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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有幸得遇此书。今乘此良机，再得复读，又有所得。故而拙笔一二，以述心悟。犹记，初读之时，恍若千年穿越，与前辈畅欢。冯友兰先生立足基础，妙笔生花，将中国哲学之精髓，娓娓道来，令余心驰神往。前者，千里之途，数次往返，品此一书，可为佳话。
今日斗胆，为此书略作些许思悟。
昔日，冯公著书立说，开篇即论中国哲学之精神。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的能力”等读起来着实有趣。“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正是宗数的洪福。”此言彰显哲学对于人之精神文明的高度重要性以及哲学比宗教的高明所在。“哲学者，非独求和之学，乃求智慧之道也。“斯言者，盖中国哲学，重在体悟大道，以求天人合一之境。如儒家之“仁爱”，道家之“无为”诸类。中国哲学家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即中国哲学家的言论，文章没有表面上的联系，这些言论、文章并非正式哲学著作。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道家思想等存在诸多思想障碍，然无自己之翻译，则索然无味。
观夫中国哲学之背景，则主分中华民族之地理背景、经济背景，下者则又“上农”“反者道之动”“自然的理想化”“家族制度”“入世和出世“中国的艺术和诗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中国哲学中不变和可变的成分”。昔我华夏，以农为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天时，运动不息。百家为联，纵横天下。济世救民，归园乐居。万花齐放，百家争鸣。富于暗示，委婉曲折。千载华梦，永世续存。章流形式，漫随世迁。中国哲学，亦为直觉之智慧，自然之体现也。
千百成峰，源流漫长。可马谈分百家，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刘歆论各家之起源，“实践对认识起决定性作用，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冯友兰先生言之：儒家者流盖于文士，墨家者流盖出于武士，道家者流盖出于隐者，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儒家者流，孔子为宗。孔子者，春秋末年之大儒也。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冯友兰先生论孔子，称其为第一位教师。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平民无由得学。孔子兴办私学，有教无类，开平民教育之先河。其教学之法，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学为作”，“正名”，此言意在恢复周礼，以正名实。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以名实不辩，求社会之秩序，此其用心之苦也。“义利之弊”，义是事之“宜”，仁的观念具体多了，即“爱人”也。再说孔子之“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不知名，无以为君子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一切枉然，可为大道而行之亦无悔。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一言以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之于中国历史上之地位？“至圣先师”“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虽然历史对于孔子有神化之色彩，然其坚持了古代中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也并非不无道理。
夫墨子，乃孔子之第一反对者也。墨子出身微贱，然心安天下，以兼爱非攻为旨归。其言曰：“兼相爱，交相利。”此言一出，犹如惊雷贯耳，震醒沉睡之世人。墨子见诸侯之征伐不休，百姓之流离失所，遂起而救之。徙以兼爱为耳，非攻为用，欲使天下之人皆相亲爱，不相攻伐。此其志也，诚可谓悲天悯人，壮志凌云。
墨子认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焉。”墨子所持为下层阶级的观点，对于天鬼之怀疑，通常缓迟。引进许多宗教、政治之制裁，以行兼爱之法。墨子信鬼神之所在而反祭祀，似矛盾。然从其极端功利主义究之，无也。论国家之起源，必然为极权主义，一统而结束混乱。
再观杨朱之道，乃道家第一阶段之代表也。隐者，个人主义着，败北主义者。道家，隐而建思想体系以维之者也。
彼者杨朱，言：“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强调个体之自由与尊严，反对他人之干涉与压迫。此为道家之所重也。“生之厚，死之薄也。“言生之可贵，死之可畏。“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言个休之自由与独立。历代之间，退乱世而存者，得以凭此一份安静之地。其思其想，得见《老子》《庄子》，道家分三阶段，后二者为《老子》大部思想、《庄子》大部思想。全生避害至揭示宇宙事物变化之规律，至“齐生死，一物我”。概言之，“为我”至“无我”。
又观孟子之道，儒家理想主义派代表。彼言“人之初，性本善。”又以“四端说”以扩充之。儒墨之根本分歧于此自现：爱有差等否。此外，儒以仁为己任，墨认“兼爱”为外界所加。儒孟认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爱民也如此。行王道以一统天下，为治国之方。推孔忠恕为内圣之道，为外王之道。孟儒认宇宙为道德扩“性”，知天，同天，类有神秘主义。其述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知道“集义”，人皆可以为克舜。彼又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扬正义与道德也。
观名家之道，诡辩奇谈之所表。“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论名实是非，“合同异，离坚白”。又分二种之趋势：“实之相对性及名之绝对性。惠施相对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看出实际具体事物性质。差别均为相对可更。“合同异之辩”：万物彼此同，又言万物彼此相异。公孙龙共相论，“白马非马”三之证明。其性不同。“坚白石”不得存三。形而上学之辩论，坚白相分。《指物论》物为个体，指为类相。指同旨，客观之观念也。名实，象外象内之学也。有形象者，某种经验之对象，存乎实也。惠施、公孙龙发现“超乎形象”之世界，含内圣外王之道。然充分运用名家对于超乎形象之世界发现，道为其真正继承者。
昔人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乃老子之论之基。老子者，道家之祖可谓。老子以“无”为本，以“有”为用，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至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即“有”，“有”生于“先”。老子循万物自然不变之规律，最根本为“物极必反”，即“反者道之动”。无绝对之界限，相对于主观感觉和客观环境而存在。处世“袭明”，过尤不及，返璞归真，顺“德”而行，清心寡欲。“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欲得必从其反，得之。政治学说，无为而治，小国寡民，圣民即不治，废有为。天下皆“愚”，淳朴天真。
庄子继老子之后，道家思想更趋逍遥之境。庄子其人，“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其书，为连续编载体也。获得相对幸福之方法，在于自由发展自然本性。万物均做到了其能所做的、爱做的，均同样幸福。所以万物之自然本性无绝对同，也不必有绝对之同。其政治、社会哲学，“在宥”天下，不治之治。其情其理，相对幸福是相对的，必依靠某种东西。受限于死亡、辛劳、疾病之事。“遁天之刑”，为世人感哀伤而苦之范围。道家认为，圣人对万物的自然本性有完全之理解，所以无情。其中不乏悲观认命的气氛，强调自然过程之不可避免性。获得绝对幸福之方法，强调自然万物的相对性，以及人与宇宙的同一。与道合一，所以无已；人道合一，所以无名。驳名家之“是非所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庄子用取消问题之办法解决先秦道家固有之问题，真正用哲学之方法解决问题，无用之用也。在于供观点以有用之。坐忘道，不知之知也。不知先经有知而达之，为精神之造物也。浑然大一，可谓大道。
后期墨家，在护，在发。《墨经》知识论，为乎素朴实在论。知识有三，在于实践，在于推论，在于传授。分名三类，达名，类名，私名。以证名实，驳斥名家。关于“辩”之论，类演绎法、归纳法，亦有推理之法。足乎妙矣。后期墨家精通辨法，循墨子功利主义哲学主张，同时做出享乐主义的解释。验证为由个体差异而否定整体结论。辩护兼爱说，辩“先穷害兼”“杀盗，杀人也”二事，辞虽隽永，而缺论亦有。墨家辩驳百家之言，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此为余百之家所不能及。
阴阳家变易之道，术分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术教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视图只用自然力解释守宙的时候，就变成了科学。《洪范》列举“九畴”“五行”，后被阳阴家发展，衍生“天人感应论”等。《月令》为小历，时间空间解释自然，又与人事相连。邹衍引地理、历史之学。一套历史哲学，各朝代五行相代，以示合法。《易传》阴阳学说，卦中解释守宙。概叹先民之大智慧也。
儒家之现实主义流派，荀子者，名况，赵人也。荀子承儒家之绪，而标新立异，与孟子之人性本善说相左。“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宇宙三势，天地人，各有职责。而人之能，在于利用天地以创文化。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唯经教化，方能向善。与孟子所悖，然亦可认为人人皆可成圣。然则荀子仅认为人为本智，而非本善。以四方面论证道德之起源。
荀子关于礼乐之说，言：“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人不能不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荀子之于逻辑理论，知识论与后期墨家近似，“名”起乎伦理与逻辑。论几家之谬误，“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以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反映时代之精神一大一统。
韩非者，法家巨擘。至若法家之社会背景，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简单，后地主时代，君子与小人区别不多。战事等多兴，法术之士兴起，集权主义。韩非论法术势，言“势不可失，时不再来。法家历史观不循先前经验，非诉诸古代权威，驳斥历史退化论。将历史看作变化的过程。治国必先立法，用法势治民。以术治名，“循名而责实”。“实”即任职之人，“名“即头衔，以术任人之职。亦信人恶论并用于法之依。法家亦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必顺随无为。道认为人本天真，法认为人本邪恶。儒主以礼以德，有阶级。法主以法以刑，平等。儒理想主义，法现实主义。
儒家之形上学，认为事物之原理为“道”。《易经》之道推衍而生：君、臣、父、子道。万物生成之道：一阴一阳，即“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变化之道在于中庸，居安思危，谦恭有礼。“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统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也。”庸常即普通平常，遵循天性，顺乎君子之气。教仍然需要，使也明也诚。明诚，人与天地参也，人天地合一，可出入世也，推及仁爱，精神超脱寻常人我和物我分别。成己，明天下之物之意义，或言所做之意人；成人，忠恕之道，助人也。
至若世界政治与世界哲学，“历史决不会重演“与“日光之下无新事”结合起来也许含有全面的真理。秦统一之前的政治状况，由礼到无礼。中国的统一在秦朝之前已显现，“一”统一，“天下”限于中国封建国范畴。《大学》“三纲颈”“八条目”刻归“明明德”“修身”。《荀子》折中趋势，各趋理性。《庄子》折中趋势，见于《天下》，区分全部真理和部分真理，道出来杂糅诸家之思想方为道。司马谈、刘歆折中主义体现了两家折中的延续。末，冯友兰气生提出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尤其在于文化文明。
董仲舒，为汉帝国理论化之哲学家。昔者，汉室崛起，一统六合。董仲舒尤为阴阳与儒学之集大成者，一正汉之思。《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言曰：天地之间，有阴阳气。董仲舒一定五行之序，后以阴阳五行之说论宇宙发生之论。人性学说，分狭义、广义之别，狭义性与情相别，广义性包括情。董仲舒不同意孟子性善论，强调人为和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灵性的继续。社会伦理学说，阴阳学说是社会秩序形上学根据。董仲舒定所三纲五常。政治哲学，王者以庆、赏、罚、刑为“四政”，天人合一，有正有反。历史哲学改五德，终始变为三统顺序。对《春秋》解释另类，分春秋时代三世，孔子所见世，所闻世及所传闻世。社会进化分为三阶段：乱世，“小康”之世，“大同“之世。
李斯于秦统一后，建议收百家之书，统一思想，又有“焚书坑儒。然刚秦终暴政而亡。汉未极端手法，则尊崇儒求以一思想。孔子作为创始人，则一度神话。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之争亦存之，扬雄与王充为古文学派代表者，扬雄，持自然主义守宙观，王充反对偶像崇拜。道家哲学复兴为“新道教”，与阴阳杂糅。佛学引入，佛教与道教并立。“清新谈”之中，一笑无言。政治社会背景之下，道家之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见于汉初。凝聚向心力、积极有为，儒受重用。“儒表法里”。政治腐朽、外强入侵，悲观主义流行，佛教大力发展。
（玄学）新道家者，有主理派与主情派之分。主理之派，以王弼为代表。彼等主张“名教本于自然”认为儒家之名教，实万物自然之体现，名家兴趣复兴，“指不至”。重释孔子，为最大圣人。向秀，郭象合注《庄子》。认为道是真正的无，万物自生，即“万物独化”。社会形势变化，制度与道德亦当“自生”。即“无为”；反对，即“有为”。于其身也，自然自由地发挥，是无为，老庄攻击知识，向郭反对模仿。唯一合理生活方式为“任我。”此者，可得“齐物”，万物同等，混沌一体。倘超越万物差别，即享受绝对自由幸福。
主情派，以嵇康、阮藉翘楚，清谈以精粹思想、精简言语称道。“风流”与浪漫主义盛行。《列子》中《构朱》区分外、内，任从冲动而生，风流之释。晋人精神盛赞大名士体质美和精神美。风流尤见之于齐物，任我。真正艺术家将情投之于物上，然后通过工具表现。情之因素，圣人无情，谢安弈棋似尤显。王弼言“圣人有情而无累”，强调妙赏能力、自我表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有情，固然并于宙宇人生总体情，亦有其个人感悟。浪漫主义亦显于性，纯粹乎审美，非均欲也。
佛教东传，渐有发展，“在中国之佛学”演变为“中国的佛学”。佛学一般概念，于“业”，行为动作也。亦含，一有情物、宇宙一切现象，皆心之表现，业是因，报是果。死非存在终结。今生为前生业，今生业决定来世果。无明生贪嗔痴恋，个人万劫不复。唯有觉悟，即“菩提”，无有贪恋，方能解脱，“涅槃”。个人与宇宙心同一，性宗所述。中道宗二义，二重道理，俗谛与真谛。万物以有为实，不见无。万物有无皆见。僧肇哲学，物不迁论，有动无静，有静无动。具体化二三层次二谛，涅槃非可知物，般若为不知之知。道生哲学，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一切众生，莫不是佛，亦皆涅黎”。“言到彼岸：若到彼岸，便是未到。未到，非未到，方为真到，此岸生死，彼岸涅槃。又有“宝藏论”等言之。
禅宗者，静默哲学。宗分南北，神秀“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拭，莫使染尘埃”，心即佛。慧能“菩堤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非心非佛，禅宗，第一又不可说，静默表示无。修行在于不修不修，无为也。做事以无心自然做事生活也。诸行尽归无常。无心而为，毫无滞着。“顿悟”，飞跃也，禅师最有帮助时也。“智与理冥，境与神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顿悟之得，无得之得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新也。
新儒家：宇宙发生论者。韩愈、李翱儒佛道三教合一尝试，形成同质整体真正系统之尝试。周敦颐宇宙发生论：《大极图说》。精神修养方法在于如何成儒圣。“主静”“无欲”“无私”，自然而行生。邵雍宇宙发生论《说卦传》也，四象八卦，太极两仪。事物演化规律，加一倍法，阳生阴毁。张载宇宙发生论：气也。太极即气。浮生动，阳也；沉降静，阴也。生，尽其义务也。死即安息。符合超道德价值。
新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二程开之。程颢“仁”之观念，源自周敦颐、张载、邵雍等的交流中得之。其精尤在自己与万物本合一，勿被”“私欲”所蔽。程朱“理”观念起源自《易传》发展，万物为理产物。程颐”理”之观念区分“形式”与质料甚清，亦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理是永恒的，精神修养“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至若处理情感，方法遵循“情无累”，内心“廓然大公”，亦有喜有怒，然不为其累。寻求快乐似于名教之中，浪漫主义（风流）与古典主义（名教）结合。
新儒家：理学。朱熹在中国历史上之地位，将精深思想与渊博学识结合。“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理。”理为永恒，永在之前。太极为宇宙全体理之概括，同时存在每个个体中。“月印万川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阳动阴静，理有动静也。心具体，性抽象，朱熹由心即性，陆王一派心即性。其政治哲学，国家之理，在乎先王治道、王霸治国。精神修养方法，致知，用敬。人本知万物本质，顺次序看到也。
新儒家：心学。陆九渊心之概念，“宇宙 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王守仁“宇宙”概念，格物致知。心即理，宇宙是精神的整体，心所体验到的世界。如此，心态、心性决定世界也。“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明德”，一体之仁，虽私欲也。大学，大人之学也。亲民：万物一体，莫不亲之。止于至善：明德，亲民至极则也。如此，三纲归于“明明德”，吾心之本性也。人人皆有良知，本心表现也。人人皆有圣人潜能，所需，致良知也。“正事”（格物）。格着，正也；物者，事也。良知，心之内在光明，宇宙原本统一。全部《大学》归于一语：致良知。用敬需先格物，无需尊权威，为禅宗继续。程朱学派批佛只知空，不知理之有。王守仁批其，圣人仅还其良知本色，岂非无为。新儒家较道更道，较佛更佛。
西方哲学传入后，矛盾与交流其存。对于新儒家反动，陆王即是，反对保守主义之革命也。王守仁哲学易被误解、滥用，只告诉应怎做，不诉如何做。“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可见之。清时，新儒家正统地位加强。清学者有“回汉”运动，“汉学”与“宋学“对立，实际上为对古文献哲学解释与文字解释论辩。历史、语文学、考证等大有成就。哲学上微不足道，文化上看到了中国古文献之广阔成就。中国民族主义重在文化，不在政治。清末之前，西方文化尤不如其数学、天文学方面有影响力。之后，日益觉察基督动力作用等。康起孔教运动，其前之有汉学家铺平道路。康为清代汉学今文学派领袖，《大同书》空想足矣。不够激进与不够保守代表，力推儒教为国教。其一派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谭较其先进。严复译书，流行，一为国危，工为按语（与中国哲学概念比较），三为译古文。王国维较严复，哲学研究更深刻，深知其中甘苦。不过，三十之后放弃研究，方却看名。西方哲学自讲学等传入，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在于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解释分析古代观念，形成了时代精神特征。
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分之。一陈述总结，二创造之分。战时哲学著作，分历史研究即观念论，逻辑分析论即实在论。作者认为王国维在哲学中苦恼，未认知各有应用范围。哲学性质，不可感者，超越经验：不可感又不可思者，超越理智。形上学本质为简单也。人生之境界，做各种事下各种意义合成之整体，觉解累积也。顺本能或社会风俗习惯，意识到自己而做事，意识到社会，意识到宇宙“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应该成为的人。生活于道德世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中国圣人出世入世，中国哲学出世入世。圣人无须不平常，平常事中“觉”即可，无明。形而上方法论，道佛之“禅宗”尤可见，加上“负”的方法矣。哲学上无一不加“负”——神秘主义。正方法与负方面，相辅相成，始于正，终于负，超越理性。中国哲学，“正”未得充分发展，故缺乏清晰思想，以单纯为特色。
人生之境界，做各种事下各种意义合成之整体，觉解累积也。顺本能或社会风俗习惯，意识到自己而做事，意识到社会，意识到宇宙“天地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应该成为的人。生活于道德世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中国圣人出世入世，中国哲学出世入世。圣人无须不平常，平常事中“觉”即可，无明。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静默，必知复杂而后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