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酒

酒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融合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艺术等诸多元素，反映出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人文主义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酒所具有的这种文化属性一旦不自觉地张扬开来，就能与自然、地理及人文巧妙地结合，让我们完成一种朴素回归。

酒与民族性格、文化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把饮酒纳入礼的范畴，通过饮酒承载礼的道德伦理功能，是中国古代酒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突出特征。酒宗孔子就主张喝酒应当达到“酡”的状态，个人饮酒并没有具体数量的限制，以饮酒之后神志清晰、形体稳健、气血安宁、皆如其常为限度。

早在西周时期，周公就总结出商王朝败于酗酒，制定了我国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还专门设立了一整套机构，严格管理酿酒和用酒，“五齐”就是酿酒的不同质量标准。从秦汉至清代，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酒的种类和形态也更加丰富，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唐代仅长庆以前就流行着兰陵、新丰、剑南春等十多种名酒。

酒文化的进步总是与农耕经济的发展相互映衬、互为表里的，酒天然所具有的这种张力，有时被律令所束缚，有时却成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惯。也正是在发展与限制的起伏波动之间，酒文化才会不断在推杯换盏中延续数千年，在唇齿间流传，愈发脍炙人口。

诗歌文化的繁荣，使得以酒为令的习俗逐渐推广开来，美酒与名诗交相辉映，让酒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酒鬼刘伶“一饮一斛，五斗解酲”；酒圣陶渊明放浪形骸，誓不为五斗米折腰；酒仙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痴杜甫更是“酒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诗中彰显的豪情万丈，不仅激发出生活在封建社会底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望，而且丰富了我国独特的文学形态。

酒是诗人情感世界的催化剂，是丰富人们想象的奇妙载体。当酒激活人类的敏感神经和细胞，当我们内心的自律在某个时刻变得愈发疯狂，酒便成为了客观与内在和谐统一的媒介，几口辛辣过后，两者自然就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正是因为酒的存在，让历史中固有的一些清醒和模糊，在经历了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催化后，依然能够保持现状，在岁月的长河里，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

书圣王羲之酒酣疾笔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苏轼浩然的文气在酒的作用下深入肺腑，酒后狂草的书法大师张旭和怀素，无不对酒情有独钟。在酒精的作用下，平日一些压抑和自控的因素消逝了，微醺之间，那种奔放自如的情绪同这种“至我”的境界相融相生，深刻地反映出人们对人生的思考和生活的态度。

酒令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从最初具有强制意义的限酒措施逐渐转变为文人雅士之间的劝酒，进一步丰富了酒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曲水流觞令”。唐代“藏钩”“射覆”“断章取义令”更是多种多样。到了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酒令更加丰富多彩。明清时期则达到了巅峰状态，“拧酒令”广为流传，这里的“拧”就是用旋转不倒翁的方式来劝酒。

酒中哲学，人生至味。酒始终承载着人们精神世界中抽离的情感和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它让我们真正有了物质和精神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力。酒与人性的完美契合，既赋予酒以精神特质，更表达着人性以及自我的释放和超越。酒所固有的甘烈和醇厚，都要我们自己去品尝。因为酒，个体的情绪、志趣和理想才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独酌有独酌的境界，对饮有对饮的妙处。透过历史尘埃，即便是在社会秩序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人在伦理秩序中不断寻求内心安稳的清醒。以农业生产为支撑，酒从物质需要转化为精神慰藉，由生产实践到理论成果，并以其独特的文化属性，在历史洪流中存在着、彰显着，这本身就难能可贵。（《说酒》，首发于新定西客户端2024年4月28日文旅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