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川赴约

微雨的午后，江风裹着潮雾漫过江滩，细如牛毛的雨丝不是坠落，是悬在天地间的絮语——掠过眉骨，浸透衣领，渗进衣缝里，把千年江潮的古意，也一并沁入肌理。我站在汉阳江滩，看长江浑浊的江水翻滚，那不是江水在流，是时光驮着沉甸甸的过往在赶路。对岸武昌的楼群，早被雨雾揉成淡灰的晕影；唯有黄鹤楼的飞檐如一柄出鞘的剑，挑破这薄纱般的朦胧，在天地间落下一笔醒目的朱红。

这隔江的凝望，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脉相拥。崔颢当年在对岸吟咏“晴川历历汉阳树”时，目光曾掠过眼前这片江水；我此刻凝望“黄鹤一去不复返”的楼阁，视线也追着那“一江春水向东流”。江浪滔滔，隔开的从不是此岸与彼岸，而是时光的褶皱。那褶皱里所藏的，正是代代人在此凝望时，眼底共通的、对天地与岁月的温柔叩问。

附近的汉阳街巷，市井气是活的：热干面的芝麻香裹着水汽飘过来，电动车的鸣笛与江涛撞个满怀，倒像给江潮添了烟火气；可一踏进晴川阁的青石板，世界仿佛慢了半拍，这不是静，是时光 在放慢呼吸。朱柱黛瓦被雨水浸得沉实，卧在江畔不似楼阁，倒像一本摊开的泛黄线装书，青石板是扉页，湿滑的苔藓是页脚的注脚，等着来人用脚步轻轻翻开。我念着“晴川历历汉阳树”拾级而上，每一步踩在青石板上的清响，都像在叩问：你是来寻眼前的景，还是来赴一场与历史的旧约？

近了才懂，这阁的“讲究”里藏着倔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注：清代编修的《汉阳府志》和《湖广通志》有记载]，汉阳知府范之箴为纪念大禹治水功绩建它，取名“晴川”，正是取自唐代诗人崔颢那不朽的诗句。但他所求的不只是风雅诗意，更是“疏江导汉”的魂。此后，在历史风雨中，它见惯了兵燹的火、风雨的刀——焚毁时，木石在火里发出的不是哀鸣，是文明的喘息；重修时，匠人垒的不只是砖瓦，是从灰烬里拾回薪火。史料明确记载的大规模修缮有8次，这是木梁烧黑的伤疤，是青砖断裂的骨节，每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都是把“守护”的意，又往土里扎深。1931年武汉特大洪水[注：《武汉市志·防汛志》和《汉口民国日报》记载晴川阁主体建筑在此次洪灾中被江水冲毁。]冲毁主体，1934年彻底倾颓时[注：《汉阳县志》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一次大风中，本就受损的主体结构发生倒塌。此后成为废墟。]，断壁残垣间卧着的不是废墟，是文脉的“休止符”；1983年重修时，能工巧匠垒砌的不只是一砖一木，是把“休止符”续成了“延音线”——复刻的是飞檐的弧度，续接的是从未断过的文明。

抚过麻石台基，指尖能触到不是包浆，是时光的体温。那粗糙里的温润，是无数手掌焐出来的，像老人掌心的纹路，每一道都藏着“我来过”的记忆。这些触摸不是痕迹，是一代代人与历史的无声交叠——不知是哪朝哪代的过客，曾在此驻足，将“治水安民”的祈愿，连同掌心的温度，一并烙进石纹里。此刻我的手按上去，仿佛触到了他们未凉的体温，在石上叠成同一份千年不改的念想。飞檐斗拱层层叠叠，不是“支撑”，是“托举”，像捧着珍宝似的托举着阁身，也托举着不敢惊扰历史的敬畏。赵朴初手书的“晴川阁”匾额上，雨珠晕开的水痕不是寻常湿痕，是时光的痕，凝在“晴”字的竖钩上，像在为千年的等待，画了个温柔的逗号。檐角的古铜风铃最是懂礼，风雨掠过只敢轻响，那叮铃声不是热闹，是耳语——怕吵了阁内安睡的旧梦，怕断了崔颢诗句里，缠了千年的韵脚。

绕到阁后，才惊觉，这不是一座楼，是一片“文脉的拼图”。禹稷行宫的古柏，虬枝盘曲如篆，每一道纹路都缠着治水故事。殿内光影摇曳时，仿佛能看见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脚步，正从身影里缓缓走出来；禹碑亭里的石碑，字迹被岁月磨得只剩浅痕，可“治水安民”四个字，却像深深刻进血脉里生了根——模糊的是时光的滤镜，清晰的是精神的坐标。朝宗亭凭栏时，江风裹着水汽扑在脸上，忽然懂了“诸侯朝觐”的磅礴：那不是权力的盛宴，是“九州一家”的共鸣，是所有人心底，对“归处”的一份认同。禹功矶头，江浪拍打着巨石，每一声都是先民与自然对话的回音：不是征服，是共生；不是对抗，是相惜。而矶旁的铁门关，早已褪去军事要塞的锐气，砖石上的痕迹还留着三国烽火的温度——当年的金戈铁马早已成烟，唯有“守土”的魂，还在江涛里轻轻摇晃，从未离开。

这方园囿最妙的，是把“柔”与“刚”织成了锦。江南园林式的回廊曲折是“柔”，楚地建筑的朱柱敦实雄浑是“刚”；园囿内古木奇石的清幽是“柔”，园外滔滔江水的浩荡是“刚”。这“柔”与“刚”不是拼贴，是融，是把荆楚的豪迈、江湖的温婉、长江的包容，都柔进黛瓦朱柱里，风一吹，就抖出武汉的”魂“。所谓“楚天建筑艺术瑰宝”，从不是木石的贵重，是把武汉的魂，扎在了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里，人们踏上去，就能撞出文化的回响，像撞着了故乡的心跳。

登临阁顶时，雨停得悄无声息，像时光与我默契的停顿。17.5米高的阁身，求的不是“高度”，是“视角”——浩浩渺渺的江景尽收眼底时，清代桑调元的诗句：“岧峣飞阁俯晴川，黄鹤矶头接暮烟”忽然撞进心里。诗里的“暮烟”，此刻化作长江大桥的钢铁轮廓，列车轰鸣着穿过长江大桥，笛声混着江涛，倒像崔颢的诗忽然有了新的韵脚——不是”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怅惆，是”古今同此江天“的辽阔。我忽然笑了：唐时的“汉阳树”未必是眼前的香樟，沉没的鹦鹉洲也只余其名，可崔颢的诗却比任何草木都坚韧——它不是刻在石碑上，是映在每一个眺望江天的眼眸里，融在武汉的文脉里，只要还有人望一眼江、念一句诗，它就永远活着，像江潮一样，永远不会停。

阁内的防洪展览区，是另一场“时光的相拥”。1954年抗洪老照片里，军民披着粗布蓑衣筑堤的身影，和禹稷行宫壁画上大禹披的蓑衣，在时光里粘成了同一件护着城的铠甲；29.73米的历史最高水位线，和禹碑上“治水安民”的铭文，在墙上刻成了同一份“人与水的契约”。忽然懂了：大禹治水从来不是“传说”，是武汉的血脉——从秦汉的堤防到明清的疏浚，从1954年的众志成城到新时代的长江大保护，武汉与水的故事，从来不是“抗争”，是“共生”：疏江是为了让水安，护江是为了让城兴，这”共生“，才是“天人合一”最实在的模样，是刻在这片土地上，最久的承诺。

暮色漫上来时，我站在铁门关旁，看夕阳把江面泼成一片熔金。游人的脚步声渐渐远了，江涛成了唯一的旁白，对岸都市的华灯次第亮起，与晴川阁檐角的灯影，在江水里织成一片碎金。这阁是复建的，可麻石基座的沁凉是真的，朱漆梁柱的温润是真的，檐下风铃的清音是真的——这些“真”，藏着往昔的精魂：它见过三国的刀光，听过清末的炮响，也看着武汉从码头城镇长成繁华都会，每一片黛瓦都在说：所谓“历史”，从来不是过去式，是活在当下的进行时，是你脚 下的路，是你眼前的江，是你心里的念。

离去时回望，晴川阁的剪影已与龟山融在一起，风铃再送一声清响，轻得像一句叮嘱，又像一声应答——是回应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也是回应我此行的“寻”与“感”。唇齿间又漫出“晴川历历汉阳树”的句子，此刻想起的不是诗的意境，是青石板上苔藓的湿滑，是斗拱间雕饰的精巧，是江浪拍矶的力道，是那座始终站在江畔的阁——它不是“景点”，是武汉的“文化锚点”，把深厚的根脉，稳稳扎在这片与水共生的土地上，像一艘不会沉的船，载着过往，驶向未来。

此番晴川阁之行，不是“游览”，是“赴约”。我赴了与崔颢的诗约，赴了与大禹的魂约，也赴了与武汉文脉的约。离开晴川阁时像在时光的河滩上，拾得一枚浸了江潮的玉，妥帖揣在心里——这温不是玉的暧，是青石板间的苔、朱漆柱的润、风铃的响，是隔江凝望时，心里那阵跨了千年的颤栗。原来文化从不是书本里的铅字，是你踩过苔痕时的趔趄，是手抚过朱漆柱时的粗糙，是你望着江浪时，忽然辨出”历历“二字的分量——原来江浪里的时光未散，是树影间的过往未远，是每一个人回顾历史时，心里都会涌起的，那阵跨着千年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