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信:
我童年的回忆里,母亲的发丝间,总夹杂着湿润的泥土气息。
儿时的老屋前有两块菜地,菜园不大,种满了各式瓜果蔬菜,也种下了我们一大家子的春夏秋冬。那时,小小的我坐在土坎上,透过插满苞秆和枯竹叶的篱笆,便能看见母亲攥着锄头在垄间起伏,花花绿绿的围裙兜着露水与草屑。也许一个上午,也许是一整天,看着母亲从园子的这头忙活到园子那头,本就瘦弱的脊梁弯出饱满的弧线,就像手中那把浸透汗水的镰刀,短小却不失锋利。
午后的阳光揉碎在树叶间,秋天的蝉鸣织成的燥热的网,忙了一天的母亲站在斑驳的树荫里,弯下腰拾起一颗颗青涩的柿子,用围裙拭去泥,装进竹箕里……
而我则攀在虬结的枝干上,掌心摩挲着粗糙的树皮,看母亲在泛着苔青的院砖与铺满枯叶的院子间往返。她仰头的瞬间,阳光便在她眼尾细细的纹路间游走。风过时满树黛青的繁叶摇得沙沙作响,柿叶打着旋儿落在母亲肩头,母亲捋一下发丝,抬头望着我一点点爬下树来。
人们常说柿子青时最涩人,母亲却赶在霜降前将枝头的柿子摘下,还未熟透的柿子黄中泛着青,竹箕里堆叠的果实在日头下泛着釉光。母亲把摘下的柿子埋进堂屋的谷糠袋里,柿子便裹着暖一天天被催熟。
贪吃的我总是耐不住性子,三天两头地扒开谷糠里的柿子捏一捏,这时母亲便会赶走我,等下次我再去时找柿子,却发现谷糠袋子被挪了位置,不知藏在了哪里。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母亲教我的道理:万物各有其时,等待才能酿出香甜。
这一年,她尚是满头青丝,我是贪玩的孩提。
——半老:
日子一天天过着,蝉鸣声里又添了几轮春秋,后来老屋已然不在,家里的土地也被政府征收无几。工业化的号角响彻偏远的小山村,西部开发的脚步匆匆地踏平了这片本就贫瘠的土地,种了半辈子地的母亲,失去了她生命中为数不多的盼头。
当推土机碾过老屋和菜园时,失去土地的母亲,成为万千农民工中的一员,也成了焦黄的土地上绽开的一朵刺眼的花。
后来,她套上褪色的老旧衣服混在工人堆里拌水泥,铁锹与砂石碰撞声里,她手掌皲裂的纹路被灰浆填满又晒干,结成褐色的茧。当她将最后一块碎砖搬进工地的瓦砾堆时,水泥灰沾满了她已经穿了许久的帆布鞋,她裹着泛黄的大帽檐穿梭在钢筋丛林间,灰头土脸的她迎来了她的中年。
记忆里,她还是一副瘦弱的模样,却总能扛起重重的水泥袋。那年,只有小学学历的她在皱皱巴巴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让我教她记下一次次出工的记录。至此,贫瘠土地上的庄稼,变成了书页上歪歪扭扭的笔迹,母亲时不时翻开本子看一看,看一看她逝去的前半生。
这一年,她总是说腰酸得不行,我却只是不耐烦地给她捏一捏肩。
——不惑:
后来,土地上人们来了又走,可母亲一直在这里,但这片土地已然不是我儿时的土地,更不是母亲生活过的土地。
家乡的土地上立起一座座高楼,却没有一座属于母亲,陌生的城市里,柏油和砖瓦埋葬了母亲的中年。
这一年,母亲不再干重体力活,她在伯母的推荐下到县城高中的食堂工作,成为了学生口中亲切的打饭阿姨。她穿上学校食堂泛黄的工作服,发丝间沾染着厨房的油烟味,干瘪的手背裂开了蛛网似的红痕。她掀开蒸笼的刹那,白雾裹着平价雪花膏的气味漫过学生的闲谈。
或许是出于对泥土的眷恋,抑或母亲骨子里的勤俭与倔强,她好似一个不知劳累“愚公”。工作之余,在我们家自建的水泥房上,她用不知在哪找到的废弃的泡沫箱和塑料桶,开辟了一片属于她的“花园”。
此后的日子里,我总能看见她蹲在阳台上摆弄泡沫箱,带着皱茧的手指埋进泥土里,种出一株株矮矮的辣椒,萝卜,白菜。那一刻,我才发现她鬓角的白发已连成片,像儿时老屋后山的芦苇,在风里簌簌地晃。
这一年,母亲半百在即,我而立未至。
三十年光阴从母亲指缝里漏下去,盛夏的蝉鸣在记忆里褪成灰白,唯有母亲衣襟上总沾着不同季节的尘,在名为生活的土地上,予以半生,默默耕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