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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快两年了，我时常想起他。上次回家，与大哥、二哥和三哥谈到父亲。我问，现在还想起父亲不？他们默然。我并不惊讶，缓缓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时间冲淡了他的不好，常想起他的优点和他的好，就像晾晒的柿子，晾晒掉的是水分，柿子却越来越甜。二哥不明白，说这与柿子有屁关系。大哥没吭声，三哥从鼻孔了哼哼了几下。从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他们都不以为然。
我理解大哥、二哥和三哥，他们心里虽然对父亲没多少恨了，但也想不起父亲的好，更谈不上怀念。父亲生前，大哥在家时父亲没少跟他争执，吵架，甚至差点打起来。大哥惹不起躲得起。父亲老数落二哥二嫂花钱心里没个数，拿钱到处撒，咬牙切齿地说要穷一辈子。以致二哥怕见父亲，每次从贵州回老家，与父亲匆匆打个照面，给点钱，拔腿就走，不愿多呆一秒钟。三哥也是，有一年从贵州回老家，好心好意在家陪父亲过年，结果大年三十被父亲骂了一顿，气得三哥再也不回家过年。
父亲脾气暴，我们兄弟都躲得远远的，唯恐惹怒父亲，自讨没趣。但乌云散去，夜空繁星点点，这星光点亮我前行的路，给我以力量。
不得不承认父亲重视教育，在八十年代，我们穷得吃不饱饭，父亲却支持我们上学。他说我们读到哪儿他就送到哪儿。大姐，大哥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二哥仅勉强读完三年级，天生不是读书的料。三哥没考上初中，又不想复读。于是，读书的路就到头了。尽管如此，也是我们村里读书最多的。
我初三那年，暑假补课。父亲要母亲每天给我煮一个鸡蛋，增加营养。他说没营养可不行，会影响学习。鸡蛋温热，我握在手里，舍不得吃，一路跳跃在山间小道上，向学校走去。那次补了四十天，我就吃了四十个鸡蛋。在农村，鸡蛋不是拿来自己吃的，而是卖了换钱，贴补家用，四十个鸡蛋能卖不少钱。我小时候的事印象深刻的不多，这是其中之一。
到了高中，每期开学，我要为一百多元的学费发愁，好像做了亏心事，对不起班主任杨老师。杨老师快退休了，动了恻隐之心，宽限我几天。因为拖欠学费，我主动把座位搬到最后一排最后一个。这样，不会引起老师的注意。那些日子我上课容易走神，总想着还欠着学费，盼望着天上掉下学费来。镇上逢五赶场，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父亲母亲找到我，把六十二元塞到我手上，要我把欠的学费赶紧交了。他们面带愧色，而后转身蹒跚离去。目送他们远去的身影，我的眼眶突然湿润了，心里发堵，很难受。我暗暗发誓，不再翻围墙跑到外面的小学去打乒乓球，不再逃课，我要好好读书。
父亲正气。他深谙农业，当组长那几年，常常带头干，而且派活公平，事事要求严格，人均口粮比前任组长多了不少。有人不服，去公社告他贪污，公社派人查了几天，结果账目分毫不差，白忙乎一阵。
我问三哥还记不记得父亲那年为他和三嫂计划生育的事与村、乡干部理论，三哥摇头，说记那个干嘛。那些人借口三嫂在外打工，没回来妇检，嚷嚷着要重罚。父亲不服，拿出乡里开的条子，说才超过一天就罚款。人在外面打工，这么远，也得宽限几天，他已托人带信，一回来就去妇检。那些人不听，说如果不交罚款就抄家。父亲火冒三丈，让他们拿出抄家的文件。他们惊讶，拿不出来，心想遇到硬茬了。父亲见状，更理直气壮，大声说如果抄家要去县里告他们，找个说理的地方。也许他们被父亲戳到了软肋，也许被父亲的正气所震住。总之，他们走了，有点狼狈。
在我上高一的时候，一股污风悄然刮进村里，听说很多年轻人加入了什么团，很是威风，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事。一天，村里来了很多警察，把他们全带走了，送进了看守所。父亲很自豪，说自己盯得紧，管得严，四个儿子一个都没沾边，没干那些偷鸡摸狗偷牛偷羊的丑事。父亲曾严厉地对我们说，哪个敢做哪些犯法的事，非打断他的腿垛掉他的手不可。
我在矿上当综掘工区区长的时候，有个机电队长的空缺，顺理成章应该提拔机电班班长，我也正有此意。那班长背地里拿了一沓钱放在我办公桌上，我没有接，我说我看中的是人品和能力，好好干活，把活干好就行，不图别的。他说别的工区都兴这个，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说他们是他们，也许在他们那儿可以，在我这儿行不通。如果不把钱拿走，你将永远不会有被提拔的机会。没几天，机电班班长成了机电队长。此后，再也没人给我送礼什么的。我与父亲谈及此事时，父亲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说我做得对，做人不要做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心要正，才能走得稳，走得远。
父亲硬气不？我又问。
沉默了一会后，二哥说，他嘴硬。三哥笑了笑，大哥随后也微微笑了一下。笑，能缓和沉闷的气氛。
其实，二哥说得没错，父亲就是嘴硬，再苦再累，从不服输。十一岁耕田，跟在牛后头，还没牛高。与母亲成家后，没房子，住在废旧的牛棚里，后来买了人家仅剩下空架子的木房子。为了省钱，自学木工，砍树，锯成木板，刨光后装成墙。经济稍宽裕点，去四十里外的焦里买杉树，那时没通公路，几十根湿杉木全靠肩膀扛回来。自己制砖，烧砖，从十几里外的公路上去挑烧砖用的煤，山路陡峭，蜿蜒曲折。父亲带着我们用箩筐，用簸箕，一担一担挑回来。那苦和累，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当过屠夫，走村串户，卖过猪肉。白天下地干活，夜里烤米酒，一缸米酒能赚六七斤大米。烤完酒，还得煮好一大锅酿酒的米饭，用团箕摊开，未凉透时加酒曲，拌匀入缸，盖上干稻草和盖子，等待下一次烤酒。此时，村里已传来公鸡的打鸣声，此起彼伏。除了烤酒，父亲还熬红薯糖，从洗、煮、焖、虑、熬几个环节，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火候要恰到好处，大了会烧糊，小了甜度不够。熬好的红薯糖呈深古铜色，晾置一晚上，次日天还未亮，父亲在柱子上绑一个拳头粗的木胳肢弯，把红薯糖沾点炒熟后的大米磨成的粉，绕过木胳肢弯来回扯，红薯糖越扯越长，越扯越白，俗称“白糖”。而后，父亲趁赶场拿到镇上卖，也能卖个油钱盐钱。
生活，就这样把父亲锤炼成全能型人才。如果换作我，肯定不如父亲。在村里，父亲常与人争吵，也打过架。明知打不过，硬着头皮上，结果可想而知，鼻子淌血，眼圈发黑，脸肿胀，身上多处疼痛。后来，学乖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打不过就跑。尤其在七十岁以后，那时我们兄弟都在外面，家里就他一个人，常被人追得满村跑。想想那场景，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犹如短跑比赛，让人忍俊不禁，也因此被人当成笑话。
八十岁那年，父亲被大哥硬逼着，才对种田种地撒手不管，彻底退居二线。但还是闲不住，不种地，却坚持种菜和养鸡。他常给我们打电话，叫我们回家捉鸡吃。回城时，还不忘塞上一只两只。我们要他留着自己吃，他说鸡太大，一个人吃不完。我们不要，他就不高兴。哎，拿他没办法。父亲去世前两年，就得了老年痴呆，虽不重，但常常忘事，有时连我也认不得，反复提醒，才“哦”一声，仿佛梦醒一般，把我认出来，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拉住我说过没完，离别时眼里满是不舍。
大哥，还有我们都劝父亲跟大哥大嫂一起吃饭。父亲死活不愿意，要我们别管，他自己做饭，能照顾好自己。口气相当硬气，我们都不敢违拗父亲的意志，父亲说一不二，别看八十多了，他不高兴时还会动手打人。父亲就这样，直到离去，还是一个人生活。我后来时不时想起父亲，想起他的硬气，他不仅对生活硬气，对时间对年龄也硬气。他说他不是人，他是天上派来的，是神，神怎能照顾不好自己呢。我们笑笑，只当作他说胡话而已。
我总怀疑父亲的离世，是他有意安排的。2024年2月，已经闻到过年的味儿，天气异常寒冷，冻雨过后，到处结着厚厚的冰，许多树都被压弯或被压折，远看像一群群挤在一起低着头的企鹅。那天晚上，大哥照例去上屋看看父亲在不在家，担心父亲外出没回来。不看不要紧，父亲果然不在家，问邻居问村里人都说上午就出去了，没看见他回来。天黑得像被扣上巨大的铁锅，寒风呜呜地吼着。大哥、二哥（已退休在家）顿感不妙，赶紧喊人寻找，十多个人寻了一晚上，冻得浑身筛糠似的，一无所获。天亮后，继续寻找，邻村的一个人告诉大哥，昨天上午就看见过，父亲可能进后山了。父亲在邻村后山，被冻了一夜，找到时已不省人事。父亲衣服单薄，那么冷的天，仅穿了两件外衣，一件旧毛线衣，这衣服不知穿了多少年，根本不暖和。父亲固执，有厚的新的就是不穿。两天后，父亲走了，永远地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在给他穿寿衣时，才发现父亲后背受了伤，流了不少血。难怪脸色嘎白，像一张白纸。
我不敢想象，父亲摔倒后，躺在草丛里，又疼，又冻，又饿，自己却那么无助，好像永远走不出那片树林，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死神一步一步逼近，那种恐惧和绝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原本喜欢树林，喜欢它们的茂密和深邃，可现在恨它们，是它们阻隔了父亲回家的路。
父亲离世前依然耳聪目明，能说能动，除了有点老年痴呆，完全看不出要离世的样子。可谁知道他却离我们远去了。他的一生，仅给我们在床前照顾他两天的机会。也许，对他来说，就这两天已经太多了，他不愿成为我们的累赘，哪怕一天。
父亲一生严肃，不苟言笑，但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晰。那是在我小时候，夏天闷热，父亲在地里光膀子干活，晒得黢黑，背上，胸前都起了很多小水泡。父亲要我拿篾片刮，刮了后面刮前面。父亲突然严肃地问，吃奶不？我摇摇头。他趁机把我的头摁向他那黑瘦的乳头上。我紧闭住嘴，他让我的嘴在他的乳头上来回蹭了几下。等他松开手后，我赶忙往地上连连吐口水，仿佛吃了非常讨厌的东西，而后又用手擦了擦嘴，撅着嘴向父亲翻白眼。父亲却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笑出来了。
前几年，我每次回家，要陪父亲说说话，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儿，翻来覆去说他的过往，说他将要去天上的事，说到兴头处，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像在台上表演似的。看着父亲高兴，我也由衷地高兴。
父亲，你在那边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