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之地

(原发《鹿鸣》2026年第5期)

一

当爷爷说想去西冲看一眼时，我知道那是道别，向一块土地的最后告别。

那是西冲外坞河边的一块五斗之地。我对一条河流和一块田地的记忆，如同一株植物对于温润土壤的记忆。

一条外坞河，穿过南边错落的几个村庄，绕着村西向北流去。外坞河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河，而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水沟，最宽处也不过十来米，而最窄处，在我的童年里，却能奔跑着跨越过去。我曾无数次在卫星地图上搜索着这条河流，任由我的手指拨划着手机屏幕，却也只能见到一条深色的曲线，像只看不见头和尾的蚯蚓，爬行在农田村落间。水沟虽小，却如大地的一条脉络，连接着沿途许多个村庄和大大小小的水塘，常年不会断水。有风水先生称它为“玉带水”——它像一条腰间的玉带，呈半弧形缠绕着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外坞河往北流过几公里，和另外一条堰沙河一起汇入史灌河，最后注入了远方一条更大的河——淮河。

外坞河和堰沙河围起的那片沟壑纵横广阔之地，人称西冲，是世世代代的庄稼人赖以生存之地。祖辈们的农耕智慧在那片土地上极致地发挥，他们不仅随着季节变换轮种着水稻，小麦，花生，玉米，萝卜，西瓜……还适时地在水田里套种着马蹄，养殖着泥鳅，黄鳝……那方水土供养了故乡一代又一代人。

五斗之地是我的血地，它深深嵌入我的生命里。许多年前那个秋日傍晚，母亲正在那块五斗之地里挥汗如雨地干着生产队的农活，突然腹中一阵剧痛来袭。疼痛让她的身体瘫软在地，在母亲的阵阵呼喊声里，众人纷纷围了过来。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来不及赶回家的母亲就这样在地里生下了我。我的第一声啼哭，便冲出那块五斗之地，攀附着外坞河的浪花，向远处更大的江与海涌去——它隐喻着多年后我的人生轨迹。

我已阔别那片西冲之地多年。在我身处他乡的无数个夜晚里，来自那片大地的那些父老乡音，犬吠鸡鸣，风掠过柳梢的唿唿声，浪花互相追逐的水波声……时常在耳边若隐若现地响起，它们和任何一首乐曲相比，没有一丝韵律和音色可言，却来自天籁，来得如此的自然率真——它之于我，如同羊水流动声之于子宫里的胎儿。

日历翻回到半年前，那个看似平淡却危机四伏的午后。

那天，母亲特意包了爷爷爱吃的水饺，盛了一碗让父亲端去老屋给爷爷吃。父子俩见面聊了会家常，见爷爷还没动筷子，他催促爷爷趁着热赶紧吃，爷爷却催促着让他先回去，那意思是：你呆在这我没法吃。父亲知趣地刚走出门外，身后便传来爷爷的关门声。

父亲不禁心生疑窦，老爷子一生光明磊落，做过的每一件事都经得起门外阳光的暴晒，大白天吃碗饺子却要关上门，莫非藏了什么玄机？他带着疑惑立在门外，把耳朵贴在门上想听听里面的动静，这一听，可吓坏了！爷爷吃水饺时的声音，和往日不同，那是食物经过食道时用力吞咽而发出的咕噜声，每一阵咕噜声后，又是喝水的声音，父亲听得真真切切！他赶紧推开了门，疾步返回了屋内，再三追问下，爷爷才支支吾吾地说出了实情。原来，爷爷已咽痛半月有余，自己去看过医生，也拿回些消炎药一直在吃，却没见丝毫好转——爷爷平生既坚强又好面子，他不想让晚辈看见他生病倒下的样子，更不想让父亲看见他吃一碗水饺的艰难模样！

父亲意识到病情的严重，要带爷爷去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爷爷怎么说都不肯去，父亲无奈，叫来几个兄弟一起劝说，这样又拖了几天后，爷爷才勉强答应去县医院。

医生看过病情后，第一时间便要安排做活检。爷爷一听到要做这个检查，原本平静的他突然大惊失色，激动地拉着父亲说：走！回家！咱不治了！该吃吃，该喝喝，我才不想哪天被活活饿死了啥也没吃到！他曾经陪着村里好几个老人来医院看病，他们都是做了同样的检查，最后确诊为食道癌。医生们自有安慰病人的方法，在讲了一大堆避重就轻的话后，爷爷才勉强配合着做了检查。

活检结果一出来，医生便通知父亲赶紧做最坏的打算——爷爷已是食道癌晚期，而且已经向上下扩散，任何治疗对这个年纪的老人都只会增加更多的痛苦。

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奔赴千里，往老家赶去。飞驰的高铁把夜幕撕成两半，落在车窗上的雨滴被拽成了直线，向身后抛去。我盯着显示屏上一直在向上飙升的时速，感觉心中有万马奔腾，而此刻却什么也做不了，只盼列车速度能再快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赶到病房时，一股臭味扑面而来，母亲正端着便盆出门，而父亲正在给爷爷换掉内衣，擦洗着身子——此时的爷爷，癌细胞早已快速地向上扩散到了脑部，大小便已经失禁了。他那裸露着的腰部，几根肋骨撑着薄薄的一层皮，像我手中半折叠着的雨伞，顿时，一股难以名状的心酸在心底喷涌而出，我愣在了床边。爷爷回头看见了我，他眼里闪出一丝光亮，喘着气说，那么远跑回来干嘛？你们都那么忙！历尽人间山河，看过无数生死的爷爷，对自己的病情早已猜得差九不离十，没有一丝对死亡的恐惧，他一眼就能识破晚辈们的借口，却又擅于替晚辈们找着各种不圆自说的借口，我赶紧拉着爷爷的手，说不出一句话来……

护士进来了，把一根细软管从爷爷的口中插了下去，然后接上一个大号注射器，把事先装好的咸粥通过软管慢慢地注射了进去——爷爷只能用这种方法进食了。接着又给爷爷挂起了吊瓶。医生把我拉出门外，告诉我：赶紧拉回家准备叶落归根吧，现在主要靠营养液勉强维持着，等你们回来。

二

那是个雪后初霁的早晨，暖暖的阳光正透过老屋的窗户照进屋内。窗台上一双崭新的老人鞋，在阳光下分外显眼——那正是我几个月前从南方寄给爷爷的那双，他居然还没舍得穿！爷爷躺在床上，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在金色的光线下呈现着蜡像般的光彩，带着一丝浅浅的笑容——他今天比往日精神多了！八十六岁的爷爷，每天只能勉强喝些少量煮烂的稀粥，靠微薄的营养支撑着他那瘦若蝉翼的身躯——那原本近一米八高的健铄身体，在半年的时间内每况愈下。一早上没开口说话的爷爷轻轻地咳嗽了一下，缓缓地抬起胳膊，用手指了指门外，薄如纸片的嘴唇一张一翕，颤抖着发出一个微弱的声音：去地里看看。说出这句话，他已经积攒了半天的力气。

我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旁边坐着的父亲，父亲点了点头。我说开车去吧，父亲对我摇了摇头，指了指旁边的轮椅——父亲了解他的儿子，更了解他的父亲。我赶紧在轮椅上垫了一层厚厚的被子，和父亲一起把爷爷从床上小心翼翼地搀扶了起来。棉衣包裹着瘦骨嶙峋的爷爷，已经没有力气站稳了，我扶起他的时候，感觉他比前几天从医院回来时又轻了许多。我还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这个精神矍铄，一顿可以喝半斤酒的老人，短短的时间内却形同枯槁，气若游丝。生命在疾病和衰老前像吹弹即破的肥皂泡，如此地不堪一击，我眼眶一热，赶紧把头扭向一边。待把爷爷半扶半抬放在轮椅上半躺下，又在他身上盖上那件羊毛大衣后，我和父亲一左一右地推着轮椅，走出了院门。

爷爷收养多年的那条大黄，先于我们走出院门，在前面带着路——它好像知道爷爷要去那块五斗地。往日里它一出门定是要在雪地里奔跑撒欢，而今天，它缓缓每走几步便回头看看身后跟随着的我们，生怕我们掉了队。

那条路并不长，从爷爷家到那块地也就一公里左右。昨夜刚下的那场雪，在路面上堆积了半指来厚，还没来得及上冻。轮椅侧轮上那层单薄的胶圈，已无力抓住湿滑的路面——如同轮椅上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已无力拉住岁月流逝的手。我在前面拉着扶手，而父亲在后面扶着靠背掌握着方向，推着轮椅在雪地上一脚深一脚浅地前行。我不小心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这个改变了方向的力量传导到轮椅上，轮椅向一侧轻轻晃悠了一下。就在那一刻，爷爷那双只剩皮包骨头的手迅速抓住了扶手，像钢筋一样紧紧焊在上面——这个坚强的老人，在生命旅途上的最后一站，倾注了全身的力量，紧抓着对活着的希望。

雪后的村庄是安静的，除了偶尔几声鸡鸣和孩子的嬉戏声。城市蚕食着乡村，村里的人也不断地往城市走去，留下的多是不愿离家的老年人和留守的妇女儿童。有些老人离开了村庄，跟随他们的子孙住在了或近或远的城市里。这些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在村庄里可以隔着院墙磕着家长里短，可以坐在田埂上边吃花生边喝酒，可以闭着眼睛找到回家的路，却在各自命运之手的拉扯下，不情愿地离开了他们大展拳脚的广阔天地，局促在城市里钢筋混凝土构造的方格之间。他们的多数，并没有安享晚年的清福，而是给儿女们充当着带娃的角色。他们在自知生命的油灯即将燃烬时，再从四面八方匆匆地赶回这片可以落叶归根之地，安息肉身，如同那些从千里之外涌向恒河的暮年印度人。

街坊邻居见到我们主动地走上来打着招呼，大爷今天精神好多了啊，慢慢养着过了年就会好了呢！见过了太多生老病死的他们，其实心底一个比一个清楚，这是回光返照，爷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每每此时，大黄便竖直着前腿端坐在旁边，正视着前来打招呼的人，目光里带着威严。偶有旁边院落里传来几声犬吠声，它便起身飞速地跑过去，对着院门里吼叫两声，里面的狗马上便安静了下了——它是这里的王，它不允许有其它的嘈杂声来干扰爷爷的这趟出行，它知道这是一场本该庄重的仪式。狗和人类的语言并不相通，但悲喜却如出一辙。爷爷喂养了它，它忠实地做着爷爷的守护者，此时一条狗的存在，却成了这仪式的某种不可或缺。

阳光像往日一样撒在村庄，撒在大地，也撒在爷爷的身上。雪地里，爷爷的脸显得越发的苍白。他半眯着眼，偶尔转动一下眼睛，身边这些熟悉的一人一物，一草一木，早已尽收于他的眼底，那无尽的深渊。冬月的风吹过来，带着刺骨的寒意，我不禁哆嗦了一下，而轮椅上的爷爷却如同雕像般，纹丝未动。

也许，他已心若平湖，波浪不惊了。

三

没有一块土地的肥沃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一块土地是瞬间走向贫瘠的。每一块土地，和人一样，都有它的秉性和脾气。世代和这片土地摸爬滚打的农人，早已摸熟了它们各自的脾气。那块五斗之地只是方圆几十里的农田中极为普通而且不大的一块地，但爷爷常常蹲在田埂上，一蹲便是半天。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侧起耳朵，听着脚下大地的脉动：土壤松动的声音，虫子爬过的声音，麦苗拔杆的声音……老庄稼人都听得懂这些大地的语言，他们知道何时应该浇水起苗，何时应该施肥除草……他又站起身，沿着地里的沟壑慢慢地走着，不时地弯下腰来，捡拾那些夹杂在土壤里的小石块，拔掉那些和稻谷一起生长的稗草。

在爷爷的一番打理下，五斗地每季的产量总是高于其它地块，且地里不易滋生杂草。土地分产到户后，又经过几次土地调整，爷爷一直把它攥在手心，不忍放手。

爷爷凭借庄稼人的勤劳朴实，和他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中展现出的组织协调能力，四十多岁时就被群众推举到大队支书的位置上。他退休后，和奶奶仍种着手上的几亩地。这个村里第一代的共产党人，经历全国解放，大集体，人民公社，土地分产到户，他深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传统。直到七十岁时，才把那几亩地分给几个叔伯去种，但仍留着那块五斗地。几年前奶奶走后，他的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劝说，要他在每个儿女家轮流着住，好好地享享清福。但爷爷还是坚持住自己的院子，自己种菜，自己做饭。他常说，金屋银屋，不如自己的小屋。其实，爷爷那是不服老，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走到要儿女供养的那一步。的确，他那硬朗的身板，和矍铄的精神，干起这些农活来不比年轻人差多少，照顾自己的起居更不在话下。

爷爷在位时，先后把几个儿女在村里都安排了诸如教师，村医，电工之类的工作。而排行第二的父亲，则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中生之一被爷爷送去了部队，又在爷爷退休前从部队退伍了回来，跟在爷爷身边锻炼了两年之后，众望所归地接替了爷爷退下来的位置。

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这样的大家庭，儿女们各有着落，在外人看来，这是相当的和谐美满了。大伯在国营砖厂做着干部，拿着比父亲还高的工资。三叔是个电工，整天背着工具包在村里转来转去，倒弄着家家户户的那些电表，日子倒也过得舒坦。四叔是个兽医，拿着防疫站的工资，也偶尔给村民开些伤风感冒的药物。

而身为建筑队工头的五叔，在几个兄弟姐妹之间读的书最少，但也秉性忠厚，任劳任怨。娶五婶时，爷爷卖掉自己养的一头猪，又让父亲拿出了两个月的工资，破例拿着指标为他们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在叔字辈里，只有五叔在干着力气活，几个哥哥因此也对他照顾有加。然而，五婶不是个省油的灯，她一进门，整个家族平静的湖面便开始起了波澜。

外坞河水永不停歇地流着，水生万物。草长莺飞的季节里，河岸边柳树上一根根新芽正抽着条，满枝的绿随风摇曳。树下，郁郁葱葱的芦苇，蒲草，野莲，浮萍，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沿着河的两岸疯长着。成群的灰鸭和白鹅正嬉戏其间，时不时地抬起头向天空鸣叫几声，宣誓着它们的领地，延伸着生命的触角。

河道由于常年的冲刷，又欠缺规模的清淤，在有些拐弯处便成了一块块小小的冲积之地，是开荒种地的好地方。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早被先下手的邻居占为己有，五婶扛着锄头便四下寻找，瞄上了五斗地旁边的那块河沿。因为地方太小，还没被别人看上，她半天的时间从平整，起沟，到种上几行大豆，一气呵成——她的勤劳在这种地方极致的发挥。河岸温润的土质，最适合植株的生长，一季下来，那席大豆的收成居然比菜园里的还高，五婶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挥。她如法炮制地在河沿的那些弹丸之地，见缝插针地种上花生，南瓜，甚至几颗青菜。

农人的根深扎在土地里，春耕秋播，春华秋实里，他们与脚下这片土地早已水乳交融，不分你我。土地是有限的，你多占了一寸，他就会少了一寸，古往今来，外坞河边为争夺方寸之地而发生的斗争，屡见不鲜。五婶为了开垦那些荒地，常常把别人田里的土挖过来做填充坑洼之用，缺水时又把旁边田地的水挖个小沟，放些出来。自己家族的田地倒也无妨，可外人就不一样了，矛盾在酝酿中越来越深，终于在某一个夏日午后爆发。那时，烈日炙烤下的大地翻滚着热浪，村庄正在午睡，蜷缩在树叶下的蝉偶尔无精打采地鸣叫几声。而此时，三十多岁的五婶和邻家五十多岁的老孙头正在外坞河岸边上演着一出全武行，两个人从岸上打到河里，又浑身是泥地从河里打到岸上，才被赶来的众人勉强拉开。黑压压围观的人群前，五婶不顾自己几乎裸露的上身，丝毫没有罢手的意思，嘴里不停地骂着说迟早要把老孙头的蛋给扯下来了喂狗。爷爷闻讯赶来，远远地对她瞪了瞪眼，说了句：成何体统！她便转身跑回去了——在爷爷的视野里，她还知道要收敛。

洋槐树是淮南随处可见的树木，又称刺槐，浑身是刺，它长得弯弯曲曲，成不了大材，却低贱而顽强地活着。即使在大干大涝的年份，我也从未见过一颗死去的洋槐。洋槐树上生长着一种不足寸长的毛毛虫，人称“洋喇子”，若被它的毛轻轻碰上一下，便红肿起一大块，奇痛难忍，几天都不会好。五婶开垦的那些巴掌大的荒地，如洋槐树一样，“一年一棵，两年一窝，三年一坡。”没几年，整个河道两边便被她霸占了大半；而她那一旦惹到就敢光膀子拼命的女人彪悍，也让众人像躲避洋喇子一样避而远之。

叔婶们鸡犬相闻的院落，一个紧挨着一个，围着爷爷的家。叔伯兄弟之间倒没什么摩擦，没读过书的婶婶们就不一样了，妯娌之间，五婶好斗的行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肆意妄为。生性木纳的五叔，只能听之任之。在爷爷面前，她们多少还会有些忌惮，爷爷一出门，院落与院落间瓷脸盆便会敲的嘣嘣响，骂声一片。她常常指桑骂槐地埋怨说，从爷爷到父亲都没有给五叔安排上一份体面的工作，她谁都靠不上，只能靠自己的双手。

建房，生子，再用半辈子的积蓄拆旧房建新房，再生子……留守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这些动作，演绎祖先早已写好的剧本。奶奶去世后，五婶从爷爷手上分到了半亩地后，又瞄上了爷爷那块五斗地。她有两个女儿，以女婿入赘没地盖房为由，想在五斗地上建房。她这次挺有诚意的，愿意拿一块九斗地作为交换，见爷爷不答应，便开始在族里没事找茬。有一天惹到了脾气暴躁早就想教训她一番的四叔头上，一个再怎么泼辣的女人在一个壮汉面前也会吃亏的，那次四叔把五婶摁在地上打得鼻青脸肿，四婶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嘴巴里仍不停地喊着“不服！不服！打死也是不服！”第二天，她在四叔的鸡圈里洒下了农药，毒死了全部的鸡鸭……

五婶得不到的东西，她宁愿把它毁掉。见再闹下去就要人命关天，爷爷最终妥协，把五斗地交给了五婶去代种，但一遍又一遍地嘱咐那块地上不能建房。

四

我们迈着缓慢的步伐，推着爷爷缓缓出了村庄。拐过西大塘，便到了那片围着苍松翠柏的祖坟地，坟地里埋葬着爷爷的爷奶和父母叔伯等众祖上。爷爷示意我们在路边停留了下来。

在清明节前刚刚进行了的一场大的修缮后，每座坟茔庄严整洁，肃静地立在白皑皑的雪地里，与大地连成了一体。祖辈们那些年代久远的生世借由口耳相传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而他们的肉身早已与这片大地融为一体，仅以一块块直立的黑色墓碑标记着他们各自的身份——生于斯长与斯的每个肉身，最终都会以这种方式再回归于斯，生死不息，轮回不止。

爷爷对着祖坟凝神良久，又摇了摇头，示意我们往五斗地走去。

临近正午的阳光照耀着广袤的西冲，大地泛着一片耀眼的白光。河岸两边农田的积雪正在慢慢地融化，水滴慢慢地聚集，顺着沟渠边的枯草丛流向低处的河中，发出低沉的汩汩声，这种声音在年后外坞河进入汛期时尤为宏大，以至于我在几百米外的院子里就能听到，那是我童年听到的最纯粹的音乐。而此时，它还带着些许内敛和压抑，像女子的哭泣。

过了外坞河的桥，就到了五斗地头。一路上一直半眯着眼的爷爷，此时睁开了眼睛，看着眼前还覆盖着雪的那块地，久久没有说话。而此时的那块地，因为积雪的覆盖，田埂的边界已经分不清了，和相邻别人家的田地，嫣然没有了区别。若不是父亲指认，我是分辨不出来的。

无声中，祖孙三人看着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大地，各有所思。

过了半晌，爷爷才用手指轻轻地敲了几下轮椅扶手，点了点头，喃喃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说完，摆了摆手示意我们：该回去了。

那条不到一公里的路，来回我们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爷爷的一生，多半是奔走在那条路上——它是爷爷人生的缩影。

回到爷爷的老屋，爷爷居然不让我们搀扶，自己慢慢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坐在了床边，吃了一大碗煮烂了的水饺后，才躺下。看到此番光景，我出现了一丝幻觉，爷爷这是真的要慢慢好起来了——我宁愿相信这不是幻觉。几个叔婶们听说爷爷能吃饭了，也都赶过来，围在老屋里。

也许是那碗水饺的功效，爷爷躺下后，并没有马上睡去，而是说了一些优良传统要保持，家风要正，做人要踏实，越穷越要多读书之类的话。爷爷一条一道慢慢地说着，大家屏住呼吸听得真真切切。

说完这些，他从怀里掏出来一张存折，交给五叔，又把密码低声告诉了身边的父亲，说这些足够料理他的后事了。接着又指了指窗台上的那双新鞋，对父亲说：

“我怕是穿不上了，你拿回去穿吧。”

父亲马上眼圈一红，憋着没让眼泪流出，说：

“大！您能穿上的，年后一开春，天气暖和了，你就能穿的！”

父亲突然意识到，好像爷爷有件事还没交待清楚，连忙紧拉着爷爷的手，把嘴巴贴在爷爷的耳边，还没开口，爷爷便用手指了指西边：“和你说过的，和你说过的……”说完，便扭过头，似睡非睡了。

父亲恍然大悟起来，他想起了多年前喝的那场酒。

爷爷爱喝酒，父亲也爱喝酒。父子倆常常在爷爷院子里那颗老槐树下的石桌上，两个人分一瓶酒，一喝就是一整晚。有一天，爷爷喝到兴头时，突然对父亲说：

“那块五斗地有灵气！”

父亲也是共产党员，他对面前这个老共产党员说出这样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因为小文在那块地里出生，上了大学？”

爷爷点点头，又摇了摇头，说：

“小文出生那天前夜，我还梦见地里跑出来了一头长颈鹿。”

父亲听到这句，笑得更大了，觉得爷爷喝高了。爷爷接着说：

“百年之后，我就睡在那吧！”

父亲又笑着说：

“唯心了，唯心了！这是犯错误的！”

话没说完，只见爷爷已经趴在桌子上打着呼噜，睡着了。桌上那只空酒瓶，在树影下正晃着月光……

从西冲地里回来的第二天，爷爷再也没有进食。

第三天的早上，我正在椅子上打着瞌睡，守了一夜的父亲轻轻地用脚碰醒了我，他的手正紧握着爷爷的手，脸上布满泪水。我一惊，赶紧上前抓住爷爷的手，而此时，它已经没有了温度，正跌向冰凉的深渊……

我和父亲半躬着身子，抓着爷爷的手，看着爷爷那熟睡似的面容，没说一句话，老屋里一阵沉寂。那是个落针如雷的时刻，我这个生性害怕吵闹的人，只有此时最害怕安静，却又怕任何一丝声响打扰了睡去的爷爷。

门外，雪无声地落着，大地一片白茫。

这个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旅程，却未能吃上一顿饱饭！爷爷走过无数条艰难坎坷的道路，带出了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也带着全村三千多人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而他的食道——人体运送生命粮草的必经通道——这条世界上最小的道路，却被病魔的大手紧紧地扼着，连一粒米都不放过……

过来一会儿，父亲和我才扭动了一下半躬着的身体，把那只冰凉的手轻轻地放进被窝，盖平了被子。父亲说，爷爷走前，叮嘱他要多照顾老五，谁叫他是最小……接着又喃喃地说：大走了，这个家族恐怕就要散了……

五

父亲瘦削的身子穿着孝衣，站在院门外的路口，迎接着前来吊唁的亲朋。他这几天明显苍老了很多。我跟在父亲后面，寒风刮在脸上，像无数个刀片刮过。每来一个长辈，我都跟着父亲做着要下跪行礼的姿势，在未跪下之前便会被他们下意识地赶紧扶起，不会等到真的跪在地上——这是乡下人的传统礼节。我的筋骨还是比不上父亲，站了一个小时便腿脚僵硬，不得不坐下休息一会。

不知何时身后接着站了一个人，没穿孝衣，穿着一件熟悉的冲锋衣——我不久前曾寄给父亲一批工厂里积压的库存货，让他送给有需要的人穿。那人跟着我们向来宾行着跪拜礼，等他转过身来，我才认出原来是哑巴，村里的哑巴！见到来宾，他总是先于我们跪下，等来宾走到他的跟前时，他早已端端正正地跪在雪地上！我对一个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的同乡做出如此举动，瞬间惊诧起来，赶紧拉起并示意他去院子里坐下，他却固执地不肯动，继续着一躬一跪。

哑巴已经快五十岁了吧，很少人知道他的全名，也许他压根就没有全名。据说他从娘胎里出来后就一直说不出话，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自小跟着姐姐住在他姑姑家，吃百家饭长大。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比我大很多的他总是在学校门口转悠，到放学了还不肯走。有些调皮的孩子经常拿着零食故意地逗着哑巴，让他学着狗的样子在地上爬来爬去。村支部就在学校对面，每每此时，爷爷便会走过来赶走那些孩子，并让炊事员端些支部的饭菜给他。后来爷爷找了个机会把他安排在隔壁村的砖厂干活，他倒也自食其力地过了半辈子。只到现在，每年正月初一，他总是早早地来到爷爷家，进门先跪地磕个头拜个早年——他是全村唯一一个没读过一天书，却保持拜年时跪地磕头的人。

开饭时，宾客们都在院子里落了座。我没看到哑巴的踪影，便出门寻他，只见他和大黄一左一右地立在院门外，站着卫兵的姿势。我忙拉他进去落座吃饭，他指了指自己早已泥泞不堪的下身，怎么都不肯进去。无奈，我只得转身回厨房，把最好的饭菜各打一些拼了一大碗，双手端给了他。他双手接过后，便站在那里吃了起来——这情景我在小时候已见过多次，那时见怪不怪，而多年后的今天又重现在眼前时，我总觉得有些不妥，连忙也打了碗饭，站在他旁边，陪着吃完……

出殡的前晚，等到最后一个从外地赶回来的表哥见了爷爷最后一面后，爷爷的棺椁就要封口了。主持的老先生把手伸进棺内，颤巍巍地扯出了爷爷口中含着的那枚噙口铜钱，举在空中，刚喊出“谁要噙口钱？”话音未落，便被身手敏捷的弟弟顺手接了过去。接着，直系男丁便开始了抓“垫背钱”。爷爷的儿孙女婿们可以把手伸进盖在爷爷身上的被子下面，抓阄一样，看谁能抓到爷爷生前准备好的铜钱——在传统观念上它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前面的叔伯长辈们按着辈分顺序抓，都空手而归。排在后面的我，一伸手便在爷爷的手边，摸到了那枚传说中直径约有三寸多的铜钱——它已经传了好几代人。当我举起那枚铜钱时，众人一阵欢呼：瞧瞧，还是人家弟兄俩！

亲友们散去后，我们一帮年轻的弟兄留在灵堂，跪在棺椁前，不停地往火盆里添着火纸，给爷爷守夜。午夜的寒风裹着雪花，不时地吹进来，扬起火盆里的灰烬，四处飘荡。院外传来大黄一阵急促的吠叫，这个时候应该没有宾客再来了，我边想着边赶紧走出院门，只见路口外亮着车灯的车上下来几个人，缓缓走来。待他们走近了我才看清，方大爷坐着轮椅，由两个男子推着来了。

自从初中毕业后，我再也没见过方大爷。彼时，五十多岁的方大爷，是镇上初中饭堂的厨师。不知为何，他每次打饭菜时都会比别的同学多打些给我。同学们私下里议论说是因为我那个官爹，但我心里纳闷，学校里那么多同学的官爹，比我爹官大的多了去了。

方大爷被搀扶着下了轮椅，又拖着不灵便的身体，跪倒在爷爷棺前。他磕了三个头后，才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说了一段往事。

五十年代末，连续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很多地方的饥荒，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了吃树皮和野草。那时十几岁的他从邻县逃荒，一路乞讨，到了爷爷门口时，几天没讨到一把米的他，已经走不动路了。碰巧奶奶在家正吃着饭，便从锅里打了一碗本来留着给爷爷的热饭给他，他吃完饭硬是磕了几个响头才离去……方大爷说那碗饭救了他的命，他也从那记住了爷爷的名字，每逢开学，他都会向老师们左右打听，有没有爷爷那个村子里来的新生……他说着说着，便老泪纵横……

出殡那天清晨，一直断断续续下着的雪突然停了。由十六个男丁组成的抬棺队伍，抬起沉重的棺椁，缓缓向五斗地走去。五叔也在其中，他正使出浑身的力气扛着肩上的木梁，他那瘦弱的身子显然有些吃力。我拉上弟弟赶紧跑上去，补充到了五叔那个位置。身后，五婶扯着嗓门喊道：“你弟兄俩还不多使点劲？老坟地的劲都使你俩身上了！”

等我们埋葬完爷爷，从西冲返回爷爷的老屋时，只见屋内除了爷爷睡过的那张年代久远的木床，其它的大件，稍微值点钱的家什，冰箱，电视，电动车之类，早已不知所踪。就连塞在墙缝里的破布头也被扯出来，扔了一地。几个小孩子抢着说，是五奶先来搬的，其他几个奶奶也跟了上来，刚才她们差一点没打起来……

我和父亲看着眼前空荡荡的老屋，感觉心也在瞬间被掏空。父亲默默转身拉着我走出爷爷的院门，不约而同地往西冲望去。暖阳之下，爷爷长眠的那块五斗之地，一定是块清净之地……

六

每一次离别，都是一次死亡。

当我再次一步一回首地离开村庄，踏上南下的列车时，一场蓄谋已久的暴雪终于下了下来，下得漫山遍野，下得肆无忌惮。它来得真不是时候，身后故乡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一片苍茫中化作了若隐若现的虚无，我努力地想再多看它一眼，却被眼前的雪花遮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了。列车拖着我的肉身飞驰着，我的心还停留在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这种灵与肉分离的感觉，随着行进的列车被一步步地拉大。我是一根一端被钉在故乡的橡皮筋，带着五斗之地的血脉，被命运之手拉扯着向未知的远方奔跑着。

我不能停下奔跑的脚步。

年少时那个秋收的季节里，我被父亲关在屋内读书，而同龄人正跟着父母们在西冲抢收着稻谷。一束束饱满的谷穗，挂在行将枯黄但仍倔强地立在田间的稻秆上，闪耀着金色光芒。稻秆一直充当着脐带的角色，它源源不断地给谷穗输送着从大地汲取的营养，只到它驼着背被挥起的镰刀拦腰斩断的最后一刻。收上来的稻谷，被铺在晒得发烫的打谷场上，只需晒上一天，便可归于谷仓。父亲和母亲坐在树荫下，早已忘却了浑身的酸痛，他们流着汗水的脸上，正绽放着积攒了一年的丰收喜悦。几只麻雀从树上落下，啄食着地上的谷粒，我正要跑过去驱赶它们，父亲一把拉住了我，说，今年收成好，也让它们好好吃一顿。

当大片乌云突然从院墙上冒出来时，他们大惊失色，赶紧抓起木掀扫帚，想把地上的稻谷抢回屋内，然而豆大的雨点先于他们之前，不带一丝怜悯地砸向地面，也砸在他们汗流浃背的身上……暴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连着下了几天，父亲手捧着发霉的稻谷，咬着牙对我说：一定要好好读书，跳出这个农门！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日，父亲放下了手中的农活，来不及换下早已汗透的衣服，拉着我一路小跑，去了爷爷家。爷爷从箱底里拿出一叠钱，执意要父亲去买一卷最大最响的花炮，去祖坟地里放了，让列祖列宗都知道。当户籍警在户口本上我的那一页盖上“已迁出”的印章后，父亲如释重负般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它，眼泪夺眶而出……而我，也抬起头对着头顶的天空长长地出了口气。

那晚，爷爷拿出珍藏的老酒，在老槐树下，我们仨喝了个酩酊大醉。

我跳出了农门，他们都这么说。

那些留在田里的稻茬，生命并没有停止，若干天后，它们又会冒出一片绿色的新芽，成为一头牛的盛宴。吃饱了的牛悠闲地躺在田埂边，偶尔起身，把粪便拉在了田间地头。农人们会把路面上的牛粪捡拾起来，贴在墙上晒成一块块粪饼，再把它架在灶膛里，一把火点上，炉膛里红色的火焰舔着铁锅底，锅里煮着刚碾的新米，香气飘出了院子，往五斗之地散去……

我奔跑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一个又一个国家，而那根无形的橡皮筋始终牵扯着我。

多年之后，父亲来电话说，那片西冲已经被征收为开发区了，火葬也在开始推行，不知百年之后该安身何处……我默默地翻开那一本本盖着不同印章的户口本，目光停留在最老的那一本上，怔怔地看着盖有“已迁出”印章的那一页，页面卷曲，印章和地址栏早已模糊不清，两行热泪忍不住滾了下来，滴在户口本上——我是农民的儿子，却没有一块土地；我属于那片土地，而故乡已是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