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司马迁

重读司马迁

蓝珊

有这样一个人，整整影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两千多年，他被后人冠以“文史祖宗”的称号，如果放在别人身上，这称号也许有过誉和阿谀之嫌，但是放在他身上，却是名副其实地恰当。

他所承受的苦难远远大于他所获得的荣誉，他所奉献的珍宝远胜过世界上一切短暂的财富。这是一个天才，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的奇妙组合，他还是一个大孝子，一个清贫而率真的男人，一个背负苦难和耻辱并与之厮杀的好汉，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人......

“一代君权痛蚕室，千秋史笔溯龙门”他的名字曾经被统治者和小人们所屈辱，但是历史永远页不会忘记这个名字，这个陕西的好儿子，中国人的骄傲---司马迁。

二十多年前，在我就读的北师大中文系，我第一次听到了《史记》这门课，《史记》的授课老师韩兆琦先生告诉我们，他从上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史记》，到他教我们的时候他已经研究了35年了，35年在人的一生中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时间，后来我们毕业后就没有再和老师联系过。时过境迁，偶尔翻阅网页，看到八十多岁的韩兆琦先生已经研读《史记》六十年，写成了三十多种、两千万多字的《史记》研究资料，一个人花费一生的时间，在研究一本书，在研究一个人，该是多么专注和执着呀。恰巧，最近装修屋子在收拾抽屉时，看到最里面的一个纸包，是我当年写的一篇关于司马迁的旧稿，我知道，埋在心里的对司马迁的这份敬仰仍在.....

司马迁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向挚友阐明自己是“隐忍苟活”，也是在这篇文章中，司马迁给死亡下了最精辟的定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公元前99年，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因为替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得罪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汉武帝，被判处死刑，如果是一个贪官，他可以拿出50万钱来赎自己的罪，但是他只是一个清廉的太史令，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找亲戚朋友去借，这时候亲戚朋友都躲着他们走，他只好忍着极大的屈辱申请接受宫刑。对于一个有着良好家风的史官和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来说，没有一种刑罚比宫刑更为耻辱的了。司马迁的这一行为也受到了许多朋友的轻视，他们没有人愿意拿出钱来帮助司马迁减轻刑罚，相反倒认为司马迁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一时间冷言冷语不断。司马迁在刚刚受刑之后也曾经几次想到过自杀，每天他的神志都有些飘忽，不知道要回到哪里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这才是真正的煎熬，是在炼狱边的徘徊。他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双重打击。你能够设想一下当时47岁的司马迁的处境吗？他是一个女儿的父亲，是一个妻子I的丈夫，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骨气的文人，他不是想那些太监一样迫于生计才出此下策，他对生死的态度在他的《陈涉世家》里我们可以看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是的，司马迁并不惧怕死亡，但是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死轻如鸿毛一样毫无意义，所以他被迫选择了宫刑。这是另一种死亡，甚至比死亡更难面对。这种刑罚给他的生活增加了无穷的分量，这分量又在无时不刻地剥蚀他的心灵，死亡只是一闭眼的事情，但是受了宫刑，就要每天面对羞辱，在羞辱中，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父亲临终床边的誓言，和作为一个史官的强烈责任。他所撰写的《史记》才刚刚开始，他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怎么能就这样轻飘飘地做一个冤死鬼呢？死只是一瞬间的痛苦，而忍受羞辱地活着，是每天要死上几百遍，就像神话中的西西弗，每天都要忍受命运的捉弄，一次次推动巨石上山，一遍遍被砸下来，再推上去。再砸下来，再推上去。周而复始，这是对一个人的信心的艰难考验，对一个人忍耐力的有力衡量。司马迁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接受这屈辱的宫刑，但是，老父亲的话似乎又在耳边响起，司马迁正是怀着对自己事业的虔诚之心，怀着对亡父的无比忠诚，怀着对生死的大义领悟，所以他才万分屈辱地活了下来。“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下，没有倒下，反而向后人呈上了一部辉煌的《史记》 ，这部书，成为中国文学和历史的扛鼎之作，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们不得不说，司马迁是一条好汉，历史不得不承认，司马迁虽然受到了奇耻大辱，但是他终于战胜了命运，他比死亡更强大。也许，下面这首诗可以 送给司马迁：“我是一位巨匠，专门把欢乐和痛苦承当，而我承当痛苦的欲望，又使我快乐无疆。”

司马迁出生在陕西省韩城市的龙门寨，关于他的出生，有这样一个传说；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母亲杨氏，二人在汉景帝中元四年三月十八日，前往夏阳（今韩城）象山顶上向观音菩萨求子，夜宿半山腰，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条巨蟒从空而降，青脊白肚，龙须很长，龇牙咧嘴，一下子钻入杨氏的怀中，杨氏因此怀孕。杨氏子生产时，是个“莲花胎”，头在上，足登门，又叫“立生”，出现难产。司马谈的母亲程氏，请来“神婆子” 马老太太，烧香拜佛，突然家中投进一股白光，杨氏立即生产了。这个出生的婴儿就是日后名垂千史的司马迁。但是我宁愿相信这是神话，因为对于一个神来说，司马迁似乎应当受到命运更多的垂青，但是恰恰相反，他作为一个肉体凡胎，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也许命运想要用冷酷拖垮他，用屈辱烧化他，但是司马迁没有被烧成灰烬，也没有变成一滩烂泥，他在命运的八卦炉中练就了金刚不败之身和火眼金睛之术，命运只好在司马迁面前打了几个冷战之后 悄悄退却了。这是 一个凡人和命运的角逐，是一个弱者成为强者的演变。几千年了，我们一直在学习《史记》，一直在纪念司马迁，但是有没有真正学到司马迁的精髓和真谛呢？

司马迁幼年读书的地方叫“司马书院”，位于韩城郊外化池村的西边。司马迁十岁之前一直在自己的故乡读书，读书之余他也像一个农家孩子一样干些农活，司马迁在日后的《太史公自序》中曾说“迁生龙门，躬耕于河山之阳”就是在这里，司马迁呼吸到了郊野的新鲜空气，也锻炼了自己的体魄，这为他日后遭受酷刑仍能著述巨著打下了良好的身体基础。在这里，司马迁还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游侠郭谢，他虽然身材矮小，面貌平常，但是他却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司马迁在日后的《史记.游侠列传》中做了记载。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当时的太史令，可以说，他影响了司马迁的一生。司马家族比较可考的先人应当从八世祖司马错算起，司马错是秦国的大将，与白起同时代，年龄稍长。在秦国的历史上，司马错和白起是两个显赫人物，一前一后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是白起的得力助手，在著名的长平之战中为秦军副将。公元257年，白起不肯为将攻打赵国邯郸，因为他认为攻打邯郸不能取胜，他宁死也不做败军之将，当即被秦昭王赐死，司马靳连坐而死，由此可见他和白起关系之密切。司马错和白起从未打过败仗，胜则进取，不胜绝不盲目行动，具有唯物主义的求实精神。这种精神在后世子孙中口口相传形成遗传习性，这就是司马迁兵学思想的家学渊源，后来得以在《史记》中 发扬光大。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做过管理铁矿的官。三世祖司马无泽，在汉代做过管理长安集市的市长，在一个极端歧视工商业的时代里，司马迁能有那么杰出的有关工商业的视点，应当与他的家传有关。

但这些只能算是间接的影响，最深刻的影响还是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这个官职的级别并不高，但是司马谈非常珍惜这一职务，把他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并决心坚守这个事业。他经常用“世典周史”这一光荣家谱来教育司马迁，启发他肩负历史的使命，成长为一个自觉的历史家。为了培养一个天才的爱儿，司马谈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司马迁十岁时就能诵读《左传》、《国语》等书籍，后又向古文学派大师孔安国学习《尚书》，向今文学派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这两个大师自当时 都是声誉很高的人，能够请到他们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进行辅导，不光金钱上要耗费，就是托人找到他们也要花费多少精力和时间呢，何况司马谈但是只是一个官职不高又没有什么实惠的太史令，他对儿子的一片苦心可以略见一斑。司马谈在自己的家乡创办的“司马书院”成了司马迁早年的学习场所，我们可以称之为“史学家的摇篮”，司马迁二十岁时，父亲司马谈又极力倡导他去全国各地名山大川旅游，这是司马谈为司马迁以后撰写《史记》所做的一次精心准备，和纯粹的游山玩水有本质的不同。

司马谈曾经向当时的方士唐都学过天宫，就是一种星历的学问，又在杨何那里学过《易》，还在黄子那里习过“道论”，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学问渊博、知识丰富的人。他的这些知识，全部都传授给了司马迁，使司马迁成了融贯古今、兼通百家的大学者。司马谈对先秦诸子素有研究，写成了著名的学术论文《论六家要旨》，他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强调六家并存，认为它们都对治理天下有用，知识方法不同，不可一概废弃，体现了司马谈治学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司马迁撰写《史记》包孕百科知识，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是不可言喻的，为了继《春秋》之后编簒一部新的史书，司马谈为此做了 大量的工作，他搜集材料，拟定体例，还草成了一些篇章，最后临终前又遗命司马迁，鼓励他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心血的结晶，司马谈的遗嘱，成了司马迁著述的动力之一，《史记》的最终完成，也是司马迁完成父命，怀念父亲的一种表现。

不知道第一个修建太史祠的人是谁。郁达夫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而有了英雄不知道敬仰的就更可悲。无疑，司马迁应当算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他不是单色调的英雄，而是一个心灵的伟人，一个跨越了历史的英雄。

据《水经注》所记可知，最迟在晋代之前已经又司马庙，那么司马祠至少也有1600年的历史了。祠内时代最早的刻石为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所刻，上有“荒祠邻后土，孤塚压黄河”的诗句，可见当时的司马祠已经荒凉破败了。祠中的碑石记载着一次次对司马祠的修缮整理情况。因为司马祠靠近芝川镇，地势较高，常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可怜的司马迁，一次次被人遗忘，又一次次被人想起。忘记司马迁，是为了现实，人们为了争夺土地、权利、江山，在一个早已死去的老头的坟墓边开火有什么不可以？想起司马迁的人，也是为了现实，他们对这个先人的破败祠院进行修缮后，都要堂而皇之地课上自己的名字，好让后人在纪念司马迁的时候也记住自己的名字。不可否认，这些修缮者比起那些战争的制造者要善良得多，但是，有没有在精神上真正继承了司马迁的衣钵......

读了《史记》才知道司马迁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烂漫主义诗人。在他以前的人写史书，书中的人物都穿着厚厚的铠甲，仿佛木偶一样被作者操纵着，使我们看不到人物，只看到场面。而从司马迁开始，书中的人物都换上了体现自己性格的服装，他们或说或笑，或哭或骂，皆由性格而定。一部《史记》 记录了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旁及少数民族首领、农民起义领袖等等四千多人，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一百多人，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从司马迁的笔下走来，穿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风云，依然是那么栩栩如生。司马迁赋予他们血肉，铸造他们的灵魂，融入自己的情感，所以这些人才能站立，才能生存。尤为让人拍案的是，在塑造同一类人物时，他能细致地勾画出他们的脸谱，虽相似但不相同。你看，同是帝王，汉高祖的无赖，汉惠帝的软弱，汉文帝的人后，汉景帝的刻薄，汉武帝的多欲，写得各有千秋，毫不雷同。同是谋臣，范增性格暴躁，事不成则好怒，而张良则沉着镇定，虽临大事，却不慌不忙，从容定计；同为战将，白起直言得祸，疏于自全，王剪却老成持重，善于保身。司马迁妙手写来，五部历历在目，纤毫尽现。怪不得有研究者称《史记》 是中国传记文学和小说的开山之作。你看《鸿门宴》那一波三折的故事，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微小细节。那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小说。司马迁写人物是有选择的，他所热爱的，和他有着相似的悲剧命运的人物，如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的空子、忠心爱国却被奸臣害死的屈原、性情刚烈却又头脑简单的项羽、 重诺守义的荆轲、不信天命、率众起义的陈涉。司马迁写起来是从容洒脱，淋漓酣畅。他敢于写自己之爱。当时孔子只是一介布衣，是司马迁第一个把孔子推到一个文化圣人的地位。“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陈胜，本是一个造反起义的农民领袖， 司马迁却通过他的嘴勇敢地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洪亮声音。怪不得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孔子的后裔加官进爵，重资修缮庙宇，而对司马迁 的祠堂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那是因为孔子让天下人都讲“礼”，这样有利于统治者的江山社稷，而这个充满叛逆的司马迁为那么多的造反者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统治者能不恨他吗？所以修缮太史祠的官最高的就是韩城县的县令，这其中的道理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司马迁是痛恨法家人物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史学家，又不得不真实和完整地记载历史，这是一个难题。但是司马迁处理得很好，在他厌恶的《商君列传》里他先写了商鞅的为人刻薄等阴暗点，但在全文中，又不惜笔墨写了商鞅所建立的历史功绩。这就完全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做派了。有人说，艺术的激情对创作也是一个破坏性的力量，它导致艺术家滥用自己的力量，但司马迁是个例外。 他有着澎湃的激情，如同火山爆发一样不可阻挡，但是他没有让激情的岩浆四处流淌，而是准确地让他们进入自己的轨道。既热情又不失分寸。这些尺度的把握应当得益于儒家思想对他的熏陶。如果司马迁没有在十岁的时候区学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和董仲舒的公羊派《春秋》，壮游时也不曾到齐鲁区学习乡射，后来也不曾到大行礼宫区看三代损益的“礼”，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让他心悦诚服的空子，那么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恐怕他会是一个再放诞也没有的人，像庄周；或是一个再多情也没有的人，像屈原；或是一个再任性也没有的人物，甚至超过陶渊明了。不过，幸运的是，司马迁找到了孔子，孔子是儒家的真正代表。当时的汉武帝也实行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汉武帝所倡导的“儒”实际是儒家为外衣的大杂烩。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专制。而司马迁是非常怀念儒家的真谛：反功利。在《史记》中，司马迁多处引用孔子的话作为引证，有时，他也将孔子的话巧妙地融进自己的句子里。司马迁非常向往先秦那种“百家争鸣” 的局面，他赞赏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高贵品格，他倾慕中信诺、轻生死的义举。可是在他的周围，到处是唯唯诺诺的小人，到处是实惠的选择和阴暗的陷阱，他不得不以笔为旗，捍卫他心中属于先秦的那种清洁的精神。司马迁也是孤独的，至少在李陵案上显示了他的儒家思想和先秦义举。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告诉朋友，自己和李陵并没有什么私交，当时，李陵奉汉武帝之名出征匈奴，他的兵力不多，但是作战勇敢，每次战报回来，都有一大群官员在汉武帝面前说着恭维李陵的话。但是不久，李陵遇到了六倍于自己的敌军，李陵带兵血死反抗，谁知道他们自己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个叛徒，告诉匈奴首领李陵的兵力只剩下八百人，而且没有后援，敌人几千兵马于是围上前来，李陵准备自杀，但他的部下劝他等待时机，有朝一日逃回祖国。又经过一番血战，李陵的部队连作战的武器都没有了，手下的副将也被敌军杀死，李陵觉得无颜见天子，便降了。 消息传来，汉武帝大怒，把报信的士兵也给杀了。于是喝问周围的人对李陵的看法。这时那些平时夸赞李陵的人像变戏法似的把李陵骂了个狗血喷头。当汉武帝闻到司马迁的时候，司马迁看到汉武帝那张气得变了形的脸，当时的汉武帝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司马迁知道李陵深受士兵的爱戴，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且他也为了安慰一下大怒的汉武帝，他说：“那些人说李陵的坏话是因为李陵平时很少与人应酬，如果有人吹嘘的话，李陵不亚于古代任何名将，现在李陵虽然败了，日后一定想立功而回的，况且他杀死了那么多的匈奴人！”天哪，这个不会看脸色行事的司马迁一下子就把自己推入灾难的深渊，汉武帝早就对你写什么“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耿耿于怀，只是一直没有一个好借口整你一下子，现在好了，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别人都会在官场说官话，只有一根筋的你还在官场说实话，这下好了，你被定了死罪，家里的钱都被你买了书，再说你就是三辈子也挣不到这可以赎“罪”的五十万钱哪，你的朋友们也是讲功利的，平时围着你说个不停，这时候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司马迁，你只好在监狱里继续抒情，继续伸张正义去了……

司马迁在屈辱中度过四年的牢狱生活，《史记》 从搜集资料，到最后封笔，前后历时十八年，在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公元91年）此书已经写完，并且藏之名山，看来司马迁是知道自己这部书 “当朝不宜”了，不久就没有司马迁的任何消息了，有人说他是被汉武帝杀了，我很怀疑，司马迁是自杀，他的那篇《报任安书》 就是一篇遗书，他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可以不用苟活在人间了。

诗人海子在自杀前，写下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经常被人误读，实际是他的一封遗书，他给陌生人祝福，愿你们在尘世获得幸福，而他要离世了。

我想，也许司马迁用《报任安书》给世人一个交代，他用《史记》这部宏著，用顽强的生命给了中华民族一个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