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斌
网站用户
2025年盛夏，江城汉口街道的梧桐叶在烈日下散发着翡翠般的光泽。当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向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节点，这座城市血脉深处依然奔涌着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烽火余温。八十余载光阴如水，冲刷着往昔的弹痕，却冲不散那些带血的足迹，它们早已在民族记忆中熔铸成永恒的丰碑。此刻站在汉口街巷，风穿过里弄时裹挟的，仿佛是当年金戈铁马的回响，提醒着每个行人：那些以血肉筑长城的英雄，从未远离。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这座城市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铁蹄半载有余，成为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关键转折点。就在这片浸染英雄血的土地上，汉口的街巷间至今矗立着三座无言的丰碑——陈怀民路、张自忠路、郝梦龄路。它们如同三颗被历史之手镌刻在大地的星辰，在车水马龙中静默地闪耀，将三位不同籍贯、不同经历却同样以身许国的英魂，永远锚定在武汉的城市肌理之中。
这三条以英烈命名的道路，均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汉口滨江区域，是抗战英烈纪念道路群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们并非平行，而是共同交汇于胜利街，如同三条汇聚的溪流，在汉口的心脏地带编织成一张独特的英雄路网。这路网既是城市的交通脉络，更是汉口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地标。三条街道虽不长，却承载着厚重的民族记忆。漫步于此，既能感受老城区的烟火气息，也能在路牌与梧桐的浓荫下，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陈怀民路东起中山大道，西至胜利街，长约200米，原名南小路。清晨五点，晨光如蜜般流淌在青灰色路牌上，“陈怀民”三字透出锐不可当的气势。路牌附近，热干面摊的油锅腾起金黄的浪花，老板娘挑起面条时，蒸汽漫过路牌，仿佛给“怀民”二字蒙上一层历史的薄雾，让人恍惚间穿越时空。街角那棵胸围近两米的梧桐树，树皮沟壑的沧桑感让人联想到历史印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炮火，深深震撼了年轻的江苏镇江学子陈天民（后更名怀民），点燃了他胸中的报国烈焰。他毅然考入笕桥中央航空学校。1938年4月29日，武汉上空爆发激烈空战（史称“四二九空战”），他驾驶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不幸中弹起火，陷入日机重围。在机身失控的生死关头，他毅然放弃跳伞求生，猛拉操纵杆，拖着烈焰长空，决绝地撞向最近的一架敌机，用血肉之躯在苍穹写下“义薄云天”的注脚。
此刻，梧桐叶在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当年周恩来挽联上“捐躯报国”的墨痕在风中震颤。放学的孩童路过，总会仰起头问家长：“为什么树影里好像有飞机在飞？”家长们便会指着路牌，将那个“胸怀人民”的青年故事，讲给沾着热干面香气的晨光听。这故事，如同一粒种子，悄然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生根发芽，长成守护民族精神的参天大树。
转过两个街角，张自忠路的青砖矮墙便映入眼帘。墙面斑驳的包浆里，沉淀着当年的烽火记忆。路牌旁那株老石榴树，每年五月都会开出如血的花朵，据说还是当年一位幸存老兵亲手栽种，花瓣落在“张自忠”三个铁字上，宛如将军征衣上凝固的血色勋章。巷口的修鞋匠李师傅常对顾客说：“这墙根下的青石板，踏上去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战地的沉重。”1940年5月，身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亲率两千余将士渡河作战，直至身边卫士全部阵亡，他仍身中数弹屹立不倒，临终遗言“我力战而死，无愧国家”至今在巷弄间回荡。路北侧那栋带拱券的老建筑，原是战时的补给站，如今成了社区图书馆，书架上《张自忠传》的书页间，总夹着居民们采来的石榴花瓣。
夕阳斜照时，光影的斑驳映在砖墙上，营造出一种凝重、追思的氛围：拱券的弧线似将军紧握佩枪的臂膀，扛起的责任与重担。而共和国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复制品，就挂在图书馆最显眼的位置，与窗外的石榴花一同证明：真正的忠贞，终将穿透时光的尘埃，在民族记忆中永不褪色。
郝梦龄路的清晨总带着槐花的甜香。路牌立在两排高大的刺槐之间，墨绿的叶片将“郝梦龄”三字筛成碎金，洒在青石板路上。路东侧那座带砖雕门楼的老宅院，门楣上“耕读传家”的题字虽已风化，却仍能看出当年的风骨。相传，郝梦龄将军灵柩运抵汉口后，曾停放在类似这样的宅院中供军民凭吊。类似这样的宅院，在战时很可能承担过救护伤员的功能。1937年七七事变后，这位经历过军阀混战的河北军人写下遗书：“我爱你们，但更爱国家。”同年10月忻口战役，身为第九军军长的他亲率部队冲锋，在距敌前沿阵地处中弹倒下，临终前仍高呼“前进！前进！”。如今，宅院的西厢房成了社区文史馆，展柜里陈列着将军用过的钢笔——笔杆上刻着“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虽已模糊，却像一道觉醒的闪电，划破了那个战乱年代的迷茫。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郝梦龄将军正式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如今郝梦龄烈士的墓位于武昌伏虎山西北侧山腰，是武汉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多所中小学及高校党支部常组织学生到此扫墓并举行宣誓仪式。
暮春时节，槐花如雪落满路牌，常有白发老人踩着落花前来，在文史馆的玻璃柜前久久伫立。他们指尖划过展柜的动作，轻得像在抚摸历史的印记，而柜中那支笔的倒影，正与窗外新生的槐树叶脉重叠——那是一个民族从分裂走向觉醒的生命纹路。
三位英雄的轨迹宛如三颗的星辰，最终交汇于民族危亡的天际。陈怀民放弃跳伞的决绝，让“青春”二字有了燃烧的形状；张自忠将军以赴死报国之心亲临前线作战，用壮烈牺牲诠释了赤胆忠心；郝梦龄在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生命践行了军人的最高职责。他们同为中华儿女，肩负不同职责，却在民族危亡之际，共同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深层含义。
陈怀民烈士牺牲后，1938年5月武汉追悼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驻汉办事处敬献挽联“捐躯报国”“义薄云天”；2009年张自忠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今天，中华民族对所有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先烈，无论其党派背景，都致以最深切的缅怀和最高的敬意。他们的名字与功绩，共同熔铸成民族记忆的丰碑。这种超越历史局限，恰如武汉的长江水，既能容纳百川，更荡涤尘埃，让所有为民族献身的灵魂，都能在历史的星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街道居委会每年都会举办“将军故事会”，退休教师王奶奶总爱朗诵将军的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小手不自觉地摸向路牌，仿佛能感受到将军的威武。附近的小学，每年新生入学都会走一遍“英雄路”，校长总说：“你们踩的不是石板路，是将军们铺就的报国路。”每到清明，都会有老人带着孙子在路牌下摆上一碗热干面，“让娃娃知道，这碗面的热气里，有青春的热血。”
如今，三条英雄路已成为武汉的“精神坐标”。每年抗战胜利纪念日，总有青年学生捧着白菊来到路牌下，用粉笔在地面书写英雄的事迹；纪录片剧组扛着机器穿梭在里弄，记录下砖墙上的弹痕、老人口中的故事；甚至连外卖小哥路过时，都会放慢车速，对着路牌行一个短暂的注目礼。这种缅怀早已超越地域，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仪式。从教科书里的英雄传记，到网络上的“云端纪念馆”；从影视剧对英雄事迹的演绎，到烈士陵园里永不熄灭的长明灯，中华民族正以各种方式，将英雄的基因植入时代的血脉。当陈怀民路的梧桐又抽出新芽，当张自忠路的石榴花再次映红砖墙，当郝梦龄路的槐花又落满青石板，我们知道：英雄从未远去，他们只是化作了星辰，继续照亮中华民族前行的道路。
暮色中的汉口，三条英雄路的路牌在路灯下泛着温暖的光。它们比邻而居，相互守望，像镶嵌在大地上的钢尺，丈量着民族精神的维度。而路过的行人或许会突然驻足，在某片梧桐叶的阴影里，在某朵石榴花的殷红中，在某朵槐花的芬芳里，听见历史的低语：那些以生命照亮黑暗的人，永远活在光明之中。
此刻，英雄路牌上镌刻的名字，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愈发清晰。回望八十余载沧桑巨变，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真正从屈辱中奋起，于废墟上重生，彻底扭转了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命运的征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壮丽的图景，并非凭空而来。它是无数象陈怀民、张自忠、郝梦龄一般的英烈，以滚烫的热血、不屈的脊梁，在破碎的河山上重新浇筑了民族复兴的基石。他们用生命粉碎了列强的铁蹄，换来了我们不再受欺凌的尊严与底气。这份来之不易的盛世安稳，这份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荣光，时时叩问着吾辈：先辈以命相搏，吾辈岂敢懈怠？唯有铭记那血染的来路，以更坚毅的步伐、更昂扬的斗志，在先烈用生命照亮的征途上自强不息，方能不负这千秋碧血，不负这万里河山。
站在即将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中国早已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日之中国，高铁穿梭于群山，巨轮破浪于大洋；“嫦娥”揽月，“蛟龙”探海，这锦绣山河，盛世图景，正是无数英烈用生命换来的。但我们深知，民族复兴之路道阻且长，越是行至高处、走向远方，越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那些刻在路牌上的名字，那些浸透在历史中的血泪，始终在提醒着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从苦难中汲取力量；不忘战争，不是为了渲染恐惧，而是要以史为鉴守护和平。让英雄的星辰永远高悬，照亮我们前行的征途；让“苟利国家生死以”的信念，永远激荡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