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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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读报，看到南京某知名晚报副刊登载启事，称文学版面仅为交流展示的园地，刊发的文章不再支付稿酬。作为资深的耕种报田的文字拥趸，看到这则消息顿时心生唏嘘。
这几年，随着新媒体的风起云涌，传统纸媒在数字技术面前“荷戟独徬徨”，虽然不至于穷途末路，但形单孤支的样子确实令人心酸。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当年，能在报纸杂志上发一篇“豆腐块”，可是极风光张扬的盛事。不仅可以收获周边友朋的交口称赞，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饭后茶资，更能收获几两闲金碎银，藉此买米下锅，确实能为生活增加几两油水。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乡镇中学读书时，一位读大学的远房表哥，常在《诗刊》、《星星》这样的国家级权威杂志发表诗歌，在那个全民读诗的时代，他简直就是四邻八庄的顶流诗人，逢年过节回家，乡人都是看猩猩一样的看他走东家、串西家，对他那与众不同的大眼镜、高低起伏的步伐和夹杂乡音的普通话，充满着无比的好奇和折服。我爹常以他当教材来激励我，说人家上大学光靠稿费就能解决学费，家里根本不用额外负担。后来，表哥在毕业前出版了一本诗集，分配时去了西藏的一家党报当记者，这更让我爹好一阵感慨，认为写稿不仅解决肚子问题，更能解决面子问题，是名利双收、无本万利的大好事。
受父亲耳提面命的影响，再加上远房表哥的率先示范，我对文字从小就抱有好感，向往将来能成为一个可以倚马可待、下笔万言的作家。中学时作文常被老师当成范文来读，中考时我的作文是全校最高分，在有限的生活圈子里，这点小成绩给我一种错觉，我坚信自己真的有文学潜质，将来可以靠文字吃饭。
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我热衷于写作和写字。因为将来的工作轨迹早已预设，和我的学长们一样，毕业后回乡当“孩子王”，在“五斗米”之间俯仰。在夜深人静规划未来的时候，我畅想写作和写字就是“诗和远方”，在教学之余有大把的时间来磨砺这两把利器，藉此在冗长的岁月里就能守住精神和灵魂，不至于在柴米油盐和朝饔夕飧中陷入庸常。那时，我以充沛的青春活力投身文学园地，参与主编校刊《两代师表》，担当广播站总编辑，每天审修校园广播的稿子，听着偌大的校园里回响着自己编写的稿子，我的心里充满着喜悦。续写的小说《陈奂生新传》在校刊上发表，自己的文字变成散发着油墨香的铅字，如过江之鲫般游走在同学之间争相传阅，尽管没有酬费的激励，精神上的满足让我乐在其中。
我真正享受到稿费的犒赏，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了。我在县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室里当文书，最喜欢读的就是《中国教育报》。尽管是行业性报纸，但这些充满着珠光宝气的文字，被写作者拨弄地神气活现，一些司空见惯的教育小事被写得灵光四射，总让我技痒难耐。于是，我操刀急就一篇《乡间电影变奏曲》，居然在半个月后刊发在报纸副刊的显要位置。当那张八十元的绿色汇款单，仪态万方地躺在我的办公桌上，连同那张被翻阅过多遍的样报，我成了同事和领导口里的秀才，一时间风光无俩。
我把报纸送到父亲手里，起初他还有些怀疑，戴着老花镜，在油灯下认认真真地从头读到尾，确信这些生活琐事真实不虚，我居然真得用它换来了实打实的银两，跟种地收粮、养猪下崽一样劳有所获，他对我的期望变成了现实，一时间还难以接受。在当时工资不到三百元的年代，这份稿酬足以支付一顿大餐的费用，我和热恋中的女友饱吃一顿，让肠胃也真实地感受到文字的重量。
尽管不在教学一线，但我当时负责学生德育和家庭教育，从一个农村大县的教育视角，有许多教育管理方面的体会和心得。那时的我有许多精力，周末和假日不热衷于觥筹交错，在参加法律自学考试之余，瞅空就把这些零碎的感悟，以教育随笔和论文的形式编撰成文，陆陆续续在省级主管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出来，绿色的汇款单捷报一样纷至沓来，我当时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和教研员相当，让他们由衷地赞叹。那时的同事关系，纯粹透明无杂质，大家当面背后对我都是鼓励，单位的领导也给我表扬，我从文字里收获的都是充满温度的正能量。
心无旁骛地创作放大了生活磁场，我的文笔引起了宣传部门的关注。在将届而立之年的时候，我调到了宣传部的新闻科工作。那时的报业正是繁兴之时，各地都重视党报的新闻宣传。我自小就对记者充满着好感，对邹韬奋、穆青、范长江这样的知名报人心慕手追，采新闻、写通讯天生就有亲切感。在接手新工作一周，我采写了当时全县行政审批项目改革的消息，拟定了一个很有视觉冲击力的题目《行政审批瘦身减肥正当时》，很快就在市级党报头版头题刊发。我清楚地记得，新闻科长拿着还带有墨香的报纸，惊得目瞪口呆，清醒过来后，又三步并作两步地拿着报纸，闯进部长办公室汇报战果。后来，我听同事们说，一个县一年能发两三个头条就很不容易，我一来就不费功夫拿下一个，打破了宣传部半年无战果的僵局，运气实在是好。宣传部给了我一个“季度最佳成果奖”，奖金300元，再加上稿费100元，这篇开门之作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从教育部门转任过来的常务副部长，笑呵呵地拍着我的手说，当老师的就是不一样，工作转换简直是无缝对接。
说真的，新闻为我打开了新视野，我长年活跃在农业、经济、交通等各个行业，脚步行走在厂矿车间、田间地头，接触到的都是一线工人、农民，笔下的文字有了生活的支撑，变得更有理性、更加坚实。在从事基层新闻宣传的几年里，我发稿一千多篇，获得省级新闻奖，成为一名实实在在的新闻轻骑兵。在当时的县委大院里，我是拿稿费最多的人。有一次，传达室的老王拿着一张八百元的汇款单，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他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这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一张单，相当于他没白没黑三个月的工资。
其实，老王看到我的收获，也当然知道我的辛苦。在大院的夜晚，我无数次加班写稿，寄出的稿件一摞又一摞，体量远大于这张汇款单。伴随着不息的灯盏，我的青丝添白发，而立之年已是两鬓白发生。有发稿后的快乐，也有稿子石沉大海后的酸涩，在文思枯竭的烦恼，更有领取稿酬的甘美，生活中的百味，都被这小小的汇款单演绎的五彩纷呈。
这些年在报纸上发稿，编辑会直接把稿酬打到银行卡上，收到银行信息的那一霎那，会有怦然一动的欣喜，与手捧汇款单相比，这单纯的数字少了场景的代入，味道就寡淡了许多。如今，发稿没了稿酬，如同厨师做菜突然少了味道，如何存放这生活中的烟火四季，我的心就象断线的风筝，突然间没有了依傍，变得空空荡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