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

中国历史上，幼主即位的不在少数。一般来说，上任皇帝会指定一个或几个自己信得过的大臣，让他们辅佐幼主，同时让幼主将这些人当做长辈一样看待，这就是顾命大臣，也叫托孤大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皇帝临终前选任的这些大臣，基本都是贤臣。这是皇帝最后也是最好的安排，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幼主和这些贤良的直臣，却是最危险的一对君臣关系。

首先，最好的模式，是诸葛亮和刘禅。刘禅什么事都托付给诸葛亮，诸葛大权在握，肆意行事。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刘禅绝不是白痴皇帝，而是有着很高明的政治智慧，他用人不疑，相信诸葛亮的忠心和能力，绝不掣肘，更没担心过大权旁落。然而，历史上仅有这样一对君臣，当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立即收回了皇权，取消了丞相的设置，从此蜀国再无人独揽大权。刘禅对诸葛亮真实的心理状态为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那时候还是乱世，蜀汉面临着强敌，需要诸葛亮的才能和付出，而诸葛亮及他的儿子孙子都将生命献给了蜀汉政权。所以至少表面上，诸葛在世时，刘禅对他是感激备至的，没有丝毫不满。然而，深受人民喜爱的诸葛丞相去世之后，刘禅却禁止人们去祭拜，虽说有种种原因，很难说没有幼主对直臣的复杂心理。当然，诸葛亮其实也很聪明，他知道刘禅身边有小人黄皓，怂恿刘禅享乐，但他没有制止，只是任用贤臣提防着黄皓，颇有管仲之风。就是说，他其实对刘禅管得并不严厉。还有，他实际上忙于政务，也没空教导小皇帝，所以君臣之间没多少矛盾。

第二种是万历皇帝和张居正。张居正因为和太后的亲善关系，几乎相当于皇帝名义上的父亲，对皇帝敢于批评，甚至是责骂。而他本人，又是能力超群，为大明江山付尽了心血。按理，万历皇帝应该感激他，但张居正死后，万历真正掌权，第一件事就是对这个当朝第一功臣反攻倒算，抄了他的家。与之类似的还有秦始皇和吕不韦。这其实说明，小皇帝对这些父亲一样的辅政大臣，内心其实是很抗拒甚至是怨恨的，年幼时自己虽然为君，但有太后管着，不得不听这些外姓人的话，等到终于能掌权了，胸中的恶气可以出了，便会变本加厉的报复。照理来讲，当万历皇帝成年之后，他应该明白张居正的严厉是为自己好，但幼年的执念和仇恨还是根深蒂固，这不能不说是张居正这一类贤者的悲哀。

第三种是康熙和鳌拜。鳌拜是权臣，但不是奸臣，他也是忠心为国的，根本没有谋反的打算。然而，康熙是雄主，他少年英雄，不想让自己的大权旁落，所以一举诛杀了鳌拜，夺回了大权。与之有点类似的是慈禧和肃顺。肃顺等八位大臣同样是顾命大臣，同样没有反叛的可能，但慈禧出于个人权欲，联合奕欣发动政变，杀了这八人。在权力面前，是没有任何亲情可讲的，假设诸葛亮辅佐的是康熙，估计他再忠心再能干，也没有好下场。遇上这样的幼主，最明智的大臣就是明哲保身，只提建议不做决断，正像我们如果遇到很有主见的孩子，也只能让他为自己的将来做主一样。

最可怜的就是晋灵公和赵盾了。赵盾是晋国的世家大族，其父赵衰跟随重耳周游列国，重耳即位后，赵衰成为晋国重臣，为重耳的霸业、为晋国的崛起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致于重耳将自己的女儿都许配给了赵衰。赵衰和重耳还有一重关系，在流亡时两人娶了姐妹花，就是说两人既是连襟又是翁婿，可见关系之亲密。赵盾延续了父亲的正直能干，而且更为刚正不阿。时人比喻赵衰是冬日暖阳，而赵盾是夏天烈日。晋灵公是个孩童，玩心未泯，偏偏他是个大权在握无人管教的君王，拥有着无法比拟的资源，自然想干嘛就干嘛。更为不幸的，他身边出现了佞臣屠岸贾，此人教唆幼小的君主大兴土木，用本该打鸟的弹子打人并以此为乐，致使君王耽于享乐，并且不把百姓的生命当回事。赵盾身为相国，自然看不下去，便去制止。当然，他制止的方式只是劝谏，因为从法理上来讲，他是没有约束君主的权力。也许是他的声望，也许是灵公自知理亏，灵公表面上听从了劝谏。然而，有了小人的撺掇，灵公很快觉得不爽，他觉得只有臣下听君主的，哪有君主听臣下的，加上他已经草菅人命惯了，居然要杀了赵盾。赵盾真是命大，首先是君主派去的刺客，看到赵盾勤于公事，不忍下手，自己自杀了；然后当君主安排的甲士出现时，其中一名受过赵盾恩惠的甲士，拼死将他救了出来。就是说，如果不是上天垂怜，他早就死于昏君的旨意了。一个正直的贤臣，死于无道昏君，这将是多么令人可惜的冤案！

幼主和直臣为什么出现如许矛盾？其实这是因为孩子的天性。孩子嘛，总是贪玩享乐，但如果游逸无度，不加约束，便会肆行无忌。这样的孩子，长大后必然是社会的祸害，如果是普通百姓，害的是自己，顶多加上身边的人；但如果是国君，害的将是全国的百姓。所以对孩子一定要教育，要通过种种方法将他引导甚至逼到正途上来。这些方法必然包括惩戒，让孩子知道痛苦，知道害怕。当然，教育是有两面性的，孩子害怕的同时必然还有反感、埋怨甚至仇恨。做过家长的人都知道，当我们严厉对待自己的孩子时，孩子哪怕明知道我们是为他好，但还是有怨言的，有时也会发泄出来。当然，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矛盾容易解决，吵两天也就好了，子女毕竟能感受到父母的爱，不会真的势如水火。但外人的教育就不一样了。老师管学生，对学生打骂，学生当然有意见，有的会和老师对打，有的会通过其他方式举报等等。如果社会、家长再站在学生一边，那老师只要有打骂体罚行为，肯定不会是小事。都说严师出高徒，古代的师傅对学徒非打即骂，甚至打死都有的，谁也不认为错。在现代的中国，不知道是哪个奇葩专家，提出要实行爱的教育，不能打骂学生，导致现在的学校，很多老师不得不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老师本质上是没有惩戒权的，或者说使用惩戒权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近乎没有。所有的老师对学生的错误，要不当没看见，要不就请家长来配合处理。如果家长不配合，那老师大概率是管不了学生的。直臣相当于幼主的老师，而且鲜有镇得住幼主又贤明的太后帮助，所以相当于没有家长帮助管教。直臣如果秉承自己的良心办事，看到幼主的不对，会进行批评，进行劝诫，必然会招致幼主的怨怼，所以结局大抵悲惨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这是最危险的君臣关系，一般明哲保身的人，是不会对幼主过多劝诫的。

中国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是因为专制体制和家天下的传统。按理说，只有贤明的人才能做君主，可在中国却是嫡长子继承制，哪怕这个嫡长子是白痴，是婴儿，都是他当。这种制度是经过多少血的教训，经过多少骨肉相残总结出来的制度。制度自然有其可取性，这样避免了王位相争，避免了政局动荡，但必然也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昏君当道。对赵盾来说，其实还是有失误的，晋灵公不过是个孩子，离真正的昏君还相差甚远，所以他应该毫不犹豫决不迟疑的对屠岸贾立即痛下杀手，哪怕为此受到皇帝的治罪也是值得的。毕竟，留这样一个人在君主身边，小君主迟早会变成昏君。

赵盾是幸运的，幸免于难。他知道得罪了晋君，在晋国是待不下去了，于是想逃亡。这时候，他的侄子赵穿站了出来，让他暂时躲避，先不要离开晋国。赵穿后来设计杀死了晋灵公，此举深得民心，因为灵公的残暴已经天怒人怨。赵盾回来了，继续自己的相国之位。这时候，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典故——董狐笔。董狐是史官，他记载此事时直接记了赵盾弑君。赵盾感到很冤枉，说国君是赵穿杀的，我都躲出去了，什么也不知道。董狐义正言辞，说你没离开晋国，就说明你有预料；你是领导，赵穿既是你部下又是你子侄，你自然要承担责任；而且你回来后没有处罚赵穿，说明你默认他的做法，所以我就认为是你杀的。当赵盾问有没有办法不这样写时，董狐更是体现了史官的良知：头可断，血可流，历史不能篡改。赵盾也只能背下了弑君的恶名。早期中国史官们的刚直不阿，为中国保留了值得信赖的史书，从而让历史的真相得以保留，也保证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包括早期对君王的谥号，也是有褒有贬，恰如其分的。然而，当史书变成官修，史书中的历史反而夹杂了统治者的意志，是否真实要打问号了。包括谥号，因为臣不言君非的缘故，也都变成歌功颂德了。这其实是一种退步，但无可奈何。

赵盾弑君，就这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有人感慨，要是赵盾躲出国就好了，就不会背这个恶名了，因为董狐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你在国内。其实，我更认为，即使赵盾躲出国，董狐还是不会放过他。这倒是让我看到了乱世中史官的骨气。个人修史，自然带有个人的情绪看法，包括孔子著《春秋》，也含有自己的褒贬，这当然不客观，不可取。然而，他们秉持的为了心目中的真理，不被名利所困的精神，倒是值得人感佩。中国人为了名节对统治者说不的勇气，在明朝时达到了顶峰，但满清的蛮夷统治作风却打断了中国文人的脊梁骨，自此对领导唯唯诺诺而背后兴风作浪，却不敢光明正大的和领导叫板的作风，成了中国官场的常态，这才是国人的悲哀。西方政治学中有一个传统，我可以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我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专制体制下无法显现的曙光。当我们习惯了敢于直接和领导说不，敢于不畏权贵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那才是中国文化最可贵的史家传承。

赵盾弑君，本来只是名声臭一点，然而，有了屠岸贾的介入，就完全不一样了。屠岸贾当然对赵氏不满，因为他们杀了和他臭味相投的晋灵公，等于断了他的荣华富贵。但是小人就是小人，他一直隐忍不发，甚至曲意奉承，让赵氏对他毫无防范之心。赵盾死后，赵氏依然是国之栋梁。后来到了晋景公时期，屠岸贾借助巫人之言，煽动君王开始清算赵盾弑君的罪孽。当然，估计也有朝廷中政治斗争的因素，君王听信了屠岸贾的谗言，赵氏被灭了满门。然而，民心还是向着赵氏，尤其是受过赵氏大恩的门客，几乎全部为赵氏死难。

程婴和公孙杵臼在门客中是两个异类。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觉得徒死无益，需要做更重要的事情。时值赵氏宗主赵朔夫人待产，夫人为国君妹妹，屠岸贾不敢随便斩杀，就引入宫中。国君和屠岸贾商量，如果生下男婴就斩草除根，生下女婴就算了。对于赵家而言，当然希望能生下男婴，将来还能为赵氏宗族正名报仇，如果生下女婴，就说明赵家再没有希望了，天灭赵氏。没想到，真的生下男婴了，那如何保护、如何抚养这个婴儿就成了重要问题。这两个门客，之所以没有慷慨赴死，正是为了这个婴儿。两人商量，养育孩子难还是慷慨赴死难，程婴说当然抚养难，于是公孙杵臼便请程婴担此难事，自己慷慨赴死。后世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句，毅然送别同仁自己留下奔赴菜市口之举，完全就是这两个义士的翻版，是中华血性的流传。更为感人的是，程婴自己刚生了婴儿，他还毫不犹豫的献出了这个男婴，冒充赵氏孤儿，让公孙杵臼带着他躲到首阳山，自己去举报。程婴献子这个情节，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以致于《史记》中并没有记载，而是后世文学作品中才出现的。但我认为，这个情节应该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当时只是两个门客，并没有权势，所以他们如果带来不知哪儿的婴儿，很有可能会被婴儿父母抖露出整个事件，从而害了赵氏孤儿，只有牺牲自己的孩子最安全。当程婴带着屠岸贾来到公孙杵臼面前，杵臼还装着不停咒骂程婴，不停哀求屠岸贾放了这个“赵氏孤儿”。洋洋得意的屠岸贾当然不会心慈手软，公孙杵臼和小孩都死了。简直无法想象，程婴是如何面对这个场景的，自己亲生孩子死了，偏偏自己还要装出立功受赏高兴的样子。人性的扭曲，可能无以复加了吧。当屠岸贾自以为杀了赵氏孤儿后，警戒放松了，真正的赵氏孤儿通过韩厥传到了程婴手中。

赵氏孤儿整个事件中，最为了不起的毫无疑问是程婴。首先，他献出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完全是反人类的：自己的儿子不要了，反而去抚养别人的孩子。其实，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舍生取义，相当于自己替代君上赴死，只不过是将自己替换成了自己的孩子。不过，我还是觉得，自己赴死易，让那个呱呱而鸣什么都不懂的亲生骨肉去死，简直难上加难。我相信，从那个时候起，程婴自己就没打算活下去。后来的数十年，他只是为了完成抚养赵氏孤儿的重任，勉强度日。其次，他成了一个人们眼中的叛徒，一个告密者，背着恶名生活了数十年，直到孩子长大。看过很多谍战片，主人公甚至宁愿光明正大的站在敌人的屠刀下，也不愿再继续背负叛徒的恶名，但又不得不如此。程婴心里之苦，不会比这些勇士少。再次，这些年中，他含辛茹苦，将赵武培养成可以成大事的人才，那又是何等的艰难，也说明程婴本人拥有帝师的非凡才能。也正是赵武的能力，他后来稳居晋国的庙堂，才让赵氏得以复昌。所以，程婴对赵氏宗族确实有着再造之恩。最后，当赵武成年，报仇雪恨重新执掌赵氏宗族以后，程婴本应该苦尽甘来一雪前耻，可以享受鲜花掌声了，但他还是毫不犹豫自杀了。我相信，当他当年舍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之后，他就已经放弃了世间的一切。他所有的作为，从来不是为名利，而是真正出于公义。一个才华卓著的人，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没落的主人，实际上不是为了某个人，而是为了天道。

赵武能够复仇成功，还要感谢韩厥。复仇的故事倒是很普通，赵衰赵盾本来在晋国就很得民心，灵公之死也是咎由自取，算不得是赵盾的污点，所以景公死了以后，新的国君肯定要为赵氏平反。这时候，韩厥进言，赵武出山，杀屠岸贾毫不费力。迟到的正义，终究还是正义。只不过，这对赵氏来说是正义，对君主来说，恐怕只是权力斗争，只是制衡，只是利用。政治斗争，永远是血淋淋的，赵武对屠岸贾没有手软，也灭了他的全族。屠岸贾当时灭了赵氏满门，其实也就是在朝廷任职的几位赵姓将领全家，根本不可能毁灭整个赵氏宗族。后来，赵武重新做了族长，君主将赵氏的封地还给了他，赵氏很快就又成为晋国政坛中一支重要力量，直到后来三国分晋中就有赵国。

赵氏孤儿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名垂千古。这个故事，有君子小人的斗争，有政坛中的勾心斗角，更有民心民意的牺牲展现。政治斗争从来只有成败而没有对错，所以赵武复仇只能代表宗族的正义，而以程婴和公孙杵臼为代表的民间力量，才是真正代表了正义和公理，代表了民心所向，代表了天理昭彰，代表了黑暗政局中的一股清流。政坛上的君王们，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做的都是争名逐利的事情。他们的行事，有正义的，也有非正义的，但他们行事的动机，更多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只有普通百姓的牺牲，才让真正的正义映照了历史的进程。民心所向，永远才是历史的方向。我相信，当后人不停地将这段故事改造成为戏剧、诗文从而广泛流传时，绝不是为赵武能复仇而感到庆幸，而是为两位义士的勇敢、无私、睿智、坚韧等等美好的品格在进行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