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的霸业

晋文公是春秋时期有名的霸主。作为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序幕，晋国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动荡。当时晋国的国君是晋献公，他有很多儿子，其中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这三位都以贤德著称。后来他宠爱的骊姬为他生下了公子奚齐。爱屋及乌，爱母及子，献公偏心奚齐，想把君位也传给他，那三位很得民心的公子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尤其是太子申生。

晋献公的第一个举措，是把那三位公子派到外地，远离都城，眼不见心不烦。当然，那三位都没过错，所以也不能过分，申生作为太子，去的是曲沃之地。曲沃是大城，甚至比都城还大，当初封在曲沃的晋武公还吞并了整个晋地。不过，把太子派到外地，已经给国家，给臣子们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第二个举措，是讨伐虢国，让太子领兵。献公肯定巴不得太子在战争中死去，毕竟兵者凶也，谁也保不准。但是，战争是把双刃剑，如果太子得胜，反而会更增威信，所以也不能说献公错。不过，大臣们看不过去了，于是义正言辞的进谏，说太子是镇国重器，哪能随便出征？而且有大臣代太子出征，并取得了胜利。根据太子后来的表现来看，太子是个善良且软弱的人，这样的人并不适合在战场，献公和大臣们肯定都看到了这点，所以献公才让太子挂帅。但是，太子又是深得大臣之心的明主，这点也很明显。

晋献公更感到了危机，太子太得人心了，不好处理。他和骊姬商量，用什么办法废黜太子。谁知骊姬这时候却显得很贤惠，大说太子的好话，说不能废黜。估计献公都懵了，合着就他一个人在多事？其实骊姬才是真正有心机的政客。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申生这样很得民心的太子，没有大罪是无法废黜的，他本身很贤能，自己犯大错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她这时候站到太子的对立面，去鸡蛋内挑骨头，就算能够找出一些不疼不痒的过错，也无法废黜太子。所以，她故意站在太子一边，首先就是要麻痹太子，让他放松警惕；其次还宣示世人，让大家认为她不会陷害太子，可以骗过部分朝臣和百姓。都说最毒妇人心，心机妇人在政坛，确实是不可小觑的存在。不过，从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她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因为根本没人相信她。

机会来了。曲沃有晋国先祖的庙，太子肯定要主持那边的祭祀活动。在古代，祭祀用的肉称为胙肉，是非常尊贵的，君主一般都会赏赐给亲近的大臣。太子的胙肉，肯定要献给君父。太子把胙肉送来后，骊姬毫不犹豫做了手脚。第二天，当献公准备享用胙肉时，骊姬提出为防万一，先让别人试试。果然，动物吃了动物死，人吃了人亡。于是骊姬开始了表演，声泪俱下梨花带雨，跟献公说，太子肯定是恨我们娘俩才会加害于你，你现在在位，还能保护我们，将来你不在了，我们该怎么办？你干脆让我们逃命去吧。可想而知，献公勃然大怒。试图毒害君王的罪行，足以诛杀太子了。

太子当然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大臣们也心知肚明。于是，这些明智的大臣，就劝太子早做打算，自证清白，免得无辜遭殃。可是，这位太子太贤明了，他觉得，只要我申辩，不管能不能自证，这件事都将成为朝堂中的笑柄；即便我能够自证清白，之后呢？那样肯定要处理骊姬，而我的父亲已经老了，离不开骊姬，为了我的缘故赶走骊姬，会让父亲伤心难过，违反孝道。大臣又劝他逃亡，他觉得自己担上了弑父的恶名，没有国家肯容纳。这就是他近愚了。骊姬宣称申生弑父，公子重耳和夷吾是同谋，那两人都逃到国外，根本没人追究他们所谓的恶行。国际政治，考虑的只是利益，申生作为晋国的太子，哪怕有错都是一个大国的未来，多少小国想巴结而未得，怎么可能没人容纳。最终，申生选择了自我牺牲。他自杀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他的死保存了晋国政坛的一丝颜面。

申生死后，聪明的重耳和夷吾，立刻知道自己离祸端不远了。他们不像太子，没有傻乎乎的等死，而是走上了逃亡的道路。最后，重耳经过十九年的颠沛流离，遍尝人间冷暖，深知民生疾苦，主政后一举奠定了晋国的霸业。而且，晋国之强，一直贯穿了整个春秋时代，直到最后一分为三。可以想见，以申生的贤明，如果他成为晋国的君主，肯定也能成就一番霸业。可惜，君子欺之以方，贤明的人因过于贤明而自绝于世，留给后人无尽的唏嘘感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面对恶行的迫害，善良的忍让、牺牲会让人感佩，但就是正确吗？申生的贤明如果造成狠毒的骊姬和她儿子执政，恐怕未必是社稷之福。不过，骊姬的恶行想让自己孩子当上国君，事实上也没有如愿，献公刚死奚齐就被看不过去的大臣所杀，掀起了晋国政坛的轩然大波。申生的太过善良，最终造成了晋国的政治动荡，给晋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实是大错特错。善良，是很难感化恶行的，骊姬的恶行成功了，她只会变本加厉，更加恶毒；反而是寸步不让的抗争，才能让她有所顾忌，不敢为恶。事实证明，如果申生奋起还击，大臣和民众肯定是更信任支持他的。有了大臣的支持，他的反击大概率会成功。为了父亲，他可以成功之后赦免骊姬。这种还击之后的原谅，才是最好的做法。说到底，还是个性使然，如果是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碰到这种情况，肯定会逼着父亲退位，让骊姬和他一起养老去了。真如此，倒也避免了奚齐的被杀。所以，世间的善恶，有时很难说清。

《三国演义》中有个情节。当刘表准备把荆州给二儿子刘琮继承时，大儿子刘琦感到了危险，向诸葛亮求教。诸葛亮只说了一句话：你没见到申生留下而死，重耳逃亡而生吗？刘琦明白了，于是逃到了江夏。春秋后期，楚王设置了陷阱，诱捕伍氏兄弟，伍尚选择了舍生取义，伍员选择了逃亡。他们的选择，谁对谁错，很难说。

申生的舍生取义是个悲剧，事实上也是个错误。当然，这是我们后人站在上帝视角看待这件事，当申生自杀时，他是想不到此举会造成晋国的大乱的，他以为自己的退让和牺牲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生还是死，义还是不义，这都是选择，都是考量。我认为，决不能轻率的死，因为这是另一种方式的放弃；更不能苟且的生，因为人需要尊严。

君子可欺之以方。历史上，善良的君子没有得到好结果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他们虽然生命终结了，但他们的清誉留在了史册，他们的精神光耀千秋。劣币驱逐良币或许可以在某个时段短暂发生，但在历史的永恒中永远是良币驱逐着劣币。申生的做法也许错了，但舍生取义的精神没错，它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正是这种精神，确保了日寇肆虐时，中华大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成了十万不灭的忠骨；也正是这种精神，确保了中华民族的不屈，直到永远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晋文公和齐桓公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很多不同。首先，两人当初面临的情况相似，但采取的措施不同。两人都处于国家的乱世，都是出走以避难，而且更巧的是，避难的都是两位可上位的公子，齐国是公子小白和公子纠，晋国是公子重耳和公子夷吾。当时，后继之君都出自这两公子中，但两位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当时的齐国更倾向于公子纠，但公子小白先下手为强，抢了君位；而晋国更倾向于公子重耳，但重耳却犹豫退让，反而是夷吾当上了君位。其实，这完全是重耳的失误。重耳素有贤名，他逃难的时候，国内有众多贤士追随，后来国家君位空缺，国人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而且也先找到了他，送达了国人的请愿书。这是多好的送上门的机会，偏偏重耳太重视名声，也被名声拖累了。他当时辞不就位，理由有两个：一是当时晋国群臣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唯独最主要的忠臣狐突没有签名。其实，狐突的两个孩子都跟着重耳逃亡，所以狐突当然希望重耳即位，只是他考虑到国内的乱状，认为自己不签名更好。阴差阳错，这引起了重耳的过度解读。二是重耳考虑到国内乱状，君主刚刚遭弑，自已没尽到扶持君主的力量，反而从被弑的结果中得到好处，恐怕有人非议。就因为这些过于追求极致道德的想法，造就了他的失败——公子夷吾即了君位，他不得不沿续逃亡之路。对比齐桓公，人家是毫不犹豫抢了君位，哪像重耳这样犹豫不决坐失良机。

当时秦晋是姻亲，秦国是大国，又是晋国的近邻，所以秦穆公的帮助对晋国的新国君上位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雄心壮志的穆公而言，晋国这么强大的竞争对手，拥有昏君肯定比贤君对自己更有利，重耳贤名远播，所以他选择了扶持夷吾上位，这也是夷吾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夷吾是小人，他对待于己有恩的穆公也是小人行径。当初，他为了穆公支持自己，毫不避讳的说愿意割让五城作为报答，连秦国的使者都觉得这个报答太重了，建议他再考虑考虑，可他毫不犹豫。当时他想得很简单，自己只要得到君位，整个晋国都是自己的，区区五个城池算什么。可当他即位以后，穆公来索要城池时，却反悔了。小人自有小人逻辑，是想不到信义的。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求于秦国了，当年的承诺就无所谓了，现在怎样表达感谢是自己说了算，就这样摆了穆公一道。更让人无语的是，后来晋国遇到灾荒，他厚着脸皮去求秦国帮忙，穆公终究是仁君，觉得虽然君王无道但百姓何辜，所以还是帮了忙。转年，秦国遇灾，理所当然请晋国帮忙，谁知夷吾居然认为秦晋两雄不并立，自己反正已经得罪秦国了，秦君妇人之仁给了自己帮助，是他太傻，现在秦国遭困，自己当然不但不应帮忙，反而应该乘势从中取利，所以兵发秦国。这种行径，简直让秦人气炸了，连晋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民心所向，一方是同仇敌忾，一方是自觉理亏，秦人大败晋人，连夷吾都被抓住，算是天理昭彰。

齐桓晋文的第二个相同点是最后即位时都是兵戎相见。当时晋国已有君王，但秦穆公支持重耳，派兵到晋国抢君位；当年齐国桓公即位，鲁国同样是派兵为公子纠抢君位。这个时候，人心向背就起了决定性作用。桓公即位后，国人认可，鲁国为了一己私利，齐人当然明白，所以奋力还击，打败了鲁国人。然而，晋君已经失尽民心，重耳带领秦国军队到来时，兵不血刃，所有晋人都倒向了重耳，重耳顺利夺位。

历史上对重耳周游列国，评价是正向的。重耳当时以一个破落公子，惶惶似丧家之犬，到列国是求助，所以饱经世事沧桑人情冷暖，也深刻理解了民生苦痛，从而他即位以后，能够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宽厚待人，晋国也就很快国富民强。确实可以说，他的这段经历，是他最宝贵的人生财富，他能够后来称霸，和这段苦痛密不可分。然而，这是后来的事情，在流亡的时候，重耳能否活着回来，能否即位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更不要说后来称霸了。

重耳出走时已经四十三岁。古代，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和医疗手段的落后，社会平均年龄也就三四十岁，所以直到唐朝，杜甫仍在感慨，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能活到七十岁的人少之又少。所以，那时的四十三岁，几乎可以说是人生的中晚期，这时候才逃亡，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无法预料。他出走的第一站是小国翟。翟君当然不敢得罪大国公子，所以招待很好，还为他娶了妻。他在翟国生活了十二年，如果没有意外，也许他就终老翟国了。然而，他的贤名让已经即位的夷吾不放心，所以派寺人勃鞮暗杀他。幸亏有人报信，暗杀没有成功。重耳感受到了危险，不得不离开翟国，继续漫游的征程。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随从头须离开了他，还卷走了他的所有财产，他不得不不名一文穷途末路的进行逃亡。

重耳来到了卫国。本以为卫国和自己同姓，应该予以帮助，谁知卫君听说了晋国的纷争，干脆不掺和，也不让重耳进城。重耳无奈，只能继续颠沛流离。这时候，重耳经历了最艰难的行程，无水无食，前途渺茫。也就是在这时候，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重耳向农民乞食，谁知农民不但不给他饮食，还嘲弄般扔给他一块泥土，说你就吃这个吧。他气疯了，拔剑就要杀人。这时候，身旁的狐偃巧妙的对他说，土地是最宝贵的财富，上天借助这个农夫之口，将土地赐予了你，你应该高兴才是。重耳真的转怒为喜。君明臣贤，心怀大志，所以他们尽管身在囧途，未来真的可期。第二件事，是重耳绝食几天了，突然介子推端来了一晚肉汤，那当然是世上再没有的美味。可是，当重耳问肉汤哪来的时，最终发现居然是介子推剜掉了自己身上的一块肉。沦落到这样的境地，能够活下去都是奢望，谁还指望能够称霸？幸运的是，跟随他的贤臣们，始终同舟共济，不离不弃，甚至剜肉事主，有这样忠心的贤臣，足以说明重耳本质上定是贤君。

重耳来到了齐国。英雄总是惺惺相惜的，齐桓公很重视他，将女儿嫁给了他。重耳才经历了差点饿死的困顿，能够美人在侧，衣食无忧，他的人生再无所求，当然开始了乐不思蜀的生活。如果没有变故，他就永远是一个客居他乡的公子了。命运真是垂青于他，注定要他成就大业。桓公死了，齐国发生了大乱。即便如此，他依然舍不得安定的生活，因为他害怕了那种颠沛流离。然而，他的随从们都是人中龙凤，知道大业未成，居然劫持他离开了齐国。这时候还发生了一段很有趣的对话：重耳知道狐偃劫持了自己离开了齐国的安定，恨不得杀了狐偃，虽然在众人劝阻下没能如愿，仍恨恨的对狐偃说，如果自己真能回去即位，也就罢了，如果不成，一定要杀了狐偃，还要吃他的肉。狐偃倒是很实在，对重耳说，如果你真能即位，锦衣玉食多的是，我的肉你不会在乎；如果你没能即位，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的肉也不知道会在哪，不用你吃。困顿中不避其难不改其志，必定会得到上天的护佑。

下一站是曹国。曹君本来也不想理他，听说重耳身有异象，也就是说长的与众不同，于是想一饱眼福。他接待了重耳，并且殷勤的让他洗澡。重耳只道是好意，满身风尘也需要洗洗，自然很高兴的答应了。谁知，就在他洗澡过程中，曹君带了一帮人，来观瞻这个身有异象之人，就像参观动物一样。是可忍孰不可忍，这简直是对人的最大侮辱。重耳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国有一个大夫，觉得曹君如此做法是自取灭亡，为了幸免于难，他以个人名义给重耳送去了餐食，并赠送了一对玉璧。在穷途末路的人看来，这对价值不菲的玉璧简直是雪中送炭，可以确保一段时间的温饱。然而，重耳感激之余，只接受了餐食，玉璧坚持不受。人在极端困顿中，仍能坚持有所取有所不取，重耳的贤明可见一斑。

再之后是楚国。当时的楚王确实也是英雄，同样款待了重耳，而且决定帮助重耳，只是考虑到自己离晋国比较远，于是把重耳送到了更方便介入的秦国。人都是有私心的，楚王在一次貌似闲谈时，问重耳将如何报答自己，重耳显然就和夷吾不一样，他巧妙的说，楚国地大物博，什么也不缺，自己没什么可报答。楚王一再追问，重耳回答，如果不幸两国对峙，我愿感谢君恩，部队后退三舍以让。显然，这时候的重耳已经对取得君位充满信心，甚至开始了称霸的考虑。

最后是秦国。秦国正为之前扶持的晋君背信弃义而生气，于是权当以前投资失败，再次投资了重耳。秦穆公亲自带兵扶持重耳回国，因为晋军已经失尽民心，重耳顺利即位。当然，让穆公没有想到的是，文公是贤君，他没有对不起穆公，但正是他的贤明，让晋国国力强盛，不自觉的成了穆公东进中原争霸的障碍。穆公后来被晋国打败，不得已遵照蹇叔和百里奚之谋，不再争霸中原，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西戎，开辟了西方的霸业。历史真的很有戏剧性，穆公心心念念想着称霸中原，他对晋国施加影响，当然有争霸的用意，但无论如何都没成功；甚至正是他的努力，让晋国成为霸主，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然而，他不得已转头经营西戎，却是秦国最大的成功。后来的秦国正是位于整个华夏的西部边陲，反而得到地利优势，没有后顾之忧，从而能够全力东进，最终统一了全国，这不能不说源自穆公的西霸政策。

就在重耳将要回到晋国时，还发生了段小事情。他将跟随自己几年的破席子仍了。这也是人之常情，眼看就要得到整个国家，当然用不着流亡时候的破东西了。然而，又是狐偃，跟他说，我就是那个破席子，你将要得到整个晋国的人才，不需要我了，我就不跟你回去了。狐偃委实有些过分，但也警醒了重耳。小事不忘，终成大器，任何君主的成功，都离不开贤臣的辅佐。狐偃当然是在邀功，也是在进谏，不是真的不想回去。其实，狐偃的话有点过，都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物和人是不一样的，重耳不想要旧席子，并不代表他不要旧人。当然，重耳是虚心接受了劝谏，更筑起了不能忘本，不能忘记这十余年颠沛流离生活的思想篱笆。

重耳接受了劝谏，但清高的介之推却为此瞧不起狐偃。他觉得，重耳能够成功是上天的旨意，臣子们只是尽本分，谈不上功劳，更不可邀功或者居功自傲。君子失之以方，介之推的过分清高也酿成了君臣间永远的遗憾。重耳即位后，论功行赏，毫不意外的将跟随他流亡的人视为首功。然而，介子推不去露面。重耳事务繁杂，还真忘了他，当然重耳并非有意，还出了告示，说自己论功行赏，如有遗忘，各位务必要告诉自己。介之推不会去，他的邻居看不下去，告知了重耳，重耳当然立即改正，亲自来找介之推。然而，介子推太孤傲了，居然躲进了绵山。这是和君主在叫板啊，当时重耳万事缠身，哪有功夫和介子推耗，于是决定放火烧山，逼他出来。这造成了重耳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介之推宁死不下山，居然被活活烧死了。为了纪念介子推，也是在反省自己，重耳规定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全体人民不允许点火，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大错已经造成，重耳再后悔也没用了。在这个问题上，重耳是有错，但介之推只想着自己的清名，不给别人改过的机会，也并非臣子之道。你帮助了别人，你确实想的是无偿，不愿接受对方的回报，但你要从对方的角度着想啊，人家接受了帮助，要是不回报，人家心理也过意不去的。所以说，介子推实际上只考虑了自己没考虑别人，没有为君主着想。

重耳历尽民生疾苦，最后得成霸业，算是因祸得福。他是幸运的，这种微乎其微的概率，居然发生在他身上，简直是上天的垂怜。这里面，他的部下，那些既忠心又能干的随从，那些后来成为晋国鼎鼎大名的将领们，所起的作用决不能忽略，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成就了重耳的霸业。不管如何，我还是认为，重耳应该第一时间争位，这不但可以避免了后来十九年的颠沛流离，更是为国为己的明智措施。正是他的退让，晋国人民遭受了那么多年暴君的肆虐，晋国多少贤臣受到了迫害枉死，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更不用说，如果他没有回到晋国，晋国完全可能会是另一般景象，国家一塌糊涂，百姓流离失所，那他就是晋国的罪人。说到底，君王的仁慈，绝不是只是为了牟取个人的名誉，而应该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哪怕看似不讲仁义的举措，只要对国家人民有利，就是最大的仁义。同样，臣子的清高，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名誉，而应该是对国家、对君上的双重考量。君臣相得，双向奔赴，各尽其力，国家才能繁荣昌盛，这才是最大的善，最大的仁。反之，如果只顾个人清誉，反而会造成重耳失国、介之推枉死的恶果。

重耳得成大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宽容，就是儒家后来总结的“恕”道。也许，只有真正经历了创业艰难，经历了九死一生，经历了颠沛流离，经历了人间疾苦的人，才会以宽容的心看待百姓，看待敌人。孔子同样经历了六国的流亡，才提出君子就是忠恕。重耳回国后，那些给他造成深重灾难的头须、勃鞮，他不但没报复，反而饶恕并重新任用了他们。此举不但稳住了他的反对力量，安定了晋国民心，甚至还保佑他躲过了一次叛乱之灾。后世的韩信，成为大将军后，找到当年给他胯下之辱的人，不是报复而是任用，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人从社会的底层走向顶端，格局就会打开，就不会斤斤计较于曾经的个人私怨，而是最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力量，共创大业。对重耳这样的君王来说，杀死一个人很容易，但得到一片民心很难，所以放过一个仇人而得到民心，是最划算的事。确实，有了民心所向，重耳即位后仅仅八年就完成了霸业，走过了齐桓公二十多年才走完的道路。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代一次非常重要的战争，是晋国和楚国这两个顶级大国，带领一帮联军的战争，几乎大部分国家都参与了，是整个春秋时代规模最大的战争，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大战。

重耳回国即位，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当时他流浪时，卫国将他拒之门外，曹国更是把他当做动物展览，这个仇当然要报。宋国、楚国对他提供了帮助，这个恩也要报。宋襄公是伪霸，徒有虚名，主要因为国力太弱，根本支撑不了他的霸业之梦。但他在齐国内乱时帮助了齐君，重耳逃亡时帮助了重耳，却让宋国得到了齐晋这两个强援，还是很有眼光的。当时的春秋形势，齐楚秦晋是大国，其余郑卫曹蔡等是小国，宋鲁比他们好一点，但和晋楚这些大国相比还是不够看。齐国桓公称霸以后，由于内乱，实力衰弱不少，暂时退出了争霸的行列；秦国一直被晋国挡在西方边陲，势力无法东进，无法在中原争霸，所以晋楚两国为了霸业迟早要掰一掰手腕。重耳即位时已经六十出头，几乎到了生命的晚期，时不假年，更要抓紧时间做出一番事业。

晋文公攻打了卫国和曹国，两国必然向楚国求救。只是这两国太弱了，楚国救援还没来，就都被晋国灭了，君主也都被抓了起来。楚国因与宋襄公争霸的缘故与宋国结下仇怨，这时候正攻打宋国，宋国自然向晋国齐国求救。卫曹是楚国小弟，所以楚国想救曹卫，自然成了晋国的敌对阵营，于是晋国自然要救宋国。当然，先礼后兵，晋国还是先劝说楚国从宋国退兵。楚王动了点小心思，对晋国说，要我不打宋国可以，但你也要退出卫国和曹国，让他们复国。他的如意算盘是希望由此三国都感谢楚国，方便将来的争霸。晋国的大臣不同意，认为一换二，不公平。老练的晋文公认为，复国是仁义的举措，如果不同意显得我们不仁义，不利于我们在诸侯中的威信，所以必须同意。但是他老奸巨猾，并没有按照楚国的盘算来执行。他对卫曹的君主说，你们当年对我无理，只是私怨；你们国家倒向楚国，不服从晋国，这是公仇。现在我宽宏大量，只要你们跟楚国绝交，从此成为我晋国的小弟，我可以不计私怨，放你们一马，让你们复国。这两位没想到可以复国，无缘无故拾到了这么块大馅饼，简直喜从天降，加上应该也有点埋怨楚国救援不及时，于是赶紧写书给楚王。在晋国监督下的文书，可想而知，言辞中肯定是对晋国的感恩戴德和对楚国的严词厉色。两国复国以后，晋文公一本正经的对楚国说，我已经按你们说的做了，你们该撤攻打宋国的兵了。这番操作，让楚王彻底整不会了，合着现在撤兵，三国不是感谢自己，而是都倒向晋国了。不过，楚王可能已经预感到重耳的厉害和晋国的强大，已经不想打仗了，于是回到了国内，但是楚将子玉自恃其勇，坚决不撤兵。最终，这场争霸战打响了。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城濮之战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伐交，是外交战，晋国赢了；第二阶段才是军事较量。

宋襄公为争霸召开的诸侯大会，事实上反而成全了当时楚国的霸业，当时中原的小国，像被晋国灭掉的卫曹，包括陈蔡等等都成了楚国的小弟。楚国这次出兵，那些没被灭掉的小弟都跟着来了，是五国联军。不过肯定以楚国为主力，那些小国就驻扎在两翼。晋国这边，秦晋正值盟好，所以秦国来帮忙了；宋国有难，齐国不能不救，自然形成盟友关系，所以这边是三个大国加上一个被围困中派不出兵的宋国，两边几乎囊括了中原地区所有国家。楚国是将领子玉带队，晋国是文公亲自挂帅。这时的战争讲究堂堂正正，先是文战，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你哪儿做的不对。不过，楚国不讲这套，当年楚国灭别人时，别人说楚国不讲仁义，楚国直接回答“我蛮夷”，这意思我就是流氓，让别人反而不知该说怎么了。这次，楚国因为对重耳有恩，于是理直气壮的指责起重耳忘恩负义，以怨报德。重耳也很直接，说我们说话算话，为了报答你们当年的恩情，我们就退后九十里，这就是退避三舍这个成语的出处。不要小看这个退让，那个时候战争就像竞赛，退后就意味着软弱，尤其是以君让臣，很伤士气的。楚国这边完全可以见好就收，就像当年齐桓公攻打楚国一样，从此签订盟约，形式上就是楚国打赢了。楚军中也确实有人提出这个意见。然而，楚国将军子玉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又认为自己勇不可当，一定要和晋国见个高低，穷追不放。这反而让晋国人同仇敌忾，士气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更加高昂了。

楚国敢这么嚣张，是有底气的。尽管历史书上不承认，但当时楚国的实力确实是事实上的霸主。晋国刚刚内乱，能不能打败楚国，很难说。可做佐证的是，晋文公在决战前夕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躺在地上，被楚王骑在身上暴打，这分明就是文公信心不足，害怕失败的反映。古人对梦境是很相信的，文公本就害怕与楚国打仗，又梦到失败，自然更想撤兵了。好在他的部下能说会道，先跟文公说肯定不能撤，这仗必须要打，因为不是在我们本土，打赢了我们就是中原霸主，打不赢也没关系，我们再撤，也没有损失。既然有利无害，为什么不赌一下？这就解决了文公的后顾之忧。看吧，我们智慧的古人早就明白，在别人的地盘上打仗，对自己有利无害，这可比现在的世界警察美国早了几千年。然后开始解梦，说恭喜主公，此战必定大胜，你看是你脸向天躺着，很舒服的伸展着身体，而楚王面向你屈着身，岂不是说楚王在向你俯首称臣？真会解释，反正文公听了是信心大增。

真正到了战争，晋国把军队分成三支，先两侧进攻，突击了楚国作为两翼的小国部队，那些仆从国的附庸军本来就是被逼参加，军队也不多，更没有多少战斗意志和战斗力，很快溃败。于是，晋国两侧的军队包抄楚军大营，加上正面军队的出击，大军将楚军围困。楚军不敌后撤，齐秦两国的部队已经预先埋伏在撤退的路上，加入了战团，于是楚军由后撤变成了彻底的溃败。小国就是猪队友，在战斗中不但帮不上忙，反而导致了楚军的士气下降，两翼被围。这倒是让我想到了二战中的意大利，坑德国不浅。

经此一战，晋文公成了春秋五霸之一。但是，春秋战国的战争，更像竞技比赛，输了对国力影响不大，所以晋国和楚国的争霸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春秋结束，晋国解体。大国的争霸，最倒霉的是那些夹杂在其中的小国。由于晋楚并不直接接壤，两国争霸的形式都是揍对方小弟，结果郑宋卫等国家，此战之后几乎就没有好日子了。今天晋国来了，不得已倾向于晋国，这就触怒了楚国，楚国就发兵来出气；赶紧给楚国赔礼道歉认大哥，又得罪了晋国，紧接着就是晋国的蹂躏。弱国无外交，从那时的国际政治就开始了，世间哪有公平和正义，只有力量的制衡。

城濮之战胜利之后，晋文公并没太高兴，因为他看到了楚将子玉的勇猛。然而，子玉兵败回国后，却因不听王令被楚王逼死，这让晋文公彻底放心了。秦穆公大败于晋，将领被俘，他非但没有怪罪将领，还想方设法营救回国，自己向将领谢罪，说是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让将军们受辱，格局高下立现。其实，战争的胜败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完全是将领的责任。再说了，即便是将领的责任，吃一堑长一智，经历过失败的将领反而会经验更丰富，更容易在下次战争中胜利。后来的秦晋之战，打败晋国的正是当年被晋国俘虏的三位将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培养一个成熟的将领太难了，很多时候，杀害将领就是自毁长城。聪明的君主，绝不会因一场失败而赐死将领，反而是无能的君主，才会通过杀人来泄愤。强大的楚国败给了晋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君臣上下不能齐心，肯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