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洲问津书院

在新洲所有的古迹里，问津书院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最心驰神往的。

读中学时，历史老师讲“孔子周游列国”，翻到课本里“孔子使子路问津”的插图——子路拱手向农夫问询的画面，便在心里生了根。或许更早，夏夜躺在爷爷的竹椅上，听他讲“孔圣人找渡口”的故事，说楚地有处河湾，曾留住圣人的脚步。那时我便悄悄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去看看那片让孔子驻足的土地。

一个秋日，我终于得以前往瞻仰问津书院。站在书院门前，秋阳和煦，风里裹着桂子的淡香。将车停在孔子河畔，远远便望见那座青石牌坊，“问津书院”四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宛如被岁月反复摩挲过的竹简。牌坊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字是隶书，笔画间透着古朴的意蕴。站在碑前，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石面，心中不免会想起一桩历史争议——《史记·孔子世家》中，并未明确记载孔子曾踏入楚国都城，更未提及他曾到过这片河湾。

司马迁只记载，鲁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楚昭王曾派人聘请孔子，可他行至陈蔡之间，却被两国大夫围困，在旷野里断了粮，最终由楚国派兵接他脱了险。那时的楚国，疆域早已超载江汉平原，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原南部。陈蔡之间（今河南淮阳、上蔡一带）虽不是楚国核心腹地，却已处于楚文化的辐射内，甚至可能被楚国实际控制。若以“文化归属”论，孔子踏足的，本就是广义上的“楚地”。河水绕着书院缓缓流，清得能看见水底的卵石，岸边的芦苇摇着白絮，恍惚间，我仿佛听见了两千多年前的水声——或许就是这条河的支流，曾让奔波至此的孔子停下马车，让子路蹚着水去问那两位耕田的农夫：“渡口在何方？”

跨进书院大门，脚步不自觉放轻。院内的古柏应有上百年了吧，树干粗壮需两人合抱，枝杈向天空舒展，像要挽住过往的流云。青砖铺就的甬道通向大成殿，砖缝里长着细细的青苔，每一步踩下去，都仿佛在叩响历史的门扉。殿门上方悬着“万世师表”的匾额，黑底金字，透着肃穆。殿内的孔子塑像端坐正中，子路、颜回等弟子分列两侧，塑像前的香炉里，三炷香正燃着，青烟袅袅，萦绕着殿内的匾额。望着子路的塑像，忽然想起《论语》里的记载：孔子在楚地曾遇隐士接舆，那人唱着“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歌谣讽喻他；《孔子家语》里也记载，楚昭王渡江时得到一枚“萍实”，还特意派人向孔子请教这果实的来历。这些零碎的记载，虽没说清孔子是否到过新洲，却实实在在勾连着他与楚地的缘分。

我站在“问津堂”前，堂内嵌满石碑的墙面刻满了文字。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明代的残碑，字迹有些模糊，却能辨认出“朱子过此，讲学三日”的字样——朱熹当年踏足这里时，想必也思考过“孔子是否来过”的问题，但他终究选择在此讲学，把“问津”的意涵，从寻觅地理的“渡口”，延伸至探求“真理”。另一块清代的石碑，记载着书院修缮的故事，说当地乡绅为护着这处文脉，凑钱补了漏雨的屋顶，重刻了磨损的匾额，字里行间都是对“问津”二字的敬重。他们未必执着于考证孔子是否真的到过，而是坚信这方土地所承载的精神——就像孔子困于陈蔡仍不放弃传道，这里的人也不愿让“求知问道”的火种熄灭。

绕到殿后，有一处“晒书场”，地面是平整的青石板，相传孔子当年在此晒过淋湿的经书。石板上犹见浅浅的纹路，恍若书页留下的印记。旁边的“讲经台”用青石砌成，台上摆着一张旧木桌，桌角有些磨损。侧目遐想，千百年前，学子们围坐在台下，听先生讲授《论语》，论“君子不器”，言“士不可不弘毅”。清风穿过庭院，将琅琅读书声送到孔子河畔，与潺潺水声和鸣。王阳明曾在此讲学，他倡导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或许正是从“问津”的典故中汲取了灵感——询问渡口是“行”，探求大道是“知”，二者本就分不开。

走出书院时，夕阳把孔子河染成了一片金色。河畔的石碑旁，有位老人正给孩子讲孔子的故事，孩子仰着头，问：“爷爷，圣人真的来过这里吗？”老人笑着指向书院的飞檐：“重要的不是他是否来过，而是他所寻找的‘渡口’，一直就在这里。”

如今的新洲，处处能看见“问津”的痕迹。城区有“问津路”，学校有“问津班”，每年秋天，书院还会举办“问津文化节”，人们聚在这里，读《论语》，论古今，把“求知不辍、求道不止”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就像孔子河畔的水，永远流淌；就像书院里的古柏，永远长青。

站在书院外的石桥上，再望一眼那飞檐青瓦，心中豁然开朗：问津书院的价值，从不在考证孔子是否踏足过这片土地。它真正珍贵的，是把“子路问津”的典故，变成了一处精神渡口——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能在石碑间、古柏下，找到自己的“渡口”，找到追寻初心的方向。正如书院墙角那方新刻的石碑所写：“问津者，问的是地理之渡，寻的是心灵之途；访书院者，访的是千年古迹，承的是儒家风骨。”这风骨，在新洲的土地上，在华夏的文脉里，薪尽火传，永续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