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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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8月4日
火，喷薄似地，迎着风燃烧，像曾猎猎飘扬的红旗。那旗蛰伏在火下，偶然被风鼓动。旗上的牛粪被烧成烟，悄然隐入夜空。
院子里有道浅坑。我把步枪放进坑里，拿衣服擦刺刀。列茨踩住铲子，脸上是破碎的灰烬。他伫立着，眼神跟着下摆，一来一回地擦着白生生的刀子。
栅栏外响起叮叮当当的声音。我把刺刀扔进坑里，说：“巡逻队来了！”
门被砸得砰砰响。列茨跑去开门，我把铲子扔出篱笆，把土赶进坑里。可坑太浅，探了个刺刀尖儿出来，怎么踩也不肯缩回去。没时间再挖开了。三个日本兵揪着列茨的粗布衣，一股脑闯了进来。我紧踏住刀尖，又有意松开些。
鬼子兵端着比身子还长的步枪，分散在院子角落里。一道身影从黑洞洞的屋子里显现出来，军刀在他腰间松快地摆动。是个军官。他朝身边的兵嘀咕了几句，那兵走上前，问：“烧的什么？”
“牛粪。”列茨说。
那兵朝军官咿呀了几句。咔嚓一声，军官抽出细长的刀子，吓得列茨一哆嗦。他走上去，军刀在火堆里懒散地挑了挑，半晌，又抬起头来，嚷嚷了些话。翻译的兵很不利索地发落了：“下次，不要在晚上烧了，不然，抓起来。”
我猫下腰，说：“是，是。”
军官往裤腿上抹了抹刀子，带人走了。列茨长出一口气，肩膀松懈了下去，尔后，脸颊又因愤怒沉郁下来。这愤怒从不甘之中生发，在远东的许多村子里，它们不约而同地郁结在青年一代的心里，等时候一到，就要排山倒海地席卷开来。
青年背靠着院门，往地上一啐：“呸！隔三岔五就来一趟。要粮，要鱼，要牲口，迟早得把门板也拆喽！”
我松开脚，说：“他们还怕游击队。”
“游击队真像你这么着么？”
“我怎么着？”
他咂咂舌，说：“还以为要拼刺刀呢。”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说，“急什么，小同志？”
他脑袋歪向一边，土色的脸颊在抵抗这亲切的称呼。
松阿察河流淌进无边的夜色里去了，而就在傍晚，岸边还热闹地聚了许多人。游击队要登船撤离，大伙簇拥着他们，送来了粮食和一个个吻。人群中伸出一根系着红布的木棍，布上是牛粪涂的镰刀锤子。刀尖和锤头断断续续地绘着，却在飘扬的旗上全然伸展开了。
我背着步枪，独自在林子里走了两天，这会终于赶上了撤离。我挤过人们的麻布衣，往汽船上走，枪却给一把拉住了，是那个旗手。他摘下帽子，蓬勃的头发迸发出生命力。
“我看见你的刺刀了！”他扶着红旗，嘹亮地说，“游击队员！”
他额上的汗发着亮，一对颧骨陡然突起，勾出不屈的棱角。青年摇晃着我的肩膀，凑近了说：“快帮我跟队长说说，你的话肯定管用！我要上船，要加入赤卫队！”
一道身影敏捷地爬上栏杆，他奋力呼喊了几声——“乡亲们！”他的臂膀使劲往下压着，用夹着中国口音的俄语呼唤道，“乡亲们！同胞们！”
我这才看清他的中国面孔。这人摘下头顶的布琼诺夫卡，像旗帜一般挥舞着：“同胞们！我代表支队的红色战士谢谢你们的欢送！你们看！”——帽子被指向松林深处——“美国人和日本人，我们共同的敌人，他们派出了许多干涉军来围剿我们，我们就要撤退了——”
河浪轻轻地拍打船底，人们在凝神谛听。
“——但撤退是暂时的！不论帝国主义走狗来多少人，都不可能战胜列宁和他的人民！在我们中国，将来也定会出现工农的政权，就像在这里一样！我们绝不放下武器，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好！好！大家爆发似地喊着，青年顺势把旗举得更高了。喊话的人把帽子一扔，布琼诺夫卡就猛地展开翅膀，飞旋落入了人群。
我走向汽船，要跟上面的游击队员一道撤退，可青年紧紧抓住了我。
“快呀！”他催促着，“跟那扔帽子的说呀，他不是队长吗？我叫列茨，是新同志！你的同志们呢？”
我回望松林，针叶掩埋着密林深处，掩埋住了我的同志们。一道火焰燃进了我的肺腑，我挣脱手臂，抓住列茨：“你听着，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去！”
“你说什么！”
“你家里几口人？”
“除了我还有娘！”
我把步枪卸下来，推到他胸口：“你得留下来！你走了她该怎么办？”
列茨被猛地勒住了嚼子，他怏怏地瞪着我，红旗低低垂落到臂弯。忽地，旗子后头伸出只皮包骨的胳膊，使劲拍他的肩膀。列茨一回头，是个围着头巾的老婆子。她张开缺了牙的嘴，骂着：“你瞎凑什么热闹！”
他甩掉那胳膊：“你别管我！”
老太婆仍徒劳地拍着他，她絮絮地唠叨：“你爹走了，你也要走……”
水天接合处泛着粼粼的波光，汽船短促地一鸣，随后驶离港口，去同落日会合。他踮起脚，望着远去的汽船，红旗在臂弯里摆荡。人们久久注视着小小的汽船，仿佛它满载着幸福的愿望。这愿望是再朴素不过的，不过是自个儿种的粮，能进自个儿锅，自个儿打的鱼，能填自个儿肚子。而现在这愿望要暂时地撤走，躲避声势浩大的铁蹄和刺刀去。
等船再也看不见了，他们才终于散去。
我抓着列茨不放手：“让我寄宿在你家，行不行？”
他把我推开，戴上帽子，径自走了。
“大娘，”我护住刺刀，对老妇人说：“我得留在这儿。让我借住你们家里，行不行？我们支队打散了，不剩几个了！”
我把枪竖起来，说：“拿它来抵押，不白吃你们的。等红军打回来，它就归你们，刺刀和子弹都留着，拿去跟红军换粮！”
老妇人抓住我的手臂：“你可不能捣乱啊！”
“放心吧，大娘，”我说，“还有，旗子咱得烧了。”
1918年8月5日
清早，我刚打完鱼上岸，村口就开进来一队鬼子。他们由一个嚣张的军官领着，分成两列，中间夹着游击队员。这拨人把队员们赶到河边，噼里啪啦地开了枪。游击队员全倒在了地上。鬼子们挨个补枪、补刀才走。
我走进屋，烧旗子的游击队员叫我“列茨小同志”。他握着铲子，要出去埋人。我把铲子夺了过来。
细碎的土粒儿落到一个身躯瘦长的男人身上，一阵阵地，好像在下雨。他脸上蒙着灰，还半睁着一只眼，嘴边淌出细细的血印子，像给匪兵打死的马。
烧旗子的游击队员蹲下来，把他的眼睛抚上。林子里的针叶极密地掩着，几只鸟躲在里头，叽叽歪歪的。游击队员咂巴着嘴，朝鸟叫的地方扔石子，结果就打散些叶子，缝中泄露出锋利的阳光。
“你现在倒敢出来啦？”我问。
他从兜里掏出卷烟和火柴，眼瞧着摇动的针叶，故意不睬我。夹着烟的手上跑了圈老茧。清晨枪响的时候，他也背对着河岸，在院子里抽烟。
“就剩俩人了，”他冷不丁说，“你埋的这个，他叫卡里什，我们都叫他卡列，我叫‘中国人’，游击队把我们一道带走的。咱们队长呢，叫莱耶夫，我们管他叫‘一号’，也没了。还有乌里班，‘小布谷’——他结实得很，一点儿也不小，走之前还拉了个鬼子骑兵垫背。活着的就剩苏丽珂，还有我。”
“我爹也没了，扔下我娘不管了。”我握着铲子，仿佛端着刺刀，狠劲把它插进地里，再一舀，把褐色的雨点子播下去。
“参加游击队牺牲的么？”
“报信的游击队员说的。”
他走上来拍我的肩膀。我头也不抬地推开他，吭哧吭哧喘着气。
给处决的游击队员们埋在土地里，拢共九个人，每人身上都有好几个弹孔，给刺刀捅破的口子流出鲜血，浸深了衣服的颜色。我把地踩实，然后走回屋子。清早打的鱼顺从地躺在桌上，等着被对半切开。它鼓起圆溜溜的眼睛，到死也不瞑目。
夜晚，我躺在阁楼的干草堆里。天边滚起了雷，像匪兵的马蹄奔过村里的大路。蹄子乱哄哄地踏着，不让黑色的河水睡觉。爹死的消息是萨沙说的。他敲开咱家的门，说游击队员跑来报信，说罗夏牺牲了，然后快着步子走了。门外还在下雨，我追去村口，脚趾头浸满了泥，娘颤颤巍巍地落在后头。雨像河雾似地漫在大路上，林子深处飘来湿木头的腥味，好像松阿察河发了大水，把整片泰加都淹了。
打那以后，娘每天都得去村口站一会儿。她巴望是游击队员送错了信，希望死的是另一个重名的，而我们家的能背着枪，一瘸一拐地从林子里走回来。
突然，楼下传来一阵心跳似的、叮叮咚咚的响声。那动静接着一阵开门声，就消失了。我踮着脚下去，院门敞开着，外头是一道佝偻的背影，他跪在地上铲土。
我跑上前：“这又是闹哪样？”
他狐疑地瞥了我一眼，食指抵到唇上，悄声说：“得把子弹都退出来、包好，枪和刺刀也得擦亮，不然就锈了。”
“不拿出来打，包得再好又怎样？”
“你懂什么，”“中国人”不紧不慢地说，“现在用不着，以后会用上的。”
我揪住他的衣服，说：“我告诉你，今早就用得上，还能救下九条命！你倒躲得好好的，连报仇都没胆！”
“真这么着，你家就一个也不剩了。”
我把枪夺过来，往地上一砸：“软蛋！”
雷声又滚了起来，像隆起的山峦。“中国人”一直盯着我，半晌，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坐下、坐下。”
我杵着没动。他盘腿坐下去，朝门外一指，说：“我家就在河对岸，同你一样，打鱼的。我娘走得早，我爹就带着我，来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他是码头工人，我呢，帮着他给船卸货。那儿三天两头地发传单，画着镰刀锤子。有天开进来一队白匪，揪着发传单的人，挨家挨户地搜查。
“白狗子搜出我爹的传单，把同住的工友全拉去枪决了。可他们压根儿认不得几个字，传单是拿来卷烟的。后来，我就跟着游击队走了，一路来到这儿。”
我低下头，使劲憋着泪。爹跟着游击队走的那天，娘死抓着他不放手。我抹着泪，爹像“中国人”一样拍我，说：“不哭呀，男子汉，多丢人！伺候好你娘，等咱回来！”
“再有啊，”“中国人”问，“来了几个鬼子，知道吗？”
“十来个。”
“二十个。”他数得门儿清，说，“全背着三八式步枪，装上刺刀有你这么高。就当咱们冲出去吧，我拿着枪，你握着铲子，能撂倒几个？再说，你晓得子弹怎么个上法、刺刀怎么个捅法吗？”
我懊恼地跌坐下去。他耐着性子解释：“鬼子个头矮，力气大，两三个就能拉着老牛的鼻子走，还个个受过拼刺训练。要是打光了子弹，你看怎么对付十几个鬼子？拼不过呢？你娘怎么办？乡亲们怎么办？就算大伙儿一起上，拼过了，鬼子部队来报复怎么办？”
院子静悄悄的，雷声平息了下去。
“总比缩头乌龟强。”我声音低下去，可嘴巴不肯投降。
“我知道你想干啥，”他笑了，说，“你想报仇，可咱不能这么胡来，不然仇人没干掉，你先把命丢了。你爹不是还托你照顾好你娘吗？”
我忽地感到，他同我上了一条船，我忽地知觉到，游击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是像烟一般，从一条大船上生出来的。
“我爹叫罗夏。你已经知道我叫列茨了，”我说，“现在也告诉我你叫啥吧。”
“苏聚同。俄语名叫苏那，我们队长起的，”他说，“这是个死去的名字。”
“为啥呢？”
他说：“莱耶夫牺牲了，我趴在他身上装死，捡了条命。”
“你还活着，我也活着，这名字没死。”
他站起来，身影直直的，像冲天的松树。
我也站起身，拍了拍屁股，说：“苏聚同，苏那同志。”
他敞亮地笑了，答道：“列茨同志！咱们是一块的，这就叫‘阶级’。”
“阶级”就是条大汽船，它开足了马力，游击队员就从烟囱里不分四季地升起来——而彼时的我还一知半解。当时，我在想清早牺牲的卡列。他身子像竹竿，在原地转了半圈才倒下去，河面上悬着白雾，它载着枪烟，缓缓朝下游飘。他也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心里发了洪水，它盘踞着，久久不退潮。
1918年8月7日
苏丽珂说，我刚加入游击队那会，被暗地里叫“清洁工”——我默默地坐在一旁，手总在来回地擦着，不是枪、就是刺刀，等实在没啥可擦了，就拿着传单卷烟。烟不是给我自己卷的，是给他们卷的。这是一点贿赂，好让他们还愿意带着我。
莱耶夫、卡里什、乌里班，还有苏丽珂，在我心里只是枝条上一连串的叶子。战斗的间隙，这些叶子就在我背后发出模模糊糊、叽叽喳喳的噪音。
直到某次袭击运粮队，我们才正式讲了话。白匪兵四散逃走，只扔下几具遗体，我端着枪，一个个地补刀。
乌里班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说，你用不着次次都挨个儿捅吧？”
我把刺刀卸下来，弯腰把血渍抹到裤腿上。
“咱该给他发个奖章，苏维埃清洁工奖章。”乌里班夹着嗓门，说，“授予那些擦枪特别勤奋、补刀特别使劲儿的中国公民。”
“闲得发慌还是怎么的？”莱耶夫喊道，“过来搬粮！”
“来喽……”乌里班晃晃悠悠地跑去了。
我们夜宿在林子里。卡里什蹲着，猫头鹰似地瞪大了眼，他在守夜。我靠在杉树下，思想流放到了夜空深处，朝着皎白的月轮汇聚。处决时，爹的目光越过行刑队，一直停留在我身上。那眼睛透露着悲伤与恐惧，可最多的却是不舍。它一直留在他眼里，我发了疯地要跑出仓库，却给工友们紧紧捂住嘴——他们怕我给白匪一道枪毙，扔进日本海。
月亮像流干了泪的眼睛。我胸口阻塞着，像竖了堵墙。背后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我立刻闭上眼。
“别装啦，”莱耶夫踢了我一脚，说，“咱们支队总有个人半夜不睡觉，自个儿闷头坐着，知道他是谁不？”
我抱着枪，不说话。
“别看乌里班那么刺你，刚来那会，他跟你一个样。”
“我家没了，”我说，“没人了，回不去了。”
月光在莱耶夫脸上温和地逗留，他接着说：“游击队赶走地主，给他家分了地，人一走，地主又跑回来，还带了队白狗子，他们抓了他爹娘，烧了他家屋子。小伙子从马厩里翻出去，逃跑了，给苏丽珂捡着的时候，他浑身是血——我，乌里班，游击队的大伙，还有你跟你爹，咱们都拴在一条船上，是‘阶级兄弟’。”
他蓦地呼唤着：“卡列！”
那道蹲伏的黑影伸展得细长，麻溜儿地跑了过来，手上还提着布袋。他跪下来，把袋子一敞，木屑子的气味就窜了出来。是我替他们卷的烟。
卡列抓了一把，说：“苏丽珂心细，叫咱别抽，大伙就都留下了。人死了要烧点东西，才算把他送走。她叫咱留着，烧给你爹。”
鼻子酸得我发疼，可我咬着牙，很不利索地说：“最好还能烧艘小船呢。”
“等太平了，咱给你雕一只，就载着你卷的烟，载得满满的！”莱耶夫踏实地拍了拍我，说，“赶紧睡吧。”
他起身走开，卡列把袋子留在原地，蹲回去守夜了。
我紧紧扣着袋子边沿，头一沉，哭了。哭声细细的，针叶林沉默着，只有松枝在簌簌地颤。
1918年8月9日
苏那坐在餐桌前，一手拿着本小册子，一手拿着列巴。耶稣被裱在木头框里，挂在墙上。娘煮好鱼食，就在这凝视中跪下，念叨着打小就背熟的词儿。
“别念啦，”我说，“回不来了……”
娘的脑袋垂着，还在念，好像完全属于耶稣了。可框里的脸已褪了色，眼睛上还停着苍蝇，翅膀扑闪扑闪。我站起身，把耶稣像揭了下来。娘颤巍巍地起来，一把抢走了它。她走回房间，把相框放在床上，又跪了下去。
我气得发抖，恨极了那肖像，要去摔烂它。苏那连忙拽着我，掩上了房门。我对着门缝大喊：“你就是跪穿地板人也回不来！你成天都拜着个窝囊废！”
苏那挡在门前，安抚道：“让你娘去吧，让她去吧。”
我抹了把泪，说：“天天给这窝囊废下跪，真管用他咋还不让我爹回来？”
风穿过河面上的雾吹进来，渔网伏在门口，被轻轻鼓动着。窗框上空着，没挂鱼。我走去灶台边，把鱼食装进袋子，拴到了裤腰上。
河边插着木桩，绳子漂在水面上，末端系着条小船。苏那在门口，正拿着小刀往柴火上刻字。
“我跟你一块去，”他收起小刀，拿起两根柴火，说，“我也是打鱼的。”
我拿着钓竿和网爬上船，苏那解开绳子，放它漂出去，顺手操起了桨。我甩开鱼线，把温热的麦粒撒到水里，水面升起咝咝的声音。
“都来吃食儿呀！”他说。
我呆望着鱼线，它在水面点出了一圈又一圈波纹。
苏那把柴火亮出来，一根刻着“罗夏”，另一根刻着图画似的字。
“那是我爹的名字，”苏那说，“老头儿叫‘苏卫’。”
他把柴火送进水里，它们漂过船沿，轻快地往下游去了。
我小声哼着：“奔流的松阿察，带人去下游吧。”
一条半米多长的鲤鱼跃出水面，又钻了回去，水珠溅了一船。
“快！”苏那蹬了我一下，我弓好步子，留神盯着河面。钓竿一晃，慢慢弯了下去。
“抓紧！”苏那握紧桨，小心注视着水面。竿子点了一下头，我使劲一提，鲤鱼登时给拔出来，又一头扎进水里，通体仿佛涂着银。
“把鱼头提起来！”
我又一抬，鱼在半空划过一条弧线，跟我一道结结实实地摔进船里，光滑的身体安详地躺在船板上。
“上帝啊。”我挠着脖子，喘着粗气说。
苏那笑了：“你不是不信他么？”
我干瞪着眼：“得有一俄尺了！”
“跟我爹带我捕的头一条鱼差不多长。”苏那说。
“谁操着竿儿？”
“我。那会我十七岁，跟你一般大。”
“我今年该十八了。”我说。
苏那讲，他爹一向记不住他的年龄，这一向是属于他自己的任务。来符拉迪沃斯托克卸货前，打鱼的日子就压驼了他爹的背。把鱼提上来的时候，浸着淤泥的指甲像鳞片一样贴在他指头上。
“看嘞，阿同！”他把鱼亮出来，眼珠给鱼肚子似的颜色包围着，“你今年十几啦？”
“十七吧，爹，我三月六生的。”
他快活地笑了，渔网的纹路在脸上抻开：“晚上煮条大鱼吃！”
我们拴好船，走上了大道。我拎着钩子，不时抖上一抖。
“你看。”苏那指着村口。我望过去，娘站在那儿，人倚着根木桩，像鱼食一样小。
我把网扔到门口，把鱼挂上窗框。
“去吧，去村口望一会儿。”苏那说，“我把鱼切了，免得鼓起来，到时里头都是臭气。”
我走去村口，脚踩着干巴巴的、坚实的土地。娘扬着下巴，像要望穿整个林子。我抚着她弯曲的背，一直站着，等天黑才往回走。
1918年8月11日
我伏在餐桌前，在小册子上写信。
列茨拿着钓竿，他凑上来问：“写啥呢？”
“给苏丽珂写信。”我说。
“你俩还有啥事儿？”
我放下铅笔，从胸袋里掏出一只金色的环，他像咬了钩，眼睛跟着环儿晃上晃下。
“咋样？拿弹壳削的，费了好些功夫呢。”
“这是啥？”
“戒指，结婚了戴指头上，你娘该有的。”
“给苏丽珂的？”
“难不成给你的？傻小子。”
“那也成啊，我将来也得说亲呢。”
我眉头一皱，把他往边上推：“忙你的去！”
他挠挠脑袋，往船上去了。有关游击队，我同他谈了许多——谈论同志们、谈论我这块寡言的石头是怎么熔在游击队这大锅里的。
“可你自个儿都不知道吧，”列茨曾说，“‘苏丽珂’总时不时从你嘴缝里溜出来。”
日头刚爬到天中央，列茨蹲在小船上钓鱼。我站在河岸上，攥着弹壳戒指。一只白鹤落了单，影子切开天光，一路飞去了下游。
“真稀奇，”我朝他说，“我瞅见只白鹤，孤零零地，往下游飞。”
他把叼着的草叶子吐了，说：“入夏哪儿来的白鹤，还落了单？”
“估计是耽搁了，没跟上队伍，落在季节后头了。”
“那就看它自个儿喽，”他扭过头去，说，“但愿它活着‘找着组织’，你们是这么讲的吧？”
我坐下去，地里埋着游击队员们，土地已给踩实了。我举着戒指，说：“卡列啊，本来想等戒指做好了，再当着你们面儿，送给苏丽珂的，你们还得给咱鼓掌呢……”
自打莱耶夫说苏丽珂要大伙把我卷的烟都留下起，我就默默观察起她来。苏丽珂的辫子用布裹着，不过总有一缕发丝溜出来，给她不停地绕在手指头上。那腰肢习惯了田野的辛劳，走路时总是柔韧地扭着，晒黑的小腿肚就在草间插秧似地迈开，绣了红十字的布袋子在腰间摆来又摆去。
那对眸子始终迷离着，仿佛蒙着一缕烟，替人缝针时，俨然一汪湛蓝的湖水，深不见底。
针线在皮肉里火辣辣地穿梭，疼得我嘶嘶吭气。
“你可真倔，”苏丽珂把线头咬断，埋着头说，“疼也不叫唤。卡列恨不得跟兔子一样蹦起来。”
“不叫唤得疼死。”卡列插嘴说。
莱耶夫踢了卡列一脚，朝他使眼色。
卡列一瞥，又回过头，啧啧地咂舌。他咬了口列巴，嘟囔着：“不好喽，‘中国人’看上咱的医生啦……”
“那时候你一头埋进她怀里，”他后来对我说，“咱可是看得一清二楚，姑娘肩膀那一片全给臭汗染透了。”
当时脑袋究竟搁在哪儿，我也讲不明白，只记着嗅到的那股极特殊的气味。一闻着它，准就是苏丽珂走来了。
爱情并不是一直像小溪那样悄悄流淌的，在一次抵抗白匪的战斗中，它轰轰烈烈地引爆了。
从前线撤来的溃兵经过我们驻防的村子，与游击队发生了激烈的交火。子弹像杀人的冰雹，噼里啪啦地打碎了针叶和树皮。一根打着圈的木头飞进林子，沉重地砸到苏丽珂脚边。
我大叫着扑上去，狠劲把她一推——一秒、两秒、三秒过去了，一侧身，只见“木头”静静地掩在碎枝与落叶里——是枚哑弹。
“你疯了！”苏丽珂撞开我，把哑弹扔了出去。匍匐的队员们没听见爆炸声，纷纷从抱紧的胳膊里探出了头，乌里班携着我跑出林子的时候，我的脑袋依旧停着转。
队伍顺着树林的边沿撤退，蓝色的夜空送来凉丝丝的风，拂过队员们的脸。松子似的汗味在队列四周弥漫，那是劫后余生、又心有余悸的气味，在不约而同的缄默里，它被一张张松快的脸颊品味着。我木讷地背着枪，走在苏丽珂后面，连刺刀都忘了卸。那两根辫子左右跳动着，姑娘解下了头巾，在悄悄擦泪。我懊恼地挠着头，硬是想不明白，自己咋就中邪似地扑了上去——一切思想与感情都在刹那间逃逸，给那三秒钟留下了永恒似的留白。
背后的乌里班把我推了个趔趄，一回头，他正指着抽抽搭搭的苏丽珂。
我试探地去触那柔软的肩膀，却被蛮横地甩开了。她垂着头，故意不睬我。沉默微妙地煎熬着队列的每一个人。
“往后传，原地休息。”走在她前面的卡列扭头说。
苏丽珂停在原地，像头小牛，就是不肯回头。我识趣地转过身，对末尾的乌里班说：“原地休息。”
忽然，姑娘把我一拽，整个扑进了我怀里。她揽着我汗涔涔的脖子，仿佛挂在我身上，噙着泪的眼眸更显明净。泪水顺着我的脖子，径直淌到胸前。我一溜儿觉着，自己成了风，漫山遍野地跑，任谁也拴不住，于是痛快淋漓地笑了。
打那以后，我就多了个名字。苏丽珂总轻轻地叫我“小苏那”，大伙还叫我“中国人”，只不过还佩服地顿顿下巴，仿佛在替我重复地回味忘记生死的那一夜。
1918年8月12日
夜晚，房子烧着了。一支又一支火把被扔过去，点燃了木墙和茅草顶。那火起先在地上伏着，霎时便腾向夜空，熊熊地吞没了整个屋子，白匪指挥部就这样受了火葬。
“呸！”卡列啐了一口。他背着笔直的枪杆子，背却有些驼，俨然一道分叉的枝桠。
苏那杵着枪，坐在弹药箱上，说：“给头子跑了。”
“有伤亡没有？”莱耶夫问。
不等他回答，一团影子就挥起手，招引着：“我呀，队长同志！我！”
在火光里，它即刻被那双锐利的鹰眼捕捉了：“你这布谷鸟，好好讲话！”
苏丽珂与苏那挤在一起，嗓音跳跃起来：“他好得很，还有劲儿嚷嚷。”
“伤着哪儿了？”队长接着问道。
卫生员说：“左手流了不少血，及时包扎过了。乌里班想抓白匪兵的刺刀咧。”
乌里班说：“苏丽珂可厉害了，眼睛一闭一睁，绷带就打好了。”
“没这卫生员可真不成。”苏那说。
“可不是吗，”卡列说，“要不该缝针了脑壳往谁怀里钻呐！”
他们都笑了。
队长扯着嗓子问：“还有受伤的没？”
没有！没有！他们此起彼伏地回答。
苏那站起来，掸了掸衣服，说：“报告队长，缴获了三支步枪，十六发步枪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一叠报纸。”
“干得好，‘中国人’，”队长哈哈笑了，“乌里班伤好前，由你充当副射手，替他换弹。动作要快！”
“是！”
“卡列，明儿一早去林子里探探风，看有鬼子没。中午前归队。”
卡列的右手划了一大圈，夸张地绕过瘦高的身体，最后抵上眉梢，他利落地回答：“是，队长！”
然而队员们却不急于履行命令。他们或坐或立、三三两两地聚成一团，在星夜那广阔的凝视下，终于是暂时地，把游击队员的身份收进弹药箱，转而窃窃地、交相私语了起来。直到夜色渐渐被大火烧干，他们才给莱耶夫催着，去分掉子弹、剪下报纸。
剪报是支队的必修课——队长上过小学，兜里总揣着本小册子，密密地有许多字，有些是他自己写的，有些是夹的报纸，头几页是两个大胡子。组织大伙学习的时候，莱耶夫就说，咱们之所以要掀起暴风雨，最初就是由于这两个大胡子。
卡列猫着腰，孤身前出侦察了。
待一切妥当，游击队员们就踏着指挥部的骨灰上路了。天光大亮，泰加像浪潮一样涌来，却迎面定格在他们眼前，莱耶夫领着队伍，向绿浪深处挺进。他们要穿过树林，赶到松阿察河岸边，那儿停着撤离的汽船。
“你那一枪打得真漂亮。”乌里班的声音从苏那背后传过来。他一出汗，身旁就环绕起松子味儿。
“哪枪？”
“把大个子撂倒那一枪。”
“算你小子运气好！”苏那笑了，“那是最后一发啦。”
昨天夜里的火是游击队员们放的。他们配合其余支队，一举端了白匪头子的指挥部。同志们摸着夜色，悄悄从三面把村子围了，莱耶夫的支队埋伏在树林里，截断敌人最后的退路。
一只蟋蟀爬上了苏那的刺刀，它摩挲着翅膀，发出屈屈的响声。指挥部的灯火安静地亮着，仿佛已遁入美梦。突然，一道枪响划破寂静，蟋蟀被震掉了下去。轻机枪的点射夹杂在步枪声中，像掉进盘子的黄豆。
起初，只有一道影子冲出村子，他摇晃着逃向包围圈，身后紧跟上了愈来愈多的黑影。
“开火！”
不等话音落下，子弹就冲出队员们的枪口，黑影给一个个撂倒，又一个个冲上前，如泥石流般压上来了。
苏丽珂在起伏的胸口上画十字，她侧面传来了莱耶夫那熊似的呼喊：“刺刀上好了吧！”
好啦！好啦！他们大吼着。
“苏丽珂待着别动，小伙子们跟我上！冲啊！”
他们冲出林子，同困兽刺刀见红。乌里班冲在前头，可迎面撞上一个大块头，又给顺势钳住了喉咙。苏那一扣扳机，匪兵身子一紧，软了下去。乌里班把人翻倒，同他并肩向前。支队的同志们合围上来，不到一小时，喊杀声就平息了下去，匪兵或趴或躺，高粱似地倒伏了下去。苏那擦掉额头上的汗，他拉开枪栓，里头空空如也。
苏那回头朝乌里班说：“你可欠我一回喽！”
乌里班的笑声像布谷鸟：“到时还给你！”
泰加深处，一列白色的鸟儿在半空盘旋，苏丽珂轻轻哼唱着：“白鹤飞走了，春天就来了。”她想起了家乡的白鹤。
“林子里不太平，”打头的莱耶夫挠挠后颈，说，“今天咱们来，明天白匪过。”
苏丽珂扭过头，那缕金发顺着她圆润的额头滑下来，刚好坠在饱满的唇边，她问：“小苏那，你的巢呢？跟咱们说说吧。”
“在松阿察河对岸，”苏那抹掉额上的汗，说，“早没人了，就剩些巡逻的鬼子兵。我娘埋在岸边上。等打跑了鬼子，我就回去看看她。”
乌里班把手搭在苏那背上，粗短的指头像蛛网一样抻开，一下给他推了个趔趄：“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时咱们跟你一块去。”
白鸟钻进密林中，鸣声也散了。
“多久呢？”苏那问。
他说：“不会太久的！”
“那你可得带几块列巴，”苏那打趣说，“我爹最爱吃的，几块下肚就有劲儿卸货。”
莱耶夫吹了声口哨：“‘中国人’，别把你的小白鹤孤零零地留在这儿呀！”
“都得随我去，一个也别想跑！”
他悠悠地点起一支烟，说：“这就是咱们支队胜利剿灭白匪指挥部的时候。就在八月头一天，我记着呢。谁想得到呢，俩礼拜不到就成了这样。”
我也要了一支，可刚吸一口就咳嗽。我窝火地问：“怎么一股木屑味儿？”
轻烟钻进苏那发丛，又逸出来，他饶有兴味地说：“就是木屑。烟草金贵，我们一贯抽木屑子的。”
我皱着眉头，又吸了一口，强忍着辛辣的气味。两股轻烟汇成一团，往河面飘去了。
1918年8月15日
碰见列茨前，我在林子里走了两天，只身一人朝河边溃退。我一再想起莱耶夫闭着的双眼，又一再被一阵激寒打断。脚下的残枝碎叶在无限延展，形成无边的牢笼。两天的撤退仿佛变成了笼中的艰苦跋涉。我迟钝地思索，将来还能向哪儿去。莱耶夫教给我们无数本领，恰恰是最不光辉的那一条才能保命。
“记着！”他郑重地说，“装死呢，得让身子松懈下来，好像一点儿力气也没了，鼻子紧闭着气，可眼睛得留条缝！在战斗中，得考虑各种情况。等逃也逃不掉，打也打不过的时候，就得退一步，别丢了小命！”
我一天天地数着日子，今天是第十四天——这本领派上用场的那天，正赶上我们穿过森林、往河边撤退。那时候，林子里传来好几声枪响，我们立刻卧倒下去，灰色的鸟争先恐后地飞出林子，一点队形也没有。远处的密林中窜出瘦长的身影，后面跟着几个枪比人长的矮子。
“趴下！趴下呀！”莱耶夫朝那身影大喊。影子扑了下去，莱耶夫蹲起来，发丝在风中颤抖，长长的胳膊指着前方，仿佛箭矢：“开火！打死这些混账！”
我匍匐到乌里班身旁，身子一侧，把弹匣插进机枪。
“哒哒——哒——哒哒。”矮子们扑倒了，卡列又抬起头，朝我们跑过来。突然，又一声枪响划过，后头飞来了冰雹似的子弹。
在我们身后，山坡的脊背上立着许多马，马背上支着一道道矮壮的黑影，子弹就从那儿打过来。
“调转枪口，乌里班！”莱耶夫转着手，“调转枪口！”
子弹射在地里，飞溅起碎末似的土粒儿。乌里班只顾盯着前方，那手覆在枪托上，褐色的干血底下染了新的红迹。
山脊线上的马奔了起来，莱耶夫带着剩下的人往后撤：“不要恋战！乌里班、苏那，往后撤！跑进林子里！”
我们支起身，往林子里跑。我抱着弹匣，枪声像鞭炮一样在身后炸响，直到松针扎了脸才想起要回头。乌里班没跟上来——山脊线上迸出一束灰烟，鬼子骑兵被撕成了几块。
“乌里班牺牲了！”我朝莱耶夫报告，“跟鬼子同归于尽了！”
骑兵越来越近了，日光给一条条马刀镶上金边，针叶在风中颤栗。
“上刺刀！”莱耶夫在林地里穿梭，“上刺刀，快！咱们损失了机枪手！”
苏丽珂拔出腰带上的匕首，紧紧握在怀里，胸口急促地起伏。队长伏到我身边，络腮胡深埋在碎裂的树皮里，那眼睛深陷在眼窝里，鹰视着逼近的骑兵。
“咱们走不了了，”他的一呼一吸都清晰可闻，说，“几杆步枪挡不住他们，只能拖。叫卡列带着苏丽珂先撤，咱们缠住鬼子，能走几个是几个！”
我去拍卡列的肩膀，又指指苏丽珂，手往背后一挥：“一号命令，撤！快！给咱烧些烟来！”
卡列使劲拍我的脸：“再见！”
我没看见苏丽珂的神情，也没听见她的声音。战马呼啸着冲进林子，势头立马被横生的树丛磨钝了。我慌忙把手榴弹抖搂出来，无名指穿过一个个拉环。莱耶夫迎面冲上去，一刀刺进高昂的马胸，骑兵摔下马背，被他一枪毙命，就在这当口，几发子弹打穿了他的身子，在那背后开出了一个个血洞。
“东洋鬼！”我助跑几步，把手榴弹甩了出去。还未听见爆炸声，一把明晃晃的马刀就劈了下来……
倒在莱耶夫身上时，我瞥见了他颤动的喉头。醒来时，碎成许多根的松针扎得我胸口生疼，从前被忘记的生死，此时化整为零，渗入了我的毛孔。腹部的衣物黏在肌肤上，那是队长的血在粗布上凝结了。
等林子彻底没了动静，我才敢爬起来。莱耶夫硬得像木头。我拿走他的军官证和小册子，将他埋葬在乱枝碎叶里。证上的番号被打穿了，四周晕着血污。苏丽珂跟卡列早就不见踪影，我只能接着往后撤，盼着能在河岸边碰上他们。
1918年8月18日
这天，苏那拿着小册子找我来了。
“过来，”他朝我招手，说，“我教你认字儿。”
我凑过去，内页里画着土色的镰刀锤子，底下溅了褐色的血滴。
我问：“该不是牛粪画的吧？”
“你觉着可能不？”
他翻了一页，这一页夹着张黑白色的画，画里是个大胡子，额头饱满地凸起，头发全撤退到了额后。
“画得可真像啊。”
“这不是画，”他的手指抚过那蓬勃的胡子，说，“是‘相片’。能把人原模原样地印出来。”
我看看他，又看看大胡子。他指着“相片”旁的一行字，说：“这叫‘工农联合’。”
“‘工农’是谁？”
“就是工人和农民，”他徐徐地说，“你是打鱼的，是农民，我在码头给船卸货，是工人。咱们国家就属工人和农民最多，咱们是‘阶级兄弟’。”
我挠挠头：“兄弟？可你不是打中国来的么？咱俩也不是一个娘生的。”
他揽过我的肩膀，说：“没错儿，可是呢，咱们都是‘工农阶级’，阶级是个大家庭，家里都是跟你、跟我一道受剥削、受压迫的人。”
“剥削和压迫是啥意思？”
“鬼子拿了你打的鱼，也不交钱、不拿点别的什么来换，这就是剥削。他们还端了刺刀逼你打鱼，这就是压迫。”
“这‘家’比咱们村还大么？”我问。
苏那敞亮地笑了，说：“大得多呀！不光你们村，你们国家、还有我们国家，所有国家的工农阶级都是兄弟，都要联合！”
“那是不是就能把鬼子赶跑，给我爹报仇了？”
“鬼子、白匪都要打跑，叫他们再也回不来！”
大路匆匆路过我家门前，上面零落生长着被马蹄践踏的车前草，它们在风中弯下腰，根儿却牢牢扎进了看不见的地底下。
从此，苏那逮着机会就教我认字，带我认识了大胡子，他叫马克思，爱喝酒，还有另一个大胡子，叫恩格斯，跟我一样不信耶稣。不过耶稣这回事好像没那么简单。他告诉我，苏丽珂在每次战斗前都画十字，这是给他们保平安。
他还天天给她写信。打头总写着某月某日，我识字还不多，看不懂几行。我问他，都送不出去，干吗还要写呢？他说，肯定能找到苏丽珂，到时就把这些信一股脑儿地交给她；他还相信，哪怕只剩了他们俩，也能从头建起一个支队来。
娘同我讲：“留着这么个念想也好，能救命，能让枯死的种子抽出新芽。”
留着的不是念想，是他们的爱——对彼此的、对共同事业的爱。总有晚熟的冷杉种子落在地里，等大火把林子烧光了，它才孤零零地冒芽，于是这废墟上，就迟早能再生一片林子。冷杉四季都青着。
我走进娘的房间，把耶稣像拿了出来，犯傻似地嘀咕：“你就好好护着我娘的念想吧。”
娘在灶台上刮鳞，鱼给对半切开，刨出了骨刺。等锅里水开，她就把鱼扔了进去。鱼周身冒出大大小小的气泡，清香随着蒸汽飘上来。娘佝偻着背，说：“我都想好了。你跟他走了也好，把你爹，不管横着竖着，也带回来。”
“我不走，”我说，“他也不走。咱们就留在村里，把大伙聚起来，跟鬼子周旋。咱们自己打的鱼，就该自己吃。”
我走去院子里，苏那把刺刀刨了出来，正把脚下的地跺实。
“我去打听打听苏丽珂的下落，”他说，“能找着其他支队的同志更好，指不定有掉队的，咱们从头聚起来，就不是孤魂了。”
“啥时候回来？”
“明儿一早。等我敲门，三长一短就是我。”
“去吧，”我说，“有咱们三个，支部就能建起来。”
他笑了，仿佛卸下了肩上的一大网鱼，整个地松了口气。
“小鬼，”他说，“羽毛都没长齐呢。好！莱耶夫牺牲了，我来做主。我正式将你发展为预备队员，跟着队长认字，照顾好你娘，团结起乡亲们。态度积极，能力合格，就吸收为游击队员！”
“是，队长！”我敬了个礼。
他翻过篱笆，一眨眼，就在丛生的草木间溶解了。
2018年8月23日
我坐在松阿察河边，土粒儿不知什么时候溜进皮鞋里，朝我宣誓它们所余不多的主权——岸边的渔村不见了，变成了砖堆石砌的房子。比起拆迁了，我更乐意相信村子是随着大河流走了。河就是时间本身，我们走在它广阔的岸边，迟早要被水流卷走，带去从未有人去过的下游。
原来的大路铺了砖头，零落生长的车前草也不见踪影，兴许是给铺路砖压在了底下。泰加长得齐齐整整，像给剃了头，树木们乖乖给大道让了路，那大道就从泰加深处伸出来，晃晃悠悠地顺着河岸蜿蜒。林子里的树我都不认得，可爷爷门儿清。小时候，他总带我去林子里晃悠，一会指着这个，说是冷杉，一会指着那个，说是松树。不都是树吗？——我这么问他。他捏我的耳朵，吃吃地笑，说我们这帮后生仔只认得钢筋水泥，都忘了本，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那语调像大河一样蜿蜒。对岸的针叶树还在密密地排列，仿佛站了班一百年的岗。
爷爷写了好些年的日记。日记从1918年开始，一路断断续续地延伸到现在。老头子总觉着可惜，因为1918年那会，他还不识字，是个中国人教他在纸上写下那些象征着意义的符号，等到1925年，他能自个写日记了，往昔已如雾里看花，难以追述。那中国人没教他认几个字，字大都是红军教的。
“他翻到篱笆外头，手脚跟野兔一样灵光，眨眼就看不见了，往后再也没回来。”爷爷说，“可他还留了本小册子在我这儿，里头密密麻麻地记着日记。”
1918年的一天，爷爷弄丢了小册子的一页，他急得团团转，却怎么也找不着。打那以后，不识字的爷爷就开始小心翼翼地誊写“中国人”的日记：在粗布衣上、在木头桌子上，到处都留了他的镌刻。但它们中的许多还是在流离迁居中遗失了，像给河水卷走似地，只留了几张残页。我把它们和爷爷的日记拼在一块儿，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就渐渐浮了出来。河水没流走，它拐了个弯儿，钻回深深处脉动。
这会还是凌晨，一切都似明非明，半睁着惺忪的眼。大火，弥漫似地，在水天相接处燃烧，太阳要升起来了。爷爷告诉我，就在1918年的今天，叫醒他的不是天光和鸡叫，而是散落的炮火。
游击队在对岸架了两门野炮，把鬼子骑兵炸得人仰马翻，另一个支队在这一边的村口策应，密匝匝的火力封锁了整个河面。列茨从草席上惊醒，他跑下楼，松阿察河上横飞着火红的子弹。他立刻奔去后院，挖出了那支沾着土粒的、没了刺刀的步枪，等他找着支队长，天色已被火光照得大亮。火光在天边筑成一道烧红的墙，列茨没法移开目光，他被这浩浩荡荡的墙吸引，幕墙仿佛闪烁地昭示着命运。
“干什么的？”支队长端着盒子炮盘问了。
他瞪着支队长的眼睛，说：“我是预备队员，来打鬼子！”可青年心里澄澈极了，甭管支队长同不同意，他都要留下。
“哪个讲的，我怎么不晓得！”
“苏那讲的！莱耶夫牺牲了，他就是代理队长！”
支队长望向对岸，眼睛一转，就拉着他的手奔去岸边。河岸像坚实的胸膛一样起伏，两人扎实地匍匐下去，眼神锁着对岸的针叶林，那里面传来模模糊糊的呐喊，一道野兔似的身影冲出林子，这人右手提枪，低姿向前跃进，枪头的刺刀反射着霞光似的炮火，影子不一会儿就融入了泰加深处。
列茨没沉住气，手一挥，大喊着：“'中国人'！”
“趴下！”支队长把他压到身子底下。
被闹醒的乡亲们猫着腰，陆陆续续跑进了林子。领头的把一个游击队员从岸上扯下来，像支队长似地命令着：“给咱们发枪！”
支队长弓着背跑过去，不一会，拿着枪的乡亲们就趴来列茨身边了。
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趴到列茨身边，手里攥着从支队长那儿“缴获”来的盒子炮。他朝青年一蹬，惊讶地叫道：“列茨？你这毛小子！”那双眼因映射着火光，变得透亮了。
“萨沙！老子打得比你准！”列茨一咬牙，那视线缘着曲折的河岸游移，即刻锁定了窜出林子的一匹马，那马背上伏着个兵，小腿压根夹不紧，只能不断在马肚子边打滑。
列茨左眼一闭，一扣扳机，眼神紧跟着子弹射了出去，那马一倒，把骑兵摔了下去。
“摔死你个混账！”这话仿佛是给牙咬碎了吐出来的。
支队长回到他身旁，朝他嘀咕：“对岸的游击队，全是中国人，领头的叫孙继五，一人就拉起了一支队伍，了不起！咱们不是要拼命，而是火力封锁河面，叫鬼子过不来，明白没！”
“明白！”列茨把子弹一推，声音在枪响中格外分明。
战斗很快结束了，鬼子骑兵撤出战场，钻进了无边无际的密林。列茨不住地回味着咔嚓咔嚓的声音，那标记着子弹推进了枪膛。他心中为着没拼上刺刀而遗憾。接下来的几日，河水都静静地流淌，再也没升起炮火。
这天清晨，村口又聚了些人，一个歪戴着布琼诺夫卡的男人被簇拥在中间，列茨认出来，那是支队长。
他挤过人群，去握队长的手：“走了？”
“美国鬼子运了几门炮来，随时要往对岸打。”支队长把皮带扎起来，说，“他们增了不少兵，这会人数该有我们八九倍了。对岸的孙队长也要撤了。”
“撤去哪儿？多久再回来？”
“往哈巴罗夫斯克去，放心吧，”支队长拍着他的臂膀，宽慰说，“迟早要回来的，不会太久！”
我攥着“中国人”与爷爷日记的复印件，坐在岸边。风哗啦啦地刮着纸张，同我抢夺这段记忆的归属权。河水轻柔地卷上岸，又退下去，发出细密的声音。日头爬到了林子上面。
支队长没有食言，他的确回来了，而且没让村里的大伙久等。那是1922年冬，游击队脱下粗布衣和罩衫，背上制式的莫辛-纳甘，他们穿着抖擞的冬大衣，齐整整地开进了村。打头的举着红旗，支队长走在队伍左边，头顶的布琼诺夫卡依然歪着，细细的胡髭向两边扩展，末了俏皮地往上一勾。这支队伍不再叫游击队，它有了另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工农红军。
队列里没有中国面孔。支队长说，孙队长后来带队转进中国境内，几经辗转，又回到了哈巴罗夫斯克，这会儿是市里的宣传指导员。
“苏那呢？”列茨凑近了问。
支队长摇摇头。
他几乎要蹦起来了：“就是苏，苏聚同！”
支队长依然摇着头。
“'中国人'！”列茨涨红了脸，说。
“'中国人‘……”我盯着复印件，沉思着。
蓦地，对岸有什么东西，向这一侧反射来了锐利的日光，我抬头一望，却什么也没找见。这里没有纪念碑，没有鲜花，没有莫名其妙挥舞着的红旗，时候太早，连行人也没有。针叶林一片寂静，照例只有风在穿梭作响。我翻着资料，眼神总往字缝里钻，仿佛在敲打一扇不存在的门。我思索着，人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往昔，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汲取历史——它的门扉紧闭着，它的窗户轻启着，它的窗框上挂着刚打的鱼，永远不会胀了发臭，那是无数的后来者在每个清晨的渔获。鱼一向是鱼，可内里的味儿早换了无数遍。
我站起身，攥紧资料，顺着大路走进森林。阳光钻出叶丛，渐渐把路砖粉刷成金色，天亮了，明天它还会亮的，但那又是新的一天了。
作者信息
姓名：伍欣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康园教师住宅小区4栋菜鸟驿站
就读高校：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就读专业：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