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成林

（一）

阿拉古山的秋，总是来得那么早。才至晚夏，风就掺了秋气，盛绿的枝叶，稍不留神就被吹黄。赶上小雨，半黄半绿的叶子仿若彩色的雨蝶，打着旋儿在空中舞动。成千上万的雨滴从高空坠下，精准地打在枝头、悬在空中、落到地上，传来密密麻麻的喧哗，如山洪般席卷一切。远远望去，生命的落幕与新生，竟在这一刻重叠，似是遗落，又似是起舞。

阿奶总捡起脚下的落叶，对我说：地上的叶子是一堆一堆叠放着，但树上的叶子却是一片一片落下。不等我接话，她又把叶子丢给我，仿佛在告诫我什么。她总觉得我还没长大。

有一次，我打趣地回应，一个人能够有时间安静地观赏一棵树一片一片地落叶，应是一桩美事。其实，我更想说的是，那是一种奢侈。

她盯着手中泛黄的白杨叶，用她那双关节粗大歪扭的手，温柔地抚摸上面凸起的纹路，像在观摩一件珍宝。良久，忽然自言自语道：“要是一群人，就是奇迹！”

我震了一下。是啊，一群人站在自己种下的森林中，安静地观赏一棵棵树，你一片我一片落叶，那不是美事，确实是奇迹。奢侈二字，轻得像风。

阿拉古山上有很多棵树，都是我们一棵一棵亲手种下的。从阿奶到阿妈再到我，我们这三代人都曾是西北防护林的战士。

高海拔地区，苗很难种活，尤其是旱年间，基本熬不过一个月便会枯死。十二公里的环山公路，我们接力种了整整八年，才勉强给荒凉的柏油路竖起了一道单薄的绿色屏障。

如今，经过十几年生命的蜕变和坚守，小白杨长成了大白杨，曾经单薄的屏障也长成了坚厚的城墙，装点和守护着阿拉古山的四季与岁月，替我们留住了那些快被风吹散的记忆。驱车在漫长的环山公路上，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白杨树，春翠夏绿，秋黄冬白，吸引了不少县城游客专程来观赏。

清明过后，山上渐渐回暖，南墙根的积雪也开始融化，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躁动的土腥味。阿拉古山的人都知道，这是大自然在告诉万物，春生的时机已至。于是，每年清明祭祖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棵树，祈求祖先护佑，给新的一年讨个好兆头，期待来年的阿拉古山有个新的面貌。

我第一次参加红领巾植树节，是在学前班。那天清晨，阳光照在身上暖乎乎的，像是裹了一层被子，微风吹拂，红领巾飘扬，宛若一团团火苗。我们每个人扛着一把铁锹，挺胸抬头，像一支即将出征的队伍。

校长是个老爷爷，平日里很是和善，但我们对他总有一种莫名的敬畏——许是他在课堂上的严厉和不苟。他从办公室出来，头上戴着一顶散了边的大草帽，肩上扛着铁锹，胸前别着的那支钢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娃娃们，要想好，先种树！人人种，年年种！种出森林，笑哈哈！”

他大手一挥，带着我们这支五十多人的“小部队”，浩浩荡荡朝着从宽都兰村到永进村的道路出发。这段路，就是他负责的防区。而我们这些“小解放军”们的任务，就是占领道路、防守今天、解放明天——轻伤不下火线，坚决不给红领巾抹黑。

学前班和一年级负责搬运树苗，二、三年级种树，四、五年级挖坑。刚开始，随机分配小中大三人一组，后来自然就成了兄弟姐妹一组。整个村小的孩子，每家基本都有两三个，凑不齐亲兄弟姐妹的，就喊堂兄妹一起。最终，这场按年级分配的种树活动，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家族比赛。

如今宽都兰道路两边的大白杨树，基本都是我们当年比赛的结果。这是一份礼物，二十年前的我们，送给二十年后的自己，最有分量的童年奖励。

至于阿奶和阿妈，她们的战场要比我们隐蔽和长远得多。如今走在阿拉古山上，放眼望去，柳树、松树、梭梭树、沙枣树等多种耐寒树木，像列队一般整齐地矗立在山坡上。田间地头，铃铛刺、牛荆条这些矮小灌木，你挨着我，我拉着你，筑起了一座荆棘长城。这些都是她们的战果——沉甸甸的，就像阿奶那十个歪扭粗大的手指头。

时隔多年，我们中活下来的人，都已离开了当年的防区和阿拉古山。但那些种下去并活下来的树，却替我们永远留了下来，成为捍卫阿拉古的一道永恒屏障。至于那些死去的——无论是烧成灰掺进粪肥扬到田里的树，还是盖上棺掀开地皮埋到地下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都永久成了这里的一部分。

阿拉古山上的树，茂密得像地上层层叠叠的落叶——那正是我们，像叶子一片片落下，一棵棵种出来的。

（二）

奶奶说，村里的树跟村子本身一样，都是有灵的。树想讲话的时候，就会喊风来，让你听到一串沙沙的声响，那是树在说话。但宽都兰的风还很年轻，它总是跑得很快也跑的很远，经常一下就跑到别的村子或城里去了。它整日忙着送信，也或许是借此跑到外面去躲清闲。所以有时候等它再次回来的时候，树已经睡着了。因此，树总是努力不断地往天上长，期待能够拦住一朵过路云，或者一阵过路风。草也不例外，你看那些芨芨草们甚至把自己掏空了往上长，飞快地长，我想它们也肯定是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希望过路的云和风能够把话带出去。

当然，如果找不到风和云，树也会喊来一只鸟，或者一头驴、一只野兔，亦或是一个调皮的小朋友，总也要弄出一串沙沙声，让躺在她身下遮阳的人帮帮忙。人来了兴趣，便会吹起口哨，主动帮她呼唤风。毕竟，宽都兰的风虽然怕树，但他却更怕人，因为正是人种了这些能够拘束和使唤他的树。

树最喜欢的季节，应该是秋季。较之以往的口信传递，这个季节，它们可以让风向着远方寄去一片或数片信件。这些信有的是写给夏天搭了窝住家的鸟友，有的是写给曾经的鼠友、虫友、花友、草友，也有的是写给飘到远方扎了根的孩子的。总之，这个季节，对于树是思念和情话漫天飞舞的季节，同时也是风这个小家伙最忙的时节。

到了冬天，树便冬眠了，或许它们依旧在地底深处交流，但我却听不到。树一冬眠，风就没了约束和羁绊，它便整日在村巷和地头追逐孩子们的脚步，疯的不亦乐乎。但此时也到了年关时刻，它貌似也不愿跑到村子外面去了，反而整日从大湾子晃荡到西拉门，甚至是爬到马家台的最高处，不停地眺望和清点陆续从外面回来的人，还有那些人之外的事物。

说到底，宽都兰的所有东西一生能去到哪里，基本都是由风决定的。人也不例外，就像树的种子一样，风往哪边吹，人就往哪里去了。

（三）

门口的那棵柳树，是我们从宽都兰搬走的时候，父亲亲手种下的。

那一年，当西北风从高原深处刮过来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结束了他们在西宁的打工生涯，再次回到了村里，而我也结束留守生活，第一次离开了生活十五年的阿拉古山，到县城去读高中了。

许是三年的打工生涯，让父亲认识了宽都兰以外的风。回到家没多久，他就拿出一万元在隔壁村买下了一处庄窠，位置就在公路边上，他打算旁边再修两件土房，开个维修店。虽然这个设想后来迟迟没能落地，但当时却支撑着他举家搬迁，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

搬迁那天，门口围了乌压压一片人，但都是些抓着拐杖晒太阳的爷爷奶奶们，年轻人都已经出去打工了。我和大哥将家里唯一的大件——一座纯实木的黄色炕柜（母亲的陪嫁，大舅亲手制作的，据说是村里第一件纯实木炕柜，平日里母亲很是爱惜，但却架不住她的三个孩子在里面爬进爬出地捉迷藏），吃力地从低矮的屋檐下搬到三轮车上，又把那张泛黑的八仙桌绑在柜子上面，再把几张板凳挂在桌角上，最后把锅碗瓢盆、犁耙锹帚等塞进柜子底下悬空的车厢，家里基本就只剩下黑蛋和虎子了——我养的两只藏狗。

对了，还有爷爷留下来的两根麻绳，我和大哥用它们将车上的全部家当捆扎了个结结实实。

一切就绪后，大哥发动三轮车，马达传来突突突的声响，我却四下找不见父亲的身影。大哥左等右等，还不见父亲来，便又熄了火省油。约莫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在门口与爷爷奶奶们聊天，黑蛋和虎子忽然摇着尾巴朝马路远处跑去。不多时，就看见父亲的头出现在远处的马路边缘，接着他的脖子和上半身也缓缓出现，最后我们终于看清他手里拽着一根树枝，粗细刚好可以用来做一根铁锹把手。

等他走到近前，大哥抱怨道：“走就走了，你去砍树做啥？未必到了那里，还找不到一根铁锹把不成！”

父亲晃了晃手中的树枝，没有解释，只是说了一句：“柳树！”

然后从车厢里掏出一把原本已经打包好的铁锹，在大门右手边，麻利地挖坑种了下去，母亲又从边上的水井中提来一桶水，浇在了根部。

做完这一切，父亲和母亲又注视着那棵柳树良久，像是在寄托着什么，迟迟不肯动身。

后来，他们又跟门口的爷爷奶奶们挨个拉着手寒暄了一番，才终于骑上一旁的摩托车出发。

就这样，我和大哥开着装满了家当的三轮摩托车走在最前面，父亲和母亲骑着二轮摩托车跟在后面，黑蛋和阿虎跟在最后面奔跑。一家人，在一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一辈子的人们浑浊的眼神中，渐行渐远。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在隔壁村安了家，大哥去了山西打工，大姐去了山东读书，我也因为在高中寄宿，兄妹三个很少回家。所以，对新家的概念和留恋实则是极少的，加之高中前一直是在奶奶家留守，每次周末放学我都习以为常的偷跑回宽都兰，去奶奶那里。虽然，母亲对此表示过不满和愧疚，但我内心却实在是无法割舍宽都兰。每次，当我站在新家门前，闭着眼睛感受到从梁上刮下来的风，它狂暴地吹过我的身体，没有丝毫的停顿，也没有流露出半分对我这个孩童的关爱，更没有表现出与我的亲热，我就知道它和我不熟，对它而言，我只是个外来人。

一股风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认识一村的人，人也一样。那时，我已经十五六岁，生命中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去追求和探索，我不愿意再花十五六年的时光，去重新认识一股陌生的风，我想它估计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自我出生起，生命中就早已注定了有一股熟悉的风，它将随着我长大、变老、死亡。下一世，我也会循着它熟悉的味道，重新投胎到这个地方，再次长大、变老、死亡。世间万千，循环往复，熟悉一股风并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情。

正如奶奶说，从宽都兰吹出去的风，最终都会刮回来。

三年后，许是父亲和母亲也无法接受那股陌生的风，便再次循着那股他们生命中熟悉的风，又搬回到宽都兰。此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随着东南西北风吹出了宽都兰，只剩下黑蛋和阿虎追着那股熟悉的风，整日在门前的马路上撒欢、沉思、睡觉、等待。

我不知道它们在等待什么，但在第十年的时候，它们陆续在一个月之内都随着那股风走远了，再也没有回来。父亲也终于锁了门，将钥匙挂在那棵已经长大的柳树上，在夏天的时候，再次离开了宽都兰。

我和大哥是去年回去的，通往大门的路已经被齐腰的荒草彻底掩盖，丝毫看不出那里曾经是一家人每日进出的路。一棵高大的柳树，从高空垂下它瀑布般茂密的柳条，完全遮掩了大门，让人找不到入口。大哥开玩笑说，回趟家，像是在找美猴王的水帘洞。

不多时，风来了，它知道我们回来了。它在荒草的大河中左右跳跃，又在柳树的垂帘间上下浮动，似是在给我们指引那扇许久未曾打开过的门。

于是，我们艰难的穿过草河，又拨开厚重的柳帘，终于看到老宅子的那扇铁门——锈迹斑斑。父亲临走时，在它身上加了一把铁锁，却并未能锁住时光在它身体里走进走出。貌似只有携带了钥匙的这棵柳树，在无尽的岁月中尽己所能的护住一家人进出的这扇门。

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在思考和好奇，当年父亲和母亲种下它时，到底对它说了些什么？

（20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