，如今却连基本的学习欲都丧失。对于国平早先待在家里而不出门尝试工作，建英总向锦程指责国平拒绝学习。而如今建英得到想象中可以依靠的对象，同样选择国平的老路。这是人性使然，所有人都享受不用付出成本的关系。

“以后这些事情，你去问别人，或者上网查。”

“丢掉你眼中拖油瓶的丈夫，是你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就要承担后果。”

“他之前做的事情，你现在要自己做。”

伴随锦程话语而来的是建英的哭诉，自己人生如何不幸云云。锦程恍若回到童年，就像父亲重复告诫“多做笔记”一样，母亲对人生的不如意也是从小到大千万遍地重复。宣泄情绪而不提供解决方案。

建英已经比绝大多数同龄人都要成功，生活却一如既往困顿。她来到新的城市，却无心休闲，锦程带她出门外出游玩的提议，都被她以“我要赚钱”的名义推脱。建英每日在锦程住处附近走街窜巷，寻找可以开店的地方，最终物色到一间十平米见方的小铺面。

建英从来只需要在店里赚钱，其他一概由国平照单全收。这些事情无法明确定价，当然也无法货币化，因而被建英当做没有价值。从零开始一家店的准备，本来是国平的活，现在落在锦程手里。锦程有自己的工作，无法事事照看着建英。开店的工具、证件一切的事情，建英都一窍不通，着急上火，她便在锦程面前哭泣，让锦程心烦意乱。

建英晕车，但开店办证的准备过程不免来回奔波。建英的手机号是国平使用自己身份证帮忙办理，办证需要身份识别，为此只能使用锦程的信息。因此导致的第二职业问题，差点害锦程丢掉工作。锦程只得带着建英重新办卡，再走流程。

锦程带着建英坐车，建英吐得七荤八素。锦程打趣道：“你老公呢？他不帮你跑吗？。”

“死了。”建英依旧嘴犟。

倘若没有国平的支撑，建英的前半生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双方的组合完美，只是性别互换，便造就这个结局。双方的这种组合方式决定，国平的价值是建英定价，而建英选择让国平一文不值。如果性别调转过来，一切符合旁人期待，也许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这样的问题，还算是问题吗？

锦程协助建英开起理发店后，便坚定拒绝母亲希望与自己同住的要求。在锦程看来，建英既然选择离婚，就要同时承担离婚的代价。他不会把与母亲的关系作为自己的核心关系，这种滥用身份而非等价交换的关系，只会让帮助变得廉价，而对方不知感恩。最终让一方，或者双方，都变成巨婴。

锦程住的房子很小，是城市里的农民房，没有房产证，但比起商品房便宜。这里是城市的贫民窟，租住着无数无法支付高额房价的普通人。这里的人像工蚁一样维持着巨大城市的运行，维持着城市的光鲜亮丽。锦程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房子刚买下时，锦程刚毕业不久。在建英反复确定锦程不会再回到老家之后，建英变卖北岗镇那间起先为梅芳准备，后来计划给锦程作为婚房的住宅。加上锦程自身的积蓄，购入这间小房子。房子在锦程名下，建英又向哥哥姐姐借钱许多。

买房的决定是建英作出的，锦程住着，从此不用交房租。

锦程刚毕业，终于能够自己赚钱，除每月的房租外，他所有的收入都用来满足童年时物质上的匮乏。物质匮乏让锦程甚至无法想象挥霍，当必要的衣服鞋子置办妥当，物质便得到满足，锦程又陷入新的空虚，他没有目标。

当建英提出买房时，锦程并没有接受或者抗拒。每月的租金上交虽然肉疼，但却理所当然，锦程还没有体会到地租和债务对自己财务的破坏。而是后知后觉，以此为契机开始自己的规划。最开始的几年，每到年终，锦程就会拿出当年所有的积蓄给到建英偿还债务，每年伊始，再从零开始。工作几年之后，锦程渐渐有自己的规划，但每到年终，建英就开始敲打锦程，该还债了。锦程模糊中仿佛找到想要尝试的方向，但苦于没有资金支撑自己的任何尝试。对于每年向母亲偿还债务，锦程也觉得理所应当，是建英帮助自己。每年空空的口袋和日益完善的人生计划的矛盾让锦程烦恼但无可奈何。

随着锦程工作上的跳槽成功，工资水平迈上另一台阶之后，连带着未来的规划也变得清晰。

地租是千百年一直存在的东西，当它私有而不投入公共事业时，就是在以不断攀升的利率从实体经济中抽取利差，是一种社会层面的剥削行为。地租问题只是在老周父亲那个时代得到短暂解决，随后一个个新地主重新出现。就像当初的周家长房一样，把田地里佃户的收成拿走，留下佃户不至于饿死的口粮，买更多的地，或拿去其他地方做买卖。

房东拿走“锦程们”微薄收入的一部分，留下口粮，也去做他们觉得收益更高的事情。历史转一圈，佃户的孩子还是佃户。毛泽东文化发动大革命初衷想规避的事情，终究再次重演。

这是历史必然，再聪明再伟大的人也不能颠覆，这是人类悲剧的根源，数百年为周期循环往复。要调动积极性，必然需要私有化，私有化就必然导致资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对于个体而言，如果资产价格合适，地租无疑是保持现金流的最优解。锦程从此确定自己的置业计划，他需要足够的地租保持现金流，再扩大自身的工业化。

就像中国曾经走过的路一样，从自身劳动力里提取剩余，然后投入工业化。这个过程会很辛苦，但是必须完成。否则，一辈子就要陷在物质短缺诱发的鸡零狗碎中无法自拔，锦程深知需要快速完成自身的原始积累。

建英虽是好心，买房的判断也对。锦程从此不用向房东上交自己的工资，但结果却是建英在家庭内部创造的债务不断夺走锦程的剩余，让锦程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资金积累进入自己的事业，只能消耗自己的身体，低效地埋头苦干。

国平就是这样的例子，他的剩余无法货币化，投入再生产。而被建英剥夺后再通过货币体现，只是货币的持有人是建英，国平从而彻底丢失话语权。建英拿着家庭内部国平作为妻子身份产生的集体剩余和外人合作产生收益，最终把国平贬低到一无是处。

剩余的获得，既需要自身的积累，也需要剥夺。个人和家庭的发展都应该是代际剩余不断向下传递的过程。

这既是父母的经验也是父母的教训。建英的对国平的剥夺和自身的勤奋，伴随着中国特殊时期的演进，让她获得相同起点同龄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积累之后的不传递，让她始终认为自己背负一切，而其他家庭成员不作为。带来自身痛苦的同时，让关系分崩离析。关系破碎的同时带走她的积累，让她在本该清闲的晚年从头开始。

因为金钱的付出，建英理所应当地要求与锦程同住，但是锦程坚决拒绝。锦程曾经感性地想满足自己关于孝顺的想象，准备把房子的花费以一己之力还给建英，但理性告诉他不能如此。既然已经理解国平与建英矛盾的根源，也有自己的计划，他就不会再放任错误关系再次重复。

锦程知道，自己也会有婚姻，他不会允许建英这样对于家庭边界模糊的人参与自己婚姻的构建，哪怕她是自己的母亲。锦程坚持要求建英，或者退还自己付出的房款；亦或者房子给建英单独居住，建英向自己支付出资比例的租金。他不会与母亲同住，剩余也再不会交到母亲手上，家族的剩余只能向下传递。如果建英拒绝向下传递剩余，那锦程就要与上一代隔离开来，为自己和下一代铺垫基础。

“我们可以有积极的财务合作，而不只是你拿走我的钱，再单方面输出垃圾情绪。”

“我这也有些钱，我们可以以合作的形式放在一起，一起承担收益和损失。”

“我再不可能无条件把钱给你，然后让你跟外人经营。”在建英一再倾诉过去的苦难后，锦程终于发话。

除建平和红霞外，建英不信任任何人。建平更多是给予建英资金的帮助。与红霞这位朋友则是在一次次投资的过程中，关系愈发紧密。她们是因为利益取向一致而走到一起，而不是与国平那样，先走到一起再确定利益取向，她们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比起夫妻关系更加紧密，尤其当国平总是对建英提出反对。让建英认为红霞才懂得自己，建英的钱财去向，不仅国平，锦程也不知道。

建英来到锦程身边之后，国平不止一次向锦程提起红霞有赌博的习惯，让锦程好生问清钱财去向，不要平白流失。

“红霞问我们家借的钱都有借条，很多都没收回来。”

“你要搞清楚这些事情，你妈容易轻信外人，别让她把钱给别人，最后让你收拾烂摊子。”

锦程对母亲的钱财并无兴趣，但对于赌博的人却是没有任何信任。当锦程问起，却像戳到建英要害。

“你管这个干什么，你管好自己就可以。”建英一脸警惕。

“你爸自己不赚钱，天天就知道操心我有多少钱。”

母亲的话让锦程得到新的信息，家中不光如母亲建英所说，只有因为国平不作为导致的给世平开出收不回的欠条，还有她给红霞打的无名欠条。这些事情国平从来不向锦程诉说，直到关系破裂，事情与锦程攸关。国平内心的歉意或是软弱，让他任由建英贬低，而国平从来都在巩固建英在家中的权威。

建英购买南城县住宅的名义是为母亲梅芳和儿子锦程。直到后来变卖房产，购入深圳的农民房，名义也是为锦程。她反复对锦程强调自己向姐姐建芳借贷的数额，向哥哥建平借贷的数额，而从不提及家中那间名义归属锦程婚房到底作价几何，其中又有多少投入新购得农民房中。

最初的那些年，建英一直向锦程诉苦，自己为偿还欠债身心俱疲，同时反复询问锦程的收入。锦程没有隐瞒，每年收入如数偿还债务。此时的锦程并没发觉，建英每次讲述的债务数额时高时低。

直到建英无意说出老家婚房的卖价，锦程这才觉察，自己累计偿还的房款，加上名义属于自己的婚房的卖价已经完全能够购买这间房屋。那这些年，建英以锦程为名义，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偿还的债务到底是什么呢？

建英为何一直避免提及财务的流转，因为她无法圆上一件不存在的事情。

建英以儿子名义借钱，在偿还一份不存在的债务，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个人财务规划，这个规划里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债务人分明是建英，但经过建英从中扭曲，债权人们却认为债务人是锦程，甚至起初锦程自身也如此认为，自发地交出剩余。直到锦程开始拒绝这种单方面的掠夺，本是建英理所当然地偿还自己欲望的债务，在所有人眼里，却变成为不争气的儿子让她年老也不得安生。她把自己推上道德高地，在道德上无懈可击。

建英把本该最无间的丈夫和儿子当工具使用。锦程的流水被她摸排得清清楚楚，却不动声色地在背后单独做着剔除家人的财务规划。建英把她与国平之间的剥削方式，原封不动放在锦程身上实践，占有对方收益，成就自身价值。对于外人，没有回报得不到合作，对于家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建英对家人只有“感情”没有利益，对外人没有“感情”只有利益，最终家人之间因为单方面经济剥夺感情磨灭殆尽，外人反而因为利益往来，生出感情。

建英警惕的表情让锦程觉得可悲，她遵照传统的潜意识告诉她，晚年应该投靠儿子，但她却信不过锦程。建英一辈子，若是说她传统，却把守财当人生目标；说她奔放，却要事事遵照传统。她眼中的锦程始终是那个不成器的孩子。她将周遭的资源汇聚在自己身上，之前是国平和建平，如今还加上锦程。她用大家的钱创造她自己的价值，获得专属的发言权。

建英和母亲梅芳一样，日子已经很好，但依旧自创苦难。但比梅芳更不幸的是，梅芳的剩余至少有个她爱的小儿子可以信任。建英攥着钞票，却举目无亲。

锦程不想为他人理想买单也不想受他人摆弄，这种建立在非合作基础上的掠夺无益于任何关系的构建。这个家族的一切应该在他这里集中，再由他重新分配。

“法律上你的钱就是你的钱，没人能够拿走。”

“但是作为你最亲的人，你知道我的，我不知道你的财务状况。”

“你到底有多少钱，欠多少钱，借出多少钱。”

“财务状况为什么要对家人保密，你躲躲藏藏是在保守什么秘密。”

“你现在对我而言是个风险黑洞，说句不好听的，哪天你突然离世，唯一能找上我的，只有欠条。”

建英沉默不语，只是哭泣。而后再次将话题扯向她这辈子有多少艰辛，顾左右而言他。

锦程刚毕业，初来陌生城市，那时他与建英还有联络。锦程尝试将自身的困顿向母亲倾诉，希望得到母亲的鼓励。而建英则是敲响退堂鼓，若是旁人，也许会认为是母爱。但锦程明白，母亲是激进的奋斗者，而且极度在乎他人的评价。他知道回家的结局一定会成为第二个国平，所以自己断绝回到南城县的路。

果不其然，隔天建英就开始推荐相亲对象，一位与锦程在同在深圳工作的美甲技师。锦程对社会岗位并无歧视，但建英的选择让锦程终于清楚母亲对自己的定价。母亲的内心依然看不起自己，建英嘴里讲出软话来，一定是有她内心的计划。按照她的计划，现在是时候要一个孙辈。只有定一个对方也认同的低价，才能便宜地操弄对方，可惜锦程并不再是当初北岗镇的茫然少年，他并不认同建英的定价。虽然梅芳为自己的需求将建英推进婚姻，令她人生惨淡，她如今也要做相同的事情。

建英像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输入事情，输出结果。面对锦程的倾诉，她像当年对锦程考上大学不抱有期望一样，马上安排她的解决方案。锦程有自己的安排，一生结束的时候，能带着的只有脑海中的体验，他不会按别人的计划生活。建英按母亲梅芳对付自己的方式对付锦程，希望以冷暴力令锦程屈服。这个结果正合锦程期望，两人的联系因此慢慢中断。

在梅芳那个年代，一口米就能养大孩子。建英那个年代，孩子能吃饱穿暖，再加上基础的教育即可。他们的养育成本相较收益的轻微，让生孩子作为一件事情，进展得理所应当。时代的飞速发展，为每个人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映衬出老一辈人当年养育孩子时刻环境的艰辛。让他们可以站在道德高地，坦然要求后代回报孝顺。她们对艰辛浓墨重彩，而对成本的相对低廉避而不谈。站在她们角度，这无疑是正确的表达。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社会从农业迈向工业再迈向金融业，回报率的计算从加，到乘，再到指数。在空间有限的地球，资源有限，收益的指数级增长，意味着繁荣的不可持续。锦程这一辈人，站在时代繁荣的高点，也站在时代成本的高点。养育孩子投入巨大，亏空大到难以填补。这意味着生孩子作为一件事情，从投入产出上看，不再具备正常演进的前提。

如果婚姻和生育依然要发生，那就意味着背后的逻辑必须发生改变。锦程清楚地知道，他不能在现状改变后，依然遵循老的经验行事。否则后果没人替他承担。

建英作为老一辈人，不需要承担如今高企的成本。却可以享受现今的繁荣，时代的过往投射在她身上的艰辛，让她可以坦然质疑锦程。就像她的母亲梅芳质疑她的当初，“如今条件如此优越，却不生孩子，想当初……”。

锦程知道新父母们面对的责任，所以无法轻易成为父母。任何一件事的自然发生，前提是它的整体正收益，不论是收益的体现是情感还是实际的金钱。梅芳和建英身处的时代飞速跃进，让当时的她们几乎可以不用考虑成本。但对于锦程和这个时代所有青年而言，如果想避免养育的成本使自身进入无止境的消耗状态，他们必须拥有与时代匹配的资本增值速度。那就使得锦程必须完成自身和家庭的工业化甚至金融化，自身的艰苦积累和对父母辈的剥夺成为某种必然。

这成为锦程与建英的冲突根源。

往后的日子，建英不断拉黑又加回锦程，像是恋爱中的未成年。一旦加回，两人的对话框中就会产生无数条单方面将近一分钟的语音，这是软件的极限，而不是建英的极限。没有任何意外，每一条都是讲述她人生的不易，所以锦程从来不点开。一段时间后，建英则会拉黑锦程，直到需要帮助，再加回锦程，就这样循环往复。

建英和锦程的关系中，是建英需要锦程，而不是锦程需要建英。锦程打定主意解决家族的畸形关系，建英永远不可能在锦程这里获得她想要的无条件顺从。

在建英因为与国平间的矛盾来到锦程身边后，国平联系上锦程。虽然国平性格软弱，但那是锦程第一次听到父亲哭泣，国平断续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锦程解释，希望锦程可以站在自己一边。锦程听完国平毫无逻辑的一段话，发表自己意见。

“妈长得那么丑，除了你谁还看得上她。”

建英对于审美的漠视和对财产积累的迫切，不仅让店铺破烂不堪，她本身也变得臃肿，连带失去的，还有她的健康。长久地固定在店铺而不运动，饮食的不规律，人到中年，让她像她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因为肥胖生出许多慢性病。

国平和建英的家庭分工与生理性别的冲突，让国平像其他家庭的普通女人一样，为获取经济支持，对丈夫满身烟酒恶臭，大腹便便的丑陋无条件接受。丑陋的背后是对生活的放纵，和对健康的消耗。这本质是因为无法控制自身膨胀的食欲和对抗运动的辛苦。随着把欲望的放纵和家庭经济的付出两件事混为一谈，对健康和外观的放弃，因为名义上因为家庭，占据着道德的高点。家庭中另一方的质疑，反而会成为肤浅和不知体谅。

锦程是不信建英出轨的，对美的追求是人之常情，人之所以放弃追求美，是因为需要用美的牺牲交换其他价值。国平不追求建英的美，是为获得建英的供养。若是旁人，图建英什么呢？财，建英不会平白花费自己一分钱。色，建英并不拥有。情，两个陌生人的情从何谈起。出轨，完全不具备实践的动机。

“你如此确定妈出轨，为何不去酒店调监控。”

“我不想事情搞到这么难看。”国平道。

“事情已经这么难看再多点事实依据有何不可，你们这样空对空逼我站队有什么意义。”

“你闹这么一出，对的也成错的。”

沉默。

锦程从国平的沉默看出父母双方的私心，这件事本就无厘头。国平根本不在意建英出轨与否，他依然想依赖建英，所以期望复合，但需要建英道歉，让建英处于道德劣势同时借助锦程的助力，压制建英在家庭关系中的强势。而不是想自己作出什么实质行为体现自己能力，“合法”获得家庭关系中的“丈夫”地位。建英是国平的主心骨，依赖对象，国平作为“妻子”又想要“丈夫”的尊严，但不想付出努力。

建英向往与哥哥，与朋友之间心有灵犀的默契配合，厌倦国平这种又当又立的寄生，她坚称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也拒绝自证，让一切处于混沌，而断绝再复合的可能。

双方都知道问题的症结，那就是家庭的财务。国平想知道财务的流转，而在决策中发挥权利，他认为家庭的财产有他一份。国平自身没有能力，却想通过无法证伪的自我伤害事件，逼迫亲属和锦程施压建英。建英有独立的财务计划，拒绝公开钱财的流转，同时把话题转向一直以来的国平不产生现金收益和对于出轨问题的无理取闹。

所有旁观者都无法对国平和建英口中的出轨与否证伪，而这件事，两人本可以轻易证实。国平和建英在调戏所有人，出轨是所有人认为重大，而国平和建英最不在意的事情。因为利益的不一致，两人都规避实际的问题，而把自身可以轻易查明，而旁人无法证实的问题抛给围观群众，两人甚至把儿子锦程都当成工具摆弄，顾左右而言他。

锦程明白，自己不能像云锦一样，成为父母战争中任何人的矛或者盾，成为双方互相砍杀的工具，他不会选边站。父母们的矛盾只是现在爆发，矛盾背后的事实已经随着时间变异多年。也许变异的源头只是国平当初上门拜访梅芳的时候，右脚先跨进大门，也未可知。

出轨这件事情看似突兀，但对于国平和建英而言，是经过长久的考量和踌躇之后的精心选题。目的是让分离无法挽回，形成婚姻失败与自己无关，责任在对方的盖棺定论。两人都有目标，而不在意过程。

除锦程外的其他旁人，看戏一般的态度，理所当然的将国平建英之间的出轨争论，当作是和他们一样，人类劣根性作祟，冲动驱使下的行为。大家都觉得出轨这件事必然真实可信，积极讨论这对夫妻为何如此，最终回到国平和建英各自预设的目的上去。也不能全怪旁人，这事是国平和建英的共同决策，旁人只是推波助澜。

国平和建英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旁人而言只是无关紧要的好戏，可能伤害的只有最爱他们的人，作为父母子女的锦程。但伤害并没有如想象中一般发生，锦程幼年便与家庭分离的成长历程让他拥有两套并行的思考方式，传统的家庭伦理和事物的客观规律。两者在锦程头脑里并行，他对于父母的爱藏于前者，对于事物的理解藏于后者。儿子的身份让他为父母的结局感到难过，但对国平和建英的分离事实，却觉得时机恰到好处。这桩婚姻是国平和建英两个人都觉得亏本的买卖，现在停止，总比将来闹出人命强。沉没成本不是成本，错误任何时候结束，成本都是可预见范围内最低的。

最终的显现在所有人看来，锦程真是个冷漠的人，对父母双方都不管不顾。锦程的思维如同光耦一般，传递信号，但隔离冲击。这让他不被父母惯性波及，也没有理由，用原生家庭不幸的借口，为自己面对挫折时可能产生的软弱找到台阶，从而撇干净自己的责任。

短暂地沉默过后，国平接着说道：“哪有小孩不劝父母在一起的，你这样搞，我跟你妈真分开，后面生了小孩要你养。”

国平这种无厘头的威胁逗笑锦程，他从未认识到父亲是这样的人，何种经历会让他产生如此古怪的逻辑。竟然觉得自身的不负责任可以威胁到其他人，随即锦程就明白，国平把父亲身份当成权利，他觉得自己仅凭借身份而不用履行义务就能得到权利。

“你有种就生。”想明白这点，锦程没有丝毫客气地打断国平的幻想。

国平十分愤怒，但是只吐出一个字：“你！”就又沉默了。

这个儿子跟他想象中不一样，他想象中，锦程应该会像所有“有道德”的孩子们一样，无条件服从父母这个身份。

“你什么你，自己做事自己承担，这种威胁对我没有意义，你的父亲身份对我而言也没有意义。你们俩的父母身份我都不在乎，我只看你们实际做什么。”说完，锦程挂断电话。

十六

国平和建英的关系终于完全崩溃，跟随那个房地产大发展的时代一起崩溃。政府为限制日益高涨的房价，对家庭购房采取首套房税收减免的政策。国平和建英像那个时代许多夫妻一样，为应对限制购房的政策，购房少交税款而离婚。也像那时许多夫妻一样，借着购房的事实，法理上埋葬他们的婚姻，也不再复合。

他们早已经没有婚姻关系，只是在其他人面前还是维持着夫妻的表面平和。国平和建英的结局是注定的，他们的关系从婚姻开始就在腐烂，只是因为锦程和外部威胁维系着。他们只能共苦不能同甘，外部威胁压制双方的矛盾，在一切好转之后，便分崩离析。

不管是国平建英，还是建平丽茹。他们不知道爱为何物，在他们的婚姻过程中对父母负责，对孩子负责，对血亲负责，就是不为双方负责，不为自己负责。视婚姻如儿戏，草率开启婚姻，为生育所以婚姻。他们假装道德高尚，不从自身需求出发，而是满足他人愿望。本性不匹配的两个人因为社会惯性迅速结合，留下以他人为借口的烂摊子。

当国平和建英之间关系尘埃落定之后，财产完成分割，店面双方各自出租。国平搬回周家老宅，国平世平两兄弟没像老周生前想的那样团结着把家族经营好，却最终以这样的形式回到一起。

国平将周家老宅中自己名下的一楼仓库按自己的想法进行简单装修，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张餐桌，一张床，一台电视，还有一台他一直心心念的冰箱。这才是国平想要的生活，也是大多普通人的样子。能力有限，责任心有限，成就有限。不奢靡，也不紧缩，在可以有略微积蓄的状态下生活。对社会提供基本劳动力，不影响社会治安，毫无波澜地走过这一生。

国平生错时代，他完全生长在中国私有化最蓬勃的年代，两手空空时，却希望守成而不开拓。国平不像他的爷爷，老周的父亲是在他那个时代思虑周全后，主动选择无为而治，韬光养晦而保全后代。而让国平困在原地的，是对他未知的胆怯。这意味着当时代的高速增长过去，只有他还停在原地。国平如果是独自一人过一辈子，如此行事自然没有问题，可他决定组成家庭，甚至产生后代。他对家庭的构建没有敬畏，只是跟着惯性往前走，而不知道婚姻背负的责任和义务，他只想享受其中的权利。

爱究竟要如何描述呢？是无知吗？老周和桂香，李平与梅芳间有爱吗？中国人一直过得太辛苦，而近代中国又发展太快。早先是周遭的困顿与想象力的匮乏，才能让人没有选择地，与一个配偶一条道走到黑，让后来人以为是爱，但这只不过是困顿和局限导致的稳定，是因为跳出去也得不到好结果，而不是不想跳出。

不是人人都有爱的能力，爱是开放状态下，有其他选项情形下的互相选择。是强势者的牺牲与弱势者的心有灵犀，那是两个人的共产主义。在有外部选择的情况下，对自身和对方合理定价，同时相互认同，为更长远的价值而决定组成集体。大家受集体庇护的同时也为集体贡献，职责不同但互相承认价值。

但人的自私本性，思想匮乏和短视，使得集体的保护并不会让身在其中的人爱惜集体，而是会让他们变本加厉剥夺集体共同财富甚至对方私人财富转为个人私有。

现行的婚姻制度像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一样垮掉才是家庭的正常状态。因为婚姻法只保护名义上的弱者，而剥夺名义上的强者。极端地保护公有而不保护私有。像公社的大锅饭一样，通过理想而完善的保护放大名义弱者的恶，让他们的贪欲和不作为摧毁整个系统。

大锅饭和婚姻打碎之后，公有转为私有的时候，当每个人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人在集体中贪婪的恶行便好像不再可见。这并不是恶消失，而是恶没有可以盈利的作用对象。失去集体，没人会再有义务为不相关的人的恶，承担成本；失去集体，任何人都无法不付出成本而从他人获得收益。那为何不可以在集体存在之时就如此面对呢？

共产主义的实践需要极度的浪漫，也需要绝对的理性。浪漫的牺牲与爱，理性的长远利益。只有将时间跨度拉到足够漫长，感性和理性才能得到和谐统一。但对普通人而言，共产主义只是放大恶意，不论是曾经的人民公社，还是现行的婚姻制度。

在南城县的这几代人中，唯一可能有爱的是老一辈老周和李平，他们有着长远的价值判断而主动决定继续自己的婚姻。而不是如他们配偶那般，因为无知和缺乏选择才在混沌中盲目向前走。她们的盲目虽然没摧毁她们本身的家庭，却深深干扰她们子女的家庭。

但老周和李平的行为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责任。

国家过于快速的发展，和个人认识的浅薄，让所有人拘泥于表象。就如同后来人描述当初农民对于解放战争的支持，大谈精神世界，而对于实际经验中的平均地权避而不谈。得到免费的土地，才是农民的动力根源，本质是赎买，而不是奉献。所有人都试图转移注意力，试图以不付出成本的方式，达到当初的效果。

不论历史，家庭都是如此，所以一切才走上无休止的恶性循环。地主的成本让佃户承担，城市的成本让乡村承担，父母的成本让子女承担，家庭的成本让配偶承担。所有优势地位者都利用现实语境下的理所当然，实现成本的转移，和收益的独占，直到关系崩溃，从头再来。

地主们凭借祖辈的土地就能坐享佃户生产成果，只因理所当然的私有产权。城市凭借利差就抽走乡村的剩余，只因理所当然的国家产业安排。父母自身不积累，不向下传递甚至负债而让子女孝顺，只因理所当然的父母身份。夫妻双方在家庭中不作为，只因婚姻法理所当然对弱者的保护。

所有关系中，不管强势者还是弱势者，都通过自己的方式转移代价由另一方承担。关系中的所有人都担惊受怕，用自私完成自我保护。最终，随着时代发展，周遭差异愈发明显，连带着想象空间的扩大。强势者锱铢必较，弱势者贪得无厌。最终人们只有眼前的一点利益，把互相的链接全部斩断。

不可避免的，社会关系中不同层次的缠绕，对自己切身的负责可能演化为对其他人的剥削。就如同锦程对未来的规划，他需要地租来维持自身现金流，为后续的规划提供动力来源，但这必然演化为对某个打工人的剥夺。但个人无法充分考虑历史走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系统范围内做到自身承担成本，为自己，为配偶，为家庭，为父母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之后，再去考虑其他。

但是，从长尺度的历史来看，时代变化的驱动力也诞生在这样一群人。毛泽东生在富农之家，邓小平早先留洋，他们代表底层农民，但已经跳出底层。顶端的人不想改变，底端的人无力改变，只有中间的人有动力改变。中间阶层的人从底层来到中间阶层必然需要剥削其他底层，但他们也是社会改变的唯一契机。

心中有着好坏对错，但不拘泥其中，尽最大可能去到能力范围内最高的地方。在那里，一瞬间善意的势能比在谷底摸爬一辈子的善意更有意义。

在中间一辈的人中，有爱的人，也许只有国平。但他的爱是畸形的，是因为不负责任，在寄生关系中产生对宿主的爱。其他能够独立的人，都被资本异化为机器，眼中最要紧的只有资产的增值，不管行动方式是自身努力还是掠夺他人，而非金钱为人服务。

国平被动停止为建英无休止的金钱欲望买单。建英热爱她苦行僧式的财产积累，苦难后的成就成为她引以为豪的徽章，支撑着她的精神。在她看来家人应该理解她的付出，并配合这样的苦难行军。

建英有自己的思想高度，的确，国家快速的发展让社会贫富加剧，家庭中如果没有人自我牺牲的积累，家庭作为整体将永远没有翻身的希望，只能成为社会廉价的燃料。她的想法崇高，但作为方案的执行者，她却对自己没有极限的认知，认为家人都像自己一样，能够享受摆脱苦难过程中的心理满足。可家庭的其他参与者只有苦难，成就归于她一人，又让其他人如何坚持呢？

金钱的积累何时是头，建英不知道，也许是她死去的那天。她沉溺在苦难中的自我实现，痛苦而愉悦。对于家人，他不信任国平，也不信任锦程，她积累财富，不向下传递。富集家庭成员的资金，实现她的个人价值。手攥钞票，节衣缩食，号召大家享受苦难。除她自己外，没有人能够与她白头到老，她从来就不适合婚姻。只是国平的软弱，让她们的婚姻苟延残喘多年。

建英的理发店开在锦程楼下。十平米的小门脸，店里自然是没有居住空间。如今建英要自己做饭，为保存食材，她在极小的空间里塞进一个冰箱。不知她想方设法在小房间塞下一个冰箱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当年的国平。

在锦程拒绝与建英同住之后，为了省钱，建英没有租房，而是发挥这个家庭一直以来建阁楼的传统，找人在她的小店里建起一个转身都困难的阁楼，建成后还特意邀请锦程参观。建英是矛盾的，追求物质，却不享受物质。嘴上说着节俭，却强硬地将家庭一分为二，原来一份的成本，变成两份，以最差劲的方式消耗钱财。自己对婚姻的不作为，让子女承担。

锦程对建英自创的苦难没有丝毫的心软，她的财产应对生活早已绰绰有余，依然要创造苦难。在建英看来，钱是要做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钱生钱”。

除了与红霞的房产投资，在她来到深圳开店后不久，结识一位南城县的“老乡”，她把积蓄投入“老乡”项目，赚取高额利息收益。锦程劝阻，自然是没有效果。建英依靠自己的眼光，投资赢得人生大部分资产，反观锦程还在城市中摸爬滚打，他有什么资格劝说呢?锦程理解这个心态，人只有撞南墙才能回头，多说无益。

建英来到新城市的第一年年关，北岗镇因为有国平在，她不愿回去。算起来这是她到如今五十岁第一次离开家乡过年。因为过年，城市里的人都回到老家，往日车水马龙的街道也清冷萧条，连带建英店里也没有生意。锦程想趁这个机会带着建英一同出去走走，看看这个大城市的其他面貌。

没曾想到，建英却提前找到一份家政的工作，在大年初一一早，领着瓶瓶罐罐去到城市的别墅区，为人打扫卫生。赚钱是建英心中最紧要的事情。城市里的保洁阿姨大多来自农村，过年都遵照传统返乡。人手短缺，工价就高，过年做几天，建英能赚到理发一个月的收入。

渐渐地，因为建英理发店的存在，楼下本来空旷的街道，开始聚满各色人物。气氛有几分神似当年北岗镇，一群大爷大妈围坐，婆婆妈妈，家长里短。不同的是，这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带着五湖四海特色的苦难，同质化更低，发酵更加猛烈。大家纷纷抒发自己心底的苦难，引得更多人分享。国平虽然人没到，但他的名声已经臭不可闻。锦程厌恶这种环境，每天路过，不论对母亲还是围坐的众人，都没有多余的言语。但总有自来熟的大爷大妈碰见锦程，就开始语重心长地叮嘱锦程照顾母亲，理解她的不易。

某天夜里，锦程加班晚归，到家已经十一点，见建英的店还开着，他走进去，发生这样一段对话。

建英：“我老了之后，我要跟我哥哥一起养老，我来照顾他。”

锦程：“舅舅有自己的老婆孩子，你不好好处理自己的家庭，瞎掺和别人干嘛。”

锦程：“你要照顾舅舅，谁照顾你呢，我不会照顾你的，我会有自己的家庭。”

“那我到时候就喝农药自杀。”建英说着眼泪就突然决堤，像是一辈子的努力得到不公正的结果。

锦程从此之后放弃与母亲建英的对话，母亲热爱自己悲剧的宿命感，就像她的母亲梅芳在苦难中的优越感支撑她走过那段艰难的路，苦难成为她们引以为傲的徽章，那怕那是错误的自我认知导致的。她们的思维无法纠正，这一辈子的苦难徽章是她走到当下的支柱，如果苦难是无意义的，那她们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没人能革自己的命。

李平看到历史与人之间悲剧性，锦程看到人与人悲剧性。

从历史上看，有的人只是赶上好时候，不明不白地被推着着走，好像成事，就觉得都是自己的功劳。换到周家长房的那个时代转折点，花空心思积攒几代人，也都成空。能明白时代所需，跟着走的人就更少。能看明白时代，再选路的人，那就微乎其微。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五福临门。大部分人，一样也做不到，都只是历史的尘埃。

所有人眼中都只有自己的收益，而对系统的成本不管不顾，不维系的同时，还从系统中获取收益。指鹿为马地将自身获取收益的能力作为自身对系统的付出，从而生出自己已经尽力，而其他人不作为的自我安慰。从而更加专注自身对他人和系统的掠夺。

对于他人的爱或恨，无论如何主观地妄想解决，最终都无法干预，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走上那条注定的路。

表象背后有其内在逻辑，成年人的逻辑是一生中持续不断地选择和结果堆砌形成的，这个逻辑是他们对于已知问题的最优解。人无法跳出经验，也无法被干预。不论对他人如何期望，最终都无能为力。只能让他们保持现状，直到伤害猛烈到来。让概率决定他们被伤害自然毁灭，或者痛苦使他们自行调整逻辑。

只是这个时候，时间已经错过多时。

人与人之间只能选择而无法改变，血亲家人却恰恰无法选择。当悲剧注定到来，唯一的方式是坚持自己决定的路。对家人顺其自然，不加干预，积极选择自己未来的家人。

深夜，锦程在阳台向下俯瞰。街道上的人群渐渐消散，只剩小青年三五成群嬉闹。小摊贩也纷纷收起摊位，准备回家，只有路灯坚守岗位。母亲建英的店铺是少有的深夜还在营业的理发店，这里理发价格便宜，来的人都是在附近城中村居住，白天上班忙碌的打工族们。

建英如当初在北岗镇开店时那般，开店的同时，收集纸壳塑料瓶卖钱。杂物堆积在一人宽的店铺门口，显得拥挤脏乱。这些事情如今却没有影响建英的生意，来店里理发的人甚至比起建英在老家时的客户更多，更年轻，除那些跟建英相熟的，住在附近的街坊外，无一例外都是男青年。城中村里的男青年们不需要那些染烫设备，建英也不再需要采购烫发药水，令店铺的经营成本大大下降。城中村里年轻的女孩们像北岗镇的小镇青年一样，依旧看不上建英的店铺。

大城市本身相较于北岗镇那个闭塞小镇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审美是更加领先的。但对这些被城市虹吸而来的男孩而言，城市的美与繁华是与自己无关的。大家如同工蚁一般疲于奔命，谁也不认识谁，并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而更在乎实际的价格便宜。城市男青年们急着攒钱，他们只能依靠自己，或者离开城市，或者在城市更进一步。他们对华而不实的面子不屑一顾，深夜的理发店也无人在意他们。

机缘巧合下，在繁华都市之下的城中村里，建英真实自我和商业模式完成现实的自洽，店铺的目标客户终于与她本能的行事风格契合。从建英刚开店那会儿起，艰苦奋斗就已经不在乡村，而是逐步转向城市。乡村里得到自有土地的农民，成为小资阶级，在被分配的土地上温水煮青蛙。

城市里被虹吸而来的青年们，是这个时代的佃户和无产阶级。他们没有土地，没有资产，争着翻身做主人，建英的奋斗精神让她与小县城小乡镇中居民幻想的安安稳稳格格不入。建英终于等到一批像当初的她一样，不甘困在底层，对美不屑一顾的激进奋斗者。但这并不是她的主动选择，也来得太晚。

建英当初应该走得更远，不是在北岗镇就停留下来，而是像建平一样去到深圳。那样她的内心才能得到更彻底的实践，虽然可能没有婚姻，但她会更加幸福。

最后一个顾客已经离开，建英正在收拾店铺，准备关门歇业。她的眼眶还是红红的，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好像又哭过。

这本不该是她晚年的样子，建英活得太过用力。当初她在北岗镇的店铺，本应该是在笑容满面的松弛状态下，迎着客户的期望，实践和内心互相滋养。主动选择成为小镇最优雅光鲜获得自然溢价的所在，而不该是追逐商业成功同时却对商业审美不屑一顾。

美学问题根源其实是认识问题，没人有义务透过外在观察建英的内心。建英执着于自己的苦难，对美好视而不见，任性地把心境随意投射，让店铺成为一个脏乱灰暗的地方。最终，建英让自己和她的店铺却都走到如此结局。如果问起建英，她一定会说，如今结局她已经尽力，没有什么遗憾。

锦程看着这如同基因一样传递的家庭悲剧，夫妻离散，家财散尽，作出决断，这段悲剧需要自己亲手终结。也许只有自己能满足老周的期望，为这个家族走出一条锦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