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停摆时

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说：“死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它的疆域。”

这句话像是枚生锈的钥匙，在某个潮湿的午后硌痛指节。

十岁那年，上学的必经路上总路过一间小屋，孤独的立在路旁，四周没有相邻的房子。

水泥筑的小屋随着年月增长，里里外外也都发了黑。屋里的老人与这小屋倒也和谐——黝黑的皮肤，佝偻的身躯，老花镜架在瘦削的脸上。门口放着发黑的木板，写着意外有力的四个字：钟表维修。

我们成群结队路过小屋时，总偷偷往里探寻，既害怕又好奇。老头总眯着眼望着我们，吓得我们飞速跑走。

我们总会讨论起这个可怕又奇怪的老头，无数的猜测让我们对他充满好奇，那个屋子里除了偶尔找他维修的人，再没见过有别人出现。我们觉得他可怜，但他黝黑的脸，松弛的眼皮和瞪大的眼又常常让我们觉得可怕。

直到一次午休后我们一如往常路过小屋，却发现他倒在地上不知道多久，我们几人急忙进屋把他扶起。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到小屋，杂乱的房间，破旧的衣服和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我们默契的不再害怕，只有同情。

于是大家竟自发帮他收拾起了房间，甚至学着大人的样子帮他洗起了衣服。老头只是摔了一跤，想起身拦住我们，却一时站不起来，只有耷拉成三角的双眼，满含着泪。

那天我们不出意外的都迟到了，老师只当我们贪玩，数落了几句便也作罢了。

后来我们常常去小屋找老头玩，他偶尔会给我们糖吃，也跟我们闲聊，但我们都知道，他很开心。

小屋里挂着几个老式挂钟，钟摆滴答滴答的声音总是让人很安心。

有一天，一个钟突然卡在三点十七分不走了。

他便把钟拆了维修，我数着他转动钥匙的圈数，十七圈，钟摆重新晃动时，艾草的苦香正漫过窗台。摆锤背面刻着极小的“丙午”二字，正是他被下放的年份。

我和老头渐渐熟络，才知他妻子和儿子都已经去世，许多年来他都独自生活，我问他不孤独吗？他说，习以为常。

孤独从不是嘶吼，而是藏在 “习以为常” 的平静里，像钟摆的滴答。

他的桌上摆放着一个蝴蝶刺绣的扇子，十分精巧，与他破旧的屋子格格不入。他说这是他妻子生前绣的，她总喜欢在清明前绣蝴蝶，说是给故去的人引路。

有次我问蝴蝶飞到哪里去，他正在调钟摆的平衡，同时在钟摆上加上一些小铜片，然后让我看钟盘背面的齿轮：“你看它们咬得多紧，一个停了，个个都动不了。”

又接着说：“等我死了，蝴蝶也许会带我找到她。”

上了初中后，我就不再路过那个小屋了，小学毕业时，老头把那个挂钟送给了我。我很高兴，一直挂在房间的窗台旁，听着滴答滴答的声音，我总是睡得很踏实。

许多年后，我在了解敦煌壁画时，突然想起那只座钟。初唐的飞天飘带绕着藻井盘旋，颜料层下露出更早的供养人画像。专家说这叫“叠压”，像人在旧纸上写新字，我忽然明白老头为何总在钟摆上加小铜片，原来，每片铜屑都是时间的叠压，让死亡成为生命最密致的褶皱。

去年冬天挂钟彻底停了。我在齿轮间发现半粒发黑的糯米，还有根灰白的头发。修钟的老匠人称这钟“心死了”，他指着摆锤上的刻痕：“丙午年造的机芯，比你的骨头还硬。”

我没让他修，把钟摆拆下来挂在书桌前，看它在穿堂风里轻轻摇晃，像枚不肯落下的句号。

某一天，在旧货市场淘到只同型号的座钟。回家拆开，发现它的摆锤能严丝合缝装进原来的的钟壳。当两个“丙午”在齿轮间相遇，突然懂得庄子说的“薪尽火传”不是延续，而是两团火在灰烬里认出彼此。

现在钟摆下方总摆着只青瓷盘，盛着雨水养的苔藓。它们在钟摆的阴影里蔓延，像片永远湿润的墓地。有次停电，整座楼陷入黑暗，唯有钟摆的反光在苔藓上流动，仿佛时间正从死亡的根部渗出。

老头是在我高二那年去世的，我没有见上他最后一面。高中后我就鲜少再去小屋，偶尔去探望老头，他仍然会给我糖吃，我也就陪他坐上一个下午，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说话，听着钟摆晃动的声音，十分安心。

他总是静悄悄的，连去世了，也静悄悄的。

大人们出钱出力的将他安葬了，也都心疼这个孤独又沉默的老头。

很快大家便也忘了他，像他从来没来过一样。

但我总会想起他……

老头调钟时总说：“快慢不重要，得走得匀。”

而这句话，竟成为了我丈量生活的标尺。

去年去古城旅游，看见廊下的滴漏与墙上的日晷，忽然惊觉所谓永恒，不过是死亡对生命的反复校对。

昨夜又梦见老头，梦见竹篮里盛着发光的钟摆。他让我数钥匙转了多少圈，我数到十七，却听见蝴蝶振翅的声音。醒来时苔藓正沿着钟壳攀爬，而那只修好的座钟，正把凌晨三点十七分敲得格外清晰——原来最亲密的死亡，是时间在你耳边呼吸的节奏。

钟摆摇晃时，我常盯着苔藓里的气泡。它们升起又破灭，像无数个微型的生死。

就在此刻，钟摆的阴影正沿着苔藓的纹路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