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瓷的光泽

是一只蓝瓷碗。

它原先该是一对的，如今只剩它一个，孤零零地立在碗柜的深处。碗身的蓝，是一种旧旧的靛青，画着几笔疏疏朗朗的兰草，釉色温润，像一片凝固了的、安静的湖水。我今日无意间将它取出，指腹触到那微凉的边缘时，心里却毫无来由地“咯噔”了一下。这只碗，是外婆的。

于是，那个下午便整个地回来了。也是这样的秋日，阳光是透明的琥珀色，把窗格子的影子长长地拉在地上。外婆就坐在那片光影里，用这只蓝瓷碗，给我蒸鸡蛋羹。蛋液要搅得极匀，兑上温水，撒一撮细盐，蒙上纱布，她才肯放入蒸锅。她说，这样蒸出来的蛋，才没有蜂窝，才嫩得像云。我那时是顶不耐烦的，只眼巴巴地等着。待那碗蛋羹端到面前，平滑如镜，颤巍巍的，淋上几滴麻油，那香气，便丝丝缕缕地，将整个童年的午后都浸透了。

外婆总是静静地看着我吃，自己是不动的。她的笑容藏在眼角细密的皱纹里，像水面的涟漪。她有时会伸出那双枯瘦的、布满了老年斑的手，轻轻摩挲着这只碗的边沿，仿佛那上面有我看不见的经文。那时我不懂，一只碗有什么好摸的呢？如今我学着她的样子，用指尖去感受那弧线，那光滑的、微凉的瓷感，才恍惚觉得，我摸着的，是她曾经一遍遍摸过的岁月。这碗，盛过她的青春，盛过一大家子的烟火气，最后，只盛着一个外孙的贪嘴了。

生命的诀别，常常是没有戏剧性的。它不是小说里写的暴雨倾盆，也不是戏文里的哭喊震天。它只是在一个寻常的、你甚至记不清细节的早晨，一个你以为会无数遍重复下去的日常，忽然就戛然而止，并且永不重播。外婆走的时候，我在外地。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是哭过之后的沙哑与疲惫，她说：“外婆老了。”一个“老”字，在我们乡下的方言里，便是“死”的讳称。轻飘飘的一个字，像秋天最后一片落叶坠地，几乎没有声音，却宣告了一个季节的彻底终结。

我赶回去时，一切已收拾停当。屋子里人来人往，空气里弥漫着香烛与悲伤混合的、一种奇怪的气味。我茫茫然地站着，觉得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不真切。直到人群散尽，我在空寂的厨房里，看见了水槽中孤零零的这只蓝瓷碗。它刚刚洗过，碗壁上还挂着清澈的水珠，在灯下闪着碎光，像无声的眼泪。那一刻，巨大的真实感才如潮水般灭顶而来——那个会给我蒸蛋羹的人，是真的，永远不在了。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伸手去拿那只碗。指尖刚碰到，它却像一条有自己主意的、滑溜的鱼，从我手中一脱，“叮”的一声脆响，在水泥地上，碎成了两三片。

我怔住了。心里仿佛也有什么东西，跟着那一声响，清脆地裂开了。我没有哭，只是蹲下身，一片一片地，将那些碎瓷拾起。裂口是嶙峋的，带着一种决绝的锋利。我没有丢掉它们，而是寻来了糯米胶，一点一点，耐心地，将它们重新拼凑起来。碗是合拢了，但那一道一道深色的、蜿蜒的疤痕，却再也去不掉了，像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更像大地的版图，刻着一条我永远无法渡过的、名为“离别”的江河。

从此，这只碗便不再是那只完满的、温润的碗了。它成了一件证物，一个象征。它盛不住水了，我便用它来养些铜钱草。那几片圆圆的、碧绿的小叶子，在水面上漂着，生机盎然的，它们的根，却恰恰扎在那一道道破碎的缝隙里。这景象，常让我看得痴了。

东坡先生悼念亡妻，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从前只觉得是深情，如今才品出那字句间的力道。“自难忘”，是一种不由你控制的、深入骨髓的习惯。便如此刻，我捧着这只破碎又弥合的碗，外婆的样子，她手的温度，她蒸的蛋羹的香气，便自己从记忆的深处走出来，清晰得让人鼻酸。思念，原不是一件你时时去做的事，而是你生活其间的空气。你呼吸，它便在。

窗外的天色，不知不觉地暗下来了，由之前的琥珀黄，化为了沉静的鸢尾紫。手里的碗，在渐浓的暮色里，轮廓愈发地模糊，只有那几道深色的裂纹，还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我将它轻轻放回原处，那“咔”的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屋里，显得分外清楚。

我忽然觉得，或许破碎，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完整。那只完美无瑕的蓝瓷碗，只属于过去，属于外婆；而眼前这只布满伤痕的，才真正地、完全地属于我。它承载的，不再仅仅是一段温甜的回忆，更是回忆破灭后的痛楚、怅惘，与这痛楚怅惘被时间慢慢沉淀、接纳后的全部过程。它因此而沉重，也因此而有了独一无二的生命。

生与死的离别，大约便是如此。它打碎了你生命中一件珍爱的、习以为常的器物，让你从此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的、带着缺憾的状态里。你无法忽视那道裂缝，你日日看着它，抚摸着它，起初是痛，后来，那痛里竟也能生出些许温柔来。因为你终于明白，那碎裂的声响，与那道蜿蜒的疤痕，便是那个人，在你生命里留下的、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回音与印记。

它碎了，却因此，映出了另一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