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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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与汉水在武汉的腹地相拥，像两条奔涌的血脉，把三镇——汉口的市井、武昌的文气、汉阳的古意——串成一枚流动的玉佩。江岸边那些或新或旧的码头，便是这枚玉佩上的纹路，深一道是历史，浅一道是生活，磨不掉的，是江城人骨血里的码头气。
我对码头最初印象，藏在儿时某个微亮的清晨。父亲出差带着我，去汉阳门码头接工厂的业务员，江风裹着鱼腥气和煤烟味扑在脸上，远处的轮渡"呜——"地扯了声长笛，像在给江雾打了个招呼。码头上早挤满了人，挑着担子的"扁担"们扎着粗布绑腿，麻绳在肩头勒出红印，喊着"让让，让让"往船上送货物；卖热干面的摊子支在石阶旁，这碗面之所以能成为码头早餐的"霸主"，只因它快：烫面、捞起、拌酱、撒料，一气呵成；它扛饿：芝麻酱和碱面提供的热量，足以支撑一上午的重体力劳动。芝麻酱的香混着辣萝卜丁的脆，摊主用武汉话吆喝："过早不？刚拌好的，多给你淋勺香油！"我攥着父亲的手，看乘客从轮渡的舷梯上下来，包袱上还沾着江雾的潮气——那时候不懂"码头"是什么，只觉得这里的风景都比别处热闹，连阳光落在江面上的碎金，都带着奔忙的劲儿。
后来读武汉的史料，才知这热闹不是凭空来的。1861年汉口开埠后，江水汤汤里载来的不只是粮食和布匹，还有"货到汉口活"的传奇，以及倚靠这传奇生存的各大码头帮派。"洪帮"、"青帮"等势力划分着地盘，工人们拜着各自的"老头子"，一套不容逾越的江湖规矩维系着码头的运转与秩序。那时的码头还带着野气，帆船挤在江湾里，船家抛锚时喊的号子能传到龟山；到了近代，洋人的轮船也停靠了进来，哥特式的钟楼、古典主义的洋行与本土的码头牌坊、青石板阶仓栈临江对峙又奇妙共存。广东的糖、上海的布、四川的盐，还有洋人的钟表、呢子，都在这些码头上卸下来，再由"扁担"们扛着，送进汉口"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深巷里。我曾在汉口江滩见过一块老码头的残碑，上面刻着"光绪二十三年货运栈"，字缝里仿佛还能看见当年的商贾们拱手谈生意，码头工人弯腰扛货的影子——码头从来不是静止的岸，是长江上的"转运站"，也是武汉这座城的"成长密码"。
码头上的人，是这密码里最鲜活的笔画。"扁担"们总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褂，扁担两头缠着旧布，怕磨坏货物，也怕硌疼肩膀。有次在老码头听一位姓周的老师傅讲，过去扛大包，一百斤的货要从江边扛到仓库，走三步就得换个肩，"但规矩不能破——别人的货，哪怕淋了雨，也得用自己的褂子裹着，不能湿了分毫。"这是码头的"江湖气"，直来直去，却重情重义。船家们则带着水的灵活，掌舵时眼睛盯着江面的浪，手里的舵柄转得又快又稳，遇到熟人的船过，会喊一嗓子"今天水流急，靠岸慢些！"；岸边的商贩最会察言观色，旅客刚下船，就递上温热的茶水，"歇口气，再找路不迟"。南来北往的人在码头上碰头，四川话、河南话、湖南话混着武汉话，起初难免有磕碰摩擦，为抢活计、占地盘争执不休。但吵过闹过之后，最终都明白"靠水吃水"的道理，形成了一套"互相搭把手是本分"的朴素默契——码头的包容，从来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在争吵与协作中淬炼出的、一种基于生存智慧的共同体认同。
这默契，藏在码头旁的日子里。码头的饮食自成一派：重油、重料、顶饱、快熟。清晨天不亮，早餐摊就支起来了，热干面要拌得芝麻酱裹满每根面条，为的是让工人吃得快又吃得饱；豆皮的糯米得蒸得软糯，油煎的外皮能提供充足能量；面窝要炸得外脆里嫩，一个下肚就能顶半天饥。工人们蹲在石阶上吃面，筷子扒拉得快，吃完抹把嘴，扛起扁担就上工。到了黄昏，江面上的船渐渐归港，夕阳把江水染成金红色，船家收起帆，坐在船头抽烟，看着岸边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有路灯的暖黄，有船上信号灯的暗红，还有居民楼里飘出的灯火，混着江风里的饭菜香，成了码头最温柔的模样。四季轮回里，码头也换着模样：春天江水涨绿，岸边的柳树垂到水面，有人在码头边钓鱼；夏天汛期来，浊浪拍打着石阶，工人们扛着沙袋加固岸堤，喊着号子与江水较劲；秋天江风凉，老人搬个小马扎在码头下棋，棋子落盘的声响能传老远；冬天薄雾起，轮渡在雾里鸣笛，像在给江面上的寒气打个招呼——码头的日子，从来不是诗里的风花雪月，是"跟着江水走，顺着日子过"的踏实。
有人说，码头文化带着"江湖气"，粗粝、直接；可我总觉得，那粗粝里藏着武汉人的底色。码头上的人，见过江里的风浪，也受过生活的苦，所以懂得"务实"——"看水行船"是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手快有、手慢无"是生存，明白好生活要靠力气挣。可这务实里，又藏着柔软的包容：北方来的货郎能在码头摆摊，南方来的船家能在岸边歇脚，甚至连异乡人的乡音，都能在码头上找到呼应。汉剧里唱的"码头戏"，讲的是船家的悲欢；武汉广泛传唱的《龙船调》，虽源自鄂西，却在码头上找到了共鸣；就连武汉人说话的直爽，"有么事直说，别绕弯子"，都带着码头边"当面锣对面鼓"的劲儿——码头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的标签，是"江湖气"与"包容心"拧成的绳，一头拴着生存，一头拴着生活。
只是，日子的轮盘不停转动，码头也循着时代的轨迹悄然蜕变。长江大桥如钢铁长虹横跨江面，地铁隧道在江底织就快捷脉络，曾经喧嚣的货运码头陆续迁往城郊，那些载着三镇居民通勤往返的轮渡，如今卸下了交通重责，成了游人们慢悠悠看江景、赏落日的"水上观景台"。
汉阳门的老码头还立在江边，青石板阶被岁月磨得发亮，只是不见了扛货"扁担"们匆忙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举着相机、对着江景与老码头合影的年轻人；汉口江滩的旧栈房褪去了货运的尘烟，改造成了江滩公园的一部分，成了市民散步、休憩的去处；江汉关大楼不再只是报时的地标，内里化作了博物馆——玻璃展柜里，泛黄的老船票、磨破的旧扁担静静躺着，墙上的黑白照片里，码头工人弯腰扛货、商贾往来穿梭的热闹场景，仍清晰得仿佛就在昨日。
有次我带外地朋友坐轮渡，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长江大桥感叹："现在过江真方便，比轮渡快多了。"我却忽然想起儿时坐轮渡的光景：船行得慢，江风裹着水汽拂在脸上，能看见江面上掠过的水鸟，能听见船工扯着嗓子喊"坐稳喽"，还能数着江里来往的货船——原来，码头的"实用功能"或许会随时代淡去，但它承载的"城市性格"从未消散。这种性格，是武汉人"不服周"的韧劲，是面对困难时"吃了亏"却依然"耍拉"（利落）的乐观。是户部巷凌晨三点升腾的烟火气，是光谷广场昼夜不息的创业活力。年轻人来老码头拍复古照片，寻找的是这种精神的根；他们在慢悠悠的轮渡上望着滔滔江水，忽然读懂的，是"江城"二字里藏着的那份源自码头的豁达与底气——那些在风浪里沉淀出的坚韧与包容，早已像江水浸润土壤般，渗进了武汉的城市肌理，成了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印记。
如今再去江边，我总喜欢伫立在老码头的石阶上凝思。江水依旧东流，拍打着石阶，像在重复着千百年的节奏。那些曾经在码头上奔忙的人，那些曾经在码头上发生的事，都成了城市的记忆——是"扁担"们肩上的红印，是船家手里的舵柄，是早餐摊的热干面香，是黄昏时的归舟灯火。码头的样子或许变了，从货运的岸，变成了观光的台；从拥挤的集市，变成了清净的江滩。但那些在码头上淬出的精神——吃苦耐劳的韧，包容开放的暖，务实灵活的智——却从来没变过。它们从江边走向街头巷尾，从历史走入现代生活，从"扁担"的肩头传到当今武汉人奔忙的脚步里。
这或许就是码头的意义：它不是江岸边的一块石头，不是江面上的一艘船，是长江与武汉的对话，是过去与现在的联结，是武汉人骨子里的"根"。江水会改道，码头会移位，但人在江岸边淬出的性子，却像江底的卵石，越磨越分明。就像这永不停止的江水，码头文化也会带着武汉的故事，流向下一个晨光熹微的清晨，流进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