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缴欢喜佛

在祖国西北的戈壁深处，敦煌如同一颗被黄沙轻抚的明珠，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这座仅有13万人口的小城，却承载着中华文明最厚重的记忆。从三苗人迁徙至此的远古传说，到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敦煌始终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阳关与玉门关的残垣断壁间，仿佛还能听见驼铃阵阵，看见商旅往来。这些汉代关隘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文明对话的见证。而沙漠中的月牙泉，则像造物主遗落的一面明镜，倒映着千年不变的星空，与四周的鸣沙山共同谱写着大自然的奇迹。莫高窟无疑是敦煌最璀璨的文化瑰宝。自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僔和尚开凿第一个洞窟起，历经十个朝代、一千余年的持续营造，形成了现存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415尊彩塑的宏大艺术宝库。这些洞窟中的飞天壁画衣袂飘飘，佛像庄严慈悲，经变画讲述着佛教故事，供养人画像记录着历史面容。每一笔色彩都凝聚着古代匠人的智慧，每一处线条都流淌着信仰的力量。敦煌的价值更在于其作为“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的独特地位。藏经洞出土的5万余件文物，涵盖了从4世纪到11世纪的佛教经典、官府文书、社会经济文书等，为研究中古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第一手资料。著名的东方学泰斗、语言学家、教育家季羡林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正是对敦煌文化世界性价值的最好诠释。

欢喜佛被盗

莫高窟465窟，建于西夏或蒙元时期，莫高窟唯一的藏传密教洞窟，同时也是藏区外保存最完好的藏传密教艺术遗存，其图像体系融合了汉地、西藏、印度等多重文化元素，尤其在造型规律上呈现出“绘画性类文字符号”等独特艺术特征，雕塑、壁画主要是男女裸体或性行为的画像。洞窟分前后两庭，前庭原有一尊男性裸体雕塑，是为男菩萨立像，虽经历代修补，但仍保留了初唐风格。拜佛求子的妇女络绎不绝，雕塑的生殖器常被叩拜妇女搬取吞食，塑之不及。解放后雕塑被移存封窟，没再开放。后庭墙壁和洞顶为欢喜佛壁画。欢喜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据史书记载，释迦牟尼在世时曾有一段时间无子嗣，在他生前曾有过一次预言：“汝以金身化生于世，但当得大欢喜，若一念不得大欢喜，则金身便殒灭。”于是释迦牟尼在临终前用手指摩挲着自己的头顶说：“我已成道，不应再为万物之主。”这句话后来被人们改编成了《千手千眼观音》等剧，也是我国皮影戏的传统剧目之一。从洞窟内的欢喜佛壁画和前庭的菩萨立像上看，这尊菩萨立像面容慈祥、神态自然，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菩萨立像有着明显的区别。壁画中的菩萨服装华美、做工精细，与北朝时期相比显得更加富有韵味。欢喜佛壁画造型奇特、保存完好，享誉中外。

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群众和有关人士要求重新开放465窟。敦煌研究院经过论证后对465窟前、后两庭木门和入窟台阶进行了整修加固，后庭下层壁画增设了玻璃护栏，做好了重新对外开放的准备，然而正当众人都期待465窟重新开放时，洞窟内的5副欢喜佛壁画却在一夜之间惨遭被盗。

1989年1月14日破晓时分，历经彻夜飞雪的莫高窟渐渐苏醒。祁连山脉的棱角被皑皑新雪抚平，三危山宛如身披素白袈裟的佛陀安然入定，层层洞窟的飞檐斗拱间悬垂着剔透的冰棱，在晨曦中流转着斑斓的光华。萧瑟的白杨枝桠裹着蓬松的雪团，恍若飞天壁画里飘落的琼英，偶有寒鸦惊起，便纷纷扬扬洒下晶莹的碎玉。

九层楼檐角的铜铃挂满冰凌，在零下二十度的凛冽寒风中寂然无声。自从入冬后，这里游客稀疏，只有在中午时刻，才偶然出现几个行人，为这块佛教圣地增添了几分神秘。昔日熙攘的栈道如今只余几行疏落的脚印，转瞬便被纷扬的新雪覆盖。供养人洞窟前的香炉积雪盈寸，唯有一线将尽的香火混着刺骨寒气，在217窟《观无量寿经变》的斑斓壁画间游移。稀薄的阳光费力地穿透云层，为61窟《五台山图》的雪青峰峦镀上一层朦胧光晕，几个身着厚重羊皮袄的当地人疾步穿过广场，靴底碾雪的脆响惊动了洞窟中沉睡千年的飞天。

夜巡员老马呵着白气推开藏经洞的木门，手电筒光柱里飘舞的雪尘，恍若百年前散佚的经卷残页。这个冬季，492个洞窟里的佛陀们终于得以休憩，壁画上的青金石蓝和孔雀石绿在雪光映照下，显露出千年未褪的庄严。

上午9时许，莫高窟的保卫人员在零下21℃的极寒天气中执行例行巡查任务。刺骨的寒风如刀割般掠过戈壁，裹挟着细碎的冰晶在空气中形成乳白色的寒雾，使得本就昏暗的晨间能见度骤降至不足20米。积雪在脚下咯吱咯吱的作响，呼出的白气瞬间在保卫人员的眉毛上凝结成霜。当队伍巡视至一间书画店门前时，保卫科长张建军骤然停住了脚步——这位有着20多年年文物保护经验的老兵敏锐地察觉到异常，他布满冻疮的右手悬在半空，鹰隼般的目光穿透风雪，死死锁定在店铺被撬的门锁上，透过门缝向内望去，店内一片狼藉。职业本能使他立刻意识到，昨夜发生了盗窃案。与此同时，另外两个商店和敦煌研究院美术库房也传来了同样的消息。

而与此同时，敦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值班电话的铃声也打破了办公室的沉静：公安局吗，我这边是莫高窟保卫科，我们这边发生盗窃案，请你们赶快派人来。

听着电话那头着急的声音，值班的刑警老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放下电话立马跑去给队长汇报。

隆冬季节，大雪封山，距闹市区50里外的莫高窟发生盗窃案实在罕见。

当队长接到报告后多一分钟也不敢耽搁，立即带领精干警力赶赴现场，同时将局里的宝贝警犬也一并带上。

闪耀着警灯的三辆警车，驰骋在早已被大雪覆盖的茫茫荒原中，车轮卷起的飞雪，在朝阳的折射下如同一条银龙奔向三危山，而清脆刺耳的警笛声，跟随着车队仿佛出征的战鼓，一声一声的在三危山脚下回荡。

抵达案发现场后，侦查人员迅速拉起警戒线，为防止围观人员对现场进行破坏，同时确保现场隔离并控制潜在风险，避免证据被破坏或污染。技术民警也迅速从勘察箱里取出白手套及头套等防护装备，手持专业勘查工具，肩上挂着的120型牡丹牌照相机开始对案发现场细致巡视。喷粉器喷撒出的金粉配合着镊子等工具小心触碰物证，小刷子逐寸扫过门窗、地面及可疑角落。在勘查中，民警发现窗户存在明显撬动痕迹，断定窃贼便是从窗户强行侵入的。

而闻讯赶来的商店负责人在技术人员提取完现场的物证后也对商店内失窃的物品进行了全面的清点，失窃物品包括：临摹壁画、书法作品，各类仿古工艺品如飞天雕像、胡杨木雕、衣食用品等200余件，价值12000余元。

为了迅速发现嫌疑人的行动轨迹，队长指令在一旁待命的带犬民警开始追踪嫌疑人。

当训导员在技术人员确认的嫌疑人足迹旁命令警犬嗅认后，蓄势待发的警犬便寻着嫌疑人的气味，如利刃破空而出，锋芒瞬时撕裂沉寂，向北追去。

100米，200米，500米，800米!“465”窟!

在465窟前的悬崖平台上，警犬先是在地面上嗅闻，突然绷紧肌肉朝着悬崖上的窟门一阵狂吠。它前爪重重刨击地面，每一声吠叫都像闷雷滚过戈壁。

紧随带犬民警之后的刑警队长和莫高窟的保卫科长发现警犬的这一举动后，似乎也意识到更为严重的事情即将发生，便迅速抢在警犬前面冲入窟内，而泥土混合着千年岩屑洒满地面、洞窟边缘散落着碎石和没有来的及带走的工具，尘土与颜料粉末的刺鼻气味弥漫着整个洞窟，接着微弱的光线，震惊的发现洞窟内几块壁画被盗割，场景触目惊心：一块75×47厘米的女性裸体壁画被从岩壁整块铲走，边缘留下锯齿状凿痕，裸露的壁面露出灰白底层；一块18×18厘米的男性裸体壁画遭类似手法盗割，切割线歪斜不平‌。相邻位置，15×18厘米的男女交合壁画被整幅剥离，仅剩粘合剂残留的暗斑，而22×28厘米的同题材壁画则被从顶部强行撬下，导致周边岩彩龟裂剥落‌。尤为惨烈的是，一块42×44厘米的男性裸体坐像壁画掉落在地，被摔的粉碎，最大不及掌心大小，颜料层与底材彻底分离，无法修复‌。现场还遗留了铲刀、绳索和包裹布片。

震惊中外的巨案发生了。

敦煌研究院的专家，敦煌市党政领导立即赶到现场，地委和甘肃省委领导同志召开紧急会议敦促早日破案，副省长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急切赶向千里之外的敦煌，电波飞向北京国务院和文化部。

面对被盗割的文化瑰宝，人们有的惊讶，有的惋惜，有的愤恨，甚至有文物专家跪伏在幽暗的洞窟前，任凭千年寒气透过青砖渗入骨髓。恍惚中，常书鸿1944年的日记字句突然浮现：“每一方剥离的壁画，都是割在民族神经上的刀痕。”站在洞窟前的山坡上，他们一定都在想，6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所制造的奇迹如何才能追寻回来呢?

大案震惊中外

莫高窟465窟壁画被盗案发生后，新华社记者张述璧报道了这一消息。《人民日报》先后3次报道了敦煌莫高窟壁画被盗的消息，上面赫然写道:“465号洞窟是敦煌仅有的两个元代洞窟之一，也是那里唯一反映藏传佛教风格的壁画洞。”“这次失盗的壁画是面积较小的密宗图像……每一幅都画得极为精湛，都是失而不可复得的瑰宝。”

“三幅‘曼茶罗’和一幅明王像被盗走，两幅密宗图像也曾是案犯猎取对象，……艳丽照人的画面上，留下了令人扼腕痛惜的伤痕。”

这些新闻在报上一刊载，全国愕然，世界愕然。文学艺术、考古、宗教乃至哲学、史地各界人士为之震惊。与莫高窟休戚相关的敦煌人民，为失落自己的家珍而痛惜。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在这艰苦的角落，为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奉献青春的人们，无不撕心裂肺，泪洒前襟。

谁不为莫高窟的艺术而动情呢?!

这块小而弥奇、怪而愈神的绿州，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壁画和彩塑的艺术宝库。492个洞窟中保存的北魏到元各朝代的2400余尊彩塑和45000平方米壁画，无不闪耀着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灿烂光芒。今天，“敦煌学”已经热遍全球，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国内外学者、画家、政府官员和旅游者，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进敦煌。

1600年前，前秦时期乐尊和尚云游到此。黄昏时，他看见三危山上放射出万道金光，便立志在对面的鸣沙山上开凿洞窟，塑立佛祖，化导群类,皈依众生。从此，便有成百上千的人们，在峭壁上胼手胝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世世代代地开山、凿洞、塑佛、绘画，虽经战乱而不止。那虚无飘缈的极乐世界对这些虔诚的芸芸众生有着多大的诱惑力啊!

神奇的丝绸之路从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西端敦煌而分道各地。当时的敦煌，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人文荟萃，使佛教文化艺术得以迅速发展。经过十几个世纪的历史创造和积累，敦煌莫高窟终于形成为一个彩塑惊魄、壁画迷人的综合性的艺术宝库。敦煌壁画所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历史，那高妙绝伦的技艺、绚烂富丽的色彩一向为世人所瞩目。此外，还有40000多件经卷文书，时间上起东晋，下迄赵宋;内容除儒经、道经外，还有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图经、方志、医书、历书等，涉及范围极广。这些藏书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这就是为什么国务院早在1961年将敦煌莫高窟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1987年将其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真正原因。

佛教信徒们都说佛祖释迦牟尼是大彻大悟、先知先觉之人。但是2500年前，当他在菩提树下得道之时却未料到，由他教化出来的释子们，竟会分割为几十个宗派。众多宗派中只有“密宗”(真言宗)一派把如来加入佛祖之列。“密宗”在印度出现最迟，传播方式为“亲就师受”。唐代深入的“密宗”，只称盛一时，旋即衰失，后来仅在我国西藏和日本得以留传。反映藏传密宗的绘画艺术在我国寥若晨星，敦煌石窟的“465”窟是其代表作品，历来被研究人员当作稀世珍宝。

1989年1月14日18时40分，酒泉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三楼处长办公室内，那部专用于重大警情的红色电话机骤然响起刺耳的铃声。正在审阅案卷的王成贤处长条件反射般抓起听筒，听筒里传来敦煌市公安局局长王洪义急促的喘息声，对方沙哑的嗓音中夹杂着戈壁滩特有的呼啸风声：“王处，紧急情况！莫高窟465窟西壁壁画遭人用专业工具切割盗窃，现场遗留的切割痕迹非常规整，初步判断是团伙作案！”这个编号让王成贤的瞳孔猛然收缩，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板，握听筒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作为在河西走廊从事公安保卫工作数十年的专家，他太清楚莫高窟的历史文化价值了，而465窟这个密教洞窟更是保存着罕见的曼荼罗壁画，其独特的坛城构图更是研究西夏佛教艺术的孤本。王成贤的脑海中立即浮现出465窟的影像：那些色彩斑斓的壁画上，金刚、明王与诸佛以精妙的几何结构排列，构成神秘的宇宙图景。每一寸壁画都凝聚着古代画师们的心血，如今却被人用冰冷的工具生生割裂。他注意到电话那头背景风声的异常，这预示着敦煌正遭遇罕见的暴风雪，恶劣天气将为现场勘查带来巨大挑战。

当处长王成贤挂断敦煌市公安局局长王洪义的电话后，迅速接通了省公安厅领导的电话，汇报了莫高窟的案件基本情况。同时，立即派行署公安处刑事技术科科长周国强、刑侦科副科长马文海和技术员刘建斌、梁建政连夜赶赴敦煌。

河西走廊的戈壁滩的朔风裹挟着砂砾般的碎雪，狂暴地抽打着那辆老牛头警车的玻璃，发出细密的噼啪声。侦查员身上裹着的黄呢子警用大衣也没能阻止寒风里疾驰时所钻进来的刺骨寒风，周国强将冻得发麻的脸颊紧贴在结霜的车窗上，呼出的白气在玻璃上晕开一小片模糊的雾区。远处，莫高窟锯齿状的崖体轮廓在翻卷的雪幕中时隐时现，宛如一尊沉睡千年的巨佛。这位有着二十五年刑侦经验的老警察，右手食指关节正以特有的频率轻叩膝盖——这是他思考重大案件时的习惯性动作。

当晚，寒风卷着飞舞的雪花，强行的给公安处大楼的玻璃窗安装上了一层冰雪般的窗花，院子里那两盏昏暗的路灯照着洋洋洒洒飞舞的雪花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白色。处长王成贤掐灭手中的那支吸了一半的兰州烟时，墙上的电子钟刚好跳到23:47，液晶屏的微光在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投下两道暗红。他抓起内线电话手背上交错的青筋如同戈壁干涸的河床，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沙哑而紧绷：全体班子成员，五分钟后三楼小会议室集合——”他顿了顿，瞥见窗台上积了半指厚的积雪，记着带上你们的茶杯，今晚怕是要熬个通宵。

会议室里惨白的灯光下，副处长柴廷荣正用铅笔刀削着铅笔。木屑簌簌落在泛黄的《莫高窟平面图》上，那些被他圈出的红点像渗血的伤口。“现场提取的壁画碎片，”他突然把铅笔撇在桌面，“含有苯丙氨酸类胶结物——这是专业修复师才懂的手法。”

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班子成员相继走进了会议室。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被盗案大家都听说了吧，鉴于此案件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十分恶劣，现在我宣布成立1·14专案组，指导敦煌市公安局快速破案。”处长王成贤的钢笔戳破会议纪要纸张。我来担任组长，柴廷荣、石允蒲两名副处长任副组长。通知下去：各县、市公安局均抽调精干警力，成立相应机构，听从处里的指挥，全力以赴协助破案。

1月16日的兰州，零下15度的严寒将整座城市冻成了一座冰雕。然而此刻，位于省政府大院的7号会议室却灯火通明，暖气与紧张的气氛交织在一起。这场从下午五点就开始的紧急会议已经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与会人员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但谁也不敢有丝毫松懈。会议室内鸦雀无声，只有投影仪运转的嗡嗡声回荡在空气中。幕布上，敦煌莫高窟465窟壁面的高清照片清晰可见，那道长达47厘米的切割痕如同一条狰狞的刀疤，在千年壁画上显得格外刺目。文物专家放大的特写镜头显示，切割边缘整齐得令人心惊，显然是专业工具所为。这幅画面像一把尖刀，深深刺痛着在场每一位文物保护工作者和领导的眼睛。

“这不是普通盗窃，是对中华文明记忆的亵渎！是对党和政府的公然挑战”。刘恕副省长拍案而起，实木会议桌发出沉闷的撞击声，茶杯里的龙井茶水纹剧烈颤动，几滴茶汤溅落在会议纪要上。这位地质学家出身的省部级干部面色铁青，镜片后的双眼燃烧着罕见的怒火，会议室内顿时鸦雀无声。经紧急磋商，会议决定立即成立省政府特别工作组，由刘恕亲自挂帅督办这起震惊全国的文物盗窃案。公安厅副厅长王玉玺下意识摸着配枪柄上未化的霜花——这位刑侦专家刚结束在甘南高原近半月的缉毒行动，接到命令后连夜驱车马不停蹄的赶回省城，警服肩章上还沾着唐古拉山的雪粒；文化厅董长河副厅长则死死攥着那份刚收到的壁画被盗案情况报告的传真，泛黄的纸张边缘已被捏出蛛网般的褶皱。

工作组立即赶赴敦煌，检查整顿莫高窟安全防范工作和督办侦查破案工作。公安部和文化部受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派员到敦煌协助工作。

次日凌晨4点，三辆考斯特中巴碾着戈壁滩的积雪向敦煌疾驰，引擎的轰鸣声在寂静的荒漠中格外清晰。车内暖气开得很足，与窗外的严寒形成鲜明对比。公安部刑侦专家张建国紧蹙眉头，正用红蓝铅笔标注嫌疑人可能的活动半径，车内的灯光映照着他布满血丝的双眼——这已经是他连续工作的第36个小时。他时不时抬头望向窗外漆黑的戈壁，手指在地图上快速滑动，将地图上的可疑区域逐一标记为红色。

后排座位上，文化部文物鉴定专家李曼卿戴着专业放大镜，正在反复比对莫高窟壁画的显微照片。她的指尖突然停在一处特写画面上，那是第328窟壁画边缘的颜料脱落痕迹。“这个切割角度太精准了，”她压低声音对身旁的助手说，同时将图片放大到极致，“看这些细微的纹路走向，作案工具绝对不是普通设备，至少是专业级文物切割仪。这种手法...很可能是国际文物盗窃团伙惯用的技术。”她的声音里透着凝重，手指不自觉地敲击着座椅扶手，显然在思考着什么重要线索。

2025年1月17日清晨，兰州城尚在寒雾中沉睡，街道上偶有早起的商贩推着板车吱呀作响。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内，值班警员们正紧张地来回穿梭，墙上的LED大屏突然亮起刺目的红光，将整个大厅映照得如同染血。厅长李卫国面色凝重地站在屏幕前，他布满血丝的双眼死死盯着敦煌传来的现场照片——465窟那面历经千年风沙的壁画墙上，赫然出现一处规整得近乎残忍的方形切割痕，边缘整齐得像是用激光切割而成，在斑驳的壁画间显得格外刺眼。这道伤痕不仅切断了飞天飘逸的衣袂，更如同一个粗暴的烙印，深深烙在这座千年佛国沧桑而神圣的面容上。

“全体注意，现在通报1·14案件情况。”刑侦总队队长张明低沉有力的声音通过加密专线，瞬间传遍全省87个分会场的立体声系统。他身后的电子屏同步亮起三维现场复原图：“经痕检确认，作案工具为工业级金刚石线锯，切割精度高，切口呈现典型高频振动特征。”会议室暖气嗡嗡作响，玻璃幕墙外的冬雪簌簌落下，各地参会者的笔记本却接连浮现出相同的关键词——专业文物盗窃团伙、跨国走私链条、失窃的西夏密教壁画残片。有经验的老刑警已开始用红笔圈注“金刚石线锯”这个特殊物证。

就在会议进行时，技术员小王突然举起颤抖的手：“气象台预警，未来48小时敦煌将出现近十年最强降雪。”大屏切换成卫星云图，白色的漩涡正笼罩整个河西走廊。

刑警总队负责报请公安部在全国查控案犯。

一小时后，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的红色传真机吐出第1989-1号协查通报。这份带着油墨味的文件，迅速传到了全国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摆上了主要领导的案头。

三九严寒的河西走廊，凛冽的西北风如刀割般呼啸而过。1月19日。副省长刘恕的越野车队刚刚驶过结冰的312国道，轮胎上还残留着祁连山的积雪。他褪下厚重的皮手套，仔细翻阅着案件报告，桌面上刑事照相的现场照片泛着冰冷的金属光泽——那些壁画被切割的断面，犹如被猛兽撕咬后留下的狰狞伤口。当晚22时17分，465窟内骤然亮起刺眼的应急照明灯光，将斑驳的壁画照得纤毫毕现。副厅长王玉玺一个箭步跨上勘查踏板，金属支架在寂静的洞窟中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他左手扶着潮湿的岩壁，右手持强光手电，整个人几乎悬在盗洞边缘俯身探查，警用大衣下摆沾满了洞壁上剥落的千年彩绘碎屑。“把葛有忠请来。”他对着步话机说，呼出的白气在窟内壁画上结出细霜。三百公里外的嘉峪关机场，因破案需要，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步法专家葛有忠刚下飞机，他那个磨损严重的工具箱里装着三十年追踪马背盗匪的步法分析图谱。

现场回放

大雪过后，伫立在沙海深处的三危山披上了银色的冰甲，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卷起雪砂，抽打在警戒线上发出碎玻璃般的声响。王洪义局长的大衣领结满了霜棱，呼出的白雾在勘查灯前凝成冰晶坠落。现场勘查工作在第一缕阳光洒向戈壁、洒向山顶的时候已悄然开始。

现场勘察工作根据现场情况迅速分为了两组，由敦煌市公安局局长王洪义统一指挥，一组由地区行署公安处刑事技术科科长周国强带领精干的技术民警负责实地勘查；另一组则有地区行署公安处刑侦科副科长马文海负责带领抽调来的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开展现场调查。

中心现场位于莫高窟北区第465号洞窟。窟外气温零下27℃，积雪厚3厘米。雪地上留有皮鞋、运动鞋、旅游鞋印和两处小便痕迹等。465窟门锁锁芯被钻去一半，窟门北侧上有60×72厘米的洞口一个，洞壁上留有螺丝刀挖掘痕迹。后庭铁质栅拦门上有钻、锯和螺丝刀撬挖痕迹，后庭门锁锁鼻被撬坏，玻璃隔离护栏已移开，窟壁上的壁画被挖掉5块，留有匕首、铁片切割、挖掘痕迹。地上有摔坏的壁画若干块、痰迹1处、宽胶带纸3条和杂乱的足迹。

窟外山坡上留有二人脚印。敦煌研究院美术库房门上钢丝链锁被剪断，库内箱柜均被翻动。莫高窟牌坊东侧200米处的“菩提荫画苑”门上挂锁被撬坏，室内墙上37副挂画、5副刺绣作品、25条真丝方巾，5件汗衫、1个绣花包、1条绣花围裙、1本精装飞天画册、1个编织旅行袋和部分团扇、手绢等商品被盗。地上留有烟头2枚。

莫高窟文物陈列室南侧“旅行商店”内部分葡萄干、饼干、水果糖、杏脯、罐头等同时被盗。

犯罪分子沿来路返回，在文化路3.5公里处的水井房生火取暖，吃饼干，清理所带物品。将几片铁片和半条棉线毯抛弃在水井房内。然后，换上皮靴，骑自行车到敦煌东大桥加油站，抛弃自行车，搭乘交通车潜逃。

现场勘查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摄像、照相和绘图记录，提取了尿迹、痰迹、足迹、气味等痕迹物证。分析认为：案犯系一高一矮两名男性，高个：年龄约23岁，身高约1.75米，体态偏瘦，习惯用左手；矮个：年龄约35岁，身高约1.65米，中等偏瘦体态，习惯用右手，熟悉莫高窟情况。作案时矮个子穿双钱牌运动鞋，鞋印长26.5厘米。高个子穿环球牌旅游鞋，鞋印长27厘米。

查缉李建国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副处长石允蒲亲赴敦煌坐镇指挥，协调各方力量开展侦查工作。敦煌市公安局民警按照专案组部署，对案发周边区域展开地毯式走访调查。通过细致摸排，警方获得重要线索：1月13日晚9时许，敦煌市幼儿园和沙洲旅社门前相继发生两起自行车被盗案件。据幼儿园教师王某描述，其被盗的是一辆26寸永久牌黑色男式自行车，车架有明显刮痕，后轮挡泥板有凹陷；沙洲旅社服务员李某则反映丢失的是一辆26寸飞鸽牌蓝色女式自行车，车把上缠着红色塑料带，车铃缺失。经技术比对，失主提供的这些具体特征与犯罪分子作案后遗弃在东大桥加油站附近的自行车完全吻合，特别是永久牌自行车车架上的独特刮痕和飞鸽牌自行车缺失的车铃等细节特征具有高度辨识度。这一发现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关键物证，证实了犯罪分子的活动轨迹和作案时间，为后续锁定嫌疑人奠定了重要基础。专案组据此判断，犯罪分子很可能是利用盗窃的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实施文物盗窃犯罪。

民警在清查敦煌“蒲风旅社”时，经理冯中机反映：“ 3号客房一号铺棉线毯被住宿客人李建国割去200×37厘米一块，”。与犯罪分子抛弃在文化路水井房的棉线毯的颜色，整体分离痕迹吻合，为同一条棉线毯。“蒲风旅社” 1989年1月12日晚住客登记：李建国、男，22岁，酒泉运输队干部。一行二人，住宿费每人每天3元，共计4元5角。13日早晨退房。

在案件侦破过程中，敦煌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对案发地的所有旅社、招待所展开拉网式排查。在清查“蒲风旅社”时，获得了突破性线索。

旅社经理冯中机向警方提供了关键证言：“1月13日上午9时许，保洁人员在打扫3号客房时，意外发现一号铺位的棉线毯被人为割取了一块长方形布料。经现场测量，缺失部分尺寸约为200×37厘米，切口位于毯子中部偏右位置。“刑侦技术人员立即对该线索展开深入调查，通过专业仪器检测发现，割痕边缘异常整齐，切口平滑，判断系使用手术刀或美工刀等专业锋利刀具所为。经进行纤维成分、编织密度、染色工艺等多维度比对鉴定，确认这块缺失的棉线毯在材质、纹理、磨损程度等多项特征指标上，与犯罪分子遗弃在文化路水井房的棉线毯完全吻合。

警方随即调取旅社1989年度的住宿登记簿进行核查，发现关键记录：1989年1月12日晚21时15分，一名自称“李建国”的男子登记入住3号客房。登记信息显示：李建国，男性，22岁，身高约175cm，工作单位登记为“酒泉运输队干部”，持编号为6201开头的甘肃省酒泉地区工作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登记显示同行人员为一人，但姓名、性别等详细信息均未填写。住宿费本应按每人每天3元标准收取，但实际收取了4元5角，旅社解释是因提供额外热水服务产生的费用。该男子于次日早晨办理退房，期间未有其他异常行为记录。

刑侦专家分析认为，这块被割取的棉线毯极可能是犯罪分子用于包裹或运输被盗文物的工具。其特殊的切割尺寸恰好可以包裹被割盗的壁画。这一关键物证的确立，不仅将犯罪嫌疑人与案发现场直接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揭示了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和活动轨迹，为后续的跨区域协查和嫌疑人刻画提供了科学依据。

专案组对金塔县石棉矿矿工进行了解时。矿工们清晰地回忆道：“1月14日破晓时分，约莫清晨8点，天刚放亮，我们16名从敦煌坐交通车回金塔，当车行至敦煌东大桥加油站附近时，车停了一下，就在这短暂的停车间隙，两名男子匆忙登车。“据矿工们描述，这两名男子身高差异显著，高个子约1.78米，矮个子约1.65米，均身着沾满泥土的工作服，穿长筒皮靴子，其中一人左脸颊还留有一道醒目的疤痕。他们随身携带的编织袋鼓胀异常，在车厢过道移动时不断发出金属物品碰撞的清脆声响。

售票员唐小平的证词进一步补充了关键细节："这两名乘客支付车费时，我注意到他们手指关节粗大，掌心布满厚厚的老茧，指缝间还残留着黄色泥沙，这种特征明显是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留下的痕迹。他们携带的行李很特别：一个印有酒泉农资字样的蓝色编织袋，袋口处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另一个是棕色的旧皮革手提包，皮质已经开裂泛白，锁扣完全脱落，只能靠几股粗糙的麻绳将开口处紧紧捆住。”唐小平回忆道，两人在玉门镇下车时的行为异常可疑：“他们先是假装整理行李拖延时间，下车时眼神飘忽不定，频频回头观察车内情况，将棉帽子戴的很低。等车门一关，他们就快步钻进了一条狭窄的巷道，那巷子连路灯都没有，黑漆漆的。”

基于这些目击证言，专案组绘制了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将查缉李建国确定为重中之重，要求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全力以赴，查缉李建国。

在随后的一个半月里，公安机关动员了敦煌、酒泉、嘉峪关三地警力，对辖区内所有名叫“李建国”的适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侦查人员不仅核查了户籍档案，还走访了各单位人事部门，甚至查阅了旅社、招待所的住宿登记簿。在嘉峪关市，警方重点排查了7名与嫌疑人特征相近的“李建国”，其中3人在运输系统工作，2人是建筑工人，1人为农场职工，1人系个体商户。经过反复核实，这些人的作案时间、活动轨迹均与案件不符，最终全部排除嫌疑。案件侦破工作因此陷入僵局。

究竟是侦查工作不够细致，还是侦查方向存在偏差？亦或是“蒲风旅社”经理冯中机刻意隐瞒了关键信息？为何排查出的94名“李建国”均不具备作案条件？带着这些疑问，专案组决定重新约谈冯中机。经过深入细致的询问，冯中机终于吐露实情：案发当晚，犯罪嫌疑人确实出示了身份证件办理住宿登记，但旅社工作人员并未认真核对证件真伪。由于担心因登记核查不严而受到责任追究，冯中机此前才谎称已查验过证件。这一关键信息的披露使案件取得重大突破，专案组由此判定：住宿登记使用的“李建国"身份极可能是伪造的，犯罪嫌疑人冒用他人身份实施作案。基于这一判断，专案组立即调整侦查方向，叫停了针对“李建国”的大规模排查行动。

专案组随后将侦查重点转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案发时段所有入住"蒲风旅社"的旅客进行重新排查；二是重点调查具备伪造证件能力或渠道的可疑人员；三是对案发前后旅社周边的监控录像进行细致分析。同时，警方还发现犯罪嫌疑人选择的3号客房位置隐蔽，且作案手法专业，显示其可能具备相关行业经验。这些新的侦查方向为案件突破提供了重要线索。

在案件侦破工作持续推进的过程中，专案组将调查重点转向了莫高窟这一关键区域。通过对莫高窟人员的系统排查，专案组发现案发时段到访人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旅游者，经核实仅有21名参观者；另一类是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总人数达374人，其中包括124名临时工，调出19人。专案组对这395人进行了细致的筛查比对，在深入调查过程中，一名已退的清洁工何存德引起了专案组的特别注意。该男子现年37岁，身高1.68米，曾因盗窃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对莫高窟内部环境十分熟悉，具备作案条件和动机。鉴于这些可疑因素，立即通知玉门市公安局开展工作，玉门市公安局接到通报后，迅速指派新市区派出所展开调查。派出所民警上门询问时，何存德坚称“1月14日案发当天我一直在家，哪里都没去”。由于缺乏其他证据支持，且何存德的不在场陈述暂时无法证伪，专案组最终排除了他的作案嫌疑，这条线索就此中断。

追踪朱砂

莫高窟遭窃这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88年12月16日，莫高窟美术库就曾发生过一起性质恶劣的盗窃案。当时，犯罪分子利用夜间安保薄弱时段，撬开美术库后窗潜入，盗走了珍贵的矿物颜料朱砂4.5公斤以及各类专业画笔二百余支。案发次日清晨，值班人员在清点库存时发现异常并立即报警。当地公安机关迅速展开侦查，经过细致的现场勘查，成功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石膏足模。但由于刑侦技术相对落后，这起案件最终成为悬案。

在此次“465”窟壁画被盗案的侦查过程中，专案组对历史案件物证进行重新检验。令人振奋的是，技术比对结果显示，两起案件现场遗留的双钱牌运动鞋足迹在磨损特征、步态特征等方面完全吻合，可以确认为同一人所留。这一重大发现让专案组立即决定将两起相隔不久的案件并案侦查，大大拓宽了侦查视野。

就在案件侦破工作进入关键阶段之际，玉门市医药公司业务股副股长王永安向专案组提供了一条极具价值的线索。据王永安详细回忆，元月16日下午，药店即将打烊时，两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推门而入。其中高个男子约1.78米，身着藏青色棉袄，说话带有明显的甘肃陇东口音；矮个男子约1.65米，穿着皱巴巴的灰色夹克，左脸颊有一道长约3厘米的陈旧性疤痕，疤痕呈暗红色，十分醒目。两人进入药店后不断东张西望，高个男子压低声音询问是否收购朱砂，当得到肯定答复后，矮个男子立即从怀中掏出一个油纸包，反复强调要“成色好的、纯度高的”，并表示“要多少有多少”。更可疑的是，两人在交谈过程中频繁交换眼色，矮个男子还不时透过玻璃门张望街面情况。经王永安对嫌疑人衣着特征、行为细节的准确描述，专案组发现这两人的体貌特征、口音特点、异常举止与通报的“465”窟壁画被盗案的嫌疑人相貌特征特征高度相似。这一突破性线索为陷入僵局的案件侦破工作指明了方向，专案组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决定采取以物找人的方法，动员全区各级公安机关广大民警对医药行业、交通要道展开地毯式排，追踪朱砂，攻克此案。

民警对辖区内440家药材收购店和医药门诊部展开了地毯式排查。经过细致调查，发现有17名可疑人员在案发后曾向这些商家打听朱砂的市场价格，并有出售朱砂的迹象。根据王永安反映的情况和排查结果，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玉玺在案情分析会上作出重要指示：“当前侦查范围要重点锁定玉门，可以确定卖朱砂的人就是盗画的人，如果查不出来，玉门要负责！”

为保障案件侦办工作顺利推进，省公安厅于2月3日专门下拨了5000元办案经费，用于支持专案组的后续调查工作。

转眼间春节来临，副省长刘恕亲自坐镇敦煌指挥破案工作。

在玉门市公安局会议室，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玉玺、酒泉行署公安处处长王成贤、玉门市公安局局长王庆华、副局长张兴民、行署公安处刑侦科副科长马文海等专案组核心成员齐聚玉门，研究案情，部署工作。面对春节假期可能给案件侦破带来的影响，会议作出三项重要部署：一是要求专案组全体干警放弃春节休假，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二是在玉门市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重点交通枢纽设立检查站，对可疑人员和行李进行严密排查，严防被盗文物通过交通工具外流；三是增派警力加强对莫高窟的巡逻防控，完善安防措施，杜绝再次发生文物被盗案件。同时明确要求侦查工作要“广撒网、细排查”，重点围绕朱砂、画笔、汗衫、字画等涉案赃物的流向展开深入调查，力争在春节期间取得突破性进展。

专案组民警和各县市公安局民警创新采用"全民动员、全面排查"的侦查模式。深入玉门、敦煌等地的乡镇村摸排。干警们克服恶劣环境，昼夜不间断地进行入户走访，在向群众详细说明案件特征的同时，广泛发动基层力量提供可疑线索。

进村入社，挨家问，逐户查，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提供线索。同时在区内对辖区内980家机修站、汽车修理厂、金属加工厂等工业生产单位展开细致排查，逐一核对铁片材质、工艺特征等关键信息。在高强度的排查中，专案组累计走访群众3万余人次，共排查出嫌疑对象813名，后均被否定，一无所获。

案件久侦不破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关注，日本政府通过日本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专门致函敦煌研究院，向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请膺：“如果你们警方破此案有困难，我们可以派警察去协助你们破案。”

面对外界的关切，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坚定回应：“我相信中国警方完全有能力侦破此案，相信此案一定能很快破获。”

大盗落网

农历新年的爆竹声还未散尽，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玉玺就接到一个令他辗转难眠的消息——日本政府提出要协助中国警方侦破那起震惊中外的莫高窟壁画被盗案。这个消息像块巨石压在他心头，办公室里那面挂满了锦旗和奖状的墙壁此刻显得格外刺眼。

这个案子在国际上影响太大了，自己的责任也太大了，非争一口气不可。正月初五，他就返回酒泉，要求全力以赴，不破不休！

2月13日，行署公安处成立专案指挥部。15日，召开全区公安局长会议，抽调民警208名，安排部署专案侦破工作。16日，省公安厅派刑侦处副处长梁碧农带领刑侦人员赴酒泉协助破案。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查证嫌疑人员951名。

3月21日，副省长穆永吉亲临酒泉听取案件侦破情况，并对前段时间案件侦破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克服畏难情绪，树立信心，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迅速破案。4月2日，副省长穆永吉再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汇报，当场下拨办案经费2万元。指出：敦煌莫高窟壁画被盗案侦破要与打击倒贩文物犯罪结合起来，在全省开展一次打击倒贩文物犯罪行动。

全省打击倒贩文物犯罪行动在酒泉迅速展开，公安机关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破案，一个月时间，破获倒贩文物案件190起，缴获文物203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8件。

4月13日至16日，玉门、敦煌两市公安局先后收到了“敦煌壁画案与玉门市轻工机械厂职工李清玉有关”的匿名信。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5月22日，写信人续香兰、陈学直接到玉门市公安局找局长王庆华反映：“在李清玉的宿舍见过一本精装飞天画册，还听李清玉说在敦煌搞了四块壁画等”。王庆华即刻派副局长张兴民调查。

张兴民调查发现：玉门市轻工机械厂工人李清玉的未婚妻王玉花持有莫高窟个体商店被盗的汗衫和团扇。再查，发现李清玉，男，22岁，身高1.75米，右手拇指、食指缺失，左撇子，与刻画的犯罪分子相吻合，与市化工厂工人何存德关系密切，而何存德又与文物贩子魏立国来往密切。

5月24日，玉门市公安局对涉嫌盗窃敦煌壁画的犯罪分子李清玉、何存德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刚刚升任行署公安处副处长的周国强充分发挥专业刑侦技术优势，立即调集警犬队对案发现场提取的尿迹和足迹进行气味鉴别。经过科学比对，警犬鉴别结果显示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气味样本与现场遗留痕迹完全一致，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关键物证支持。26日一大早，专案组负责人王成贤亲自赶赴玉门市公安局指挥审讯工作。

在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后，何存德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根据其供述线索，警方成功起获被盗元代壁画1块，并根据案犯何存德供述，起获被盗壁画1块，意外查获手榴弹1枚、自制手枪1支及子弹2发等违禁物品。鉴于案件重大且涉及珍贵文物追回，甘肃省公安厅迅速行动，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通报了这一特大喜讯。

何存德: “我对工作不感兴趣，1981年和不三不四的人来往，犯了盗窃罪，1982年减刑提前释放。不久又犯贪污罪被判刑四年。1988年11月刑满释放，一个朋友要我和他做生意，在金钱的诱惑下我又犯了罪。”

李清玉:“在学校我对未来有过美好的理想。1984年参加工作后，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技术。后来左手受了伤，就东游西逛，以烟酒为友，虚度年华。”

何存德二次出狱后，也试图靠劳动致富。他东跑西颠，上兰州，下关中，卖服装，贩布料，确实忙活了一阵。因为本小利微，不谙商道，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这个36岁的光棍眼红了，布满血丝的眼睛里依稀出现电影《东陵大盗》的镜头。河南、陕西、青海、甘肃等地掘古墓、卖文物的消息频频传来，国外古物和艺术品的价格风涨，他决定铤而走险大干一场，弄个十万八万，娶个漂亮老婆，坐享一世清福。

他的目标选准了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充满了神奇的诱惑。这里有天堂也有地狱，有创造也有罪恶。公元11世纪初，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将40000件经卷匿于16窟秘洞之中，而后事主不知所终，藏经洞遂成千古之谜。“发现”本身不能说是“不幸”，就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前80天，定居在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从此，灾难随之降临，掠宝者接踵而来。

历史永远记载着劫掠者的名字:

1907年，英国的因斯坦伪装成玄奘的信徒，从印度来到敦煌，用4块马蹄银(每块重50两)换取了10000卷珍贵文稿，1908年，精通汉语的法国人伯希和藏身密室3周，几乎翻阅了每一张纸片，选走了全部精华;

1912年，日本人大谷光瑞等人从王道士手中搞到大批经卷，伪装后偷运出境，

1905年、1914年，俄国人奥勃鲁切夫、鄂登堡，先后骗取了大量文书，包括10个朝代、10多个民族的资料;

1923年，美国人华尔纳为了“剥光这里的一切”，使用特殊化学溶剂，剥走了7个窟的26方壁画，还盗走了两尊精美的供养菩萨塑像。

何存德曾在敦煌石窟当过5年临时工，他知道应该怎样干。1989年元旦刚过，他找到了百无聊赖的李清玉。

“没钱花，日子不好过，想办法捞点。”“去敦煌试试。”

“搞文物有人肯出大价钱，干不干?”

“干!”

这两个由打架相识，又化干戈为玉帛的无赖一拍即合。1月12日，何存德、李清玉从玉门赶到敦煌。次日夜，他们骑上“牵”来的两辆自行车直奔莫高窟。

寒冬腊月，大雪铺地，月明星稀，万籁俱寂。两条黑影越过河滩，爬过铁栅，攀上“465”窟。李清玉的手摇钻并没有显示威力，铝合金大门上的保险锁巍然不动。何存德转向大门左侧，在门框与石壁间的土墙上摸索着。他用铁钎撬开土块，2人相继钻入洞窟外室。“欢喜洞!”(465洞俗称)在手电筒的闪光中，何存德不禁眉飞色舞。接着2人又迅速捣毁了内室木质门框。

2人贪婪地欣赏着天国灵光中的盛景。这个元代开凿的洞窟恰似一个蒙古包，四周和穹顶的绘画，虽然经历了600年之久，依然色彩斑斓。何存德指指点点，语无伦次地讲述着“欢喜洞”的来历和藏族起源的传说。圈定范围之后，他们拿出匕首、钢片，开始了罪恶的行径。

1方、2方、3方、4方，“啪”的一声，第五方壁画跌落下来，摔个粉碎。是神灵的警告还是心存悸怕?2人拿起4方壁画窜到洞外，沿山脚向南溜去。

“28层楼!里面有成堆的香火钱。”

上午，李清玉专程来踩过点。他看着依山而建、气势雄伟、里面塑有释迦牟尼立象的古代楼阁，双手发痒了。

“甭想!这里才装上防盗警报。”

何、李2人拐向东面的风景区，连撬3个小卖店、一个美术库房，顺原路回到“465”洞。他们把一方较大的壁画埋入沙堆，用工艺品盒装好另外3方壁画，带上偷来的财物匆匆赶回敦煌。这时，东方的天空已现出了鱼肚白。

案犯脱逃

5月28日，在所有人因案犯到案而感到欢欣鼓舞，整座城市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而飘散着粽叶的清香，家家户户门前的艾草在暮色中轻轻摇曳的时候，一则爆炸性新闻如惊雷般炸响——臭名昭著的壁画盗窃案嫌犯李清玉在拘留期间突然绝食抗议，而同案犯何存德竟趁看守交接班之际，用事先藏在鞋底的细铁丝撬开手铐，从玉门市公安局二楼洗手间的窗户成功逃脱。

这突发的情况瞬间凝固了节日的欢快气氛，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换下警服的专案组民警小李还没来得及尝一口半年未见的母亲包的鸡蛋韭菜馅饺子便立即出门返回单位，小广场上嬉戏的孩童被突如其来的警笛声惊散，市民们面面相觑，街头巷尾的谈论中无不是说何存德逃脱的事情，难以置信戒备森严的公安局竟会出现如此重大的监管漏洞。

王玉玺接到紧急案情报告后迅速展开行动，立即采取一系列周密措施：首先对看守所实施封闭管控，切断与外界的联系，避免串供或逃脱；同时迅速在玉门市各主要交通枢纽布控，全面切断嫌疑人可能的出逃路线；同时调集专业警犬队支援，利用气味追踪技术协助搜捕；并组织全市警力投入行动，展开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搜捕，力争以最快速度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专案指挥部总指挥王成贤、副总指挥石允蒲立即赶赴玉门，组织、指挥搜捕行动。玉门市公安局局长王庆华调集全局民警封锁了玉门市东口、西口、北口和南山。并组织民警开展大清查。

截至5月28日23时，由公安、武警和当地民兵组成的联合搜捕队，已建立起半径20公里的封锁网，包含地面巡逻、警犬追踪和道路卡口三道防线，尤其对散布在该区域的9个废弃化工厂、矿洞等易藏匿点实施24小时监控与动态布控。

夜幕降临后，何存德沿着祁连山脚下蜿蜒的小道悄然行进，借着浓重夜色的掩护躲避追捕。他刻意避开主干道，选择人迹罕至的山路，每走一段就停下来倾听周围的动静。白天则潜伏在油田作业区堆积如山的废弃机械设备之间，这些锈迹斑斑的钢铁丛林成了完美的藏身之所。他充分利用油田昼夜不停的钻探声、机械运转声等工业噪音作掩护，连脚步声都被轰鸣的机器声完全掩盖。

5月30日凌晨，趁着值班人员交接班的空档，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液压剪轻松剪断油田水电厂外围的铁丝防护网，悄无声息地潜入厂区，摸进工人宿舍，盗取了1套油渍斑斑的橙色巡检工作服，穿戴整齐后俨然一副值班工人的模样。随后又撬开职工食堂的后窗，盗取了大量馒头、罐头等食物，足够维持数日的基本生存需求。

警犬“追风”凭借其敏锐的嗅觉，精准识别出嫌犯何存德遗留公安局的一小块使用过的手纸气味特征，经过追踪后，确认该犯并没有离开油田的作业区。

5月31日晚，何存德乘玉门油田水电厂值班室无人之机窜入值班室寻找食物、并将值班室内物品乱翻一顿，值班员返回值班室后，立即向公安局进行了报告。

王成贤紧锁眉头，指节因用力握着对讲机而微微发白，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如同出鞘的利刃般穿透黎明前的寂静：“各小组注意，立即包围水电厂。重点排查地下二层暖气管道区域，嫌犯极可能利用供暖系统逃窜！”

凌晨五点的水电厂被灰蓝色的晨雾缠绕，冷却塔的轮廓在雾气中若隐若现。随着尖锐的刹车声划破夜空，十二辆警车呈扇形包围了建筑，近百米余名戴着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以战术队形散开，防弹盾牌在探照灯下反射出冷光，将这座苏联风格的红砖建筑围成铁桶。警犬的吠叫声与金属装备的碰撞声在空旷的厂区间回荡。

6月1日清晨6时47分，天边刚泛起鱼肚白，搜查已持续近两小时。当第三搜捕组长张明用警棍轻叩西北角暖气管道时，一段空腔回声引起了他的警觉。撬开锈蚀的检修盖板后，强光手电照出了夹层深处颤抖的人形轮廓——正是失踪多日的何存德。这个不足两平米的狭小空间弥漫着腐水与汗液混合的酸臭，地面上散落的方便面包装袋已沾满了泥土，七八个被捏变形的矿泉水瓶记录着逃亡时光。何存德蜷缩在管道深处的阴影里，双手抱膝，褴褛的衣衫挂着褐色锈迹，当光束直射瞳孔时，他条件反射地用手臂遮挡。民警老周蹲在管道口温声劝解，面对民警的耐心喊话和政策宣讲，他最终放弃了抵抗，颤抖着举起双手，在两名武警战士的协助下艰难地从管道夹层中爬出束手就擒。

何存德再次被抓获后，老老实实的供述了伙同李清玉盗窃莫高窟465窟欢喜佛壁画的罪行：1988年12月16日，李清玉乘换休到莫高窟盗窃了美术库，回来后给我说：“莫高窟没什么设防，也没值钱的东西。”我说值钱的东西在465窟。此后，我们决定盗窃465窟，并准备了手摇钻、克丝钳、螺丝刀、刀子、手电、锯子和铁片。1989年1月12日，我和李清玉携带准备好的工具，乘坐交通车到达敦煌。当晚住蒲风旅社，登记时听前面登记住宿的人叫李建国，李清玉就冒称李建国登记，旅社经理也没查看证件。晚上我们偷割了床毯。13日早晨，先到街上偷了两辆自行车，然后回旅社结账。然后骑自行车到莫离窟，先破锁，后挖洞，从465窟墙壁上挖下了5块壁画，因有一块太大不好携带就埋在洞外沙滩里面了，然后，又到南区撬了几个商店，拿了些食品等物后原路返回。在一个水井房生火取暖，吃了饼干，重新包装了壁画，清理了工具，将剩下的棉线毯和不用的铁片扔在了水井房。14日早8时，骑自行车到敦煌东大桥加油站抛弃自行车，乘交通车到玉门镇，在行李寄存处寄存了装壁画的手提包和编织袋，等到下午4点，又乘交通车回玉门市，到玉门市以后，将壁画拿到玉门石油管理局运输处汽车训练场埋藏。

后 记

5月26日，公安机关分别在莫高窟和玉门石油管理局运输处汽车训练场起获了被盗壁画3块。敦煌研究院将壁画复贴原处。

8月9日的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内，老旧的吊扇在三十八度高温中徒劳地旋转，扇叶搅动着凝滞的热浪却驱不散法庭里令人窒息的闷热。斑驳的墙皮在热浪中微微卷曲，审判席上法官们的法袍早已被汗水浸透，紧贴在背上。何存德、李清玉被法警架起拖着沉重的脚镣走进法庭时，金属碰撞声在肃静的法庭里格外刺耳，每一步都像踏在在场每个人的心上。旁听席角落里，某位鬓发斑白的老画师突然眯起浑浊的双眼，颤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描摹——他正数着被告白衬衫后背渐渐洇开的汗渍，整整十九块阴湿的云斑，边缘晕染的形状竟与敦煌壁画上那些被盗割的刀痕惊人地相似。老画师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仿佛在默念那些被盗割佛像的名号，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渗出泪水，在高温中迅速蒸发。那些残缺的佛影似乎正透过汗衫发出无声控诉，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莫高窟特有的矿物颜料气息。

全体起来，现在宣读刑事判决书。

当审判长肃穆的宣判声在法庭内回荡，宣告死刑判决的瞬间，李清玉辩护律师手中那支陪伴二十载的老式英雄钢笔突然剧烈震颤。这支见证过无数案件的老钢笔，此刻竟像被注入生命般在律师指间跳动，镀金的笔夹在灯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笔尖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操控，不受控制地刺向记录纸，在“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铅字上戳出一个深不见底的凹痕——那凹痕边缘异常光滑，像是被高温熔蚀的金属，又似被利刃精准切割的伤口。蓝黑墨水从破损的笔尖喷涌而出，在判决书上晕染开一片不祥的墨渍，墨水流动的轨迹竟呈现出飞天舞动的姿态。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墨渍中渐渐浮现出细密的金色颗粒，宛如敦煌壁画中剥落的金箔，在法庭炽白的灯光下闪烁着微弱而执着的反光。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恍惚间仿佛看见敦煌的经变画在法庭穹顶徐徐展开，而被告席上的身影，正与壁画中那些被割去头颅的供养人渐渐重叠。

“这些都是事实吗?”经过法庭调查、辩论等程序以后，审判长平静而严肃地问道。

“是的。”何存德、李清玉垂头丧气，无可奈何。

审判长让何存德、李清玉作过最后陈述之后，当庭宣布:

“被告人何存德、李清玉无视国法，胆大妄为，盗粘、切割多件国家馆藏一级文物，盗窃大量公私财物，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

“被告人何存德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李清玉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审理了何存德、李清玉的上诉案，甘肃省高院法官在审慎查阅案件证据材料过程中，文物保护专家提交的《壁画损伤永久性评估报告》引发了高度重视。这份报告通过严谨的专业分析表明：“因颜料层剥离加速了氧化进程，精密仪器检测显示，壁画颜料每平方厘米年褪色量达0.3微米”。这一精确量化的科学结论，深刻揭示了文物遭受的永久性破坏，最终在量刑审议时，成为合议庭维持死刑原判的重要技术支撑。

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定性处刑均无不当，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何存德、李清玉2人死刑。

12月19日破晓时分的玉门郊外，刺骨的西北风卷着戈壁特有的细碎雪粒，在无垠荒原上掀起阵阵白色漩涡。枯黄的芨芨草顽强地从冻土中探出头来，每根草叶都挂着拇指粗的冰凌，在朝阳的映照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行刑前十分钟，何存德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佝偻的身躯猛地挣脱两名法警的钳制，皲裂的脖颈青筋暴突，浑浊的双眼死死盯着远处祁连山脉的轮廓——那亘古不变的雪线正沐浴在晨光中，泛着与敦煌壁画底层白垩如出一辙的冷青色。“那颜色...”他干裂的嘴唇剧烈颤抖着，喉结上下滚动，“多像我们当年在第465窟刮下来的白垩层，铲刀轻轻一撬就整片剥落...”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响划破荒原的寂静，几只沙鸡从输油管道的阴影中惊起，扑棱的翅膀在油田上空划出凌乱的轨迹，黑色的剪影掠过数十台规律摆动的磕头机。与此同时，三百公里外的莫高窟仍沉浸在黎明的静谧中，九层楼飞檐下的铜铃在寒风中纹丝不动。值班讲解员王秀云戴着老花镜，正用祖传的麂皮布仔细擦拭第465窟的铜质解说牌，她布满老茧的拇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盛唐彩塑”几个凹陷的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