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
网站用户
（原发于《四川文学》2025第7期）
一
我看见了月亮的影子，那是生命的圆。
多年前一个山雨欲来的傍晚。父亲扛着锄头从西地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他把锄头往屋角一扔，便跑进了屋内。随即只见他抱着一卷破旧的油毡纸又跑了出来，爬上屋角的鸡圈棚，顺着棚顶又爬上了低矮的屋檐。他整个身子几乎贴着屋顶的瓦片，伸着四肢，像只蛤蟆一样。他的手上没有蛤蟆的脚蹼，他用手指牢牢紧扣住瓦片间的缝隙，缓慢而又艰难地向上攀爬着。几片旧瓦从他的脚下晃晃悠悠滑了下来，掉在地上，瞬间便成了碎片，和地上的尘土无异。
年少的我站在屋檐下，看着父亲笨拙的攀爬身影，总担心他会像那些瓦片一样跌落下来，碎成尘埃。
那两间土坯房，是父亲结婚时爷爷分给他的唯一财产。土坯是从自家田地里新晒的，而屋顶的瓦却是别的旧房子上拆下的瓦，日晒雨淋中，早已经成了一片乌青。
匍匐攀爬着的父亲最终没能赛跑过这场暴雨。在他爬上屋脊前，雨点像撒落的黄豆般从头顶砸了下来。他动作飞快地搬起一块块瓦片，叠堆着放在旁边，待把油毡纸在下面铺好后，又一块块地把它们重新摞压在上面。父亲的这套动作非常娴熟，他对屋漏早已久病成医。我儿时记忆中那片屋角经常漏雨，漏了再补，补了又漏。
一个闪电在父亲的头顶炸开，他湿透的身子在闪电的映照下成了一片亮白色。只见他张着嘴，抬头看着闪电的方向，一脸惊恐。他立在屋脊上的身影映在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夜空，像只黑夜荒原上对着月亮嚎叫的狼。
他并没有叫出一丝声音。即便他使出洪荒之力地嚎叫，也会淹没在随即而来的雷声里。那声炸雷，撕裂了天空，震得整片大地都在晃动，把我整个人震傻在原地。直到父亲从屋顶上爬下来，把我拉进了屋内。
那晚的暴雨一直下着不停。屋内，我们一家四口挤在家里唯一的一张木床上。半夜里我被弟弟的哭声惊醒，只见母亲抱着弟弟蜷缩在墙角，头发湿漉漉的，一边哄着弟弟入睡，一边抹着眼泪。而父亲正拿着水桶，接着床头屋顶漏下来的雨——床已经被打湿了一半。
爷爷也闻声赶了过来。他进屋看了一眼面前的光景，对着父亲板着脸，狠狠丢下一句话便转身走开了：“弟兄几个就你读的书多，当过兵，还是个党员！现在连一包烟钱都混不回来！”
爷爷有七个子女。父亲成家时只分到了两亩田地，每季的收成，减掉上交的公粮，都不够一家人的口粮。在青黄不接时，常常要靠外祖母养蚕收入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
爷爷前脚刚走，父亲便从裤兜里摸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抽出一根，捋直了又在凳子上顿了几下，对着煤油灯点上火，蹲在地上闷着头抽了起来。为了省油，煤油灯的灯芯被母亲拨到了即将要熄灭的最短处，父亲点烟时抽的那一口，差一点吸走了它全部的火焰。黑暗中它倔强地闪烁着微小的火焰，发着微弱的光。父亲一动不动佝偻着的身子在这微弱光亮的映照下，印在糊着旧报纸的墙上，像尊蹩脚的雕像。我看着墙上晃动着的父亲的影子，听着水桶发出的阵阵嘀嗒声，迷糊之中进入了梦乡。又在恍惚中，看见父亲站在窗外的月光下，一动不动。
母亲说，那夜父亲抽了一包烟。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扛着铁锹，在屋前屋后皱着眉头不停地转悠，像头拉磨的驴子。母亲上前问他，转来转去转了半天转个啥？头都转晕了！他一言不发地继续转着。到了傍晚时分，他在屋后的空地上抡起铁锹开始挖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只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再赚不到一包烟钱，就在这埋我。
他没日没夜地挖。
半个月后，一个半亩见方的鱼塘，就这样一锹一锹地挖成了。他把它灌满水，又从河里捞了些水莲浮萍投在鱼塘中。别人都以为他这是要养鱼了。
是的，天未亮，他就背着一个不知从哪捡回来的破鱼篓出门了。我一整天都没看见他的影子。
月亮挂在枝头时，他才回来。鱼篓里空空如也。连续几天都如此。
那天晚上，他草草地扒完一碗饭后，便坐在鱼塘边，如同一根斜插着的木桩般一动不动地凝望着眼前那个月色笼罩下亲手挖就的深渊。那深渊又慢慢陷入他的眼底，深邃，而又空洞。
鱼塘里，几只青蛙和不知名的水鸟已不请自来，在水草丛里不时鸣叫着。这是个万物繁殖的季节，而池塘里一条鱼都没有。
不知道他在塘边坐了多久。第二天我一起床，见他还坐在昨晚的位置，和那只空鱼篓一样，保持着昨晚的姿势。
太阳升起时，他返回屋内，和母亲小声嘀咕了几句，见母亲没有说话，他便转身背起半包大米，匆匆出了门。这个读完高中就去参军，退伍回来庄稼经还没学全的男人，突然明白捉鱼是个技术活，不是拿着网兜就能把鱼手到擒来的。鱼有鱼路，蛇有蛇窝，他需要拜师。
母亲待他走后，悄悄转身躲在门后，掩面而泣——她舍不得那包大米，她明白半包大米在这个家庭意味着会提前一个月进入青黄不接；她也拒绝不了父亲的请求，她更明白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块鱼塘，确切地说，是那包大米上。
她更不希望看到父亲把他自己亲手挖掘的鱼塘，变成埋葬自己的坟墓。
十来天后，他回来了，晒得黝黑的肩膀上，背着一串串细而长的竹篓。那看着我们的眼神里，依稀泛着光，仿佛他已取到了真经宝典。
他放下竹篓，顾不上吃口饭，拿起一个麻袋便又转身出去了。我看着地上的那堆竹篓，如小腿般粗细，一端用竹篾留着向内开着越来越小的入口，另一端则塞着布团。我不认识这新奇玩意，但看样子不是捉鱼用的。
傍晚时分，他扛着一麻袋河蚌，浑身湿漉漉地回来了。他招呼着母亲和我，一起把河蚌打开，取出蚌肉，剁碎，放入一个个竹篓里，再塞紧布团。他背起沉甸甸的竹篓一刻也不停歇地又出去了。他光着的大脚踩在地面上发出通通的声音，那声音透着无穷的力量。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背着那些竹篓回来了。看着他走路带着风的样子，我知道这一次肯定不是空手而归。果不其然，拔掉竹篓的布塞，里面满是黄鳝。它们大大小小的缠在一起，不停扭动着光滑的身体。父亲也在旁边像条黄鳝一样晃动着身子，带着久违的一丝得意——他第一天的收获，便装满了小半桶。父亲把它们倒入鱼塘中，看着它们瞬间便钻入水底，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那年夏天，地里的水稻还没抽穗，家里就开始断粮了。
父亲厚着脸皮劝说母亲回了趟娘家。那时外公是隔壁村的队长，村里那块南瓜地正在结果。我依稀记得，同样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那天轮到外公看护那块南瓜地。父亲按照和外公约定的时间，在后半夜时游过那条涨了水的小河，在狂风暴雨的掩护下和外公一起从地里摘了一大口袋南瓜。等他背着麻袋踩着湿滑的田埂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后，外公赶紧回到瓜棚里，装着酣睡了起来。父亲扛着一袋百十斤的南瓜过河时却犯了难，不得不回家叫醒母亲，在河岸这边接应，他再一趟一个地往返着把南瓜搬过了河。慌乱之中，他一个趔趄，一个南瓜从怀抱中被河水沖走了。上岸时，父亲喃喃地对母亲说，最大的那个被水冲走了。他满心愧疚。
那袋南瓜全家吃到了八月十五。
中秋一过，地里的水稻终于成熟了。收上来的稻谷在打谷场上晒到七成干时，他便赶紧灌装了几袋，再待晒至全干时又灌装了几袋，混着一起拉着奔粮站交公粮而去。他在心里打了个小算盘，那几包七成干的稻谷会压称，可以多充几斤重量。当粮站工作人员拿着铁钎一袋一袋地检查每一袋的湿度时，他知道自己那丝小心眼逃不过去了。那几包未全干的稻谷自然交不了，我跟着他在烈日下把那几包拒收的稻谷摊在粮站附近的马路上晾晒。我们躲在木架车底下乘凉，看着不时有乡亲从粮站里拉出拒收的稻谷，和我们一样就近晾晒。在节衣缩食的年代，农人们有着相同的智慧。
到了年底，父亲把个头大的黄鳝捞出，足足装了十来桶，一上秤，合计有五百多斤。天还没亮，他便拉着一架子车黄鳝去了十几公里外的县城集市。卖完黄鳝回到家，他来不及吃饭，便掏出口袋里的一把把钞票堆在母亲面前。油灯下，母亲铺开那些皱巴巴的钞票，一张一张地数着。她皲裂的脸上早已乐开了花，她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么多钱。盘算下来，这一年的收入居然相当于养三四头猪的收入！
第二年，父亲不再翻沟爬坎地捉黄鳝了，他收购别人捉的那些幼小的在集市上卖不上价钱的黄鳝，再喂养到年底，它们个个长得膘肥体壮。靠那些黄鳝的收入，他终于推倒了漏雨的那两间屋，盖起了村里第一家红砖瓦房。
那一年，是一九八四年。
新屋起灶那天，他摆了几桌宴席。酒过三巡，爷爷问他：
“你不气我？”
“不气！”他说，“我知道您用的是激将法！”
爷爷又问：
“倘若不成，当真埋了？”
他说：“不逼自己一把，还住那间破屋？”
父子俩红着脸，仰起头，哈哈大笑。
他趁着酒劲走到院子里，在月光下一边跳着，一边唱了起来：
想当初，
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拢共才有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
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
……
二
父亲盖的红砖瓦房，如同在平静的湖面一石激起千层浪。
那些祖祖辈辈守着二亩薄田靠天收的乡亲，开始明白那块地上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出什么花样来。农闲时节，他们放弃了村口老槐树下的风凉水快，开始蹲在鱼塘边，一边给父亲递着烟，一边听父亲讲养黄鳝的故事。隔壁的老李头，村里的养猪专业户，是那群人中的常客。他天天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渐渐听出了门道，也转行养起了黄鳝。
不出所料的是，乡邻们也挖起了大大小小的鱼塘，跟着父亲养起了黄鳝。每天清晨，但凡有沟渠池塘的地方，都在上演一个恢宏的场面，一大群人，他们猫着腰，提着网兜，像淘金者一样，搜寻着黄鳝的踪影。
一个贫穷落后的小乡村，因为家家户户养殖黄鳝而出名了。
钱壮人胆。第三年春，他投入全部积蓄增加了三个更大的养殖池，从外地引进了大批种苗，开始了规模化养殖，并开始改用饲料喂养。这一次，他要大干一番。经过了人工调配和加入激素的饲料，让那些幼苗见风就长。从早到晚，站在池边，满耳都是它们欢快的吃食声。他看着如此喜人的长势，满怀信心地说，年底的收入又会是个五位数。
那年的夏天异常的闷热，很多天没下一滴雨。外祖母家的那棵老桑树，刚挂上的果子还没成熟便蔫落一地。稻田和黄鳝池一起争夺着水源。河流干了，湖泊干了，水井也三天两头抽不出来水了。烈日炙烤下的大地张着皲裂的大口，如同即将咽气的老人。
高温缺水下，黄鳝食量大减，它们在泥潭里缠绕在一起，很快便出现了死亡，没有一家幸免。乡亲们纷纷跑来向父亲求救，他指了指自己捞上来的那些死去的黄鳝，无奈地只摇头。他知道，这是一种因缺水导致的发病迅速的发热病，没有充足的水，啥药也没用。
那一年，他血本无归。
没有一只蚕能离开那片它啃食的桑叶。也没有一个农人，可以离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他报名参加农大的函授班，订了《农业科学》之类的好几种杂志，开始学习农业科技。
他研究起了水稻种子。
长江和淮河中间的那片江淮平原，自古便是天下粮仓，重要的水稻产区。农人们在那片土地上发挥着他们祖辈传承下来的农耕智慧。那片土地孕育着万物，也孕育着他们的梦想。 他深知种子和土壤相依为命，他把地里的土壤寄给农科院去化验，再根据专家的分析和推荐从农科院买来几种新水稻品种，在自家的那亩地上反复地试验。那些天，他目之所及，全是他的稻苗。有多少颗稻苗长了枯叶虫，有多少颗稻苗没有抽穗，有多少小时的日照时间，甚至夜里飞来多少只萤火虫，他都详细地记在本子上。
他整天泡在那块稻田里，他连裤脚都不卷起。他和那些稻子立在一起，看着它们一颗颗地抽出细芽，听着它们一节节抽穗的声音。他听着它们的呼吸声，看着它们对他点着头……他早已忘记了他那长满水泡的双腿，夜晚他就睡在田埂上，他把自己也活成了一株水稻。
几经试验后，他发现了一种产量更高，更耐旱，更适合当地土质，更能抵御病虫害的种子——国际吨稻，并大规模地育种，在本村先试点推广。来买种子的人络绎不绝，他的成功引来了很多乡镇的农技员前来参观学习。他很快被评为劳动模范，戴着红花出现在各种新闻报道中。
然而，祸起萧墙。
二舅看到父亲的种子如此热销，他抄了近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潜入父亲的种子仓库，偷走了几百斤种子。他在家中偷偷把那些种子掺和了其他便宜的种子，打着父亲的旗号，倒卖给了一个偏远的乡镇。
掩耳盗铃的他，不知道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到了秋收时节，那些农户看着干瘪的稻子歪歪扭扭地立在地头，顿足捶胸。他们连根割下稻子，一捆捆地堵住了政府大院的门……
二舅被抓了起来。他为了给自己脱罪，供出父亲是同谋。接着父亲便被连带着也抓了起来，虽然他是无辜的。
这在一向遵纪守法家风优良的家族史上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母亲受不了这个打击，整个人如同被抽走了一根筋，走路都直不起来腰杆。彼时，我刚读高中，弟弟刚读初中。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和弟弟马上就要缀学回家，外出打工。
父亲和外公两家拆完东墙拆西墙，又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大件，赔偿完农户的损失后，家里一贫如洗。这一次，他真的成了连一包烟钱都付不起的男人。
从看守所走出来的他，满脸胡子，瞬间苍老了许多。
他对看守所里的那段不平常的经历，只字不提，至今未提。
父亲回到家后，闭门不出。
曾经门庭若市的院门，堆满了厚厚一层枯叶。一阵秋风吹来，扬起地上的枯叶，在空中如群魔般乱舞。有的落在了沟渠里，打着转随波逐流，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有的沉入水底，终将化为无人问津的污泥……
骨子里清高的父亲不得不开始求亲拜友的四处借钱。没有人相信这个一跤摔倒在尘埃里的男人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知道借了钱就会打水漂，包括那些当年靠他领路搞养殖业发家的人。他们躲避一个穷人，如同躲避瘟疫。
有人劝他，别让娃上学了，让他们去广东打工，马上就能挣钱回来，不用那么辛苦了。老王家的两个儿子去了广东两年，人家那两层洋楼盖得多漂亮！老王走路都腰杆笔直，带着风！
他听了，只苦笑一下，一言不发。
那个周日的下午，我和弟弟就要回学校了，我们背着书包站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出门借钱的父亲。等到傍晚，才见他远远地沿着马路边缓缓走来，低着头，垂着双手。他的脸压得很低，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只感觉他看起来像是一头驼着重物爬坡的牛，稍一停顿便会弯下双腿，跪倒在地。那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
父亲的身影，如同一块烧红的烙铁按在我的心口。那一刻，我清楚地知道，学校是去不了。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们口中要我们兄弟跳出农门的真正缘由。
我和弟弟赶紧迎了上去。他看见我们的那一刹那，仿佛士兵看见了长官似的迅速挺直了脊背，故作轻松地拍着我们的肩膀说，天无绝人之路，办法总比困难多……他的演技，笨拙而又低劣。
回到家里，父子三人蹲在院子里，低着头，谁都没有说话。
脚下，一只蚂蚁驼着一块比它自身大了一倍的果皮缓缓爬行着。过了一会儿，它停下来，回到果皮的后方，用它细小的前腿推着果皮向前滚动着。它不停地换着姿势笨拙地拖着那块食物前行，我以为旁边那些空手的蚂蚁会过来帮它，但它们只用触角轻轻碰了一下，便又各行其道了。
这时，母亲走过来打破了我们爷仨那可怕的沉默。她从鸡圈里一把抓起家中最后的一只老母鸡，塞给父亲，让他赶紧上街去卖了。父亲迟疑了一下，这个和她生活了半辈子的女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未曾舍得卖掉她的母鸡——那是她的银行。
父亲很快就从母亲的眼神里读懂了她的毅然决然。他用力眨了一下眼睛，拎起那只母鸡，夺门而去。我以为母亲会像多年前那个父亲背着米袋出门的早晨，回到门后去偷偷哭泣。而这次，她异常的平静。她拉着我和弟弟的手，说：“你爸常说，人老三辈不读书，赛如一窝猪。再苦再累，学不能停！”
母亲没有读过书，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而今天，她这句朴实的话却落针如雷，震耳发聩。
那年的秋天特别漫长。
读高中的我，身体正在疯长。一条裤子穿不到一学期，便又瘦又短了。几节体育课下来，我的几条裤子裤裆全部炸了缝。父母东拼西凑给的生活费除了保证我们吃饱肚子外，没有一分多余的零花钱，自然别想买新的。母亲拿起我的裤子，发挥起了她的裁缝技能：裤子短了没法改长，但瘦可以改胖。她找来几块旧布料，在大腿内侧从上到下重新接上一片，就又可以接着穿了。那些新接的布料，颜色差得突兀而又炸眼，但我知道，那是母亲能够匹配到的最好的颜色了。
走在校园里，看着别的同学欢蹦乱跳，我却只能夹着双腿迈着小步走，满心自卑，生怕他们看见了我大腿内侧那异样的补丁。长久下来，同学说我一个男人咋走起路来扭扭捏捏，还长成了X腿？这种缺陷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才得以纠正过来。
我也渐渐明白，只有自身有缺陷的人才会盯着别人的缺陷看。
父亲在他跌倒的坑里，没有力气马上爬起来。
他戒掉了烟，整天待在屋里，换着频道地看各种新闻，做着笔记。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盘算什么。九十年代，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拖着两个读书的拖油瓶，去追赶身边早已发家致富的人，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父亲去了姨父的建筑队，开始卖苦力。
从城市到乡村，一栋栋楼房正拔地而起。那是一个谁家没有楼房就娶不到媳妇的年代。
他跟着工队顶着日晒雨淋，辗转一个又一个工地。他和工友们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紧握砌刀，一刀一抹地堆砌着身旁的那垛墙，仿佛在一砖砖地堆砌着心底的梦想。
我抬头看着他们模糊的背影，像群蚂蚁在高空中忙碌着，分不清哪一个是他。一轮圆月悬在他们的头顶，把大地照得一片雪青。
三
春雨时节，雨点洒在屋顶的瓦片上，沿着瓦槽从屋檐滴了下来，落在廊台的地砖上，溅起无数个小花。一只猫趴在旁边，一动不动地盯着那些小花，不时地摇动着尾巴。若是到了冬天，下过一场大雪，屋顶融化的雪水会带着同样的节奏，顺檐而下。到了第二天，一根根冰溜溜悬挂在屋檐下，在暖阳里泛着碎光，晃入眼中。
这是八十年代江淮农村的常见画面。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一座座平房楼房拔地而起，这个画面正在慢慢消失。
父亲辗转了很多工地干活，发现水泥楼板需求量激增，他看出这是个商机，和姨父一商量，两人果断决定合伙建个水泥楼板厂。
他看中了本村国道边上的几块地，确切地说是几块荒地。他找到那几户人家，几家远房亲戚，给出了高于上等田地一倍收成的租赁价格和他们谈。他们一听说父亲要用来开厂赚钱时，便开始了漫长的讨价还价。自家的地，闲着也是闲着，当别人要来用时，他们在心底盘算着自己得到了多少好处，也在盘算别人得到了多少更多的好处。这是一个用任何商业逻辑都解释不通的逻辑。他们早已打定的算盘，注定了这是一次与虎谋皮的商谈。
父亲最后不得不在县城西郊隔壁村的国道边租了一块地皮。楼板厂很快风生水起，他又一次爬了起来。乡邻们看见父亲又赚了钱，很快又复制了他的模式。这些既没高技术含量又没知识产权保护的农村产业经济模式，门槛极低，大家又一窝蜂地跟了上来。
而就在此时，厂子里出事了。一个工人在用吊车装卸楼板时，不小心操作失误，沉重的楼板向他砸了过来，砸断了腿。父亲支付完医药费和补偿金后，对乡村本土这些传统的行业心灰意冷。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修雨伞的温州老师傅。父亲早已听说温州人的商业智慧和吃苦精神，便备好酒菜把他请到家中，闲聊了起来。那个李姓师傅靠修伞手艺长年走南闯北，见识宽广。父亲满脸的敦厚和虚心，在李师傅面前虔诚地像个孩子。他听着李师傅讲他的同乡在全国各地的创业故事，他的眼里放着异样的光，仿佛他被带入了另一个世界。李师傅那温州人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发现本地蓬勃发展的建筑业产生了大量的废旧水泥包装袋。他告诉父亲，包装袋内层的塑料袋可回收二次加工成塑料颗粒，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市场，而且温州人早已在做了。父亲听闻后如获至宝，他留下了李师傅，一起干。
第二天，他们便去了山东买回了整套机器，在自家的院子里说干就干了起来。那些当废品每吨几百块钱收购回来的塑料袋，堆满了院里院外。它们经过洗水，分类，粉碎，熔化，定型，切割，便成了可以二次利用的塑胶颗粒原料，价格也摇身一变成了几千块一吨。那些成品颗粒，刚生产完便被买家抢走了。
村庄里藏不住秘密。乡邻们削尖了脑袋想从李师傅口中套出那些生产技术，他们终于在一个酒桌上把李师傅灌醉，撬开了他那张原本守口如瓶的嘴。很快，塑胶厂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他们在巴掌大的空间里抢夺着有限的资源，成本不断攀升，利润开始大幅下滑。这时，父亲果断卖掉了塑胶厂的机器，揣着所有积蓄，进城了。
一个农民，要去赚城里人的钱。
他在县城转悠了半天，当天便租下了一间临街门面房。他匆匆赶回家催促母亲把现金缝在内裤上，缝在破棉袄里，一个人单枪匹马奔武汉而去。在繁华的汉正街建材市场，他穿着臃肿的棉衣，避开拥挤的人群，一个商家接着一个商家地了解行情。烈日下，他满头大汗也不敢脱下身上那件棉袄。他的装束与季节格格不入，与那些奔走的商人格格不入，也与繁华的汉正街格格不入。
他在几年的建筑业里摸爬滚打中，又闻到了一个商机——新建楼房的门窗，正在从老旧的钢筋木玻璃向新型的铝合金玻璃转换，铝合金型材需求巨大。
三天后，他拉回来了一拖车铝材，不到一个月便销售一空。接连从武汉进了几车货，他得知了这些铝材的生产厂家在广东佛山后，便在冬至那天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坐上火车，去了佛山。
下了火车，他才发现，佛山的冬天根本就不是冬天，满大街的人都在穿着短袖。他那件藏着秘密的棉衣，再也无法穿在身上了。他脱下棉衣紧抱在怀中，大海捞针地打听那些铝材的生产厂家。他一张嘴，那口正宗的中原话没几个能听懂，他极力地模仿电视里的普通话，结果说出的话既不像中原话又不像普通话，更没有人听得懂，他更听不懂别人说的广东话——总之，那些交流如鸡同鸭讲，短暂而又无效。
他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彼此听得懂的摩托仔，给了几十块钱的昂贵车费后，被他绕了一圈又绕回来，丢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车站里。
天黑了，望着站门外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不敢再出去。他是一只迷路的羔羊，冒失地出现在狼群出没的荒野世界。他一出门，就有一群摩托车围了上来，连拉带扯地要把他拉上车。他不仅担心那些现金的安全，也开始对自身的安全恐惧起来。一个人抱着棉衣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望着头顶的月亮，一点睡意都不敢有。
一直熬到第二天早上车站上班，他才敢走向售票口，向售票员打听要去的地方。第一个窗口的售票员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的口音出卖了他的外地人身份。那个售票员极不耐烦地挥手让他让开，把位置让给下一位。售票窗是他此时唯一值得相信的救命稻草，他不敢再相信其他人，他又去排下一个窗口。旧戏重演，接连排了几个窗口后，终于有个瘦小的售票员不仅听懂了他的中原普通话，还给他指明了附近一家很大铝材厂的具体路线。
那一刻，他从隔绝的世界里终于获救出来，他用中原人的最高礼仪，无比虔诚地对那个售票员鞠了个躬，谄媚地笑着，连声地说着谢谢……
那家铝材厂的销售员友好地接待了他。大概了解下情况后，他才知道，他们在每个区域都有代理商，武汉那家就是他们的代理。除非有区域代理级别的销量，不然，必须从代理商手上拿货。
也许是父亲千里迢迢的诚意，也许是父亲的一脸憨厚感染了那个销售员，他给了父亲一个地址，让父亲过去找另外一家，并特意叮嘱不可以和第二个人说，不然他会丢饭碗的。
父亲对那个销售员也鞠了躬，谄媚地笑着，连声地说着谢谢……
他一刻也不敢停歇，他要在天黑前赶回车站——那个既安全又免费的栖息之地。当他赶到那家铝材厂时，正赶上下班高峰，黑压压的人群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涌出厂门。他看到了这些早期南下打工的年轻人群，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脸上洋溢着朴实的欢乐。
在门卫室里，他碰巧见到了刚要下班的厂长。说明来历，看完现货，谈完价格，要付款了，他便在厂长的办公桌上拆起了那件棉袄。厂长无意间发现他的两边裤兜早已被刀子划了长长的口子，又看了看那件拆烂了的棉袄，立马乐了，马上让人从仓库拿出一大包新棉衣，安排和铝材一起装车。
父亲是踏着月光回到家的，蓬头垢面，带着一身难闻的怪味。他从出门就没有再洗过澡。
四
我是一棵从故乡移植而来的树，根须上带着故乡的血脉，在他乡寻找着滋生的土壤。
身后的村庄，正在被城市一步步蚕食。县城越来越大，父亲的铝材生意也越做越大。
县城几个大的建筑商一开始从他手里进货，后来索性把那些原材料连同门窗加工一起转包给了他。时间久了，他和他们越来越熟稔，他们开始一起称兄道弟。他们在酒桌上喝着最真的酒说着最假的话，他们在赌桌上用高人一等的牌技输着心甘情愿的赌资，他们的肚子越来越大，他们拖欠的货款也越来越多。
父亲的流动资金捉襟见肘，他便开始从银行借款。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不拖欠厂家货款，从不拖欠工人工资，却开始了拿银行的钱去垫那些客户欠款的窟窿。
突然有一天，他的最大的那个客户一个在建的八层楼发生了坍塌，整个工地变成了废墟，被就地封存。这个事件以出奇的速度上了电视新闻，并以出奇的速度在业界传开。父亲看到新闻，一种不祥的预感陡然而生。他赶紧叫来会计对账，一对完账，父亲就傻眼了——有60%的欠款都是那个客户！
漫长的清算程序开始了，那些货款若收不回来，他这么多年的积蓄就付之东流了。钱在别人手中，就如同刀把在别人手中。父亲开始像个孙子一样四处奔走，那些欠钱的人成了大爷。奔走无果，最后不得不走上仲裁。稳操胜券的他，接到仲裁结果就懵了！对方在出事前早已转移了个人名下的资产，出事的那个工地是对方在县城最后的一个工地，他的公司早已是个空壳。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上，对方已无能力偿还任何欠款，虽然对方仍然住着别墅开着豪车。
行业间传说，那个工地本身就是个预先设计的彻头彻尾的骗局，而狡兔早已留好退路。
他不知道仲裁一锤定音，不可上诉。这是对方设计好的另一个圈套，他们早已玩得轻车就熟。父亲只是那张大网中的其中一条鱼，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一个人呆在房间闷着头看着电视。
综合格斗频道里，两个拳手正在八角笼里互相厮杀，如果没有拳手倒地，比赛便不会停止。他们虽然按着比赛约定的规则，戴着橡胶拳套，但被击打的拳手脸上狰狞的表情也足以表明那透过拳套的力量仍然拳拳到肉。双方拳手在攻与防间不停地移动着脚下的步伐，一方稍有攻防上的漏洞，便会被对方抓住机会，一记勾拳，直拳，或是鞭腿，被击中头部，肋部，或是腿部，便会倒地不起。而此时，裁判就会举起胜方的手，宣布比赛以TKO也就是技术性击倒获胜。
直播镜头锁定着留在擂台上的胜方，他手捧奖杯，在缤纷的礼花中欢呼雀跃，接受观众的掌声。而负方则会在被镜头遗忘的角落里走下擂台，自疗自伤。
他突然明白了一个词：套路。他这次并不是输在进攻上，而是败在了防守上，正是他庄稼人的纯朴敦厚，成了对手击打的软肋。
他也突然明白了，外面的世界危机重重，只有故乡的那片土地，那条河流才是最值得信赖，最靠谱的。
他厌倦了对那些生意人点头哈腰，谄媚地笑。两鬓斑白的他，毅然决然地离开县城，回到了村庄。在鸡鸣犬吠里，在阵阵炊烟里，他对村庄里的每一棵树谄媚地笑，对路边的每一株草谄媚地笑，对一张张朴实而敦厚的脸谄媚地笑。
月光下，他正步履蹒跚地沿着乡间小路，拿着装满蚌肉的黄鳝篓子，走向那条熟悉的小河，再把它放入河边的水草中。明早，他又会早早地来到河边，打开篓子，放掉那些钻进篓子里饱餐一顿了的黄鳝，看着它们欢快地向田野深处远去。他年轻时靠抓黄鳝养家，中年时像黄鳝一样在沟壑中穿行求生，偶尔也会误入捕猎者的圈套，到了晚年，他放生着抓到手中的黄鳝，周而复始。
命运之手也拉扯着我一路奔跑，从郑州，到广州，再到东莞，延长着我的人生半径。我像一只觅食的鸟，栖息在一个城市，又在寒冬到来前迁徙到另一个城市，不停变换着人生的坐标。我又像是一只蚕，一刻也不停歇地画着一个又一个圆，编织着未知的茧网。
女儿出生后，我开车回到故乡，准备把在老家赋闲的父母接来东莞居住。
那是一场蓄谋已久而又没有归期的远行。我一进门，只见院子里空空如也：他们早已把田地，鱼塘，连同所有的农具，分给了几个叔叔，他们卖完了菜园种的菜和鸡圈里所有的鸡，他们甚至把大件的家具电器都送给了几个邻居……母亲缓缓锁上大门，又用手试着推了一推，被父亲看到了，他催促着对母亲说：
“院子里都空了，小偷都不会来，还锁上干啥？”
母亲又回头瞥了一眼，这才恋恋不舍地上了车，眼里噙着泪水。父亲又说：
“我们要去大城市，去儿子家享福，又不是去受罪，该高兴才是！”
我扭回头也随声附和着，不经意间发现父亲也在后座上偷偷地抹着眼泪……我突然明白，这个院子是被我掏空的——命运把我移植到了南方，我又在移植我的父辈。一种强烈的罪恶感涌上心口，我赶紧发动了车子，头也不回地上了路。家里的那条黄狗一直紧追着车子，直到出了村口，它才停了下来，连同身后那即将被掏空的村庄，慢慢消失在倒车镜里。
父母在，我和妻儿都成了被照顾的孩子。城市里有着便利的生活环境，过惯了农村生活的他们，发现生活在城市里，一张嘴就要花钱。当母亲从邻居那听说几公里外有个农贸市场，那里的菜特别便宜时，第二天一大早便跟着几个大妈一起步行过去，买了几大兜菜回来，塞满了冰箱。自那以后，她再也不在楼下的超市买菜。父亲也在小区物业管理处接了份清洁工的工作，每天天未亮便楼上楼下打扫卫生，清倒垃圾。很快，家里成了废品收购站。
他们跟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适应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做着适合我们口味的饭菜。我们成了他们晚年生活的中心。
岁月像数不清的蚕，不停地啃食着人生的枝叶。母亲的背开始驼了下来，而父亲也已满头白发。每年中秋节前后，母亲时常不自觉地问父亲：
“老家的稻子割完了吧？”
父亲说：
“你都问过几遍了，是不是想家了啊？”
母亲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父亲，摇了摇头，悻悻地说：
“老家啥也没有了，想也不知道想啥……”
说完，扭过头去，望着阳台外看不见顶的高楼，一句话也不说了。
有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的我变成了一只蚕，吐出的丝一层层把父亲和母亲包裹在一起，越裹越紧，他们喘着气不停地喊着“救命”……梦魇惊醒了我，也惊醒了隔壁的母亲。她赶紧跑过来，见我是在做梦，才又返回房间去了。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纱，照在床头的地板上，泛着微光。我推开窗户，一阵冷风吹过来，彻底把我从梦境中拽了回来。我瞬间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我给他们织了一个无形的茧，把他们困囿在以我为中心的生命之圆中，林立的高楼和高大的围墙成了囚禁他们的牢笼。我仿佛看见了多年后的自己，懊恼不已。
我把他们送回了故乡。
他们再也不会回来。如同那些旧时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