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话的“二哥”

母亲指着他说：“你天天离不开他，整天二哥二哥的，晚上也和他睡吧！”我不敢看母亲，小心翼翼地给他擦着泥水。

那时七十年代初，我大约十一岁左右。

在弟兄们的称呼里，我总觉得藏着特定的意味，而且格外精准。

比如大哥，一定是那个划船掌舵的，开车稳稳把着方向盘的。

二哥呢，是划船时埋头摇橹的，开车时坐在副驾上帮你盯左右、看后视镜的——永远是卖命出力，偏又最不讨好的那个。

三哥？不过是个跟班的，总见他跟在身后晃悠，有时候真不愿喊他三哥，只随口叫一声老三。

听老辈人说，大哥稳，二哥憨，能说会道是老三。细品下来，还真有几分道理。看客之中若是有排行老三的，我先抱拳赔个不是：“三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家情况不同，还望多担待！”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界定，不代表大家的意见。

 说岔了，扯回正题。

我家男孩就弟兄两个，我上头有个哥哥，比我大八岁。他自带一股威严，我打心底里敬重他。平日里，我们很少交流，可他待我，却是实打实地疼爱。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重要的家用电器都要用票买。自行车、缝纫机更是紧缺货，家里如果有这样一件东西，就算是上等家庭，特别是有一辆自行车，生活起来太方便了，

买粮，买煤，兜风，特别是骑自行车去上学，那真是拉风。全学校也就是十几个老师能有自行车，学生骑车的那更是凤毛麟角，同学们老羡慕了。

这样的奢侈品，有的家庭也是等儿子结婚，女儿出嫁时才想方设法置办一辆。

而我生命里，也有这样一位‘二哥’，他就是我家的一辆自行车，还是当时最时髦、最顶用的28寸大金鹿牌的自行车。这车子的来头，是教委分给母亲学校的，就两张自行车购车指标——那会儿叫“工业消费券”，紧俏得很。学校里老师多、指标少，人人都盯着，最后还是按老规矩，抓阄定输赢。

抓阄前，母亲特意拉着我说：“这回你去抓。你整天嚷嚷着要自行车，要是抓不着，可别怪别人”，我知道，要是真抓不到，只能怨自己“手臭”，往后不敢再念叨了。

校长张罗着安排，老师们排起了长队，不知怎的还分了两列——男老师一列，女老师一列，各抓一个指标。后来才听人说，是因为上次抓缝纫机券，这俩名额全让男老师抓走了，女老师们颇有微词，这回才定下这么个公平的法子。嘿嘿，果然是读书人，连分队伍抓阄都想得这般周全。

我混在母亲那支女老师的队伍里，心里七上八下的。有几位女老师还打趣我：“小男子汉，你该去男老师那边排队才对！”这话逗得周围人直笑，我脸一红，急出一头汗，攥着衣角，连头都不敢抬。

终于排到了我，我往手里啐了一口气，用力猛搓了两下，把手伸进纸箱，来回上下扒拉，一下，两下，身后的老师尖叫着催我，“快点！”

我一咬牙，一闭眼，攥住一个纸团抽了出来，飞快地递给校长，她看过后当即把阄举得老高，大声说，“女老师们散了吧，让这个小家伙抓到了”哈哈！我高兴得原地直蹦，要去厕所！

很快母亲就把大金鹿自行车推回来，听说花了一百三十八元，这可是母亲三个多月的工资啊！

我把心爱的车，用翠绿色塑料条，把车大梁裹缠了一圈，让大姐用红白线钩了车把套，把车打扮得像班里扎绿头绳，带红蝴蝶结的女孩一样漂亮。

家中最高兴的是我大哥，特意把他的车让给我练手学车，他那辆自行车，让我摔得遍体鳞伤，脚踏子都摔歪了，骑起来一走一咯噔。我有了这辆车，就再也不会骑他的车子了。

最让人心痛的是同学们借车，不爱惜着骑，每次送还回来都是灰头土脸，我得檫老半天，心疼得很，从此以后不再借给任何人。

同学们都说我这辆车就是我的“二哥”，它随时随地跟着我，寸步不离。

我这不说话的“二哥”，干活从没怨言，跟着我去粮店买面，去煤炭店驮炭，随着我去上学，最重要的是有一次夜里，母亲冠心病复发，我骑上它，带着母亲急速去医院看病，因去得及时，母亲没出大事，它就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还有一次，我带母亲去医院，看一个生病的老师，在回来的路上，为了躲避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我急打车把，车子撞到路边的大树上，前车轮叉子撞弯，我眼里的泪直打转，母亲也在车上摔了下来，她还是安慰我，只要人没事就好。 我很后悔，把“二哥”的前脚撞坏。

时间就是这样，你还没完全醒来，一切都过去了。我工作后，坐公交车上下班，很少再骑“二哥”了，跟我七八年的它也算暂时退休，我把它彻底整理一遍，上机油，换轮胎，用塑料布把车座子包得严严实实，等老家的闹哥来，他说要我这辆自行车，我是真不舍得，最后还是让他骑走，又送他一桶好机油，告诉他别忘记随时上油。

看着闹哥骑上“二哥”消失在街口，我站在原地愣了半天，好像丢了半个兄弟……

又过了五六年，我党校毕业回单位，分配到组织人事科，做组织干事，主要任务是发展培训党员，由于工作忙，单位机关行政科给我配了一辆自行车，那个年代能有辆公车也是很牛。

当我领到这辆车的时候，心跳加速，眼睛放光，呵呵！“二哥”又回来了！又是一辆大金鹿牌自行车，虽然是半新，但是没有大硬伤，跟我在一起，我把它收拾得干净利落，轻快溜滑。

这个“二哥”，不但在工作上帮我出力，也在我谈恋爱时帮了大忙。

那时候，我和她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护城河边的垂柳下，或是大明湖的荷花旁。每次约会，我都会提前把“二哥”收拾得锃光瓦亮，车座子擦得干干净净，连车铃都要擦得能照出人影。

记得有一次，夕阳把济南的老街染成了金色，我载着她，沿着泉城路慢慢骑行。她轻轻搂着我的腰，脸颊贴着我的后背，在我耳边哼着小曲，那一刻，我感觉“二哥”的每一次蹬踏都充满了力量，链条转动的声音仿佛都在为她伴奏。

路过护城河时，为了在她面前显摆一下车技，我来了一个大散把，一手扯柳条，一手按车铃，“叮铃铃——”的脆响惊飞了枝头的麻雀。她吓得惊呼一声，搂得我更紧了。我心里美滋滋的，脚下生风，觉得这“二哥”比现在的跑车还要威风。

那些日子，“二哥”见证了我俩所有的悄悄话，也驮着我们走过了济南的大街小巷。最佩服它从没掉过链子，稳稳当当，带着我驶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爱不说话的“二哥”，只可惜现在路面上见不到它的身影了，听不到它叮铃铃的喊声，满马路都是电瓶车。偶尔路过老街巷的修车铺，瞥见角落里落满灰尘的大金鹿车架，总会停下脚步望一望。

回忆那些裹着绿塑料条的时光，那些载着母亲穿过街巷的夜晚，那些驮着青春梦想的清晨，那些带着甜蜜爱情的日月，都跟着车铃的脆响，藏进了济南老城的烟火气中。

如今再想起我那“二哥”，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兄长，驮着我在岁月里前行。今天不只是怀念一辆自行车，更是怀念我那段珍藏起来的青春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