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生产队

　几天前下乡，一处保存完好的上世纪特殊建筑——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乐家坝村知青点，撞入眼帘。如今的年轻人或许只在影视剧中见过，就连我，也是生平头一回得见真容。

我细细端详这栋石木结构的“古建筑”，上下两层的格局，在那个年代算得上考究，大抵是“知青”们独有的特殊待遇。它像一枚封存的时光胶囊，静立在乡野间，每一块石板的纹路、每一根檩子的肌理、每一级楼梯的磨损，仿佛都还回荡着当年城市青年的歌声、争论声与思乡梦呓。他们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将青春与汗水洒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这栋坚实的石木楼，便是特殊年代里他们的庇护所与见证者。望着它，我模糊记忆中的“大集体”时代渐渐清晰，生产队长的哨声、社员们的喧闹声，恍若就在耳畔。

每个时代都有专属的印记，大集体时期的生产队、此前的互助组、后来的分田到户……数不胜数。而生产队的岁月，始终在我记忆里难以抹去，尤其是那些生产队长，在那个特殊年代，仿佛握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

那时，生产队是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是独有的集体劳作模式，深深烙印在一代人的心底。土地、耕牛、骡马、农具皆归集体所有，社员们集体劳动，凭“工分”分配口粮与收入。一个生产队，恰似一个扩大的家庭，生产队长便是当仁不让的“一家之主”。

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的上工钟便清脆敲响。社员们扛着挖锄、扁锄，背着背篓，提着撮箕，挑着扁担，从各家各户走出，在保管室前的晒场集结。队长扯开嗓门分派任务：“张三、李四，你们几个去挖洋芋！”“王五、赵六，你们几个去扯草！”“田大嫂和贾二娘负责做饭，剩下的都去给苞谷追肥……”

晒场上人声鼎沸，打情骂俏的玩笑、不拘小节的嗔骂、叶子烟呛出的咳嗽、孩子的哭闹与哄睡的轻哼交织在一起。喧闹过后，每个人都循着分工奔赴“岗位”挣工分，名字与土地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生产队的劳动繁重却往往劳多获少。没有机械助力，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全凭一双手刨食。尤其是抢种抢收的农忙时节，社员们起早贪黑，顶着烈日暴雨连轴转，汗水浸透衣衫是常事。

虽物质清贫，但那时的人们思想单纯，精神头十足。艰苦环境里，日子过得简单朴素，人心却无忧无虑，总能在苦中寻乐。劳作间隙，田埂地头便是天然的休憩场：男人们抽着叶子烟，喝着山泉水，聊家长里短、讲趣闻轶事；女人们凑在一起纳鞋底、唠家常；男女老少还爱对唱五句子歌，偶尔夹杂几句无伤大雅的荤段子。欢声笑语漫过田垄，响彻山谷，那份在共同劳动中凝结的情谊，纯粹而深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生产队长算不上官，无头衔、无俸禄，看似没有实权，在几十上百号社员眼里，却是头顶的天、生产队这艘大船的舵手。当年农村流传的“不怕你儿子当县长，就怕我老子当队长”，便是对这个角色最生动的写照。

一个生产队的队委会，通常由队长、会计、记工员（部分由会计兼任）和保管员组成。队长统筹全局、上传下达，从明年种多少玉米、水稻、洋芋，到哪块田种什么作物、选什么品种，都得他点头才算数。

这个算不上官的“官”，却是一方天地里的绝对核心，权力渗透在社员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队里鸡毛蒜皮的琐事、日常农活安排、年终决算、粮食分配、社员应急借钱、逢年过节分物资，甚至邻里纠纷，大家都习惯找队长“断公道”。

那时的“工分”，就是社员的命根。家庭一年的总工分，直接决定了年底分粮、分款、分肉的多少。当年生活水平普遍不高，壮劳力干一天重活记10个工分，算是“整劳力工”；妇女通常记8分，半大的孩子初干活一般只记5分。

每天傍晚，保管室前的场坝又热闹起来。记工员坐在小马扎上，借着最后一丝天光，翻开被摸得发毛的工分簿，舔了舔铅笔头，开始记下密密麻麻的歪扭数字，边写边唱名：“张大壮，犁田，10分！”“刘秀英，锄草，8分！”“李小明，放牛，6分！”被点到名的社员高声应和，脸上满是完成一天劳作的踏实。会计在一旁扒拉着算盘，念念有词地核算每户的进项。年底决算时，算盘珠子的噼啪声能响到深夜，牵动着家家户户的心——劳动力多的“余钱户”，能分到几十块现金，笑得合不拢嘴；像我家这样的“缺钱户”，得精打细算才能熬过青黄不接的春天，心情自然沉重几分。

队委会里，除了队长，会计和保管员也举足轻重。会计掌管全队账目，是精准的“铁算盘”；保管员守着仓库钥匙，是细心的“内当家”，三人共同构成了生产队的“大脑”。

队长最显“权威”的时刻，莫过于分配那些难得的“美差”——比如派工去修水库、到公社基建队，这些活计虽苦，却可能有微薄现金补贴，伙食也能沾点油腥；再比如选派“上调劳动力”外出搞副业创收。按理说，这该派有手艺、脑子活络的人出去为集体增收，但那些总跟队长唱反调、不服管的“刁民”，往往会被“优先”选派。不管他们年底能否交齐创收金，队里的工分一分一毫都不会少给——说白了，就是眼不见心不烦，只要不留在身边就行。

可世事难料，这些被“发配”出去的人，不少反倒因祸得福。他们最早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有人凭着胆识与机遇闯出一片天，甚至端上了“铁饭碗”。这恐怕是当年的队长们万万没想到的，甚至成了他们“悔恨终生”、至死都想不通的事，也成了计划体制下最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

剥开物质匮乏与体制僵硬的外壳，那个年代的人们，有着如今难以复制的精神面貌。共同的劳动将大家紧紧联结，孕育出最质朴的情谊。农忙间隙，田埂上、树荫下，男人们卷着叶子烟互相打趣，女人们纳着鞋底唠家常，孩子们追逐嬉戏。不知谁起个头，粗犷的山歌便此起彼伏，夹杂着无伤大雅的玩笑，引来阵阵哄堂大笑。那笑声纯粹畅快，能冲散所有疲惫，在山谷间久久回荡。那种在汗水中凝结的集体认同感，那种“锅里有饭，大家同吃”的简单信念，让清贫的日子也有了温度与光亮。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春风吹遍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耕地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这个曾经无比坚实的集体，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书中的名词；知青点也成了供人凭吊的遗迹。生产队长，连同那口指挥了人们几十年的钟声，一同陷入了沉默。

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年轻人纷纷走出大山，追寻更广阔的天地，土地上的故事已然换新。

从此，唤醒村庄的不再是队长的钟声与哨声，而是各家各户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声、清晨的鸡鸣犬吠。当年的铁钟，或许早已被当作废品处理，或许锈迹斑斑地躺在博物馆，或许仍立在村口成为风景。但对亲历者而言，生产队的岁月是无法磨灭的记忆——它见证了物质匮乏年代的集体奋斗，承载着乡里乡亲最质朴的情感，那钟声不仅唤醒了清晨，更唤醒了一代人对土地、对生活的全部热情与期盼。

我站在保存完好的知青点前，耳畔仿佛又响起上工的钟声，眼前浮现出社员们扛着农具走向田野的身影。那个时代有荒诞与局限，更有纯真与热烈。生产队长与社员们，用最原始的劳动方式，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收获，也书写了自己五味杂陈的青春与人生。

这一切，都如这栋老建筑一般，虽早已丧失原有功能，却成为一个时代的深刻烙印，镌刻在国家记忆与个人生命历程中，值得后人细细品读、深深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