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琐忆

忽地想起过去的日子，那人、那事，虽如过眼烟云，但总还记着。况且，那过去了的事情，总不时影响着我，令我在原本平静的生活中，时而变得木然，时而感到寡淡，时而觉得温馨，时而又滋生出某种期待……

                       1975年冬

这一年我17岁。此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军人，或驻守边关，或驰骋疆场，或为城镇卫士。那脖领上的“红旗”，那帽沿上的“五星”，常常使我夜难成眠，有时又食不甘味。

记得从十六岁起，我每年在征兵前两个月都“名列前茅”地递上一份书写着一定豪言壮语的申请书，并且不时地向那个颇具威慑力的民兵连长送去谦谨的微笑，传递着我的诚恳的期待和请求。那位话语干脆、行色匆匆的民兵连长的答复，每每都使我沉浸在一种热烈、一种温厚的期盼之中，他叫我耐心等待：“你年龄还小……你要学会养精蓄锐。等到了二十来岁，我让你试一试——就凭你这身板，准成！”

转眼三度春秋，已经递过四次申请的我，决计在一九七六年冬大显身手，在体检的民兵中真正“名列前茅”。可是——这个“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令我情绪低落，甚至失望，因为我得到的答复已经是一个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字眼”：

“你父亲历史不清，四十年代他在北京大学读书，后来辍学搞买卖，还被拘审过……”

“可我是贫农出身呀……”我辩解着。

连长挥挥手，说：“我们开过会了，你政审过不了关啊。党员的孩子，共青团员，这些个都要优先考虑的。这些你都不沾边。”连长无奈地摇摇头。

于是，我的参军梦成了泡影，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我常想，社会固然不会为每个人提供实现理想的机会，但是，如果我当上了兵，也许战死疆场，也许业绩平平重归故里，我都不会后悔，因为我人生的最初理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一名敢于献身的军人。

现在，已愈而立之年的我当然难以再做参军梦了，不过由此引发的对军人的尊崇感一直深系我心。我不会忘记军人，我也不会忘记使我有可能成为军人、又破了军人梦的一九七六年冬……

1984年秋

破了参军梦，但还有生活梦。常听长辈说起日子是如何地艰难，而日子却总给人以新的希望。

一九八一年，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只能承认是命运使然：我随兄长到县城一家工厂做工，并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供销员的岗位。如今想想，最让我难忘的，当属一九八四年秋的那次北京之行了。

    那次，我从承德转乘去往北京的列车，匆匆挤上车去，在末一节车厢内找到一个座位，客气地问坐在靠窗边浏览报纸的一位女同志：“这有人吗？”

   “坐吧。”回答是淡漠的。

    我当然不会计较这种淡漠；我觉得一个淡漠的应允要胜过百倍热情的拒绝。

    我坐下来，并不留意身边这位女士，只是随手掏出一本巴尔扎克的《幻灭》。我根本没想这种平常的陌生人的相逢会有什么令人回味的意义。可是，恰恰相反，——当列车到密云车站的时候，她问起了我的去向，我的工作，我此行的任务。应该说，我回答的并不具体，但还真诚。我牢牢把握着某种尺度，得体的侧首，对视，答话，没有表现出一点过份的热情。也许感到话语投机？她留给我一张纸片，上面写有“北京××××商行经理”字样，她说“可电话和我联系”。出于礼貌，我回送了一张写有自己名字的纸片。

    到北京站时，在住宿困难的情况下，她主动帮我联系了原市府大楼附近的“感化旅馆”。我对她的热情帮忙深感不安。我连连道谢，她只微微噏动双唇，说声“不客气”，之后就款款离去了。

    当晚，我做了一些深层考虑，认为这个不过三十岁的女士的“热忱”不好解释，况且，她显得那样稳重、洒脱。奇怪的是，她的影像在我的大脑中竟那般模糊，以至于是何衣着都不曾记起了，只记得那双凝动的大眼，那张噏动的嘴唇。

    正是出于别样的考虑，两天后我办完业务，未向她道别，便匆忙踏上了离京的列车。那一会儿，我希望见到她，如果见到她，说不定会改变我的行程；我又害怕见到她，怕那两只凝动的大眼变成钱袋、或者其他。我感到生活中需要热情，但有时陌生的热情似乎又让人难以接受。我只在心里默默地说：对不起，感谢你这陌生人难得的热情，感谢了……

    回到单位的十几天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她的来信：

    “……我曾等你的电话和来信，又没等到。也不知你现在的境况怎样？……

是这样：我自己办了个公司，目前状况尚好，前景不错，所以，——我宁愿认为这是一个冒失——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在我这里兼职……因为自从那次分别再也没见到你，便觉得你似乎是个靠得住的人。怎么样，奇怪吗？……”

这可能吗？仅一面之交，未有倾心相谈，未有业务往来，何以如此信任？

时间久了，才体味出这偶然中孕育着的某种挚诚，一直到一个月以后，当再无她的“动静”因而使我感受到某种平静的时候，我一向冷静的心倏然生出幽幽的歉意，还有那么一点愧悔。我即刻回信向她表示感谢。我真诚希望她到我的家乡做客（后来如果不是工作有变，说不定我真到她那里兼职了呢）。我同时深深地感到：生活真是个谜！而——又是什么使人人之间总像处于一种隔离状态呢？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在一种莫名、轻松的思绪中，我仿拂又看到了一双凝动的眼睛，一张噏动的嘴唇……

                             1987年春

“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吗？”这个观点实在需要辩证地看。人的一生原本有许多机遇，把握住一个而又放弃另一个，或者反之，都会出现不同的结局。比如我，曾经想成为一名军人，曾经满足于供销的职业，隐隐的，还曾做过“作家梦”，而命运的安排似乎与之相悖：一九八五年，我竟干起了新闻编辑工作。这使我时常记起一个温和、慈祥的老局长，我一直称他“王老师”。就因为我所在的工厂与这位局长所负责的局是隶属关系，所以才使我们得以相识。

他那略小的个头，显得瘦溜溜的；透过一副黄边眼镜，两只小眼睛闪着和善的亮光。而一张口，总是慢言细语，让人觉得亲切和友好。就凭这样一种感觉，使我走近了他，并且在意识里猛地“一闪”：能否找找他，让我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因为曾有过“作家梦”，手头自然有种舞文弄墨的瘾，且还在县报、市电台和市报发表过一些无关痛痒的“豆腐块”文章。

记得那是一个上午，我来到他的办公室。只见他叼着烟斗，在一缕缕烟雾中看着《人民日报》。他看我一眼，点点头，问我有啥事？

我不会抽烟，自然没有递烟的习惯；因为是来碰碰运气，既不用、也不必搞那个虚玄套，成则已，不成便罢。就那么一二三地说明来意后，我注意到他的一双眼使劲地，好像很认真地看了看我。正当我感到颇不自在的当儿，从他那已经停止吸烟的嘴里传过一声问询：“你手头还有写的稿子吗？”未等我答话，他话题一转，说：“你写的东西，我看过一些，像县报上发表的《街上流行红裙子》、《爸爸的歌喉》……感到文笔不错。”

我好生兴奋：他竟然看过我写的东西！

少顷，他像是自语，又像对我说，“的确需要补充一名专题编辑……”之后叫我把写过和发表过的东西送来。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似乎很简单。不久，我就步入了新闻编辑工作岗位。这事说来很简单，简单的有点难以让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正因为这一简单的事实，尤其使我对王老师——王局长肃然起敬。在我工作的最初阶段，他偶有闲暇便精心指导我的写作，使我捕捉到了“文眼”，写出了一些在社会上引起一定反响的稿子，并且还获得好些“获奖证书”……

工作时间久了，便会听到同事们的经常性的“热门话题”，诸如某某靠世俗关系“走红了”、“得势了”、“发财了”。而每当提及“王局长”时，都说他正直，凡事都以工作为重，任何不良习惯——除了吸烟——在他身上都不怎么沾边。

而今，王老师——王局长早已退休了。好多天未曾见他，听说他到北京的姑娘家去了。但我就像好多年未曾见他一样。我有点茫然地问自己：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王老师”还会回到这塞外的小县城来吗？

               摘自1993年新天出版社《春光无限好》（与徐珠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