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邱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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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公安写作者的初心与坚守
我叫邱明华，1972年2月出生在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提起家乡，我总忍不住多讲几句——那是一片被青山绿水环抱的土地，既有“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灵秀，又有“中国最美茶乡”的醇香。山间的云雾、茶园的清香、乡亲们的笑语，早已刻进我的骨血，成了我后来文字里最温暖的底色。
如今的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身着警服的一级警长，供职于安康市公安系统，曾有幸获得公安部授予的“全国公安监管新闻宣传突出个人”称号；另一个是执笔写作的创作者，先后加入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还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倒流的时光》。有人问我，公安工作的严谨与文学创作的感性，怎么能融在一个人身上？其实对我而言，这两者从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滋养、彼此成就的——警服让我看清现实的棱角，笔墨让我守住内心的柔软。
成长路上：那些点亮我文学初心的“引路人”
一个人的成长路上，总要有几束光，帮你照亮前行的方向。于我而言，文学梦的起点，就藏在紫阳县瓦房学校的两段记忆里。
小学时，语文老师吴少华是第一个把我领进文字世界的人。他讲课从不是照本宣科，经常给我们讲四大名著里的故事。他讲《西游记》时，会模仿各个角色的语气，让我们仿佛跟着唐僧师徒走在取经路上；讲《红楼梦》时，会坐下来和我们聊黛玉葬花的心事，说“文字里藏着人的喜怒哀乐”。他总说：“读书不是翻书页，是走进另一个世界，和千年前的智者对话，和不同人生的灵魂交朋友。”就是这句话，让我开始在日记本上写短句——有时是放学路上看到的晚霞，有时是帮妈妈做家务时的感受。那时候不懂什么是“创作”，只觉得把心里的想法写下来，是件特别开心的事。
到了初中，历史老师刘培森又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他讲历史课，能把枯燥的朝代更迭讲成有温度的故事，更难得的是，他会把自己写的乡土小说、散文念给我们听。那些文字里，有紫阳大山里的老茶农，有镇上摆摊的修鞋匠，有清晨挑着担子卖菜的村妇——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满是烟火气与生命力。他说：“文学不是风花雪月的消遣，是慈悲，是理解，是替那些没机会说话的人把心声说出来。”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扎了根。也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字不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还能成为照亮别人命运的光。
后来我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咸阳机器制造学校，读的是工科，每天要和图纸、机器打交道。但对文学的热爱，从来没因为专业而降温。那时学校的阅览室是我常去的地方，每天晚自习做完作业后，我都会抱着书坐到关门，有时周末也会坐一整天。从鲁迅杂文里的冷峻批判，到沈从文笔下湘西的质朴纯净；从海子诗歌里的热烈理想，到余华小说里的深刻现实——不同风格的作品，在我心里搭建起了一个多元的精神世界。夜晚的宿舍里，我会就着微弱的灯光写东西，有时是一首小诗，有时是一段随笔。那时候的我留着长发，人也瘦，同学总笑我“不像学工科的，像个艺人”。可我知道，这份对文字的执着，已经成了我心里不能丢的东西——将来无论做什么，我都要写下去，写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人与事。
警服与笔墨：我的“双重修行”
1991年毕业参加工作，又于1997年穿上警服，我没想到，这份职业会成为我后来创作最宝贵的素材库。
入警后，我在好几个乡镇派出所工作，除了从事治安防范工作外，我还坚持写案件通讯、人物报道之类新闻宣传。那时候的写作，讲究客观、准确，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可时间久了，我发现很多案件背后的故事，比新闻稿里写的更复杂——有嫌疑人的悔恨，有受害者的无助，有同事们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也有破案、化解纠纷、排除险情后群众眼里的光。这些细节像一颗颗石子，不断撞击着我的心灵，让我忍不住想：能不能用文学的方式，把这些故事写得更有温度一些？
于是我开始尝试跨界创作。从真实的刑侦事件里找灵感，比如短篇小说《好兄弟》，改编自一个真实案例：一个为了母亲的手术费被迫盗窃，一个为了成全而自愿“背锅”，一个成了千万富翁，一个成了乡村教师，我不想只写案件的过程，更想展现他们内心的挣扎，在法理与情理之间，该如何选择？还有《一滴血》《巴山惨案侦破始末》，这些作品里的警察，不是“无所不能的英雄”，他们也会累，也会怕，也会在深夜里为案件睡不着觉。我想让读者知道，警服背后，是一个个普通的人，他们也有家人，也有牵挂。
有人问我，“作家梦”是不是出版一本书就算实现了？其实对我而言，“作家”从来不是一个头衔，而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自省的过程。从最早在《安康日报》发表短文，到后来作品登上《诗歌月刊》《文学港》《今古传奇》等全国性刊物；从散文《外婆》、小说《一滴血》获得省刊杂志社颁发的文学奖，到诗歌《肩挑大地的星辰》入选中国诗歌网“诗歌大擂台”十佳诗歌——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也都刻骨铭心。
最难忘的是2023年，在几位文友的鼓励下，我开始整理自己五年来的诗文。熬夜修改稿件时，看着那些文字，仿佛又回到了从警路上的一个个瞬间：第一次出警时的紧张，第一次破案后的激动，第一次看到群众笑脸时的温暖……最终这本集子定名为《倒流的时光》，它不只是文字的汇总，更是我对生命与职业的一次系统回望——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用笔墨，记录着自己走过的路。
而真正让我坚定写作信念的，是读者的反馈。有位网友读完我的散文《一次生命的感动》后留言，说文中写的警嫂等待丈夫安全归来的场景，让她想起了自己当警察的丈夫，“每次他加班，我也会像文中写的那样，在夜晚为他亮着一盏灯”。还有一次，我写了一首关于流浪犬的小诗，被公益组织转发后，有网友主动联系救助站捐款捐物。这些小事，比任何奖项都让我动容——原来文学的力量，不是轰轰烈烈的，是细微的、绵长的，它能让陌生人产生共鸣，能让善意在现实中传递。
文学于我：一场关于“真实与善良”的修行
这些年写下来，我越来越明白：文学于我，是一场漫长的修行，也是一种对社会、对生命的回应。我始终相信，好的文学作品，应当有筋骨、有温度、有担当——有筋骨，就是要扎根现实土壤，不回避生活的棱角；有温度，就是要饱含人文关怀，触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有担当，就是要传递明亮的声音，让读者看到生活里的希望。
作为一名公安作者，我笔下的故事，大多来自真实的生活。我写破案一线的民警，会着重刻画他们手上的老茧、熬夜后的黑眼圈，还有面对群众时的耐心；我写警嫂，会写她们独自照顾老人孩子的辛苦，写她们听到丈夫加班时强压下的担心；我也写底层劳动者，比如诗歌《肩挑大地的星辰》，就是写给我父亲他们那一辈子扎根土地，用肩膀扛起家庭，像星辰一样平凡却明亮。我不想用华丽的辞藻，只想用细节和情感搭建一座桥，让读者不是“旁观”故事，而是“走进”一个人的命运里，去理解、去共情。
今年在整理旧稿时，又翻到了《倒流的时光》的手稿。看着那些修改的痕迹，突然觉得，这本书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它让我更加明确：文学不只是一条通向自我的路，更应当是一种向外传递善与美的媒介。现在的我，依然保持着每天看书写作的习惯——清晨起床后写一首小诗，夜晚睡前整理一段随笔，回想白天工作里的小事；工作间隙，会把突然冒出来的灵感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有人问我，都五十多岁了，还这么执着于写作，图什么？其实我什么都不图，只图心里的那份热爱——警服让我守护一方平安，笔墨让我留住人间温暖。我常说“生命不息，笔耕不辍”，不是一句口号，是我想一辈子践行的承诺。
未来的路还长，我想继续穿着警服，握着笔，写下去——写公安干警的坚守，写普通人的善良，写家乡紫阳的变迁，写这个时代里那些明亮的、值得被记住的瞬间。我愿永远行走在文学的大道上，让生命之花，为真实、为善良、为一切值得坚守的价值，绽放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