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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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于《中国作家》2025年第11期)
一
我是一个叛徒。离开家乡那片故土时，我是这么想的。
我和同学丽在火车上晃了三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到了东莞东站。车门刚打开，我们便被如泄洪的人群裹挟着，背着背包，拖着拉杆箱，顾不上说话，向站外跑去——身边的人仿佛被某种力量牵引着，都在跑，我们也身不由己。我的眼前浮现出曾经在郑大学习堂里看的那场《泰坦尼克号》中的场景：汹涌的人群扛着各种行李向那艘最新最大速度最快的梦想之船跑去。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此时正要奔向的目的地——东莞长安，将是搭载我们所有梦想与希望的那艘大船。
地面上几只脱落的滚轮，和不知是跑掉还是被遗弃的鞋子，瞬间便淹没在前进的人潮中，没有人会回头多看一眼。
我们挤上开往长安的中巴车，来不及站稳，车便开动了。我们到了东莞，这不是梦境，却又好像是梦境。多年前那部电视剧《外来妹》的场景如今再次无比清晰地回荡在眼前：高大的厂房，宽大的写字楼，轰鸣的机器，一眼看不到头的流水线，西装领带的人们喝着咖啡谈着生意……
我是农民的儿子。
昨天送我上车时，父亲拉着母亲待在车上迟迟不肯下车，一边叮嘱我去了南方眼睛要活腿要跑得快，一边故作轻松地安慰早已泣不成声的母亲：
“你该高兴才是啊！小文要去大城市赚大钱了！”
他更多的是在安慰他自己。
直到车门关上的最后一刻，他们才缓缓下了车。直到他们的背影越来越小，渐渐变成两个黑点，淹没在一望无际绿油油的稻田里——在那里，他们即将戴着草帽，卷起裤脚，抡起明晃晃的镰刀和锄头，挥汗如雨，年复一年。
这是一趟蓄谋已久的远行。
当初，我告诉他们勇同学给我安排好了县法院的工作时，他们脸上乐开了花，连走路都带着风——一个农民的孩子马上就要穿上警服吃国家饭，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光宗耀祖的事啊！加上弟弟又刚被郑州的一所大学录取，他们肩上的担子好不容易卸下来了一副。而当我说出想去南方闯荡时，他们立马泄了气。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我能离开农村，不走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甚至听信算命先生的话，给我找了本村一个腿最长的人做我干爹，来加持他们梦想的实现。母亲没有读过几年书，她一辈子都没见过几个端铁饭碗的人，第一个就站起来反对我放弃县城的工作带着丽一起去南方打工，她甚至认为我是被丽灌了什么迷魂药。
父亲从犹豫不决到慢慢站在了我这一边。从来不吵架的他们争吵了好几个夜晚，仿佛要把一辈子的架一口气吵完。在他们发现快要把屋顶吵塌了谁也没能说服对方后，父亲说要投票决定，母亲一听便来了气：
“就你们姓周的人多，欺负我汪家没人是吧？”
甩下这句话，她便一路小跑回了娘家，搬来了外公和四个舅舅。父亲自然也叫来了爷爷和四个叔伯。一场两大家族史无前例势均力敌的盛会，奇迹般地准时召开且无人缺席。随着空啤酒瓶在墙角堆得越来越高，他们也没讨论出一个子丑寅卯，倒是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瓜。
原来，自我考上县重点高中时，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哥就托大舅和母亲说想把他的独生女儿萍萍嫁给我。母亲和父亲一商量，怕打扰我学习就一直没和我说，也没有拒绝人家，结果人家就一直在等。那个表舅的家族是县城西关大户，他在县城开了好几家超市和加油站，家境殷实。每年正月初二去外公家拜年，我都能见到萍萍。生意人家的女子，虽没读太多书，但举手投足落落大方。每每吃饭时她总是和我挨着坐在一起。我还一直纳闷，按“初一叔初二舅”的习俗，初二那天她们家是不应该去外公家拜年的。
母亲平素沉默寡言，但心里却有着自己的一本小九九。她觉得我的大学学历和萍萍的富不可及足以门当户对，她更清楚如果我和丽去了南方，这门亲事就八字连一撇都没有了。饭桌上，她筷子都没动一下，便掏出肚子里积累了一辈子的话语，历数这门亲事的好处。当着外公舅舅爷爷叔伯们的面，连问三遍我的态度是啥，见我默不作声后，她的泪水马上夺眶而出，哽咽着对大舅说：“多好的姑娘啊，亲上加亲亲更亲，只能怪我们瞎一只眼了……”
父母蹒跚远去的背影，如同秋风中被霜打过后的茄子，瘦弱而又萎靡。视野里，他们又转过身来，越走越近，两个黑点逐渐变成了两座小山，接着又迅速变成了两座大山，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倾轧过来，我来不及躲闪，呼吸立刻急促起来。随即，我的眼前又涌现另一种错觉，今天是他们送我去法院报到的日子，抑或今天是我和萍萍订婚的日子，他们正在挤满人群的院子里，在众人无比羡慕的目光下，接受着众星捧月般双喜临门的祝福……一种莫名的负罪感如同毫无征兆喷薄而出的火山，瞬间涌遍全身，带着由内而外的灼痛。我背叛了父辈含辛茹苦望子成龙的期许，背叛了萍萍那一场多年来没有结果的等待，也背叛了那片世代耕种的土地，我真是个不折不扣大逆不道的罪人。我噙住快要流出的泪水，回过头，把目光投向了前方。
我跳出农门，走出校门，如今这座长安门是我将要踏进的另一扇门，一扇从未走进却又充满无数未知的门。
离开郑大前的那天晚上，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卖掉了可以卖掉的一切物品，诸如单车，电脑，BP机之类，把钱凑一起，在学校南门外桃园路的一家馆子里，点了一桌。大家喝着七块钱一瓶的仰韶，抽着四块钱一包的黄金叶，谈着各自的未来。勇同学要回县城了，他执意要我和他一起去法院，他已经帮我走好了各种流程。女友丽义无反顾地要跟着我走，我去哪她就去哪。我若回县城，一方面安排不了她的工作，另一方面，我的“下海梦”也要搁置了。同村的小学同学亮在东莞长安一家港资大厂里做领班，说他们厂需要我们这些国际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只要进厂就可以去写字楼做报关。
车子在不知名的道路上飞快地行驶，每到一站，便有人下车，又有人重新挤上车。路面的颠簸，闷热的车厢，一直用力站稳既要保持平衡又要抵御被挤歪的双腿……我焦急地等待着售票员报出我的目的地“长安门”——我在心底一遍遍地默念着那扇门，却又想象不出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扇门。
车子晃了快两个小时，终于到了长安。
下车后，我站在路口环顾四周，除了写着“东门路”的路牌，始终没有看见任何一座门的模样，哪怕是一扇很小的门——我觉得它至少应该是类似于广场门或是大院门般的建筑。
丽一脸茫然地问我是不是下错站了，我也一头雾水，开始怀疑自己起来。
一辆摩托车不知从何处飞驰而来，在面前一个急刹挡了下来。车上那人穿着花衬衣，戴着墨镜，一脸黝黑的横肉。他按着喇叭问我们去哪。我问他长安门在哪，那人说：
“上车五块，我带你们去！”
我正要上车，被丽一把拉住了。她问那人有多远，那人说很近的。
丽听说很近，便扯了扯我的衣服对我说，很近我们就慢慢找吧。
我正在犹豫，后背突然被人重重拍了一巴掌。我一惊，回头一看，同学亮骑着自行车正立在身后，他对那人挥挥手说了句我听不懂的广东话，示意他走开。
亮的出现，才让我从一路绷紧的神经中缓过神来，忙问他长安门在哪？他咧着嘴指了指旁边的那个三角锥形雕塑，说：
“嗯，这就是啊，这里以前是长安的东门，门楼早不在了，后来在这里建了镇标。”
“那个摩托仔坏得狠，你给了钱，他会带你绕一圈再回到这个地方。”
“记住，以后别和陌生人说话哈！”
说完，对我狡黠地笑了起来。
二
沿东门路往前走几百米，就到了霄边大道。亮指着路口北面那片工业区告诉我，右边最高的那个深灰色厂区是福安印染厂，就是他上班的地方，左边米黄色带蓝色横纹的那片厂区是兴昂鞋厂，这是附近最大的两个厂，想进去的人挤破头。
我们绕开一堆围着看招工广告牌的人群，穿过街道，绕过一棵巨大的榕树，路过一个菜市场，走进一条头顶拉满电线的小巷，在一栋六层民房前停了下来。我和亮一人一个扛着沉重的行李箱，费了半天的劲才爬到六楼。亮放下箱子喘着粗气问：
“这箱子里是啥家什，大米吗，这么重？”
我说全是书。他一听就乐了：
“我一读书头就炸，你读了十几年书，还没读够是吧？出来了，社会的书就够你读的了！”
一房一厅的房子，客厅里用几块不到两米高的木板又简单隔了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放了一张小木床。亮住卧室，小房间里住着另外一对四川夫妇。
安顿完，亮说晚上给我接风，拉着我便去买菜。
下楼没走几步，就到了刚才来时经过的那个菜市场。
菜市场其实就是几幢居民楼下面的一条街，地方不大，从水果蔬菜到鸡鱼肉蛋，应有尽有。在一个菜摊上看见一种紫色的茄子，感觉和老家绿色的茄子不一样，我便停了下来，拿起一只问摊主啥价，一开口便被亮打断了：
“别说普通话，河南话在这条街上通用，还不会被吃黑！”
他熟稔地和各个摊主打着招呼，他们之间认识了很久。他每买一种菜从不问价钱，付钱时总是不要他们找回的那几毛零钱，他们也总是又往袋子里多塞几根葱，香菜，或是大蒜。这种河南老乡间的默契，瞬间拉近了我对这个陌生地方的生疏感。
他在这条街上，如魔术师般不停地切换着他的语言频道，从河南话，四川话，湖南话，到广东话……我问他会多少种方言，他随口就说：
“五十六个民族语言没我听不懂的，来个老外站我面前，我也能把他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你信不？”
看着这个只比我高半头的他，我觉得自己瞬间矮了一大截，忙踮起脚抬着头作出仰望他的姿势。他一把又把我按了下去，说：
“别自卑，我英语是小半桶水，和你比差的不只是一大截，人各有长嘛。”
亮叮叮咣咣地准备了一大桌菜。晚上，亮的老婆四川人阿英和那对四川夫妇阿伟和阿秀回来了，又有七八个老乡陆续赶来。他们穿着同样的厂服，手里拎着水果，啤酒或饮料。亮逐个介绍，行政部阿才，生控部阿强，阿智，品管部阿旺，染整部阿飞，品牌驻厂QC老王……亮调侃说这一桌人出去可以开个印染厂了。安全部阿峰最后一个赶来，一边道歉来晚了，一边解释说刚才去治安队捞了一个没带暂住证的老乡。他们听说我们是郑州大学毕业的，马上要进写字楼了，欢呼着轮番敬酒，预祝飞黄腾达。不知是被他们描绘的大好前程催化，还是酒精上头，我一时竟有点飘飘然了。
晚上，挪开饭桌，地板上铺一凉席，我和丽便在客厅睡了下来。半夜，睡梦中的我被上厕所的阿伟不小心一脚踩醒。窗外，一架飞机正闪着导航灯低空呼啸而过。
过了一周左右，福安厂招工了。我和丽一起，跟着几十个其他应聘的人一起进了福安厂的大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大的工厂，十几幢高大的厂房紧挨着，里面传出阵阵机器的轰鸣，厂房中间连着人行天桥，不停地有拿着夹本的人穿梭而过。远处高高耸立着一个巨大的烟囱，上面一块蘑菇云，浓烟蔽日。
第一天上班，我便被叫进了行政部经理室。一个五十多岁谢了顶的香港人，拿着资料微笑着招呼我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对面坐了下来。
“你是第一个考了满分的人哦，会说白话吗？”
我说，只听懂一点点，不会说。
“会说英文吗？”
我点头，说一般交流没什么问题。我做好了马上要用英文和他对话的准备，谁知他用一句话就结束了这场谈话：
“去业务一组陈主任那里报到吧，好好干！”
我拿着带着油墨味的厂牌和打卡板，去了生控中心的写字楼。进门前，我把打卡板伸进卡钟，一声短暂而又清脆的“咔嗒”声，从此印在我的脑海。我对音乐一无所知，但我知道那是我来广东后听到的最悦耳的声音，任何一件乐器加上再怎么出色的演奏都无法和它相比。我甚至觉得，那一刻就是我的人生巅峰。
生控中心占据了写字楼二楼的整层，有十几个组别，一眼望不到头。丽被分到了业务八组。我所在的业务一组据说是实力最强的一组，陈主任是这一组的最高主管。她坐在最后一个位子，一抬头便能看见整组的人。带我的师傅阿雷，是一个高大的江西人。据说他已做了六年多，马上要升领班了。我见到他时，他抱着一大沓夹本刚从外面跑进来，蓝色的T恤工服前胸后背早已汗透，如同画了一张世界地图。他递给我一张生产单让我先看下，便对着那堆夹本埋头往电脑里输着资料。整个写字楼回荡着键盘敲击声和讲电话的鼎沸人声。我环顾四周，所有人都像高速运转的机器般在各自位子上低头忙碌，发现就我一个闲人，马上又低下头，装着忙碌的样子。这里是整个工厂的心脏，有一处血管堵塞，马上就有某个车间停止运转，响起警铃。过了一会儿，阿雷站起身，拉起我向车间走去。他在前面像风一样一路小跑，我跟着后面有点吃力，被他不停地催促。穿过无数个通道，去了定型车间，又换了几次电梯，来到了染厂车间。放眼过去，一排排染缸如同拆开的巨大表盘里的无数个齿轮毫无规则地转动着，每个染缸旁边的数控表盘闪烁着五颜六色的数据。这是个光怪陆离的雨林世界，我跟在阿雷身后，如同一个跟踪猎物的猎人。
几圈下来，我跟丢了我的猎物。
站在原地，看着四周的背影，我觉得每一个都像阿雷，走近一看却都不是。连问了几个人，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人没找到，我又把自己迷失在了染色车间的雨林里。记不清来时的路，更找不到回去的路。等我跌跌撞撞地回到写字楼，阿雷早已坐在位子上收拾桌面准备下班了。见我狼狈而来，他哭笑不得，丢给我一个鄙视的眼神，说：
“跟单，跟单，就是要跟着生产单，单子到哪里了你必须时刻追踪。人跑得快，单子才跑得快，不然你的单子只会压在那里给别人垫底。一个大活人你都跟不上，咋跟单？”
第二天，我提前半小时进了染厂，又从染厂按我记忆中的路线往写字楼走。在打卡的最后一刻，跑到了写字楼门口。每天我都提前上班，尝试着在纱厂，染厂，织厂，定型厂，水洗厂，整理厂，实验室……迷宫般的楼宇里走不同的路线。半个月后，在跑烂一双回力鞋后，我把十几幢楼内部各个楼层，车间及出入口位置绘成了一大张地图，终于可以飞快地找到生产单所在的每一道工序。阿雷很是惊奇，他说一般新人要摸清这些路线得一个月，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掏出了那张地图……
丽所在色纱组的主管对她很好。她的工作也很轻松，只用负责调色纱染色，不像我要从色纱，染色，织胚，再染色，水洗，整理定型，测试，一直跟到成品布出货。她每天准时下班后，都过来陪我加班到很晚。下班后，我们走在门口的东门路上，走了一会儿我便脚痛难忍，坐在路边脱下鞋子一看，脚掌上几个水泡磨开了，早已浸湿了袜子。丽流着泪问我后悔吗，我抬头望着前方不远处的长安门，摇了摇头。
国庆后，升职公告发了出来，业务一组只升了一个领班阿青，没有阿雷的名字。刚带了我一个月的阿雷，没几天便辞职走了。他临走时告诉我，想办法换一个组，这个组是广东人的天下。当初主任安排我跟着他学时，他就知道了今天的结果。
我被划到了阿青的组下，阿雷跟的那些单自然落到了我手上。我一个打下手的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推到前面独当一面了。那一个月我使出了铁人五项的全部本领，又跑烂一双回力鞋不说，手上订单的交期还拖了整组的后腿，三天两头被阿青骂。
那天早上我穿着新买的第二双回力鞋，刚进写字楼，远远便见阿青低着头像个犯错了的孩子一样站在主任面前。主任一直说着白话，表情非常难看。我蹑着脚走到自己位子上，拿着厚厚的一本潘通色卡核对着手边一摞色板。头晕眼花中不知何时阿青走到了面前，她把手中一张生产单摔在桌子上，我浑身一颤差点跳了起来。我还没反应过来，她便气汹汹地让我把那张生产单和电脑里的原单核对一下。一核对，我就傻了眼，五百多磅的纱线被我开生产单时把色号打错了一个字母，全部染错成了另一种颜色……
这个小学毕业的女人叉着手站在面前，开始了骂人，她的语法如同她的表情一样扭曲，但刺耳的词汇绝对是无穷的——那些杂乱的用词换成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读了很多书还像草履虫一样只有生命活动没有头脑的人。我瞥见主任坐在她的位置上手里夹着笔，托着腮，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正看着我们。阿青可能觉得用普通话骂太拗口，又操起了白话。我心中暗自庆幸因为我完全听不懂她在骂什么，一直低着头不作声。在听到了“猪兜”，“扑街仔”的几个词后，我顿时感觉自己的脸上被狂抽了无数记耳光，满脸热辣滚烫。面前的阿青像当年趾高气扬立在韩信面前的那个淮阴屠户，但我不是韩信，忍无可忍中我站起身挥起拳头，我甚至听到了指关节紧缩咯咯作响的声音。拳头在空中短暂停顿了一下又划成一道弧线，扯下自己脖子上的厂牌，重重地摔在桌子上。桌上的文件应声散落一地，整层楼瞬间鸦雀无声……
我不记得怎么走出生控大楼的，只记得那个厂牌上面贴着“INTERNSHIP”(实习期）的标签还没撕掉。
那一天，距我实习期满还有3天。
三
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走出福安厂门，我揣着兜里的五百块工资，肩上扛着被子，一只手提着桶和盆，一只手拖着行李箱，站在霄边大道的十字路口。一辆面包车在面前停了下来，下来了五六个男女，他们扛着大包小包，连瞥都没瞥我一眼，朝着不同方向，瞬间便消失在周围的人群中。眼前的道路充当着输送带的角色，将他们从远方搬来，又将他们往远方搬去。我和他们没有区别，没有人知道他们将要去向何方，正如没有人知道我将要去向何方。
一阵风过，头顶落下几片枯叶，在地上打着滚，被飞驰而过的车轮瞬间碾成了碎片，不带一丝声响。它们和地上的尘土混在一起，将被一场随时就会到来的大雨冲进路边的下水道，再辗转流进不知名的河流，或是江海。
我索性在路边坐下，低头看着脚上这双为一场将在车间继续奔跑的持久战而准备的新鞋，又抬起头看着远处高耸的长安门，回想进厂第一次打卡时人生巅峰的感觉，又想起刚才的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我苦笑了一下，眼泪不小心跟着流了出来。
安全部阿峰踩着单车从后面追了上来，我没来得及掩饰自己的囧相。他第一时间知道了我辞工的消息，去了宿舍见我已搬空了床铺，便一路跟了过来。他问起了事情的原委，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面前这个退伍兵一听完，眼睛里泛出一道光，如同天上的火烧云落了下来，他眨了眨眼，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痰，说但愿那个刁民以后别犯在他手上，遇到了非整死她。
他知道我不好意思再去亮家里借宿了。
“走，先找个地方住下再说。”
边说着，边不由分说地把被子夹在后座，又把水桶挂在车把上，推着车，顺着霄边大道往南走去。
从上洋跑到下洋，到傍晚时分也没有找到可以短期租的房子。遇到一个巡逻的治安队熟人，峰打听到在霄边电影院附近有一家，我们赶紧找了过去。从篮球场边上一个巷口走进去，再七拐八拐，终于找到了它。
这是一个破旧的院子。院墙的青砖已经褪成了深灰色，墙上偶尔冒出几株青草。一扇铁院门歪倒在一边半人高的杂草丛中，锈迹斑斑。一个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的男人提着一块挂满一串串钥匙的木板站在门旁，他好像早已知道我们的到来。走进迎面的几间平房，出现在眼前的是用破旧木板和铁皮隔成的大小十几个小房间。房间没顶，隔壁间可以听见彼此的任何风吹草动。房门用几股铁丝缠着挂了一把小得不能再小的不锈钢锁，它是这里唯一泛着光的东西。房东打开锁，嘎吱一声推开门，一股混着潮湿和发霉的尘土味从黑暗中扑面而来。房东打开了灯，借着小灯泡昏黄的光，我看见房间里面只有一张用砖头支起的破床板，几只大蟑螂正在砖缝里爬来爬去。这个和老家猪窝没有区别的房子，和隔壁的小楼格格不入，和几百米外繁华的街道更是格格不入。见我俩直摇头，房东提了提他的大裤衩，忙说：
“靓仔，价格很美丽的，按星期算，一星期十五块钱，包电费，包不查暂住证。”
我捏了捏口袋里并不美丽的钱，便对阿峰使了个眼色，就这了！
阿峰走后，我拖着疲惫的身躯一屁股坐在床板上，床板一歪，我便摔倒在地。我连忙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搬起床板，把原先一排的砖头重新堆成两排，再放上床板。这样高度比先前矮了一大截，但稳定多了。
晚上下班后，阿峰带着丽和亮来到了我住的铁皮房。一进门看到眼前的光景，丽便哭了起来。我笑着安慰她说这比越王勾践住的地方可好多了，至少我睡的是床，他睡的是草。亮塞给我两包烟，又给我递了一根点上。他在一旁抽着烟，一句话也没说。阿峰递给我一件旧的福安厂服，说出门穿这个没人查暂住证，又把他的单车留给了我，让我先在附近转转，赶紧找份工作安定下来，越到年底越不好找。丽执意不肯回宿舍，要留下来陪我。
峰和亮走时，我叮嘱他们千万别和我家人说。
他们走后，丽关上门，和我并排坐在床板上，一脸正经地说：
“别在这受气受苦了，回老家法院上班去吧！”
我逗她说：
“那我可要娶萍萍了哦！”
“看着你这么……”
没等她说完，我一把把她搂在怀里，用嘴唇封住了她将要说出的话……
第二天一大早，阿峰就跑了过来。他刚听说大来厂今天招人，让我赶紧收拾带着资料过去，说完便赶回去上班了。大来是家皮箱厂，就在福安厂后面的马路对面。当我赶到时，门口已排着长龙，前面有几个人正在为插队相互争吵着。我踮着脚看不清前面面试的人，只见偶尔有人走进了厂门，也有人默默地走开。好不容易轮到了我，透过打开的半扇玻璃窗，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保安和一个穿工装的女孩。我正要多打量一眼，那保安催促着我快拿证件，我忙从文件袋里掏出身份证和毕业证递了进去。他看了一眼毕业证还没翻开就丢了出来：
“大学生也来当普工吗？下一个！”
身后排队的人群一听便哄笑开来。有人说，大学生来和我们凑啥热闹。也有人说，那毕业证肯定是假的……我扭过头，他们正对着我笑得不亦乐乎，丝毫没有收敛。一阵风刮过，地上的枯叶被卷起在空中打着转，混着那阵笑声一起，簇簇作响。
我一阵耳鸣，感觉自己冒失地闯入了一片不该涉足的禁地，赶紧落荒而逃。
为了早点看到招工广告，早点排到队伍前面，每当凌晨五点的月亮还挂在楼顶，我便踩着单车出门了。车轮碾过地上的方便袋，碾过纸皮，碾过被扎烂的饭盒，碾过啤酒瓶，在空旷无人的街道上穿行。一只正在垃圾桶边觅食的老鼠，一看见我，倏地一下蹿起来向墙角跑去，消失在深巷里。我被它吓了一跳，它不知道，我和它一样也是个饥饿的觅食者。陆续地，扫街的大爷出来了，三轮车小货车出来了，下夜班的工人也出来了。深夜里那些裹着床单卧在角落的流浪汉，那些小巷里的争吵打骂声，那些窗子后面无助的哭泣声，随着天色一亮，都默契地一起消失。整个城市像一台被定了时的机器，从怠速到铆足了马力，一切又恢复了白天的模样。
霄边，咸西，锦厦，厦边，乌沙……普工，车工，磨具师傅，拉长，勤务，保安……连转了很多天，也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种。遇到一个电子厂招储备干部的，人家看完毕业证点点头，再一看身份证便连忙摆摆手说不招河南人。我被他们用不明所以的理由粗暴地从面试队伍中拆分出来，我转身走开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脸上带着刺青的犯人。
从咸西回来的路上，路过一段碎石路，单车后轮嘭的一声爆了胎——它终于不堪连日奔波的重负。那声爆炸声，如同从千里之外的家乡射来的一颗子弹，直直击中我这个叛徒的胸腔，我来不及躲闪，满腔的热情和信心便轰然一声土崩瓦解，碎了一地。
烈日下，我半抬半推地推着它一直走到下洋那棵大榕树下，也没找到一家补胎店。立在树荫下，我一阵眩晕，差一点没喘过气来。看到汗水已从上衣浸到裤腰，我感觉自己就是家乡集市上一头拴在木桩待价而沽的牛，等待一个迟迟未到的买主。眼前那棵榕树瀑布般垂下来的须条，我分不清它是枝还是根，它是向上生长还是向下生长。我一动不动地仰望着它，树下也有一个大叔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缓缓走到他跟前打了个招呼，问他，这些须条是根还是枝？他递给我一杯没开封的凉茶，说：“你脸色那么白，应该是中暑了吧，赶紧把这凉茶喝了。”
我接过凉茶，喝了几口，才慢慢顺过气来。
那大叔接着说：
“你不是南方人吧？很多人不知道，这叫气根。这种树长到很大的时候，光靠树叶是不够它呼吸的。为了存活下去，它就从上往下长出了这种根。这种根是可以呼吸的，它可以向下一直长到泥土里。”
我从那杯凉茶里捡回半条命来，又在突然间开悟。我引以为豪的大学生身份，一直以来都是那些工厂，那些工友，甚至我自己，阻挡我往前多走一步的绊脚石。世界早已用另一种方式向我招手，我却视而不见。我为何不像这气根一样向下生长呢？想到这，我立刻跑去远处路边的电话亭，打电话让家里把我的高中毕业证和初中毕业证都寄过来。
带着莫名的兴奋，我往回走去。刚拐进巷口，远远看见几个治安队员迎面而来，后面跟着一队缓缓而行的人，后面的人弯着腰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腰上，如同一排拉着纤绳的纤夫。我心头一紧，知道又在查暂住证了，赶紧老鼠躲猫般溜进旁边另一条小巷里，一边恐惧，一边庆幸。
第二天是个雨天，没办法出门，我想起了刚读大一的弟弟，便去电话亭给他打了个电话。闲聊中他支支吾吾地说家里两个月没给他生活费了，我捏了捏口袋里丽刚发的六百块工资，转身去邮局给他汇了过去。我又回到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我过了实习期，加了工资，以后弟弟的生活费我包了。
挂掉电话，我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看着滴水的裤脚，久久没有出去。外面，雨声如泣如诉。
回到铁皮房我便惊呆了，门上的铁丝锁扣被齐刷刷地剪断，锁歪挂在一边。推开门，只见房间里只剩床板上一条卷曲的床单，和挂在墙角一条未干的内裤，其他的行李箱，被子，水桶，鞋等全都不见了。我转身跑出房外，院子里空无一人，我又跑出院外，巷子里也没有人影，只见不远处一只流浪狗浑身滴着水在雨中缓缓前行——那场雨，只落在了一人一狗的身上。
铁皮房被小偷洗劫一空，我也被这城市洗劫一空。
四
南方十二月中午的太阳依旧烤人。
我骑着车，沿着太安路往西走，过了厦边，到了大宁。看着路牌，我知道这是出了长安界。刚要调头往回走，我突然想起了桃源路上的最后那场酒，想起了家族在虎门开木材厂的叶同学，我决定去虎门找找工作，顺便碰碰运气找他。
广东天气说变就变。傍晚时分，天气突然阴沉下来，一场大雨将要来临，我必须快速往回赶。在白沙一个路口拐角处，被突然出现的几个治安队员拦了下来——我最害怕的事终于来了！我来不及逃跑，无奈立在原地，像一个嫌疑人一样等待他们来验明正身。那人让我拿出暂住证，我自然没有，我连忙拿出身份证，又指着身上的厂服，赔着笑脸解释说我是来找同学的。那人接过身份证看了一眼，又用捏着身份证的手指了指旁边的路牌，说这里是虎门，不是长安。他不由分说地把身份证装进了裤兜，让我在路边老实站着。想着那辆阿峰借给我的单车可能被没收，又想着马上我就会被像犯人一样带走，而此刻的我若是在老家上班，或许正是那个带着犯人的人，我的脑袋瞬间陷入了一阵可怕的空白，浑身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后面突然跑出来了一个女孩，她刚一露面便像我一样被逮个正着。那人一看女孩的身份证，说声是老乡啊，便让她走了。女孩立在原地没走，指了指我，对那人乞求着说我是她男朋友，让他帮个忙一起放了吧。那人迟疑了一下，摸出裤兜里的身份证还给了我，摆手示意我们赶紧走开。
转过身，没等我对面前这个及时雨开口说谢谢，她边喘气边说：
“我追了你好几个路口了，差点追丢了。看你在找工作，我也在找。你骑着车比我快，肯定信息比我多，所以你到哪我便跟到了哪。”
我赶紧把单车让给她骑，她连摆着手说没骑过不会骑。这个刚高中毕业的重庆女孩芬，和我一样在长安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工作，一大早便搭公交来了虎门。听说我是大学毕业生，她的眼里露出无比羡慕的眼神，随即又露出一丝伤感，低着头流下了泪。她说她也考上了成都的一所大学，家里还要供三个弟妹上学，已无力支撑她继续读下去。说完又一抬头，边抹着眼泪边笑着说，这下好了，终于有个伴可以一起找工作了。
我推着车，一路陪着她往回走。天空开始落雨，且越下越大。我们都没有伞，又不敢走大路，怕再遇到查暂住证的，便沿着小路往前跑，跑到了一座高架桥的桥洞下面。那场雨一直下到天黑也没停，淹没了来时的路，它来得真不是时候。
“怎么办？”
“就住这呗，回去也没住的地方。”
“你不怕？”
“你在，我就不怕。”
“我是说……”
“我不怕活的，我怕死的。”
说完，我们都笑了。我拿出出门时带的两个馒头，递了一个给她。
“等我找到工作了，第一个请你吃大餐。”
“等我找到工作了，也第一个请你吃大餐。”
我把单车堵在洞口，我们枕着各自的背包，头顶着头，看着头顶的桥墩，聊着各自开心的往事，和遥不可及的未来。那一晚，我居然把连日来所有的艰辛抛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耳边传来阵阵车辆的过往声，潺潺的雨声……
第二天早上离开那个桥洞时，她走了几步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又退了回去，捡起小石块在桥墩上刻下了我们俩的名字，又画了一个圆圆的笑脸。回到长安后，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在莲峰路口一起出门。那天，我早早地来到路口，从早上等到中午，也没见到她的影子。我猜测着无数种可能，在心中一遍遍祈祷，好人会平安的。
不见不散。
我们说好的。不见不散。
收到了老家寄来的毕业证后，我揣着三个不同的身份，又上路了。
两天后，台威厂门口贴出了招工广告，招三个仓库管理员，我第一个报上了名。一个主管模样的人出来面试我，听他口音应该是个台湾人。简单寒暄几句后，他拿出一页打印的英文邮件让我读一遍。那是一封看起来像是一个高中水平的人写的邮件，我压着腔调放低速度勉强把它读完，还故意读错几个单词。他盯着我的高中毕业证看了半天后，又问：
“真的是高中毕业？有没有别的证？”
我一边说有，一边赶紧掏出初中毕业证递给他，带着一脸不知道从哪挤出来的诚惶诚恐。他看都没看，转身问身后的一个女孩：
“你高中时有没有学过英文口语的浊化连读？”
那女孩直摇头。他回过头正准备问我，我便说我喜欢英文，一直都在自学。他说了一句，下周一可以来上班了，工资五百再加一百，便没再问下去了。
走出厂门，眼前的世界突然转换了频道，从黑白变成了彩色——我已经很久没有注意这个多彩的世界了，金色的阳光下，镀了一层珐琅般嫩绿的枝叶随风摇曳，浅蓝色的车厢上红白相间的反光条一晃而过，红色的高跟鞋在水泥路面上哒哒着响，鹅黄的野菊点着头正对我微笑……我直了直腰，长吐一口气，如释重负。
我对自己苦笑了一下，我是一个撒谎者，一个为证明自己的另一种身份而努力撒谎的人。
路过一个街边摊，看着架子上烤得流油的鸡腿，我掏出身上仅剩的一百块，破天荒地为自己买了一只大大的，一口气在路边啃完——我为自己庆功。
晚上，峰又风风火火地跑来，说兴昂鞋厂正在国外扩厂，急招大学生做储备干部。我告诉他我已被台威厂录用了，他忙说：
“你傻啊，同样工资也肯定去兴昂啊，那可是制鞋业的航空母舰啊！何况兴昂这次专招大学生呢！”
我去了兴昂厂。在门卫室，人事主管和另一个年长的台湾人一起接待了我。那个台湾人看起来有五十开外，几乎光着头，眉毛却出奇地长，眼神中抖擞着不可捉摸的睿智。我拿出了久违的大学毕业证，我终于不用再藏着掖着它。那个台湾人用流利的英文和我闲聊了起来，我们从驶出的货柜车聊起，聊到码头的装卸工人，聊到大洋彼岸的洛杉矶，又聊到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他甚至聊到了Chill out（一种电子混合音乐）,说他喜欢把梵音混进印第安音乐中，自己灌了很多碟片，可以送我一张。我说我哪有钱买CD机，我急需要一份能吃饱肚子的工作。他赞许地点了点头，说，下周一来上班吧。
走出厂门时，远处商场“Merry Christmas”的歌声正扑面而来……
我去了铁皮房，拿走仅剩的几件衣服，把钥匙交给了房东。
“进厂了？”
“进厂了！”
“步步高升哈！欢迎再来哈！”
我走出院门，回过头看了一眼，心里说，我再也不会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