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郊双矿与父辈情怀

在锡林浩特的发展历程中，只要说起煤炭工业这样的话题，那南郊煤田就是绕不开的存在。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这里产出的煤炭撑起了全城百姓过冬取暖的保障，也托举着小城一路建设发展，是保障城里百姓生活、支撑城市建设的关键能源基地。这片草原之下，先后诞生了地方国营锡林浩特煤矿，当地人习惯叫它南煤矿，最早的名字是贝子庙煤矿，还有一座锡林郭勒盟公安煤矿。两座矿紧紧挨在一起，一个归地方国营管理，一个属于公安劳改体系，并肩驻守在南郊，守护这座小城数十年。正是靠着这两处煤田，家家户户的土炕冬日才能烧得滚烫，地方各类生产运转才有了底气。这段厚重的矿山往事，沉淀着老一辈建设者的青春，藏着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我的父亲张培，便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位亲历者。

父亲是山西朔州平鲁人，1946年入伍参军，编入绥蒙军区所属部队。部队主要活动于内蒙古清水河、山西平鲁一线，历经大小战斗数次。1947年，父亲在清水河先后参加过马良太、十七沟战斗，两次作战均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统一指挥。1949年父亲随部队进驻包头，亲历了包头和平解放，亲眼看着包头迎来新生，为民族解放、地方安定，实实在在出了力。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脱下军装，转业到包头市公安局，从革命军人变成了公安干警，依旧守着一方百姓的平安。5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的察哈尔盟缺少干部，父亲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了察哈尔盟公安处，之后又去了化德县公安局，在基层公安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未走过捷径。1958年，在锡林郭勒盟与察哈尔盟合并、行政区域调整之际，父亲再次服从组织分配，从化德县公安局调入锡林郭勒盟公安处劳改支队，并凭借着转复军人的优良作风与公安工作的丰富经验，被支队派到锡林郭勒盟公安煤矿工作，负责管理改造服刑人员，也是这座特殊煤矿的核心管理者，从此，父亲与锡林浩特南郊的公安煤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片草原矿区开启了他新的坚守。

追溯南郊煤炭开采的源头，最早可至清代乾隆年间。清乾隆八年（1743年），当地贝子巴拉吉道尔吉主持修建了贝子庙。随着贝子庙的兴建，牧民们发现了这片浅埋的煤炭资源，开始只是民间露天的零星挖采，牧民们也只是为了满足取暖、熬茶等基本生活需求，没有固定的矿场，也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这样原始自发的开采状态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大约是在1938年的前后，日军侵占了贝子庙地区，当时的日军为了掠夺煤炭资源，在南郊煤田实施了机械化、破坏性的开采，完全不顾资源保护与当地牧民的利益，这段殖民掠夺式的开采，成为南郊煤田苦难的过往，也为后续人民政权接管建矿埋下了伏笔。

1946年春天，锡林郭勒盟民主政府在贝子庙成立，南郊煤田的命运就此迎来转机。为保障机关日常运转，解决老百姓用煤难题，彻底结束无序乱采的乱象，1947年春天，民主政府在成立后的第二年，正式接管了各个零散开采点，建立了贝子庙煤矿，这是锡盟最早的一批公营煤矿，也是南煤矿的前身。贝子庙煤矿的建立，标志着南郊煤炭开采彻底走向正轨，煤炭真正用来服务百姓。当时的贝子庙煤矿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简单开采，逐步来满足当地最基础的用煤需求，贝子庙煤矿也是南郊煤田第一座建制完整的正规煤矿。

新中国成立后，锡林浩特地区的建设提速，机关单位、驻军、普通居民的用煤需求量也大幅上涨，单靠贝子庙煤矿已经很难满足供应的需求量。为补齐煤炭缺口，同时落实劳改人员劳动改造政策，20世纪50代初期，锡林郭勒盟公安煤矿应运而生，它直属于锡林郭勒盟公安处劳改支队，选址就在贝子庙煤矿西侧，也就是后来南煤矿的二采区。两座煤矿同属一片南郊煤田，几乎是隔墙相望，这也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双矿并存格局。父亲从化德县公安局调入锡林郭勒公安处劳改支队后，就被派到了公安煤矿工作，作为公安煤矿的负责人之一，加之当时的公安干部少，他挑起了生产调度、人员管教、安全生产、煤炭保供等多个担子。小时候记得听母亲说过，和父亲来到公安煤矿时住的是一种叫“地趴坑”的屋子。没有现成的房屋，只能先住这种挖土而成的地趴坑，草原风大雪厚，窝在地下既能避开凛冽白毛风，冬日保暖效果远好于地面简易土房，这种屋子不靠山坡、不掏山窑，直接向下挖1.5～2米浅土坑；坑壁夯实做土墙，顶部铺木椽、干草、厚黄泥封顶，只留一个低矮土门洞当房门，大部分屋体陷在地面之下，远看只能看见一个土门口和一小截屋顶；这种房子防风保温、就地取材不用砖瓦，搭建几天就能住，早期公安煤矿的干部家属普遍住的都是这样的居所。后来才逐步被土坯房、砖房替代，现在这种地趴坑的建筑不知还有没有留下遗迹，因为我也只是听母亲说过并没有见过。父亲就是在这样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保障了公安煤矿生产的平稳运行。

作为公安煤矿，核心劳动力是服刑人员，人员构成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与地域特征。建矿初期（20世纪50年代初）服刑人员主要来自1950—1951年镇反运动中，锡林郭勒盟及旗下各旗县判处的历史反革命罪犯，包含原日伪、伪蒙疆政权公职人员，国民党军政骨干，以及利用宗教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喇嘛；另有绥远和平解放后，因坚持反动立场触犯刑律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还有从北京、河北、山西等地调配转入的国民党战犯与军官（其中不少为南方籍），同时搭配锡盟本地宣判的重刑刑事罪犯。到60至70年代生产稳定期，在押人员主体，变为锡盟各旗县法院判处五年以上刑期、适合井下重体力劳动的青壮年男犯；再由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劳改局统筹调配，从呼和浩特、包头、赤峰等盟市监狱，以及自治区内其他劳改煤矿调入补充，其中包含少量盗窃、斗殴类社会刑事犯。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从华北、东北及南方多省转入的服刑人员，当中不少人掌握采矿、机械维修、财会、医护等专业技能，成为煤矿生产不可或缺的技术支撑。按照当时劳改安置政策，部分服刑人员刑满之后自愿留矿就业，转为矿上劳改就业职工，持续充实一线生产力量。父亲在负责矿井管理工作期间，始终恪守管理原则，坚持宽严相济的改造方针，有力保障了煤矿开采与日常管理平稳有序推进。

1955年5月，贝子庙煤矿正式改组为地方国营锡林浩特煤矿，因地处城区南部，所以当地人都习惯地称之为“南煤矿”，并且成为锡林浩特地方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南煤矿以普通职工为主要劳动力，之后矿区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开采技术不断优化，同时承担着锡林浩特地区大部分基础用煤供应。而父亲所在的公安煤矿，虽然生产规模小于南煤矿，但管理严格、纪律严明，产出的煤炭俗称“亮炭”，煤块光亮、易点燃、火旺耐烧，因其煤质优良，斦以在当地居民中口碑极佳。在1966年之前，公安煤矿还会用马车定期为公安机关家属院送煤，成为当时特有的民生福利，这份冬日里的温暖，正是父亲和公安煤矿全体干警默默付出的成果。

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期，建矿于50年代初期的公安煤矿，最初的服刑人员以及部分原国民党战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人大部分都刑满释放，公安煤矿也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和任务。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回了原籍，部分刑满释放人员被安置在了南煤矿就业，服刑人员人退出了工矿生产，公安煤矿失去了核心劳动力，公安系统决定不再经办工矿企业，因此在1973年底至1974年初，锡林郭勒盟公安煤矿正式撤销，其设备与剩余矿区资源悉数交予地方国营锡林浩特煤矿（南煤矿），结束了二十多年的独立开采历史。因熟悉公安煤矿业务，上级决定由父亲负责双矿交接工作，父亲暂留南煤矿过渡，至此脱离公安系统。1975年，交接完成后，锡盟人事局征求父亲的意见是回公安系统还是去其他单位，因当时母亲没有工作，父亲想安排母亲上班，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所以人事局尊重了父亲的意愿，将父亲安排到锡盟皮革厂工作（二车间书记）直至离休。随着公安煤矿与地方国营煤矿交接工作的结束，父亲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从革命军人到公安干警，再到公安煤矿，他的一生，始终听从组织召唤，扎根基层、坚守岗位，把最宝贵的岁月奉献给了祖国建设与草原民生。至此，地方国营锡林浩特煤矿（南煤矿）便成为南郊煤田唯一的主力煤矿，继续承担着锡林浩特地区的能源供应职责，虽历经后续体制改革、技术升级与资源调整，但其作为贝子庙煤矿传承者的历史地位始终未变。

如今，由于大型露天煤田的开采利用，锡林浩特地区已成为国家的重点能源基地，所以，南郊煤田成为历史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南郊双矿旧址将会在城市不断发展和建设中慢慢消失不见。当时的双矿各司其职、互补不足，构建起“一国营一公安、一主一副”的完整供煤体系，牢牢保障了锡林浩特地区数十年的能源需求，成为城镇建设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和老锡林浩特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城市符号，更镌刻着父亲那一代人从军旅到地方，不忘初心、默默奉献的足迹。年轻时，父亲参军赴战，跟着队伍一路打到包头，亲历包头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公安工作，后续又调入企业继续奉献自己的信仰，一生辗转奔走，每一段路途都彰显着他对工作的赤诚、责任与长久坚守。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峥嵘过往、一代代人的奋斗故事，始终留存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不曾被岁月抹去。贝子庙煤矿掀开了锡林郭勒盟公营煤炭工业发展的开端，公安煤矿则留存着特殊年代劳改工矿独有的时代印记。父亲见证了锡林浩特煤炭工业的起步与发展，也见证了锡林浩特这座草原城市从百废待兴到逐步繁荣的过程，他的半生轨迹始终和这两座煤矿牵绊交织。这两座煤矿相邻而建，虽说管理体制不同，却共同扎根南郊煤田，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也是当地煤炭工业从萌芽到壮大的真实缩影，更是承载着我们全家难以忘怀的父辈情怀。父亲的人生经历以及这段尘封的工矿往事也赋予了我们家庭骄傲与光彩，同时也让后人对南郊双矿的旧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和了解。在锡林浩特的发展历程中，父亲和那一代人为此留下了厚重又动人的一笔，这份精神与过往，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念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