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回忆

二零二四年冬月十五，阴，我与旭东同志驱车进山走访脱贫户。下午的天色阴晴不定，昏黄的云层压得很低。山里的初冬大抵就是这样一个“暧昧”的季节，在酷热与严寒之间徘徊不定，忽冷忽热，乍暖还寒。也许是天气的缘故，闷热的气压让人头痛欲裂，又或是连续多日的加班加点，坐在副驾的我竟觉得胸口有些发慌，胃里翻涌得厉害，平日里再熟悉的盘山道路此刻已成了晃动的漩涡。

“村村通”的水泥路如毛细血管般铺进大别山的褶皱，却容不得路人半点分神。旭东虽是有着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但面对左侧溪流右侧山沟的极窄小路，仍显得格外谨慎。山坡上的竹林里雾气弥漫，车内的挂饰随着连续转弯摇晃不停，狭长蜿蜒的山路在后视镜里宛如一条细长的银蛇，钻进雾里很快便消失不见。

突然，车子在急弯处猛地一颤，右侧车轮与水泥地面剧烈摩擦，随即从底盘传来沉闷的金属撞击声，车身不受控地“栽”进了山沟里，安全带勒得胸口生疼。

太阳被乌云遮住，天顿时就暗了下来，山风卷着潮湿的冷意掠过后背，不禁让人打了一个冷颤。旭东正在打电话联系政府和拖车师傅，我强忍着眩晕，打算走到一旁的空地休息。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让我瞬间清醒过来。

风渐渐大了起来，山林中的针叶松哗哗作响，枯黄的落叶被吹卷到半空中飘旋。旭东一边打电话一边半蹲着检查底盘。我正快步朝回去的方向走去，并打给了距离最近的村里工作人员，拜托她现在尽快赶来接我回去。

旭东似乎在后面嚷嚷着说了些什么，已经听不清了。我开始跑了起来，接着拨另一通电话。

“人现在在哪里？”“还在家里。”“有没有打120？”“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早上还好好的，怎么弄的？”“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救护车来了没有？”“还没有，你开车慢点不要急。”电话那头隐约传来男人的呼喊和女人的哭声。“打给村里的医生没有，打给他。”“已经到了，还在观察。”“我就回来了，有什么事随时打给我”“好，我们都在这边，你不要急，慢点开车”……

一九四零年秋，她出生在安庆的一座小县城。

九岁那年的某个清晨，她在屋外的老树下发现了沉睡的妹妹，只是冰冷的躯体再没了气息。

十岁，她失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十一岁时，她唯一的弟弟因病夭折。

十九岁，她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四岁的水库建设工人。

二十二岁盛夏，她挺着怀孕九个月的肚子，在长途汽车上颠了三天三夜。两百公里的路，颠碎了娘家的炊烟，从此回望只有山影重重。

后来有封信穿过层层山水寄到这里，却带来了父亲病逝的消息。那天，她在门前的水塘边坐了一个下午，看涟漪一圈圈漫过青石板，直到夕阳沉入水底，才抹了脸回屋给孩子们烧饭去了。

作为村子里的外来户，她已经数不清遭过多少冷眼，受过多少气，甚至挨过多少次打了。总之，在八十四岁的年纪再提起这些往事时，她总是静静地望着远方，长叹一口气，想说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缓缓道一句，“你都不知道那个时候过得好苦哦。”

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四夜，刚刚加完班的我在手机里无意翻到一张照片，是七年前我与奶奶游梅山水库的合照。这位曾年年伴我成长、日日盼我回家的可爱老人去年已永远离开了我。

此时的办公大楼早已空无一人，远处突然传来零星的犬吠，远处驶来一辆笨重的大货车喘着粗气呼啸而过，秋风裹挟着塑料袋在院内地砖上嘶嘶作响。四下又拉起了寂静的帷幕，一切好像又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挖掘机在远处轰鸣，像大地发出的沉闷心跳。短暂的喧嚣犹如一颗孤独的流星划过，在漫漫长夜里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生离死别似乎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课题。朋友曾笑我，“何必在二十八岁的年纪去焦虑八十二岁的事情”。

可是，如果不去思考“那一天”，或许就无法真正理解今天的珍贵。我们总以为日子是绵长的绸缎，却不知每一针每一线都在编织着离别。正如周国平写：“因为珍惜爱，所以不愿意死；因为知道死，所以更珍惜爱。”

而此时此刻，我们所能做的，或许是趁“身边人”都还在的时候，常常问候、时时挂念，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珍惜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