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尺码

周末与友人在县城体育馆散步。深冬的午后，阳光是吝啬的施舍，薄薄地敷在塑胶跑道上。孩子们在足球场练球，不时地喊着妈妈妈妈。友人却无心这景象，身心俱疲地抱怨着：“唉，我妈真难伺候！”

起因是一双棉拖鞋。友人的妈妈脚痛得厉害，友人带她去医院治疗，可老人家嫌弃自己脚上棉拖鞋，“不好看。”老人嘟囔着，像个赌气的少女。友人劝慰着答应看好病就买新的，这才去成医院。在医院等出片子的缝隙里，友人就急忙去外面超市买棉拖鞋了。

挑了一双深紫色的、缀着毛绒球的棉拖。母亲接过来，手指摩挲着鞋面，眉头慢慢蹙起：“款式太土气了。”友人折返，换了一双浅灰色的。母亲只看一眼：“这颜色，像老太婆穿的。”说完别过脸去，望向走廊尽头苍白的窗光。

友人没有争执。她脸上甚至浮起一种练习过的微笑，嘴角上扬的弧度精确得让人心疼。“好，好，给你换。”她说，“得给我们家大美女穿最漂亮的。”后来她告诉我，那双被嫌弃的棉拖她带回家自己穿了——而给母亲，她最终买了两双，一双米白，一双淡粉。

认真听完她的叙述，我嘴角便不由自主地向上弯起一道弧线，那是一种默契的“在场感”，说道：“我懂。”

因为给妈买鞋子我也最犯愁，我妈的右脚有疾不灵便，得买薄底的，厚底容易走路时崴着脚；颜色素雅，款式秀气的；有质感的，穿着舒服的；宽口的，但不会松垮掉的，这个分寸就很难把握。每次给她买鞋我都要先权衡一下以上几个要素，才敢敲定。

今年秋天，我为她买回一双软底羊皮鞋，浅咖色，鞋面有细致的褶皱。她坐在轮椅上试穿，左脚顺利滑入，右脚却卡在鞋口。我蹲下身，一手托着她的脚踝，一手轻轻按压鞋帮。她的脚肿胀而温热，皮肤薄得像半透明的纸，底下青紫色的血管隐约可见。鞋终于穿上了，她扶拐杖站起来，挪了两步，摇摇头：“还是有点顶脚趾。”

十年来，我进出鞋店的次数无数，却鲜有一次能让她完全满意。不是鞋口紧了，就是底子硬了，再不济，是“走路时声音太响”。她总能挑出理来，无奈我只能“嗯，知道了。”回头一路叹息，并按照她的要求调换，祈求，这次一定要妥帖，好像在给自己埋下一颗饱满的种子，期许着长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

买衣服更是件令人苦恼的事。胖了瘦了大了小了，艳了花了素了浅，长了短了紧了松了，厚了薄了俗了媚了……形形色色与衣服有关的点都得吃透，不然，有你跑的。朋友频频点头，那不仅是点头，更像一种灵魂简短的、同步的顿首。

友人回忆起去年给老人买空调的事，更是哭笑不得。因为空调的款式 、颜色 、质感、形状 、高矮，以及安装等问题，从县城到市里她足足跑了十二趟。最后还是孙子看不下去了，说，奶奶就这款好，就买这款，老人家才消停。老人一生筑起固执的城墙，抵御着所有外界的劝诫与道理——唯独在孙子的声音响起时，他会主动卸下城门。

“一言难尽”，她用这四个字概括过程的复杂、她的无奈奔劳以及母亲的难缠。我说：“你不烦吗？”她回答：“烦啊！那又怎么办呢，得让老太太高兴啊！ 虽然说有时候急了，肯定在她面前得表现出来有点儿不耐烦。但是啊！她不会管这些，你耐烦不耐烦，你得照她意思办。哎！那就跑呗！”她的话音落下，便抿紧了嘴唇，那是一个终止符，切断了一切商量的余地。她抬手将颊边一缕碎发别到耳后，手指在耳廓停留了一瞬，像是要按住里面所有喧嚣的念头。

我想到宿舍里那台近乎崭新的空调。夏天，我怕热，想开，母亲说冷风刺骨；我改开风扇，她连风拂过的痕迹都能察觉，用棉被把自己裹成茧。冬天，我说开暖风吧，她说机器声嗡嗡的，脑仁疼。于是空调成了最清闲的家具，静观我们母女在四季里互相迁就，各自忍耐。

朋友听后笑道：“都一样！都一样！我妈家的空调06年安装的，这都快20年了，一共没开过5次，每次不超过半小时，现在就是个摆设，聋子的耳朵。”也许是有了共同的遭遇，便有了如释重负般的感受，彼此疗愈，自我安慰，谁家的月亮没有阴晴圆缺，谁家的灶台不染烟火尘埃，谁家的屋檐没有风吹雨淋。

这些细碎的摩擦，像沙粒藏在生活的鞋底，不至于让人跌倒，但每一步都能感到那细微的、顽固的存在。母亲会用拐杖推着纸巾，一寸寸擦拭她认为不干净的地板；她会抱怨面条煮得太烂，汤咸了淡了；她会在深夜反复讲述那些我们听过无数次的往事，而当我终于忍不住打断：“妈，这事你说过八百遍了。”她会突然沉默，那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沉重。

某一刻，我对自己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而愧怍，我怎能对她如此残忍。平日里，她一个人在家，只有我下班回来，她才乐呵呵地跟我找话说。她又能说些什么呢？无非就是过往种种。尝试着站在她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我便柔软了些，愿意做个倾听者认真倾听母亲的故事。

“我的父亲母亲兄弟丈夫已经离我而去了，我的姐妹远在其他城市很少相见，我离开了相处几十年的乡村乡邻，我的婶子大娘还有妯娌们也大多埋入黄土，能说话的没有几人了。我一生勤苦，侍弄土地，把两个孩子拉扯成人成家立业，可惜我患上脑出血半身残疾，也有十余年了，孩子们孝顺带着我漂泊在城市，我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我想着离开，但我又不舍得他们，孙子孙女外孙都是优秀的孩子，他们积极上进，我正享天伦之乐，可惜我是个无用之人了，不忍他们辛劳！……”我仿佛听到母亲的内心独白，一个孤独老人回首往事时的感慨。

细细想来，母亲也不是那么难缠的人。她为人和善，慈眉善目，未开言来笑先迎。后来才知道，鞋子和衣服换了一次后不再换了，是她妥协了，她不想麻烦女儿，让孩子为自己辛苦恣睢。她愿意选择拧巴、蹩脚。自从病后，她的脚轮番肿胀，四季轮回，晨钟暮鼓，她一日不休地忍痛坚持锻炼，十年余从未放弃。可是一只脚大，一只脚正常，买鞋子就成了难题，就连穿的袜子都必须是宽松的旧袜子，否则勒得脚不能着地，疼痛难忍。吹空调更是不可，她的躯体已经脆弱得如同劲风下摆在石头上的瓷瓶，摇摇欲坠，不堪一击，古稀之年的母亲历经岁月的沧桑，已是夕日欲颓。不免同情母亲，病痛折磨着她的肉体，还要经受子女的厌嫌。

朋友的母亲也是优雅亲和的，她只是对美和高质量生活的追求与自己老迈的身体形成矛盾，而引发的时而暴躁，时而无理取闹，更像是小孩子的撒娇，或少女的娇嗔。你若把她当宝看，她就会特别可爱了。朋友沉思一会儿说：“我妈年轻时可爱美了，她是美术老师，也爱唱歌，有文艺青年的气质，追求她的人可多了。虽然现在老了，可是爸爸宠着她，家里专门为她建个花园，一年四季姹紫嫣红不败。有段时间，妈妈白内障手术，眼睛看不清，我可自在了，等她恢复正常后，发现家里地板积灰，就难受，她爱干净呀，害得我半个月就没闲着过。”说这些话时，朋友笑容灿烂，明媚极了。那是释怀，是宠溺。

我们相视而笑，那笑里有一种坦诚的愧疚。

每每回首往事，心底里的酸涩感愈发浓烈，总觉于母亲我是有愧的。五岁时，隆冬的雪日清晨，天地茫茫，白的耀眼，冷得凛冽。母亲早早地起床扫雪，锅屋里拉风箱烧火做饭，煮红薯，蒸馒头，馏西瓜酱。她把我的棉裤放在火焰前烤，热气流在裤筒里聚集，母亲抓紧棉裤两端，揣进怀里，拖着长长的音韵：“梅，起来喽……”我揉着惺忪的眼睛，懒懒的，不肯动。“再不起，上学就迟到啦！”有了怕头，才麻溜地钻出被窝。母亲架着棉裤，我扶着母亲的双肩，一脚蹬进裤筒里，吸饱了热气的裤筒，像两个炽热的怀抱。好热啊！刚开始还是烫的，然后暖意便顺着小腿爬上来。母亲把裤袢挎在我的肩膀上，我转了一圈，她帮我系好腰带。裤腰收拢的瞬间，暖意像涟漪在腰间漾开。如今才懂，原来被母亲亲手穿上的棉裤里缝着一个小火炉，和一生不曾开口的守望。

冬日里睡觉也离不开母亲的呵护。那时的床单是凉的，母亲总会提前给我准备一个盐水瓶，医院里打吊针用的玻璃瓶，灌满热水，用毛巾包裹着放进被窝里，我把暖水瓶放在脚上焐，手就搂着母亲的肚子，很温暖。那时，母亲坐在床头煤油灯下，给我们做新棉鞋，我很安暖惬意地在梦境里追逐打闹。母亲说我睡觉时总是嘿嘿地笑个不停。我想那是母爱的滋养，才使得我童年岁月的安然喜乐。

母亲病前还依旧是操劳着家里的七八亩土地，照顾着我和哥家的两个孩子，不识字的母亲也练就了本领，能自己乘坐大巴车奔波与城里和乡下，守着土地和孩子。我们方能安心自在地工作和出游。她把自己活成一座桥，弓起的背脊是唯一的通行之路，此岸是泥土与炊烟，彼岸是我们渐行渐远的春天。

病情如同一场漫长的夜雨，将母亲困在床榻的泥泞里。在无光的泥泞中，她将疼痛咬碎成种子，用沉默浇灌，直至从自己的身体里长出一根拐杖——它撑起她，却始终不愿戳进我们平整的生活。那日，我给她洗澡，她说，你待会给我剪一下手指甲吧。她把右手示意给我看，那只手因常年痉挛而扭曲，指甲厚且泛黄，中指指甲中间有一小块凹陷。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不小心刮着了，我说流血了没，她说流了好多，她用卫生纸包住了，是嫂子发现后给她修剪并擦了碘伏。我顿觉双腿发麻，即刻制止她再说下去，水珠儿蓄在眼窝里汪成泉。

我想象着她如何用健康的左手握住剪刀，如何与不听使唤的右手搏斗，如何在疼痛中沉默地完成这场艰难的仪式。她不是不想求助，她只是不愿再加一道重量在我们早已倾斜的生活天平上。她好难啊！“洗好澡就给你剪。”我转过身去拧毛巾，水声哗哗的，刚好盖住我发颤的嗓音。

暮色四合，路过一家鞋店，我买了两双同款棉鞋，一双38码，一双40码。走出店门时，街灯次第亮起。我想起母亲曾经的样子——她能扛起百斤的粮袋，能在田埂上快步如飞，能同时照看两个孙辈。她把我们背过河，自己却留在对岸，渐渐变成需要被背的那个人。

所谓“难伺候”，也许从来不是母亲的苛求，而是我们在角色转换时的笨拙与慌乱。我们还在用从前的尺码去丈量她变化后的世界，却忘了问一句：“妈，你现在最需要什么？”

风起了，我把装鞋的袋子搂紧些。其中一双的尺码，将是母亲现在的模样；另一双，则是我决心要走进的、她的世界。而真正的孝，或许就是这样：在岁月更改了所有尺码之后，依然愿意俯身，为她找到最贴合的那一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