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薇花繁

五十年来，我总在记忆里摩挲着外婆家的紫薇树。不是单薄的树，是泼泼洒洒、能把整座院落染透的紫红绽放，是我打小拜年时攥在手里的糖，是长大后隔着山河也拆不开的念想。

记忆时起，那棵树就长在外婆家院坝坎的折角处，北连外婆家的木门，南挨二舅家的石阶，像根温柔的绳，把家人拴在一处。夏至，紫红的花潮漫过枝桠，簇得枝桠都弯了腰，蜜蜂绕着花穗跳圆舞，翅尖沾着的紫粉，落在过路人的衣襟上，便是一天的香。

二舅家的周信哥告诉我这树的来历：邻村大队干部、吴姓长辈送的小树苗，原是要卖钱的，却改成了给相熟乡邻送念想；二舅接了两株，和五舅商量着栽下，一株在大路旁迎人，一株在门口共赏。那时的长辈总这样，把好东西掰成两半，藏着“共享繁花”的细碎心意。三舅每次回来，总蹲在树底下看，说这树枝干缠虬得有风骨，开起花来却满是柔肠。

七八十年代的风，是裹着烟火气的。那时外婆家的院子里，总挤着二十来口人，饭香混着孩子们的笑，能绕树飘到山头。外爷外婆的手，一双攥着锄头，一双捻着针线，把日子过得殷实。他们最看重书桌，我妈告诉我她小时常在私塾听书，单是二舅就读过五年私塾，她们兄弟姐妹们说话总带着温吞的软，有时候我听不懂他们低语商榷的未来。舅辈们把在私塾念的书，后来都变成了儿孙书包里的课本。再后来，这些儿孙就像熟透的果子，一个个离开老院，去城里求学、就业、安家。城镇化的脚步踏过来，老院的门轴渐渐生了锈，檐下的灯笼不再年年挂，连那树紫薇也失了往日的艳，枝桠间的紫稀了，像是没人陪它说话，便也懒怠开了。

最疼的一次，是听三舅家民强哥说的，冬闲时他回老家，见紫薇树的顶枝被砍了，断口处的年轮露着白，像一道没愈合的伤口。树在寒风里蜷着断枝，像个被遗忘的老人，孤零零守着空院。他站在树底下，突然就想起小时候，外婆总在这树前送他去县城上学，蓝布衫的衣角扫过花穗，说“好好念书，树开花时我等你回来”。那天的风真冷，把回忆吹得生疼，他立刻找五舅家的涛弟商量：“这树不能死，得把它带走。”

移栽的那天，来了好些人。铁锹挖开冻土时，根须上裹着的老泥簌簌往下掉，有不舍的无奈。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抬着树，装上车往安康城区去，又在绿化公司的园子里养了三年——像给一位老人请医调理，浇水、剪枝、遮阴，半点不敢怠慢。三年后，树终于缓过劲，民强哥把它栽在小区自家门口小花园中，又守了两年，终于等到第一簇紫重新绽在枝桠上。

前几天我再去看它，树干已长得粗壮，树皮摸着是温润的硬，像外爷握过锄头的手。紫色的花穗压得枝桠微垂，周围的花草拥着它，倒像是众星捧月——不，是这树自带一股沉厚的气，像个饱经世道历练的长者，稳稳地傲立花草间。风过花枝，簌簌的紫红像是在说话，我突然就懂了：这不是树，是外爷家的根须，在混凝土筑成的森林城市里扎下了记忆的纵深。

小区里的人都来看，说这树开得真热闹，却没人知道，这满树繁华里，藏着一棵古树的家族年轮，藏着一个老院的生存密码。

外爷的祖父原本是住在汉滨区早阳镇“钱家岭”的，那里土地平整肥沃，钱氏家族在此繁衍生息。可在战乱年代被迫迁移，从汉江河岸北移20里，躲进名叫“陪家沟”的深山里，因人多地少难以生存，又翻山越岭迁至旬阳麻坪河南坡的“钱河梁”，不久，再辗转到麻坪河北山“张庄”落居。没有土地，也没有住所，便向当地的大户人家租地度日。外爷勤奋劳作，余粮逐年积多，便卖粮变现积累银元，后又通过放贷增加收入，积累到一九四六年，开始在“海棠寺”买下两个四合院和二十亩耕地，一九四九年冬，举家迁至新处，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家。外爷及其祖父颠沛流离的安家史，以及那动荡更迭的时局，在新中国成立后彻底结束了。自此安居乐业，耕读并进，万物合生，依靠勤劳和智慧，让那片荒凉的无名之地，变成了现在有名的“钱家沟”。

古院还在，院门口“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楹联，虽斑驳但永久发光。长辈们大多已作古，但这树安康市花，带着他们的心意，在安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得依旧热闹。

原来所谓的根脉，不是固定在某块土地上的。只要根在，即使不是原地，就算漂泊在天涯海角，有土壤的地方，你都会繁花似锦。就像这紫薇，哪怕离开了老院坝的土，只要后辈还记着它的来历，还守着它的繁华，它就能把家族的故事，一辈辈传下去。风再大，雨再急，只要这树还开着繁花，就像外婆还在树前站着说：“你们走再远，根都在这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