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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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索瓦路边的萤火虫，想起了雨季时落在我蚊帐上的大飞蛾子，我喜欢那里夕阳西下时挂在天边迟迟不肯归去的云彩，甚至有点怀念刚来IAI时路边摘到的香蕉。我听到了窗外保安大叔家的小婴儿牙牙学语，她说 dada dada，不算夜深但也人静的时候可真好听。……
我房间里有只小老鼠，很小很小的老鼠，过了一惊一乍的时期，我现在也可以做到和它和睦相处了。我趴在垫子上写日记，它从垫子下路过。它停下来看了我好久，我也看了它好久。然后，它慢慢地走掉，我继续写日记，我们两个都很安静。”——2020年2月4日
这是我在非洲时候写的一则日记。
你看啊，字里行间都那么快乐。环境再苦我也是快乐的。
可是现在的我，想起来非洲那段时光，总是觉得有些感伤，不是因为回忆，是因为我始终觉得比回忆更重要的是回忆里的人。
我跟他们闹掰了。同在异国他乡，没有几个中国人的情况下，我还跟那几个伙伴闹掰了。原因很简单，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他们在背后随意地吐槽了我两句，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恶意，但在当时二十三岁的我听来仿佛就是破碎般的委屈。
时隔多年，我承认是我太敏感或者说太开不起玩笑了。用网络上那个词来说，就是“玻璃心。”
我总是试图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划上对等。
我总认为，我对他人是怎样的感情，维护、理解、惦记、偏爱，他人就应该也用同样丰沛的情感来对我。那时大学刚毕业，意气风发，孤身一人勇闯非洲，无所畏惧，唯怕辜负。
其实读大学的时候也被辜负过，但没长记性。
大一的时候，我和班里另外一个来自天津的女同学都选修了兵乓球。我会打兵乓球，而她一点儿都不会。没人愿意和她组队，毕竟兵乓球是两个人的互动竞技，大家都想找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我像个江湖侠客一样挺身而出。我觉得都是一个班的，我应该帮她。我陪她练球，陪她捡球，陪她度过了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问我要不要换个搭档，会影响我的成绩。我怕她难过，潇洒地拒绝了。我甚至觉得我不在乎什么成绩绩点，我在乎的是那个朋友。
大三的时候，老师要求分小组完成作业。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我的绩点不是很好，同学们自然是不愿意跟差生分到一组的。我能理解，也并没有很伤心，哪个小组要我要就去，听配合就行了。我像个大家都不想要的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最后被分到了和所有的留学生一组。
其实我当时心里反倒是解脱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小组作业只需要我一个人全权完成就好了。我在心里决定给那几个和我一样没人要并且沟通有碍的留学生挂个名字就好了。
可是，我从另一个朋友嘴里偶然听到了一句话，“其实最开始我想跟你在一个组的，XXX说把你换掉。”
XXX便是那个曾经我陪她打乒乓球的女孩。
我已经无法回忆起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内心的起伏了。总归是很伤心的吧，不然我也不会把这件事记这么多年。
我现在，不怪她了，也不怪非洲的那几个伙伴了。
我开始意识到是我的问题，或者说“辜负”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从来都不是对等的，又何来辜负之说呢？
你以为对对方推心置腹的真诚相待，或许在他眼里会是沉重的负担与难解的偿还；你以为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别人眼里或许只是无心之举、举手之劳。世间众生百态，我们之所以会觉得自己被辜负，究其根源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把自己的情感看得太重，也把他人的回馈看得太重。
“重情”二字，有时候并非是个好词，它像是一个枷锁，框住了千千万万个肆意洒脱的灵魂。
我想站在现在，对过去一次次自以为被辜负而暗自感怀的自己，举一杯名为“和解”的酒，遥遥相敬，告诉他，“你很好！你重情，但也别辜负了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