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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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于《鹿鸣》2025第6期）
我的梦境里时常出现一个场景：薄雾下，一辆四轮马车在旷野中前行。看不清驾车人的模样，只见有人下车，又有人上车。车轮碾在凸凹不平的路面上，发出阵阵叹息般的声音。
一
不走进车间，你是无法真正体会“世界工厂”的含义的。头顶成排的灯管就像上帝从天上伸下来的无数只手，把车间照得和室外的白昼没有差别。一条条流水线如同一只只巨大的马陆虫，向前方蠕动着看不到首也看不到尾的身躯。针车，打粗机，涂胶机，贴合机，烘线机，前帮定型机，中帮机，后踵定型机，热烘机，冷冻机，加馏机……各种机器就像马陆虫数不清的腿，排在流水线两旁。而在这些机器的旁边，是密密麻麻穿着红色厂服戴着蓝色厂牌的操作工人，他们被称为作业员。这些作业员正把身体埋在机器的间隙里，与机器保持相同的频率忙着各自手上的工序——他们操作着机器，机器也操作着他们。机器的轰鸣声里，偶尔传来几声干部嘶哑的吼叫声。这些作业员近在咫尺，却是一座座沉寂的孤岛——如果不是某个干部过来偶尔的两句交流，或者在去洗手间时和同事仓促地聊上几句，他们可能全天都说不了几句话。如果他们不抬起头或站起身，你会分不清哪是人哪是机器——这些人和机器组成的相同视点，在视野里无数次叠加，重合，汇成一帧帧连续的影像，再向远方无限地延伸着。
我走进厂务室时，车间主管正和一群干部围着桌上的几双鞋面争执得面红耳赤。只见几双已经解剖开的半成品鞋面上，鞋口缝合位置针孔四周的皮面有明显的破皮——显然这是打掉的不良品。样品室师傅说纸板没问题的，已试做几轮了。鞋面部技术员说是皮料太脆了，车线上涂过针车油，皮料反面也涂过醋，都没用。仓库主管拿着测试报告和标准色卡，坚持说皮料没问题，是不是作业员拗边时锤子没包布，或者敲太重了？......我走到车间主管身旁，说明来意，他马上便叫过来一个课长，带着我去了流水线。
身旁一台接一台的机器正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哒哒的马达声，呲呲的气流爆破声……刚才没来得及戴上耳塞，这些声音混在一起，规律且嘈杂，它让我莫名烦躁起来。左拐右拐中，我们来到了胡小梅的工位上。她正坐在成排的工人之间，如同铆在一个庞大机器上的一颗不起眼的螺丝钉——如果无人带领，我是很难在几百个工位里找到她的。如果不见到她，我也很难在万人大厂里认识一个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她手中握着一个铁锤，正埋头盯着眼前输送带上流过的一只只半成品鞋面。她要从中发现某只拗边或者压机没有压到位的不良品，如同从稻田里挑出那棵很难分辨出的稗草，并飞速地把它们挑出来——如果动作稍慢一点让它流到下一个环节，被品管发现，她会挨干部的一顿责骂，并会被记处分。一棵稗草被拔出来后会被扔向田埂，在太阳暴晒下慢慢枯萎，腐烂，再化为尘埃。而眼前的不良品，会在她手中的铁锤下，被一遍遍地敲打，一点点地修正，再和标准控制板反复比对。直到它和控制板完全吻合，成为它应该有的模样后，才会重新回到流水线上，接受下一个工序的组装。这些半成品在几十道工序中随时会以不良品的身份被挑出，如同身边那些因种种原因被开除或离职的同事——每个人都在被一遍遍地敲打，一点点地修正。
这些包括董事长都必须换上室内拖鞋才能进入的流水线车间，如同必须脱下鞋光着脚才能进入的印度神庙，正生产着欧美一线时尚品牌的鞋子——这里不是无尘车间，但对卫生有着严格的要求，也对鞋子有着极高的尊重。一双鞋子的背后产业链上，是一块块牛皮，一双双大底，一颗颗钉子，一针一线，甚至报废的模具，撞坏的车辆，轧断的手指……在这里，任何一件半成品或是一只鞋子，是不允许直接放在地上的。我刚进写字楼做采购时，有一天要带样品鞋去某品牌公司开会，站在门口等车那会，我把鞋盒放在了台阶上。不知何时董事长从身后走了过来，他弯下腰双手拿起地上的鞋盒，又双手递给了我，说，请不要把我的饭碗放在了地上……这些从流水线上产出的鞋子，经过反复的品检合格后，带着Made in Chna的贴标，漂洋过海，摆在巴黎，佛罗伦萨，米兰，斯图加特，纽约，东京，上海等时尚之都一尘不染的橱窗里，接受消费者的驻足青睐。而它们的售价，是制造出它们的这些作业员工资的好几倍。
一条条流水线，充当着脐带的功能。它牵动着工厂的命运，也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命运。输送带上载着一只鞋子所需的各种半成品，鞋面，内里，中底，大底，沿条，后跟……以设定的速度缓缓地移动着，昼夜不停。一旦停下来，上一个工序末端的半成品立马便会堆积如山，头顶的红色警示灯也会立马忽闪忽闪地亮起，伴随着急促而尖锐的铃声。妈的！又断线了！戴着红色厂牌的主管或者课长，扯着公鸭嗓子挥着手，招呼着组长，班长，救火般迅速地跑到某个积压的工位上——他们的嗓门如果不拉到分贝的极限，会淹没在周围机器的轰鸣声，锤子的敲击声，和工业大风扇的呼呼声里，没有人能听得见——在这里，公鸭嗓成了每一个车间干部的某种特殊标识，他们嘶哑的嗓音在晋升评比时往往会有不同程度的加分。
课长从背后拍了拍小梅的肩膀。她抬起头，看着站在身后的两个戴红色厂牌的人，一脸惊慌，好像她刚才的哪个操作做错了一样。见课长笑着递给她一张离位证，示意她摘下耳塞离开工位，她才缓过神来——一个戴着蓝色厂牌的作业员，如果上班时间没有离位证而离开工位去其他地方随意走动，会马上遭到干部或者保安的询问，甚至斥责。
旁边一个班长赶紧跑了过来，替补到小梅的位置上。
我带着小梅回到车间办公室里坐了下来。玻璃窗没能阻挡外边的嘈杂声，但因为有空调，还是把这里隔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小梅坐下来，边环顾四周，边用手捋了捋被汗水粘在脑门上的刘海，露出了一张清秀俊美的脸，虽然带着疲倦。这个从湘西山村走出来的姑娘，脸上带着一股灵秀之气，扑闪扑闪的眼睛里，好像随时都会说话。她整了整那身厂服，脖子上戴着的一颗用红线穿着的玉佛露了出来，泛着鸡血般的光泽。
我先介绍了自己，还未说明来意，她便说，能给我一杯水吗？渴死了。我用塑料杯从旁边的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递到她面前。她仰起头一口喝干，喘着气说，能再来一杯吗？我又倒了一杯。她喝了一半，用手背抹了抹嘴，没等我开口，便问：我被录取了吗？说话时她手中扯着半悬在胸口的厂牌，而眼睛正盯着我的红色厂牌，眼神里闪着迫不及待的惊喜。
厂牌就是一个人的身份，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厂牌，牵动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这些在车间里摸爬滚打的作业员，他们的梦想不是加班，就是被调到写字楼。加班可以多拿工资，而进入写字楼，拥有一个红色厂牌，就意味着脱胎换骨，进入不一样的阶层——身体和时间能自由，还有更多更快的晋升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从进厂到离职，连写字楼的门都没进过——他们随时也会如流水线上的一件不良品般，被打掉，报废，再悄无声息地离开工厂。
小梅满怀期待的眼神，让我把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想去采购部吗？”
“你这不是废话？谁不想啊？别说去采购，就是能调到这个房间来，我都觉得是中了头彩。在车间里一天到晚忙得跟狗一样，动作慢一点就会挨骂。连上趟厕所都要申请，还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
“如果这次没录取，下次还会报名吗？”
我刚说完，她眼睛里便升起了一团雾气。
“会啊！在这里熬到猴年马月才是头啊？我们老大都做了三年组长了，还没升上去呢。我混到组长起码还要三年。”
我拿出打印好的一份四级词汇表递给她，问：
“多久可以背熟？”
她翻了几页，说：
“一年多没看了，得三个月吧。白天没空，下班回去就想倒头睡觉。”
“好，三个月后我再来找你。”
说完我便起身准备走开。她央求我坐下：
“再聊一会儿呗，难得在这摸会儿鱼。车间里热死人了。”
我刚想说些什么，下班铃声响了。小梅应声腾地一下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转身向外面跑去。那铃声对于这些作业员来说，不亚于一群刚卖力表演完的猛兽忽然听到驯兽员的那阵鞭响——该吃饭了。
万人工厂的就餐时间段是个极为盛大的场面。穿着红蓝两色厂服的员工从厂区的各个楼梯口如同开闸泄洪般涌出，他们争先恐后地往前跑不单是为了少排一段队——一顿免费的餐食，不仅能让他们从一堵堵钢筋水泥墙和一台台庞大机器隔离着一刻也不停歇的流水线上逃离出来，喘一口气，更能释放他们体内无时无刻不在躁动着却又被流水线禁锢的人类原始的沟通需求——这群进厂时只有18-25周岁的年轻人，浑身迸发着使不完的劲，相互推搡打闹着，调侃着身边某个身材标致的女人或高大英俊的帅哥，抑或说着让人脸红心跳又笑得前仰后合的黄段子。
密密麻麻的人群如同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在一块看不见的磁铁吸引下渐渐汇入了两队整齐的队列，成了一堵堵蜿蜒的人墙，延伸到三层餐厅的左右两个入口。每隔一段，便有维持秩序的保安站在那里，他们用猎人般的眼神虎视眈眈地寻找着人墙中的猎物——某个不守秩序的员工，又如流水线上的某个次品，被他们抓到后会被记下厂牌上的工号，上报给人事——每处分一个员工，这些保安便会得到相对应的嘉奖。据说有一次董事长没戴厂牌而被一个新保安拦在了餐厅门外，不得不返回戴了厂牌再来。
二
永不停歇的流水线，就是公司源源不断的生命线，它正在以细胞分裂般的速度扩张。公司在大岭山新建了一个百万平方米的工业园，这是自九二年长安建厂以来新开的第七个工厂。我在一遍遍地敲打一点点地修正下，成了一件合格品，从采购助理，采购，课长，一路升到了采购主管。
我和其他二十多个不同部门的主管被派往日本，学习丰田管理模式。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我便迫不及待地走进了新落成的车间。蓝色的室内拖鞋踩在新刷乳胶漆的地板上，嘎吱嘎吱作响。光洁的地板如同一面镜子，映照着全新的整套意大利进口流水线，在眼前晃动着金属的光泽。车间主管指着成排的机器告诉我，这里随便的一台都够买台大奔了。好用吗？当然了！开四轮拖拉机和开大奔的感觉肯定不一样了！眼前唯一不变的，是那些穿梭其间熟悉的干部，和流水线上那片红色海洋——身着红色工服的作业员，虽然都是陌生的面孔。生产部门的人员流动率每月都在百分之十左右，换句话说，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在一年内几乎会更替大半。流水线是铁打的，工人却是流水的。
工厂从上到下开始学习丰田模式。我每天要看成堆的报表，再绞尽脑汁地写着改善报告——他们称之为“脑力激荡法”。新的管理模式，把每个人和每台机器的工作具体量化到以每一个工时甚至以每一分钟为单位——每个人都如同一台发动机，承载负荷，输出功率，运转时间，有效输出……都会以鞋子的生产量为母数计算出来——它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发挥出每一个人每一台机器的最大功率。
空旷的写字楼里只剩下几个人在加班。远处车间机器轰鸣声穿过楼层和过道，夹杂着头顶灯管电流穿过整流器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它淹没了窗外草坪上那些昼伏夜起的昆虫鸣叫声。这时，资料员宋妮突然打来电话，边哭边说他在仓库开叉车的弟弟被保安抓起来了，正关在保安室里。我马上给行政主管打了电话。他说宋妮弟弟夜班时往外叉废料，被保安发现里面混了几包皮料。你赶紧过来吧，仓库主管也在。
我赶紧去了中心保安室。推开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只见宋妮弟弟正双手抱着头光着脚蹲在地上，身子蜷缩成了一团。他的上衣早被扒掉，后背上十几道紫色的瘀青。听到有人来，他抬起头，乞求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慌乱，像是一只被猫盘弄了很久的老鼠。那是一张早已变形了的脸，鼻孔正流着血，混着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地板上。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顿时傻在原地。宋妮弟弟的对面，站着行政主管，保安队长，仓库主管。保安队长是个退伍特种兵，他凝固着面部肌肉，正在粗鲁而厉声地讯问着他还有哪些同伙。旁边立着两个年轻保安，如同护法的罗汉。他们手里拿着裹着厂服的手电筒般粗的钢管，正摩拳擦掌地瞪着蹲在地上的宋妮弟弟。只要队长一个眼色，那两个保安便会抬起手，抡起钢管上去敲打两下。宋妮弟弟早已被那钢管驯服，他已经不敢再躲闪，那裸露的躯干在钢管的敲击下只剩条件反射后的阵阵颤抖。大抵这种情况，他们会查清哪些人参与，根据情节严重与否，再决定送不送去派出所。但哪怕只是偷了一双鞋垫，或是一根鞋带，也会立马开除。即便如此，厂里时常仍有类似的偷盗事件发生，有人铤而走险。
我轻轻地把行政主管拉出房间，请求他别打了。他低声说，上面老大交代了，一定要问出他的同伙，这伙人嘴巴硬，不狠狠打是问不出来个子丑寅卯的。如果送去派出所，那些人下手可就不会这么温柔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便被副总叫去了他的办公室。“有个宋妮是不是在你那个部门？把她调回车间去吧，有人反映她常在厚街的外贸鞋店活动。”没等我开口解释，他便匆匆走出了房间。
从写字楼到流水线，谁都知道这是永无回头之日的流放。
宋妮是我当初从流水线上一轮轮海选出来的，一个做事细心老实本分一说话就脸红的女孩。连供应商送的一盒月饼，她都会上交给我。下班后，我问她是不是去过厚街鞋店，她说是，就去过一次，去买鞋，那里的鞋便宜，很多都是从工厂出去的正品鞋，有的连鞋盒都不带，有的上面甚至还带有签字。我又问她是不是碰到了什么人，她说那天在一家鞋店里碰到了厂里的一个台湾干部，听说那家鞋店是那个台湾干部老婆开的。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第二天，宋妮换了蓝色厂牌，去了流水线。我又缺了个人手。我突然想起胡小梅，这一晃，应该有三个多月了吧？我找到小梅的原主管，新扩充了那么多条生产线，他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条线上。他让资料员一查，一个月前小梅就辞职走了，辞职原因上写着：回家。
小梅就这样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如同昙花一现。
这个规模庞大的工厂，如同一座城市。每天都有人走，每天也又有人来。离开一座城市，和来到一座城市，可以有很多理由，也或者根本就不需要理由。
这就是大厂。
到了年底，发完年终奖，同事们捏着厚厚的奖金，拉着我去聚餐。拿到年终奖，又有一批人会离职，人都会往高处走的，即便是炙手可热的采购部也是如此。我被几十个人轮番着敬酒，几轮下来，我已醉眼蒙眬。迷糊中，又被几个同事拉着去了一家洗脚城。他们给我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刚躺下，服务员便带进来几个洗脚妹，说是新来的姑娘，问我喜欢哪个。我看了一眼面前一排把身子躬成九十度口中整齐地喊着“老板好”的姑娘，晕乎乎地刚想说随便哪个都行，却无意间看见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再细看，是小梅，胡小梅。我顿时酒醒了一半，把她留了下来。
待那些服务员走开，小梅飞快地转身，关上了门。
“你怎么在这？”
“老大，你怎么来了？”
我们几乎同时开口。
她半蹲在地上双手递给我一块热毛巾，接着便打开她的工具箱，准备开始她的那套流程。我摆了摆手，示意她在旁边坐下。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我去车间找过你。”
“记得，当然记得。只是……我父亲上山砍竹子摔断了腿，他一倒下，家里就没劳力了。一个弟弟正在读高中，马上要高考了……所以……我就回去了。”
“怎么不返厂呢？老员工可以随时返厂的。”
“有老乡在这里上班，说比工厂工资高，又不累，还自由，我就来了。父亲治病借了很多钱，弟弟上学也要花钱，这些都要我去还。”
“来这里的客人啥样的都有，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那个宋妮也在这里啊！以前写字楼的那个，你认识不？她可是这里的头牌888哦。听说她每月能挣好几万，比你工资都高哦。我们这里的姐妹个个都羡慕她。”
“啊？可以叫她过来吗？”
“她现在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哦，得提前预约的。估计这会儿她正在外面潇洒呢。客人一来都是买她的钟，整夜的买，然后就带她出去玩。她都不用给客人洗脚的。”
“她不是个很腼腆的人吗？”
“哎呀，那是在工厂里。厂里不是流行一句话吗？只需要忠诚而不是知识，只需要顺从而不是执着。现在你要是见到她，肯定认不出来了。人家现在可是八面玲珑，每天点她的客人都在排队。”
“……”
我一时语塞。
“如果返厂，我马上调你去采购，你回不回？”
“真的哦？别骗我。”
“真的。”
“那些单词我已背得差不多了，我每天都在背，不信你现在就可以考考。”
她打开工具箱，掏出一堆瓶瓶罐罐，棉签盒，修甲工具……胡乱摆了一地，然后从箱底抽出了那本词汇表，双手递给了我。
“不用考了。”
说这句话时，我不知道是在和谁赌气。
“只是，我刚来还不能走，交了押金，要做满三个月才能退……”
三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晚上，她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厂门口给我打了电话。见到她时，她正抹着眼泪。几个小时前，她在那家洗脚城上钟时，一个客人趁她俯身洗脚时把手伸向了她的胸口，她回手便一个巴掌挥在那男人脸上。那男人抹了一把脸上的洗脚水，像头被瞬间激怒的狮子，抬起腿，一脚把她踹倒在墙角里，嘴里怒吼着，摸都不让摸来这里上班干吗……
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她，成了那里的一件不良品。
这个在流水线上穿着工装不会被任何人注意到的普通作业员，一调回到采购部，换上红色厂牌穿上写字楼特有的职员厂服，便如鱼回归到江海，撒欢着见风就长。她的就餐也从楼上员工餐厅换到了一楼的中层干部餐厅，这是一种莫大的等级转变。一个普通作业员如果足够幸运，要在流水线上摸爬滚打数年，先升到班长，再升到组长，有带领相当于一两个排人数的能力，才能跨越这一层楼的距离。如果能升到课长，就不用再穿工服，进到一楼的高干餐厅，和老板一起吃饭，绝对是凤毛麟角，人中翘楚。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进厂到离职，都只会一直挤在楼上的员工餐厅里，每天接受那些保安粗鲁的检阅。
比起那些外招进来的眼高手低的大学毕业生，小梅很能吃苦，学习起来也很用心，很快就适应了采购部的工作。她不仅生就了一张人见人爱的好脸蛋，还天性活泼，每天都是笑呵呵的样子，在几百人的写字楼里成了一个亮点，大家都开玩笑地叫她楼花。要其他部门签字的资料交给她去跑，很快就会签回来。追订单的交货期，别人追不出来的，她一出面，那些供应商都会网开一面给她一路绿灯——她的脸上有张无字通行证。
有天早上小梅给我冲咖啡时，看见我桌上有本《羊脂球》便借回去看。过了几天她还书给我时带着一脸怒气，说：
“那个羊脂球好傻。我若是她，一定会拿锤子砸烂车上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的脑袋，还有那个普鲁士军官的锤子！”
旁边一个男采购马上接过话开玩笑说：
“你哪有个锤子哦？”
小梅立马转过身，从她的抽屉里摸出一把流水线上还缠着布的铁锤，对那个男采购挥了挥，一本正经地说：
“看见这上面的标签没？不良品专用！再敢欺负我，看我能不能锤烂你的头！”
整个部门笑作一团。
三个月后，因为她的出色表现，我破格给她升了级，加了薪水。
厂里一到年底便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相亲大会。这些自愿报名参加的来自全厂各部门的青年男女，不分级别，经过几轮筛选后，能最终上场的都会成为众人的焦点。小梅也端坐在女生中间。舞台下的大操场上，挤满了几千个观众，大家都想知道最后会花落谁家。
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彩排不带任何台词稿的演出。没有了厂服的束缚，也没有了红与蓝的差别，这群年轻人，不再是流水线上没有表情的机器，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在舞台上跳动着活力，青春，张扬和个性。他们不加修饰却接近专业的歌喉，非一日之功的高难度舞蹈动作，扣人心弦足以以假乱真的魔术表演……会让人突然间有种错觉——他们都是身怀绝技的高人，只是误入鞋途，埋没在流水线上——在另一个舞台上的他们，才是他们真正的模样。面前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也越来越熟悉起来——坐在台下的我，看到了多年前年轻时的自己。
几个环节下来，小梅成了女生中的焦点，一群人的相亲演变成了她一个人的相亲。从一选十，到一选五，到一选三，再到一选二。到了最后的选择，面对主持人焦急的催问和对面最后留下两位男生期待的目光，她的脸憋得通红，再也无法伶牙俐齿起来。局促间，她把目光投向了台下的我，似乎想要一个我的答案。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她迟疑了几秒钟，点了点头，最后选择了品管部一个多才多艺的作业员。音乐骤起，掌声雷动，他们牵着手在漫天飞舞的礼花中，一起走下了舞台。
一个雨天的晚上，我正准备睡下，小梅打来电话，说她到了我家楼下，有事找我。我匆忙下楼，走到小区门口，环顾四周，此时街上已空无一人，雨正淅沥沥地下着。我心想小梅不是和我玩恶作剧吧，正要掏出手机，这时从路旁大树后面鬼鬼祟祟地走出来两个人——他们躲在滴着雨滴的树下避雨。几步之遥早已关了门的商铺，忽明忽暗的霓虹灯照耀着空空的屋檐。小梅撑着雨伞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穿透明雨衣的矮小男人，一手拄着一根光溜溜的木拐棍，另一只手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蛇皮袋，一瘸一拐地走来。他的身体像一截弯曲的树干向那个蛇皮袋倾斜着，仿佛那里凝聚着他生命的重心。
“老大，这是我父亲，刚从老家来的。他腿里的钢钉还没取出来，走路有点不方便。”
我忙和她父亲打声招呼。他抹了抹脸上的雨水，憨憨地对我笑着说了句湘西话，我没听太懂。他说完忙转回目光看着比自己高了一头的小梅，像个孩子一样。
“你这是？”
“我不让他来，他非要来，说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想来见一面。”
小梅说话间，她父亲打开了那个蛇皮袋。我一看，里面是一整只烟熏的腊猪腿，看起来有十几斤重，散着一股卤肉的香气——这估计是他们家能拿出手的最贵重的礼物了。看着他那条瘸腿，又看着这条比他的腿还要粗的腊猪腿，我推攘了几次，执意不要。
小梅父亲脸上马上露出沮丧的表情。淳朴的乡下人，喜怒哀乐都表现在脸上，他们从不会掩饰自己——他带着使命而来，却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他和小梅用湘西话嘀咕了几句后，小梅从脖子上取下了那个玉佛：
“我父亲说，这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不知道有多少代了。玉是真的，佛也是真的。佛和猪腿，你必须留一样。要不然，他就不走了。”
我……
我接过了那只沉甸甸的腊猪腿。小梅父亲那一直拧巴的脸这才舒展开来，心满意足地转过身，拉着小梅，慢慢消失在雨夜里。
雨点落在我的肩膀上，冷冷的。我的心底一阵灼伤般的痛。
四
十多年间，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基地从广东拓展到内陆省份，又拓展到越南，孟加拉，柬埔寨，印尼等南亚国家，拥有了上百条流水线，明年春天就要在香港敲钟上市了——这艘鞋业界的航母即将下水，往深海驶去。
如果不是小梅请我们几个同事去她家里吃饭，我还不知道她从宿舍搬了出去，和男友在厂对面的村子里租了间房子。那是一栋民房里的一间不大的单间，铁门早已锈迹斑斑，房间里却被小梅收拾得干净整洁。一张破旧的二手梳妆台被她用旧报纸重新装点了一番，成了一件艺术品。那面镜子被一条从上到下的裂缝斜着一分为二，我站在镜前，看到了两个我在镜中摇晃。在那面镜子最显眼的位置上，贴着一张公司的职级表，表格上不同的职务对应着从一到十八的不同级别，如同一部升到金字塔顶的天梯。她已经升到了八级，再升一级，就是个副课级干部。她指着那条画了红线的九级，说弟弟也快大学毕业了，到那时她就结婚。
那年冬天，天气异常干燥。刚上班的我坐在位子上，不停地搓着手，我的手掌开始脱皮皲裂。这时，厂务室的资料员拿着测试报告和小梅一起过来找我，说有一批某意大利品牌订单的皮料在入仓检验时，发现含油量略微偏低了一个百分点。因为生产进度紧张，想要征求我的意见。我以多年的经验判断，在鞋面后期处理时多加些油蜡鞋乳是可以弥补的，便在生产单上签了字同意可以生产下去。签完字，小梅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护手霜，轻轻地放在我的桌面上。
没过几天，我便被厂务室叫去了流水线。当一千多双鞋子在流水线上几乎就要完成全部工序，最后经过马毛轮抛光后即将装箱时，鞋面全部起了大大小小的皱褶。技师们试了很多方法，熨斗整烫，烘线机平整，似乎都没什么效果。品管部硬着头皮请来了品牌验货员，他一双双地看完所有的鞋子，摇了摇头：全部打掉，否则只能以B级品打折出货。
那天下班的操场，被人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从未见过眼前的这般场面——那批打掉的鞋子成箱地一字摆开，整条流水线上的全部干部和作业员，人手一把剪刀，正在把售价几千块的鞋子一刀一刀地剪成碎片……公司决定整张订单重做。
那张生产单上所有签过字的主管，都被记了一次大过处分——这意味着一年内没有升级的机会，而处分名单上唯独没有我。我带着纳闷走进了副总的办公室。副总早已知道我的来意，没等我开口，就从文件架上抽出一张奖惩单给我看——那是小梅自己写的一张记过单。副总说，小梅昨天来找过他，说那张生产单上我的签名是她见我连加了几个夜班太忙她替我签给厂务室的，我根本就没看过那张单子……副总说，那张奖惩单他会签下去，但这个小梅真是个人才，想了他所想，可以重点培养一下——他根本就没和我核实那个签名的事情，当时我正在新一批干部考核名单上。我还想解释两句，被他挥挥手制止了。
小梅一早就去了江门一家皮厂，追那张重做订单的材料。晚上快下班时，小梅电话回来说材料已赶完工，装在车上了。但半路上司机说车子坏了，正在修理中，估计回来会很晚了——她出去追材料，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第二天一上班，我见到她时，感觉她像一朵枯萎的花，眼睛红肿，面色颓靡，平时盘起的头发也披散着下来。我忙问她怎么了，她强笑着说，没事，昨晚回来太晚，没休息好。我给她批假让她回去休息好了再来上班。她摇摇头，拿着文件夹便跑去车间忙去了。又过了两天，下班时我无意间发现她脖子上的那块玉佛不见了，便问她怎么回事。她低着头，手中摩挲着那把铁锤，不说话。再三追问下，她起身跑进旁边的会议室，关上门，大哭了起来。
那晚的车子根本就没有坏。那个司机故意说修车把时间拖到很晚，在回来的路上，又借口走错了路，绕到一段山路上。夜幕孕育着黑暗，他在偏僻处停下车，企图非礼小梅。拉扯中，那块玉佛被扯断掉下来摔碎了……她流着泪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在对那段痛苦的再次舔舐。
眼泪是一个成年人最大的宣泄。四周一片寂静，此时的痛哭比悲伤更艰难万分。
我知道那个司机是某主管的亲戚，我坐过一次他的车。那天一上车，他便一边嚼着槟榔，露着满嘴锈迹斑斑的牙齿，一边滔滔不绝地说哪个巷子里有站街妹，如何如何的便宜，哪个车间的姑娘最好哄，一碗炒粉就可以搞定……
刚做了父亲的我，一个女儿的父亲，怒火中烧，赶紧跑去了副总办公室。
“按公司规定得开除。但公司马上要上市了，那些八卦记者你是知道的……”
副总答应年终时给小梅破格升职，并会把那个司机降为作业员，调去流水线当工人。
我把公司的决定告诉了小梅，她不悲不喜，转身一埋头，便淹没在几百人的写字楼里。她平静地上了一天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直到第二天早上，她在我的杯底下压了一张纸条后，便再也找不到人——那杯咖啡还带着余热。
大厂里，似乎只有流水线的运转才是永恒的。
她走的那天，带走了那把铁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