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关钟声

长江之畔，江汉关的钟声敲响了百年。作为“探寻江城印记”志愿文化行动的一次文学实践，我试图以文字触摸这座建筑的肌理，聆听时间深处的声音。钟声悠悠，它所承载的，不仅是武汉的过去，更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共同印记。

江汉关前月，钟声逐浪飞。

我的思绪，总会飘回2024年那个跨年夜。彼时，江风裹挟着湿润的水汽，人潮如春汛般漫过江滩，向这座百年江汉关大楼涌来。电子屏幕的流光在花岗岩壁上游走，将深褐石纹浸染成一片凝固的琥珀；倒计时的呼喊随江雾升腾，终于在零点与青铜钟声轰然相融——“当——当——”。

钟声划破夜幕的刹那，江心航标灯随声明灭，连鼎沸的人声也倏然淡去，仿佛被这穿越时空的轰鸣灼出一片寂静。有人举着手机追录钟鸣，镜头里钟盘的清辉与天际冷月叠在一处；孩童被父亲托上肩头，小手轻抚微凉石壁，指尖所触，是百年沉淀的温凉。江水中摇曳着钟楼倒影，也仿佛将整座城市的脉动，揉进了此刻的欢腾里。那份震撼与感触，在我心中珍藏至今。

人声渐远，时光仿佛被悄然拉长。车轮喧嚣、数据洪流、此起彼伏的笑语，都缓缓沉入背景。唯有张若虚那一问漫上心头，清澈而苍茫：“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这江月该记得江汉关大楼的筹建——早在它1924年落成之前，英国建筑师的图纸便已在汉口晨光中铺展，爱奥尼石柱逐节拔地而起，当初门环上锃亮的西洋纹样，硬是将远来的殖民印记，深深砌进了这座城市的肌理里。那时的钟声是冷的——报关单上密布的英文数字，承载着船舶吨税的银锭，都让每一次钟鸣如钉，楔入主权褶皱的最深处，成为那个年代隐忍而漫长的疼痛。

这钟声，从来不只是时间的刻度。上世纪中叶，它是唤醒整座城市的晨号——钟韵未散，江汉桥上已涌过一片清脆的自行车铃浪；八十年代，它又成了汉正街生意人的作息表——钟鸣晌午，店家纷纷撂下算盘，相邀去尝一碗热辣鲜香的糊汤粉；如今，它是游客镜头里的风景，是老街坊茶余饭后的絮语。从殖民时期的“他者之音”，到融入城市血脉的“共同图腾”，这金属的震颤中，镌刻的是一座城从屈辱中站起、于烟火里重生的完整年轮。

我把掌心贴在石壁上，指尖触到的不是料峭的阴冷，而是一种温厚的沁凉，仿佛自汉口开埠以来的风云，都在这石缝间悄然陈酿。午后阳光缓缓淌过的墙面，深浅不一的纹路在我眼中化作了无声的史页：那最深峻的一道，如同1861年开埠时，异国商船铁锚在基石上撞出的刻痕；那片最斑驳的蚀迹，仿佛仍在诉说张之洞督鄂时，“实业救国”浪潮卷起的尘烟。当然，还有那几处依旧清晰的弹痕——1938年武汉会战，钟声曾在连天炮火中喑哑，是守楼的老匠人冒死攀上钟楼，用麻绳缚紧松动的钟锤，让不屈的声响再度化为信念，响彻江城。廊柱底部，当年石匠镌刻的“汉地汉魂”依稀可辨，每一笔都浸透着沉默的倔强，在与时光默默较劲。

听得愈久，愈觉这钟声的矛盾与温柔：它本是丈量时间的标尺，却执意对抗时间的遗忘；它想为我们凝固过往，却偏偏成了未来投来的、温存的回响。就像这栋石楼，虽立着希腊柱式，却早已吸足了江汉平原的湿暖水汽——它不曾亲闻辛亥首义那声划破长夜的枪响，精神血脉却与那终结帝制的惊雷紧紧相连；钟楼指针仿佛曾在某一刻停驻，钟声与呐喊交织，共奏旧时代的终曲。它见证过1927年大革命时期“赤都”武汉的激昂——青年学子在楼下挥洒传单，口号声裹着钟声传遍三镇；更铭记1949年的黎明，那一日的钟声格外沉雄，像是奋力抖落“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尘枷，第一次真正与脚下这片土地的呼吸同频共振。

这转变，从来不是轻易得来的。遥想1861年后的汉口，江面上外国商船日渐密集。巴夏礼以《天津条约》为凭，迫使汉口开埠——江汉关的设立就此成为定局。它踞于长江与汉水交汇的“汭位”，被刻意建为西方列强俯瞰华中的制高点。后来赫德执掌海关总税务司，索性将设计权交予英国建筑师，要求建筑既要有伦敦海关般的威严，更要在视觉上让中国人感受到所谓‘文明’的差距。落成之初的石楼，俨然一座“国中之国”：外籍职员住在楼内精装公寓，中国职员却蜷缩于江边简陋棚屋；关税先抵外债，连日常饮用水都需从外国洋行运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敲钟的钥匙悬在英国司钟人腰间，中国人途经钟楼，动辄遭受巡捕盘问。

可石缝里，总藏着不屈的根芽。当年题写“江汉关”匾额的湖北名士宗彝，面对外籍税务司奉上的五百两纹银润笔与“加刻英文”的要求，只淡然回应：“字，归我写；规矩，归我定。”他铺开宣纸，狼毫蘸墨时腕间微沉，仿佛将毕生风骨都凝于笔端。三个大字如古松立石，庄重浑厚，唯独“汉”字最后一捺，他特意将笔锋延展拉长，那一道墨痕仿佛要穿透木纹，直扎进汉口土地的深处。落款处未留半个洋文，只在不显眼的角落，浅浅刻了一个极小的“宗”字，若不细辨，几乎隐入木理纹理。旁人问他为何不争，他望着匾额上未干的墨迹，静静答道：“字在墙上，魂在字里。总有一天，这楼里的规矩——会跟着这字走。”[见注]

1938年深秋，钟声变了调。日军占领武汉，将钟楼指针强行拨快一小时，试图将它纳入东京时间的轨道。熟悉的钟韵里混入军靴踏步的杂音，破晓时分，江面上悬挂太阳旗的汽艇往来穿梭。日籍司钟紧攥敲钟钥匙，用生硬的中文呵斥：“顺民，要听钟的话。”而回应他的，是码头工人垂在身侧、暗暗攥紧的拳头，是百姓衣襟上缝着的“汉”字碎布——那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焰。

后来，空袭震歪了钟锤，中国工匠奉命修理。他仔细地校准、紧固，让钟声恢复了表面的准点。然而，自那以后，每当钟声响起，那青铜的震颤仿佛总要先穿过老匠人触摸过的每一寸冰冷，才能抵达我们的耳中——于是，尾音里便带上了一丝使整座城都听得懂的沉郁。

转折藏在1949年的春天。解放前夕，国民党溃兵持枪闯至江汉关，企图抢夺海关仓库的物资。职工们纷纷挺身，抄起消防斧与铁棍守在门口，一位年轻的师傅举起旧枪，朝天空鸣放两响，高喊：“这是中国人的海关，绝不容你们毁掉！” 混乱中，有人奋力敲响了楼顶的警钟，那急促的钟声与呐喊交织，在夜空中传出很远，溃兵见状，终致仓皇撤走。待解放军先头部队赶到时，江汉关大门完好无损，唯有匾额上溅了几点墨迹，像是为那段屈辱岁月，草草画下的终点。

那年5月16日，晨光漫进钟楼，解放军战士们亲手降下最后一面外国旗，又以红漆在匾额旁郑重添上“人民海关”四个字，每一笔都带着初生的温热。司钟人换作武汉本地的老工人，他紧握钥匙，深吸一口气，撞响的钟声前所未有地洪亮、昂扬。很快，这钟声便将学会新的曲调，与即将响彻全国的《东方红》一道，成为这座城市新的脉搏。钟声荡过江滩，有人悄悄红了眼眶，抬手抹泪，低声说：“这钟，终于姓‘汉’了。”

新生的钟声，总与人间烟火相伴。听海关工作人员讲，上世纪六十年代，海关青年才俊在楼内举行婚礼，同事们将红绸系上钟楼栏杆，江风拂过，绸带便随着钟声轻轻摇曳。钟鸣响起时，新娘从怀中取出一方手帕，上面绣着钟楼的轮廓，针脚细密，帕角签满了同事的名字——那墨迹里，仿佛仍凝着当年的笑语。有人将这方帕子小心收藏，边角虽已磨出岁月的毛絮，却依然可见当初的绣工，那是属于那个年代的、含蓄而温柔的浪漫。待到九十年代，总有学生在黄昏钟声中来到江滩，将书包往长椅一放，看夕阳把钟楼的影子拉得悠长。钟韵如水，漫过写满习题的作业本，在纸页间留下淡淡的、时光的印痕。

这钟声，更像一根绵长的线，串起武汉的四季烟火。春来，钟声染着柳色，与江燕的清响相和；夏至，它穿透蝉鸣，融入纳凉街坊的絮语与冰粉担子的吆喝；秋深时，江雾将钟声揉得温软，伴着画眉的啼鸣；寒冬里，它破开冷雾，裹着烤红薯的甜香，化作行人肩头无言的慰藉。

进入21世纪，海关职能迁往新址，江汉关大楼转身成为博物馆。它并未将历史封存于玻璃柜中，而是坦然将屈辱与新生一同铺陈在阳光之下：展柜里，1865年外籍税务司的银印泛着冷光，“大清海关”旁的英文缩写依然清晰；而1949年的接管签到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红色印鉴却灼灼发热，墨迹中仿佛仍带着刚刚卸下枷锁的体温；一旁是1950年的武汉海关旗帜，边角微损，五星红旗的颜色却依旧鲜明。说明牌上写道：“这面旗初次升起时，钟楼奏响《东方红》，江滩上市民的掌声，曾漫过整个江面。”

展厅尽头，屏幕循环播放着历史影像——从开埠时萧条的码头，到殖民时期林立的洋行；从解放军接管的庄严一刻，到如今游客纷至打卡的场景。每一帧画面都在诉说：这不仅是石砌的建筑，更是一部活着的史书，题写着“从屈辱到复兴”的民族历程。

这石楼见过武汉最狼狈的瞬间，也记得它最坚韧的模样。1931年洪水漫城，江水淹至钟楼首层，底楼档案尽数泡皱。司钟人踩着板凳攀上钟台，照常敲响铜钟——那一声声钟鸣，仿佛在向整座城市喊话：“莫慌，水总会退。”1954年特大洪水，解放军在江堤筑起人墙，江汉关的窗口彻夜亮着灯光，工作人员连夜清点转运防汛物资，那时的钟声，如同为堤上军民鼓劲的号角。1998年洪峰再临，有人拍下一张照片：浑浊江水已逼近防洪墙的最高警戒线，浪头几乎触及钟楼基座，而那面国旗依旧在江汉关楼顶猎猎飞扬。钟声与抗洪军民的呼喊交织在一起，成为那个夏天最令人动容的合唱。

2020年，那个令人窒息的春天，钟声又成了希望的象征。疫情最严峻时，空寂的江汉路上，唯有钟楼依旧准时鸣响：清晨六点，唤醒沉睡的城，连窗棂上的霜花都似被钟声暖化；夜晚八点，伴着窗后的人们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那歌声裹着钟声荡过江滩，连空荡的街道都似有了力量。有护士在日记里写：“从医院下班，走在空街上听见钟声，突然就想流泪——这城市还活着，我们的希望也活着。”武汉的英雄气，从不是喊出来的，是藏在被迫开放后的自强不息里，藏在博大包容中生长的坚韧里，而江汉关，正是这英雄品格最沉默也最坚实的石质丰碑。

现如今，暮色中的江滩，如一幅流动的长卷。新人相偎，将钟楼收入镜头，新娘的头纱被江风轻轻拂起，仿佛裹住了半缕未散的钟鸣；孩童举着肥皂水追逐嬉戏，泡泡里映出钟楼的轮廓，恍若将百年时光凝成透明的琥珀，沾了钟声的震颤，在空中多飘摇几秒；一位拄拐老人凭栏静立，目光随江水东流，手指在栏杆上无意识地敲击——那是他年轻时在码头记工的节奏，每一下，都曾与当年的钟声相和。

我转身直面长江，浑浊的江水裹挟泥沙、浮沫与朽木，浩荡奔涌。它既不关心钟摆划过了多少圈年轮，也不在意岸上人间更换了多少幕悲欢。望着“江间波浪兼天涌”的苍茫景象，方始领悟：在无尽的江流面前，所有钟声都不过是刹那的涟漪；而这钟声，却偏要在这须臾的刹那中，刻下属于人的、永恒的印记。

听得愈久，愈觉江汉关藏着时间的玄机：钟楼是“刹那”的标尺，以精准节拍将混沌光阴裁成可度量的诗行，是文明为理解存在而设下的坐标；江流则是“永恒”的哲人，以无言的奔涌展现时间那混沌、原生、不可分割的绵延，是存在最本真的状态。二者一为理性的刻度，一为感性的洪流，在此处并非对抗，而是达成深沉的共生。倘若没有江流，关楼便失了根基与眺望的远方；倘若没有钟楼，江流的永恒便少了被审视、被思忖的镜像。江汉关，正屹立于这“刹那”与“永恒”的交点；它的全部厚重与魅力，皆源于这两种时间向度碰撞所激起的、无尽的张力。

江面上，游人仍试图将钟楼与新月收进同一方镜头；街头艺人的古筝声悠悠飘来，与古老的钟鸣交织，融成新的和弦。月色如昨，钟声歇了又起，清越、绵长。这一次，我终于听懂了——它从来不是告别的晚钟，而是迎接的序曲。它所迎接的并非某个确定的明天，而是无数个带着温度的“此刻”：是明晨被钟声唤醒的市民，是黄昏江滩上静候钟鸣的孩童，是百年之后或许仍立于此处，聆听同一种震颤的、素未谋面的来人。

江汉关的钟声，自1924年响起便未曾停歇。它没有急促的秒针，唯有时针与分针循着古老的节奏从容轮转，反而比那三十亿年才误差一秒的原子钟，更让人感到时光的安稳与深厚。原子钟的精准里没有故事，而江汉关钟声的每一次“偏移”中，却藏着1938年的低咽、1949年的欢腾、2020年的守望。正如有史家所言，武汉的英雄性，正在其被迫开放后的自强不息，在其博大包容里生长的坚韧不拔——而江汉关，正是这英雄品格最坚实、最沉默的石质注脚。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而这穿城而过的江水，更承载着武汉的百年记忆——它见过殖民时代的商船泊岸，听过抗战岁月的钟声呜咽，也映过新生中国的红旗招展。这钟声，终将如江水一般，从我们身畔流过，奔向更远的未来。江汉关前，月华依旧，江水长流，钟声不息，城市的故事永无终章——你我皆是这绵长叙事中的笔墨，带着钟声的温度逐浪而行。江水会记得，钟声会记得，连这漫过堤岸的晚风，都会将我们的足迹，轻轻揉进城市下一圈年轮之中。

我忽然彻悟：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一座行走的“江汉关”？生命的渡口，岁月的长河，我们立于其间，检视往事的舟楫，整理情感的行囊，为梦想的航船签下发往远方的凭证。这座内心的关隘，其职责并非阻拦，而是理解；其意义不在固守，而在放行——它让我们得以承载过往的全部重量，依然能够扬帆驶向那未来的、辽阔的江面。而每一次探寻历史、讲述故事的志愿行动，都是一次精神的“敲钟”，让城市的记忆在倾听者心中重新“活”起来，让钟声的余温，漫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底。

钟声再次响起，清越，悠长，与江风的沉吟交织成一片。我忽然懂得，那敲响的，并非告别的晚钟，而是迎接的序曲。它迎接的，不是某一个确定的“明日”，而是明日之为明日的全部可能——是那由无数炽热“此刻”汇聚而成、如江水般浩荡无垠的未来。

钟声的余韵，渐渐融进江风与水汽之中。我最后回望，将这座聆听了一夜的钟楼，与百年来在此驻足的万千身影叠印在一起，所有感慨，最终凝成两句：

痕影长随汉关月，钟声暖彻柳生烟。

【注】文中关于宗彝先生题写匾额之轶事，融汇了武汉本地流传的民间传说，旨在彰其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