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号母亲的歌

抱着借来的管子圆号，在夕阳里，对着家门前的大水坑，鼓动两腮劲吹，身体摇摆摇摆······

——这是我记忆中，关于父亲的一个昔日场景。

那时候，他刚满28岁，是村里的小学教师。他吹的管子圆号，个头比手风琴大，有大小喇叭，号管重叠迂回如盘龙曲蛇，通体银光闪亮。这个造型奇特的乐器，一经父亲吹响，它奇特的声音便像蝴蝶一样飞到村子的上空，并和袅袅炊烟缠绕一起，飘荡着。这立刻吸引了全村的父老乡亲，他们走出家门，来看吹号、听吹号。

当父亲吹第三支曲子时，里里外外的观众早聚成弧形，团团把他包围在中间。

父亲抱着管子圆号，摇动摆动晃动颤动，就像电影里那样。大家伙还是头一回看见这样的圆号，听到这样的号声，都和着父亲的号声跟唱。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后，《红梅赞》又响起时，跟唱的人急降下来——和寡是因为在乡下它应属曲高。但我听到身旁的母亲，一直在哼唱，她声虽轻，却流畅有节奏。

这时就有人扯着嗓子，喊我母亲名字，让她大点声唱，来一个“妇唱夫随”。

众人跟着起哄，起哄中又有掌声响起。母亲便把四岁的妹妹交给我，从观众群里出来，走到父亲跟前，理了理额角上的鬓发，清了清嗓子，“红梅花儿开·····”的唱起来。头一句有些许颤音，唱到第三句第四句时，她自如起来，与父亲的号点同频合拍了。我看见，两朵红晕这时飞上了母亲脸颊，还有她的眼睛，也闪动着异样的光彩······

原来，她年轻时就和我父亲一起唱过这首歌。那是上世纪60年代，在我父母的青葱岁月——十七、八岁上，作为文艺骨干，他们同被选到县里的文艺宣传队，演出中二人常合唱这首歌曲。

这本是父亲的一次器乐练习，他才刚刚学会吹这圆号，竟然就变成了一场乡村演唱会。哗哗的掌声，证明这场没有排练过的演唱会，还挺成功。看到母亲脸上洋溢着的欢喜，我不由想到，这与她几天前的焦虑、愤怒、担忧，是多么的不一样。当然，那也是因为这圆号。

那天是星期天，父亲一大早就去了城里。行前，他对母亲说去一个熟人那里借一本语文辅导教材。

但直到天都黑下来了，还不见父亲人影，母亲越等越心慌。夜不归宿，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事。终于沉不住气了，她跑到祖父家里发动所有人连夜出门寻找我父亲。学校的老师，村里所有和父亲关系不错的，镇里经常来往的朋友，全部跑了一遍，但都说没见着人！夜里过三点了。我二叔和另一个人急急忙忙的从城里带讯赶回来，这也是最有价值、母亲最焦盼的讯息。二叔说，找到父亲的那个熟人了，但人家说中午一点多钟就拿教材走了；顺路二叔又跑到外祖母家里，也没有。母亲崩溃了。她不能不往坏处最坏处想了。那天她一夜没眨眼。待到天亮，她睏熬的两眼都睁不开了，一迷糊，大门咣当一声开了，推门进来的——正是我父亲。

原来昨天他借完教材见时间还早，拐弯去了过去同在文艺宣传队，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朋友家，他一直想学吹管子圆号，就找这朋友去借这乐器。一见面聊个没完，天黑，硬留下吃饭，还上了酒，酒喝多了，醉得父亲骑不上自行车回不了家了，又没电话，只好夜宿友家，一大早就爬起来急急赶回。

都孩子的爹，快30的人了，还办出这样的“顽童”事，不怪母亲她生气！。

但看到父亲歉疚的低着头、抚弄着借来的心爱的管子圆号，最主要的是，他平安着。母亲一腔怒火化作眼泪，哭着她笑了。

并不只会吹号拉二胡弹弦子，还写得一手为人称道的好字：粉笔字钢笔字毛笔字。很早，就有人把他的字当字帖学。我也跟他学。他为我特制了一个长木盒，上面开了个细口，是为投币，币能进不能出，字写的好，就有币投入，末了一次性发给我书法年终奖。但就这样，我也还是没练出字来。母亲的分析是：不是没上心，也不是功夫没下到，是我和我们姊妹几个都不如父亲手巧。

我观察过他的手。那手，其实并不秀气，它细瘦，骨节分明，青筋兀起。手长的巧，遗传自祖母，父亲长相性格都随她。与父亲同样随祖母的还有姑姑、四叔；3岁即早夭的伯父和二叔、三叔则像祖父；6个子女恰好各三人分属他们二老、两个类型。祖父这边，粗犷、急躁、有力气；祖母这边，细腻、谨慎、有文气。尤其父亲，他形神兼备的遗传了祖母----这个念过私塾、出身地主家的小姐的所有优缺点。

除了他的手，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皮肤。炎炎夏日，不管谁，即便斯文如父亲，也是没有例外要下河光身洗澡。我记得这样一些场景，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童甚至成人，喜欢朝父亲身上泼水，然后看水珠怎样圆溜溜的，从他肤白如面润滑如油的的光脊背上，珠玉般滚落，以此取乐逗趣。一旁，还会有成年人的悄声私语：“白脸身上是真白！”

白脸，是父亲的外号，和他另一个外号---巧嘴，一起成了不少人的口头语。我小时候，最烦别人这样叫我父亲，以为不是什么好话，还会反唇相击。后来，长大了，才明白被人作为口头语的这两个外号，其实戏笑里透着的，是对一个男人多么大的夸赞！而当初，我却给夸赞的人急瞪白眼！

嘴和手都可以这么巧，但这个乡下人怎么可以就生的那么白呢！每当我回想起他当村小学教师时，我和妹妹弟弟跟在母亲身后，等他下课回家吃饭，看见他方步、端庄走在乡间路上的儒雅身影，我总是感到他的气质和白皙的面孔，与这乡村是多么的违合。好像他不应该是一个乡村人，但偏偏，地地道道他就是一个乡村人，生长在苇湖乡村的土里，像一株文雅的麦子。

这株文雅的麦子，考进了城里的重点中学，又考上了大学又被部队作为文艺兵特招——均由于当时的特殊原因而告败。好在，这时县里的文艺宣传队，点名要他。在这里，他遇到了母亲。我后来常常想，在他充满挫折和忧伤的青春，如果没有母亲这抹亮色，那该有多么的黯淡！

外祖母的家紧贴着城市边，属于准城里，家境也好，何况还有父亲的特殊出身，嫁给父亲来到当时偏远落后的苇湖村-----这是母亲下嫁。虽不像电影《朝阳沟》里的拴宝和银环，但当时也是作为一条新闻在上下前后庄上传播的。

成家后，他成了教师，也成了一个“写者”。

他没完没了的写。写不完的字，粉笔钢笔毛笔，三笔齐下，给学校写给村大队部写给公社里写给亲友写。写的最多的还是春联喜联，不能说写满村，至少村里三分之二以上都他写的。腊月二十七、八、九及三十，是村里一年最忙的时刻，忙过年----剁馅子包饺子炸丸子，母亲一样也是忙，但再忙，父亲也要硬从母亲手上把我抽调到他那儿，磨墨扶纸晾字，打把手给他写春联。春联红纸都是老少爷们送来的，再多---多到比他批改的好几个班的作业本还多，一摞一摞的，也不好意思把笑着来的人拒回去。就只有写，没黑没白的写。母亲那边也忙啊，忙的锅都糊了，她不急火吗？但看着来拿春联人的笑脸，笑脸上写着的敬意和谢意，她也是能读懂的，继尔也会换成父亲一样的心情：累，并快乐着。

春天来了，是十届三中全会后的那个春天，也是父亲的春天。他被推选到县广播站（县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当编缉记者。

从此，他在城与乡之间，来来往往。

进城后，他带给村里的第一个惊喜是，苇湖广大村民在广播喇叭里听到他的声音了。当时还没兴电视，收音机都极少见，家家户户墙上都挂着小喇叭也叫话匣子，通过它，知道国家大事，听李谷一唱歌，听刘兰芳说的《岳飞传》，还有农家关心的《天气预报》。那年月，这小喇叭可不小，是父老乡亲的大活宝，像现在的手机一样处处离不了，它既可喜可爱，又有点神秘，还高不可及！父亲的嗓子被认为还不错，除编写，领导还让他兼职替补播音。他那天播送的是《天气预报》。这可不得了啦，在苇湖村，父老乡亲们认为：一个村的，自己的邻居，一起下河洗过澡的，一起下田干活的，和他熟到不能再熟的这个人，竟然在那县广播喇叭里说话了；真了不起，给苇湖村挣光，都激动的向外村谝。

他带来的第二个惊喜，是他带录音机回村。这录音机是台式的，大块头，磁带大的和放电影的盘片一样。录音机在当时很稀罕，一般人根本见不着，在苇湖村是第一回出现。其实，父亲是奉命而来，采访分田到户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事。虽都是乡里乡亲的，但当父亲按下录音机按钮，拿起话筒，操着普通话采访时，被采访人紧张的不会说话了，录了好几遍才录成；在广播节目里一放，小喇叭一响，苇湖全村沸腾了。

第三个惊喜，是把“小麦套种油菜花”的经验，从他编的报纸摘要节目中，摘给苇湖村大队党支部，并推广。当金黄的油菜花和碧绿的小麦苗，在蓝天白云下面，交相辉映的衬托着苇湖村时，村民们第一次发现，他们的村庄竟然也可以是如此美丽！更美的是----当年夏季的收入，让他们的腰包都鼓了起来。

第四个惊喜，是带给我们家的。在他采编的节目里，他发现了发家致富的金钥匙----养鸡。他先请人在家院里盖了两大间开着很多小窗户的棚房，然后购来黄灿灿的成群的鸡苗，精心照料着，看它们一天天长大。1980年的鸡蛋和鸡肉，是要家里来了客人和过年过节，才会舍得吃的，但我们姊妹弟兄仨着实解了馋瘾不说，还在下年底住上了由草房翻盖的宽敞明亮的瓦屋。

第五个，不是惊喜，是噩耗：我们家里的。他在那年过春节放假，在邻村打了一场蓝球后，就开始感冒放烧，以为吃点药打一针就会好。但看过医生后，接着就是转院转院，从县到市到省。我跟着堂伯坐火车到济南的省立医院时，他已不能说话了：闭着眼，拿掉氧气罩，我叫了声“爸”，他像睡着了一样没有一点反应，只有似有若无的微弱呼吸。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我使劲咬住嘴唇不哭出声来。三天以后，他走了，不，是死了。

他死了吗？真的死了？！我们看着装他的骨灰盒，下到挖好的坑里。我们埋他。土，落到他身上，不，是他的骨灰盒上。骨灰盒埋得看不见了，成了一个土堆，上面有顶，尖尖的顶，我们叫它----坟。虽然知道这是父亲的坟，但我们还是不相信父亲死了。

还是以为，他是有事出门了，不知哪会儿就回家来，骑着他的杭州牌自行车，哐当一声从外面推进家门，就和从前一样。

也或者，在大街上在闹市在人群里，突然的我们就互相看见了，遇见了，他笑吟吟的对我们娘四个说：原来你们也在这里！

但一天天过去了，期望的那些，都没有出现。一直一直都不出现，这才仿佛猛然清醒过来：哦，父亲不在了。

于是，他年轻的模样，在我们心上，就定格在38岁。一眨眼，过去了很多年，父亲他现在应是冥岁74。

哦，父亲，你在那边还好吗？！

小学课本学的“晴天霹雳”这个词，电影里和小说中也都常用，但老觉得它夸张、做作，且语俗而老套，但父亲的死改变了我对这个词的看法。是只有用“睛天霹雳”这个词，方形容的出父亲之死，对我们一家尤其母亲的深深震动。

母亲，被这“霹雳”击倒了，一次次昏死过去，再一次次活过来，然后病在床上，天天哭·····

记不清过了多长时间，她才可以坐回到桌上吃饭，才能闲谈并在嘴角上勉强挤出苦笑。此时的她像换了个人，苍黄消瘦的面颊上已找不到昔日的容颜。

有天，她拿出个起毛边的笔记本，上面是一笔一笔的钱数和人名，让我帮着算。一算，一家人懵了：翻盖瓦屋、父亲看病······欠了一大笔令人直冒冷汗的外债！

我其时正为------是顶替父亲去城里上班（当时有顶替上班政策）还是继续上学，而矛盾斗争着。几天前，班主任刚亲自带着班长和另外几个同学，从城里特意来苇湖村登门慰问家访，并劝我继续上学。学校是重点中学，我又是三好学生，班级前三名，不上学实在太可惜！我其实也是这样想；并且还想这初中都没上完，就这学历、这点知识，将来能干什么，能成什么事？！

但现在······我忽然明白过来，作为家中长子的自己与尚在悲伤中的母亲，共同肩负着的沉甸甸的养家责任。

除了悲伤，还有生活需要继续。

我去城里上班了。不久，母亲就把那两间屋圈养的鸡一次性处理了；因为养鸡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挣钱。继之，她去火车站装卸队干临时工了。

有天，我从城里回乡下过周末，来人把我喊了出去，说有事。进了门，见本家户族的长辈们坐了一屋，我心里发毛，问是什么事？

先是问我：“你娘去哪干的？干的嘛？”又问天天回家吗？

“装卸她也能干了？！”再问：“你也都老大不小的了，让她一个人在外边，你能放心？！”

我说，劝她没劝动。一屋人就都拿眼瞪我，好象嫌我没听懂他们话里的话。祖父这时就火呛呛的开了口：“天要下雨，娘要嫁······嫁······人！”祖父口吃，又带着气，还红着眼圈，“我看你娘要是走了，撇下你们再嫁了人，咋办？到时就······就三九天吃冰棍······凉透了！”祖父说话费劲，但倒是干脆直白的把话说出来，不像前头说话净绕了。

“她嫁什么人？她是挣钱还账！”我虽然很来气，但静心一想，母亲还不到40岁，而且外村和本村年前年后就有像母亲的这种情况改嫁走的，并且最近母亲往外祖母家去的也频繁；还有她过去的同学朋友、不少我们都不认识的也常家来，有时避着我们说一些话，一到跟前就突然的不说了，再联想到她最近经常出神走神，我忽然心里一阵发紧。虽然是新时代了，但想到母亲有可能改嫁离开我们，心里便一阵刺痛，难以接受。

事后，我叔又找我说了类似的一些话，还含糊其辞的说，个别长辈也让我多长个心眼，时不时抽空也去母亲干活的地方去看看。

有天，我叔和我还真就去了。去前，着意改变了平时的装束；母亲不发觉看到我们，这是最好，如看见了就说我们是行走路过。但到了火车站，找半天也没找到疑似装卸队的人，只得张口问，问了几处，一个嘴叨烟、听着收音机的人说，正在某号车厢往火车装货。还没走到那节车厢，我就看见母亲了。

她肩背着麻袋，正往竹梯上迈步。竹梯是斜横着的，一头连地，一头通车厢，越往上越滑越陡。麻袋里不知装的什么，看上去很重，走到竹梯中间，母亲就吃力的摇晃了；每朝前一步，脚就很沉很慢，接近车门时，她好像走不动了，弯着腰直趔趄····我脑子一热，开步就要冲上去。我叔拉住了我，这时看到车门里有手伸出来帮母亲。叔就蹲下来，捂脸哭了。估摸着母亲就要走出来，叔拉着我的手快步走了。我知道他的意思，不想让母亲看见我们。

这次火车站之行，让我很长时间都感到内疚，但倒是给了家族里一个交代。不过，我和叔商议，让母亲别在火车站干的事，却没成。

“累？！苦？！”她说，“是活都累，是活都苦！”又说，这份工作也是得来不易。能在火车站干临时工的都是周边村和居委会的居民，她虽然自小就在火车站跟前长大，但毕竟已外嫁。这份工作，有重活有轻活，而且干一天休一天，还不耽误干农活，工资也不低，离外祖母家又近。这是沾老家人光，也是人家照顾才得到的这份工作！

劝不动，只好就由她了。

工余、农余的时候，她会去我工作的地方。来的时候，带着自家地里种的地瓜、鲜玉米、花生、辣椒、红萝卜·····不是给我吃，是送给那些父亲生前死后有恩于我们的人，这其中就有过去与父亲现在则是和我为同事的。这个我很能理解，但跟谁都送，差不多我现在所有的同事都送，我就很不理解了。

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爬梯上楼的去人家里，从乡下带的这些瓜果疏菜，一倒一大堆，弄脏了人家干净的地板，又不值钱，也不知人家稀罕吧。还再低三下四的说多些好话感谢的话。这是为什么呢？！我也是单位的正式职工。过分的热情，就是落后，是农村人的傻憨呆，我当时这么认为！所以每次一看她带着东西来，一听她说去谁谁家，我就烦，每次我都是硬拧着头皮去。

有个同事，笑话我说话土，学我说“叔”不说“叔”-----说“府”；说“说”，不说“说”，说“佛”，一听就是土包子，当众羞贬我。他还私自拆开文学杂志社给我的退稿信，念完信，像倒提一条黄鱼一样抖晃着我的退稿，给同事说，看看，大作！小王孩的大作！-----可能我和这同事之间的不愉快传到了母亲耳里，她那回从家里带来一篮子没舍得吃的草鸡蛋，让我和她一起去这同事家坐坐。我顿时火冒三仗，坚决不去！但母亲坚决必须要去，她哭着甚至说出，不去以后就不要叫她娘的狠话气话。没奈何，梗着脖子跟她去了。回来我就跟她拌嘴，我骑自行车带她回家，娘俩吵了一路，后来慢慢平息了，但一进家又吵起来。

我搬过一个凳子，放在堂屋的灯底下，我踩上去，拧下灯泡，要摸电。可把她吓坏了，她两手一张把我扑下来，然后哭瘫在地上。

其实我是故意吓她，以明我志：那种带着农家礼物拜访一家又一家同事的行为，我反对！

这荒唐的行径，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突然明白，母亲当初把脸面放到一边，带着农家礼物带着我去拜访一家又一家同事，她是怕我这个尚小尚幼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会在那城市在那单位里，挨欺受气吃亏呀！而我······

我其实那时心底还藏着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和母亲一起走在城市里，上这家去那家的，她那农村妇女的作派---寒酸，土气，不体面不场面；有句俗话：儿不嫌母丑，----而我，那时却竟儿嫌母丑！

每每回想起此，我就禁不住潸然泪下，自责，忏悔。

1987年秋天，母亲在火车站干活把腰扭伤了，回家养伤。这时村里正好在物色妇联主任的人选。因为母亲会写字有文化，年轻时还当过赤脚医生、干过文艺宣传队，条件很合适，村里就找到了她。她征求我们意见。自然是完全同意，这样她就不要去火车站“扛大个”（当地对装卸工称呼）了，也了去我们的一个心事。年底伤好后，她就当了妇联主任。

岁月流年。

她守着我父亲留下的家和她的三个崽，就这样把日子过下去。我，妹妹，弟弟，陆续长大了，工作了，结婚了，有孩子了。这时候才蓦然发觉，她---我们的母亲，什么时候她竟然老了，老得像一个老太太一样。

她已经就是个老太太了！

老太太有时打电话，响铃两声，接着就挂断，然后等着我们回过去，她再接。

倒不是为省电话费，是怕我们有事不方便，妨碍我们。

哎，这老太太，啥时候都为别人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