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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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溪原创作品
字数：3800
附属医院的走廊上，张思源教授步履匆匆，白大褂随风扬起。 这是他第无数次走向实验室，但今天的脚步格外沉重。
窗外，1988年京城正沐浴在春日阳光下，而室内，一个可能改变中国生育医学历史的时刻正在酝酿。
“准备好了吗？”张思源问他的团队，声音平静却掩不住他眼底的激动。
他的助理医生徐倩点头，“卵子已取出，精子样本准备就绪。”
这是中国大陆第二列试管婴儿的尝试。无数个日夜的研究，无数次的失败，都凝聚在这一刻。张思源深吸一口气，戴上显微操作手套，将显微镜调整到最佳状态。
针尖般细小的玻璃管在卵细胞膜上轻轻一刺，精子被注入。整个过程在显微镜下完成，需要超乎寻常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检验员李曼竖着拇指惊呼“成功了！”半小时后，实验室里爆发出一阵压抑的欢呼。
张思源直起腰，眼中闪着泪光。但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受精卵需要在培养液中继续发育，然后被移植回母体，能否成功着床还是未知数。
“通知陈女士和她的丈夫，”张思源对护士说，“告诉他们第一阶段成功了。”
护士应声而去。张思源望向窗外，一株老槐树正在春风中吐露新芽，他不禁想起自己选择这条研究道路的初衷...
那是二十年前，1967年的湖南农村，年轻的张思源还只是个赤脚医生。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张思源肩膀上挂着药箱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被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拉进一间土坯房。
屋内，一位农妇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如纸，身下的褥子已被鲜血染红大半。张思源立刻认出这是王婶，村里有名的善心人，多年来一直渴望有个孩子，却接连流产三次。
“这次已经怀了五个月，昨天开始出血...”丈夫哽咽道。
张思源检查后心沉了下去。这种情况下，他能做的不多。他尽了全力止血，但王婶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
“孩子...保得住吗？”王婶虚弱地问，眼中满是期盼。
张思源无法直视她的眼睛，“王婶，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您的身体。”
“不，我要这个孩子，”王婶突然抓住他的手，“我已经四十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夜幕降临时，王婶的情况急剧恶化。张思源冒雨连夜赶到公社卫生院请医生，但当他们返回时，王婶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手里还紧紧攥着为未出世孩子做的小衣服。
葬礼上，王婶的丈夫一言不发，只是将那些小衣服一件件放入棺木。雨中，张思源立下誓言：总有一天，我要让想当母亲的人都能如愿。
那一刻，他的人生道路已然确定。
“张教授？芦女士来了。”助理的声音将张思源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芦桂芝是一位38岁的小学教师，因双侧输卵管堵塞多年不孕。她和丈夫李建军跑了全国多家医院，几乎放弃希望时，听说京城医院正在开展试管婴儿研究。
“教授，真的成功了吗？”芦桂芝走进办公室，眼中闪烁着希望与不安交织的光芒。
张思源点头，“受精成功了，接下来需要培养几天，然后移植回您的子宫。但这只是第一步，怀孕后面可能还有很大风险。”
“我们明白，”李建军紧握妻子的手，“无论如何，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
送走夫妇俩，张思源回到实验室。培养箱中，那个刚刚完成受精的卵子正在分裂，生命以最原始却又最现代的方式开始孕育。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实验室的墙上，仿佛在守护着这个小小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另一端，罗副主任透过百叶窗注视着张思源实验室的动静。他手中的钢笔几乎被捏断。
罗副主任比张思源年长五岁，资历更老，却始终没有突破性成就。医院原本将辅助生殖研究的重任交给他，两年无果后转而支持张思源的团队。如今张思源即将创造历史，而自己只能做个旁观者。
“得意什么，不过是侥幸，”罗副主任喃喃自语，“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技术，迟早会出问题。”
他的嫉妒如毒液般在血管里流淌。当晚，罗副主任独自留在办公室，写了一封匿名信，质疑试管婴儿技术的伦理安全性，准备寄往有关部门。
胚胎移植那天，整个团队屏息凝神。
张思源小心翼翼地将发育良好的胚胎移植到芦桂芝子宫内。过程顺利，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等待着床的两周里，芦桂芝严格按照医嘱卧床休息。李建军请了假，全天候照顾妻子。小镇上的家里，气氛既充满希望又弥漫着不安。
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
“听说了吗？李家媳妇在做那个什么试管孩子？”菜市场上，王大妈神秘兮兮地说。
“这不是违反自然吗？从试管里出来的孩子能正常吗？”另一个附和道。
“建国他们家三代单传，要是生个怪胎可怎么办？”
流言蜚语如野火般蔓延，甚至传到了李建军老母亲的耳中。老太太特地从小镇赶到京城，坚决反对这种“违背天理”的生育方式。
“建军，我听说这种技术生出来的孩子不健康，还有人说这是亵渎神明！”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你们可以领养一个，为什么非要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哩？”
李建军耐心解释：“妈，这是科学，不是邪术。张教授是国内最好的专家，我们相信他。”
但老太太固执己见，甚至试图劝说芦桂芝放弃。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副主任的匿名信起了作用。卫生部门派出调查组，对试管婴儿项目的伦理安全性和科研规范性进行审查。
“张教授，项目可能需要暂停，”院长无奈地通知，“调查期间不能进行任何移植操作。”
“可是已经有胚胎移植了！现在暂停，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张思源罕见地激动起来。
“我理解，但规定就是规定。”院长叹息道，“除非你能证明这项技术的安全性无可指摘。”
压力如山般压来。张思源白天应对调查，晚上继续研究数据，几乎住在实验室。与此同时，芦桂芝的妊娠试验结果即将揭晓。
检测那天，芦桂芝紧张得几乎无法行走。李建军搀扶着妻子，两人像走向审判台一样走向医院。
护士抽血后，让他们回家等待结果。那一刻钟的等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电话铃响起时，芦桂芝几乎跳起来。
“芦女士，恭喜您，”电话那头是张思源疲惫但喜悦的声音，“血HCG值很高，您怀孕了！”
芦桂芝愣了片刻，然后泪如雨下。李建军接过电话，连声道谢，然后飞奔出门，他要告诉村邻院社：我要当爸爸了！
然而喜悦是短暂的。随着消息传开，质疑和反对声浪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人写信到报社，称试管婴儿技术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舆论压力，卫生部门决定暂停张思源的研究资格，正在进行的其他病例被迫中断。
“这不公平！”团队中的年轻医生打抱不平，“明明已经成功了一例，为什么还要暂停？”
张思源却异常平静：“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遭遇质疑。我们要用科学和事实说话。”
他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芦桂芝的孕产保健上，仔细记录每一项数据，为未来的研究积累证据。
然而命运似乎又开了个玩笑。怀孕第三个月，芦桂芝突然出现先兆流产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
“胎盘功能不稳定，”医生检查后结论不容乐观，“可能需要终止妊娠。”
芦桂芝紧紧护住腹部：“不！无论如何我要保住这个孩子！”
关键时刻，张思源提出了一个大胆方案：使用新型黄体酮，叶酸，球蛋白辅助治疗法。但这种疗法国内尚无先例，风险极大。
医院伦理委员会紧急开会讨论。会上，罗副主任坚决反对：“这完全是无谓的冒险！为了一个本来就不该存在的胎儿，值得吗？”
张思源拍案而起：“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拯救！这不是‘不该存在的胎儿’，这是一个已经存活了三个月的生命！”
辩论白热化之际，一位老教授站了起来：“我见证过太多因不孕而破碎的家庭。如果科学技术能给人们带来希望，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我支持张教授的方案。”
经过长达五小时的辩论，委员会最终批准了治疗方案。
治疗过程惊心动魄。陈桂芝多次出现危急情况，但在张思源和团队的精心照料下，一次次化险为夷。胎儿在母体中顽强地成长着。
期间，李建军的母亲态度悄然转变。看到儿子儿媳为保住孩子所做的一切，她开始每天烧香祈福，甚至主动学习现代生育知识，与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
1988年3月10日，是中国生育医学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
经过充分准备，芦桂芝被推入产房。张思源和整个团队守候在外，包括已经转变态度的罗副主任——在见证生命的顽强后，他的嫉妒已化为敬佩。
响亮的啼哭声从产房中传出时，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是个女孩！母女平安！”护士出门报喜。
当芦桂芝抱着婴儿走出产房时，等候的媒体记者纷纷按下快门。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了！这个体重3.9公斤，身长52厘米的女婴，用响亮的啼哭向世界宣告她的到来。
李建军喜极而泣，小心翼翼地抱着女儿，仿佛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老太太抚摸着孙女的小手，老泪纵横：“我们有后了，李家有后了...”
张思源站在稍远的地方，眼中闪着泪光。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个雨中葬礼，看到了王婶未能如愿的期盼，看到了自己立下的誓言。
记者挤到张思源面前：“张教授，作为‘试管婴儿之父’，您此刻有什么感想？”
张思源摇摇头：“我不是什么之父。每个新生命都是自然的奇迹，科学只是帮助奇迹发生。这孩子，”他望向那个被紧紧拥抱的婴儿，“是属于无数期盼的家庭的，是属于未来的。”
他走到窗前，窗外那棵老槐树已经枝繁叶茂，在春风中摇曳生姿。
十年后，已经成为著名生育医学专家的张思源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张爷爷： 我叫李梦，就是您十年前接生的那个试管婴儿。今年我十岁了，身体健康，学习成绩很好。爸爸妈妈告诉我，没有您就没有我。谢谢您给了我们生命和希望。我长大后也想当医生，帮助那些想要宝宝的爸爸妈妈... 您永远的孩子：梦园
随信附着一张照片：一个笑容灿烂的女孩站在京城附属医院那棵老槐树下，手中捧着一幅画——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上挂满了婴儿的笑脸，树根处写着：“梦园”。
张思源将画挂在办公室墙上，在那旁边，已经挂着上百张类似的照片——中国大陆成千上万试管婴儿的笑脸。
窗外，老槐树经历了无数风雨，依然茁壮成长，年年春天绽放新芽。
2025年创作与北京丰台区青秀城小区
作者：小溪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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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1988年京城正沐浴在春日阳光下，而室内，一个可能改变中国生育医学历史的时刻正在酝酿。
“准备好了吗？”张思源问他的团队，声音平静却掩不住他眼底的激动。
他的助理医生徐倩点头，“卵子已取出，精子样本准备就绪。”
这是中国大陆第二列试管婴儿的尝试。无数个日夜的研究，无数次的失败，都凝聚在这一刻。张思源深吸一口气，戴上显微操作手套，将显微镜调整到最佳状态。
针尖般细小的玻璃管在卵细胞膜上轻轻一刺，精子被注入。整个过程在显微镜下完成，需要超乎寻常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检验员李曼竖着拇指惊呼“成功了！”半小时后，实验室里爆发出一阵压抑的欢呼。
张思源直起腰，眼中闪着泪光。但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受精卵需要在培养液中继续发育，然后被移植回母体，能否成功着床还是未知数。
“通知陈女士和她的丈夫，”张思源对护士说，“告诉他们第一阶段成功了。”
护士应声而去。张思源望向窗外，一株老槐树正在春风中吐露新芽，他不禁想起自己选择这条研究道路的初衷...
那是二十年前，1967年的湖南农村，年轻的张思源还只是个赤脚医生。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张思源肩膀上挂着药箱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被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拉进一间土坯房。
屋内，一位农妇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如纸，身下的褥子已被鲜血染红大半。张思源立刻认出这是王婶，村里有名的善心人，多年来一直渴望有个孩子，却接连流产三次。
“这次已经怀了五个月，昨天开始出血...”丈夫哽咽道。
张思源检查后心沉了下去。这种情况下，他能做的不多。他尽了全力止血，但王婶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
“孩子...保得住吗？”王婶虚弱地问，眼中满是期盼。
张思源无法直视她的眼睛，“王婶，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您的身体。”
“不，我要这个孩子，”王婶突然抓住他的手，“我已经四十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夜幕降临时，王婶的情况急剧恶化。张思源冒雨连夜赶到公社卫生院请医生，但当他们返回时，王婶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手里还紧紧攥着为未出世孩子做的小衣服。
葬礼上，王婶的丈夫一言不发，只是将那些小衣服一件件放入棺木。雨中，张思源立下誓言：总有一天，我要让想当母亲的人都能如愿。
那一刻，他的人生道路已然确定。
“张教授？芦女士来了。”助理的声音将张思源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芦桂芝是一位38岁的小学教师，因双侧输卵管堵塞多年不孕。她和丈夫李建军跑了全国多家医院，几乎放弃希望时，听说京城医院正在开展试管婴儿研究。
“教授，真的成功了吗？”芦桂芝走进办公室，眼中闪烁着希望与不安交织的光芒。
张思源点头，“受精成功了，接下来需要培养几天，然后移植回您的子宫。但这只是第一步，怀孕后面可能还有很大风险。”
“我们明白，”李建军紧握妻子的手，“无论如何，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
送走夫妇俩，张思源回到实验室。培养箱中，那个刚刚完成受精的卵子正在分裂，生命以最原始却又最现代的方式开始孕育。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实验室的墙上，仿佛在守护着这个小小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另一端，罗副主任透过百叶窗注视着张思源实验室的动静。他手中的钢笔几乎被捏断。
罗副主任比张思源年长五岁，资历更老，却始终没有突破性成就。医院原本将辅助生殖研究的重任交给他，两年无果后转而支持张思源的团队。如今张思源即将创造历史，而自己只能做个旁观者。
“得意什么，不过是侥幸，”罗副主任喃喃自语，“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技术，迟早会出问题。”
他的嫉妒如毒液般在血管里流淌。当晚，罗副主任独自留在办公室，写了一封匿名信，质疑试管婴儿技术的伦理安全性，准备寄往有关部门。
胚胎移植那天，整个团队屏息凝神。
张思源小心翼翼地将发育良好的胚胎移植到芦桂芝子宫内。过程顺利，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等待着床的两周里，芦桂芝严格按照医嘱卧床休息。李建军请了假，全天候照顾妻子。小镇上的家里，气氛既充满希望又弥漫着不安。
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
“听说了吗？李家媳妇在做那个什么试管孩子？”菜市场上，王大妈神秘兮兮地说。
“这不是违反自然吗？从试管里出来的孩子能正常吗？”另一个附和道。
“建国他们家三代单传，要是生个怪胎可怎么办？”
流言蜚语如野火般蔓延，甚至传到了李建军老母亲的耳中。老太太特地从小镇赶到京城，坚决反对这种“违背天理”的生育方式。
“建军，我听说这种技术生出来的孩子不健康，还有人说这是亵渎神明！”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你们可以领养一个，为什么非要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哩？”
李建军耐心解释：“妈，这是科学，不是邪术。张教授是国内最好的专家，我们相信他。”
但老太太固执己见，甚至试图劝说芦桂芝放弃。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副主任的匿名信起了作用。卫生部门派出调查组，对试管婴儿项目的伦理安全性和科研规范性进行审查。
“张教授，项目可能需要暂停，”院长无奈地通知，“调查期间不能进行任何移植操作。”
“可是已经有胚胎移植了！现在暂停，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张思源罕见地激动起来。
“我理解，但规定就是规定。”院长叹息道，“除非你能证明这项技术的安全性无可指摘。”
压力如山般压来。张思源白天应对调查，晚上继续研究数据，几乎住在实验室。与此同时，芦桂芝的妊娠试验结果即将揭晓。
检测那天，芦桂芝紧张得几乎无法行走。李建军搀扶着妻子，两人像走向审判台一样走向医院。
护士抽血后，让他们回家等待结果。那一刻钟的等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电话铃响起时，芦桂芝几乎跳起来。
“芦女士，恭喜您，”电话那头是张思源疲惫但喜悦的声音，“血HCG值很高，您怀孕了！”
芦桂芝愣了片刻，然后泪如雨下。李建军接过电话，连声道谢，然后飞奔出门，他要告诉村邻院社：我要当爸爸了！
然而喜悦是短暂的。随着消息传开，质疑和反对声浪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人写信到报社，称试管婴儿技术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舆论压力，卫生部门决定暂停张思源的研究资格，正在进行的其他病例被迫中断。
“这不公平！”团队中的年轻医生打抱不平，“明明已经成功了一例，为什么还要暂停？”
张思源却异常平静：“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遭遇质疑。我们要用科学和事实说话。”
他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芦桂芝的孕产保健上，仔细记录每一项数据，为未来的研究积累证据。
然而命运似乎又开了个玩笑。怀孕第三个月，芦桂芝突然出现先兆流产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
“胎盘功能不稳定，”医生检查后结论不容乐观，“可能需要终止妊娠。”
芦桂芝紧紧护住腹部：“不！无论如何我要保住这个孩子！”
关键时刻，张思源提出了一个大胆方案：使用新型黄体酮，叶酸，球蛋白辅助治疗法。但这种疗法国内尚无先例，风险极大。
医院伦理委员会紧急开会讨论。会上，罗副主任坚决反对：“这完全是无谓的冒险！为了一个本来就不该存在的胎儿，值得吗？”
张思源拍案而起：“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拯救！这不是‘不该存在的胎儿’，这是一个已经存活了三个月的生命！”
辩论白热化之际，一位老教授站了起来：“我见证过太多因不孕而破碎的家庭。如果科学技术能给人们带来希望，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我支持张教授的方案。”
经过长达五小时的辩论，委员会最终批准了治疗方案。
治疗过程惊心动魄。陈桂芝多次出现危急情况，但在张思源和团队的精心照料下，一次次化险为夷。胎儿在母体中顽强地成长着。
期间，李建军的母亲态度悄然转变。看到儿子儿媳为保住孩子所做的一切，她开始每天烧香祈福，甚至主动学习现代生育知识，与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
1988年3月10日，是中国生育医学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
经过充分准备，芦桂芝被推入产房。张思源和整个团队守候在外，包括已经转变态度的罗副主任——在见证生命的顽强后，他的嫉妒已化为敬佩。
响亮的啼哭声从产房中传出时，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是个女孩！母女平安！”护士出门报喜。
当芦桂芝抱着婴儿走出产房时，等候的媒体记者纷纷按下快门。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了！这个体重3.9公斤，身长52厘米的女婴，用响亮的啼哭向世界宣告她的到来。
李建军喜极而泣，小心翼翼地抱着女儿，仿佛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老太太抚摸着孙女的小手，老泪纵横：“我们有后了，李家有后了...”
张思源站在稍远的地方，眼中闪着泪光。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个雨中葬礼，看到了王婶未能如愿的期盼，看到了自己立下的誓言。
记者挤到张思源面前：“张教授，作为‘试管婴儿之父’，您此刻有什么感想？”
张思源摇摇头：“我不是什么之父。每个新生命都是自然的奇迹，科学只是帮助奇迹发生。这孩子，”他望向那个被紧紧拥抱的婴儿，“是属于无数期盼的家庭的，是属于未来的。”
他走到窗前，窗外那棵老槐树已经枝繁叶茂，在春风中摇曳生姿。
十年后，已经成为著名生育医学专家的张思源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张爷爷： 我叫李梦，就是您十年前接生的那个试管婴儿。今年我十岁了，身体健康，学习成绩很好。爸爸妈妈告诉我，没有您就没有我。谢谢您给了我们生命和希望。我长大后也想当医生，帮助那些想要宝宝的爸爸妈妈... 您永远的孩子：梦园
随信附着一张照片：一个笑容灿烂的女孩站在京城附属医院那棵老槐树下，手中捧着一幅画——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上挂满了婴儿的笑脸，树根处写着：“梦园”。
张思源将画挂在办公室墙上，在那旁边，已经挂着上百张类似的照片——中国大陆成千上万试管婴儿的笑脸。
窗外，老槐树经历了无数风雨，依然茁壮成长，年年春天绽放新芽。
2025年创作与北京丰台区青秀城小区
作者：小溪原创作品
字数：3800
附属医院的走廊上，张思源教授步履匆匆，白大褂随风扬起。 这是他第无数次走向实验室，但今天的脚步格外沉重。
窗外，1988年京城正沐浴在春日阳光下，而室内，一个可能改变中国生育医学历史的时刻正在酝酿。
“准备好了吗？”张思源问他的团队，声音平静却掩不住他眼底的激动。
他的助理医生徐倩点头，“卵子已取出，精子样本准备就绪。”
这是中国大陆第二列试管婴儿的尝试。无数个日夜的研究，无数次的失败，都凝聚在这一刻。张思源深吸一口气，戴上显微操作手套，将显微镜调整到最佳状态。
针尖般细小的玻璃管在卵细胞膜上轻轻一刺，精子被注入。整个过程在显微镜下完成，需要超乎寻常的稳定性和精确度。
检验员李曼竖着拇指惊呼“成功了！”半小时后，实验室里爆发出一阵压抑的欢呼。
张思源直起腰，眼中闪着泪光。但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受精卵需要在培养液中继续发育，然后被移植回母体，能否成功着床还是未知数。
“通知陈女士和她的丈夫，”张思源对护士说，“告诉他们第一阶段成功了。”
护士应声而去。张思源望向窗外，一株老槐树正在春风中吐露新芽，他不禁想起自己选择这条研究道路的初衷...
那是二十年前，1967年的湖南农村，年轻的张思源还只是个赤脚医生。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张思源肩膀上挂着药箱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被一个中年男子急匆匆地拉进一间土坯房。
屋内，一位农妇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如纸，身下的褥子已被鲜血染红大半。张思源立刻认出这是王婶，村里有名的善心人，多年来一直渴望有个孩子，却接连流产三次。
“这次已经怀了五个月，昨天开始出血...”丈夫哽咽道。
张思源检查后心沉了下去。这种情况下，他能做的不多。他尽了全力止血，但王婶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
“孩子...保得住吗？”王婶虚弱地问，眼中满是期盼。
张思源无法直视她的眼睛，“王婶，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您的身体。”
“不，我要这个孩子，”王婶突然抓住他的手，“我已经四十了，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
夜幕降临时，王婶的情况急剧恶化。张思源冒雨连夜赶到公社卫生院请医生，但当他们返回时，王婶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手里还紧紧攥着为未出世孩子做的小衣服。
葬礼上，王婶的丈夫一言不发，只是将那些小衣服一件件放入棺木。雨中，张思源立下誓言：总有一天，我要让想当母亲的人都能如愿。
那一刻，他的人生道路已然确定。
“张教授？芦女士来了。”助理的声音将张思源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芦桂芝是一位38岁的小学教师，因双侧输卵管堵塞多年不孕。她和丈夫李建军跑了全国多家医院，几乎放弃希望时，听说京城医院正在开展试管婴儿研究。
“教授，真的成功了吗？”芦桂芝走进办公室，眼中闪烁着希望与不安交织的光芒。
张思源点头，“受精成功了，接下来需要培养几天，然后移植回您的子宫。但这只是第一步，怀孕后面可能还有很大风险。”
“我们明白，”李建军紧握妻子的手，“无论如何，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
送走夫妇俩，张思源回到实验室。培养箱中，那个刚刚完成受精的卵子正在分裂，生命以最原始却又最现代的方式开始孕育。
窗外，那棵老槐树的影子斜斜地投在实验室的墙上，仿佛在守护着这个小小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医院的另一端，罗副主任透过百叶窗注视着张思源实验室的动静。他手中的钢笔几乎被捏断。
罗副主任比张思源年长五岁，资历更老，却始终没有突破性成就。医院原本将辅助生殖研究的重任交给他，两年无果后转而支持张思源的团队。如今张思源即将创造历史，而自己只能做个旁观者。
“得意什么，不过是侥幸，”罗副主任喃喃自语，“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技术，迟早会出问题。”
他的嫉妒如毒液般在血管里流淌。当晚，罗副主任独自留在办公室，写了一封匿名信，质疑试管婴儿技术的伦理安全性，准备寄往有关部门。
胚胎移植那天，整个团队屏息凝神。
张思源小心翼翼地将发育良好的胚胎移植到芦桂芝子宫内。过程顺利，但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等待着床的两周里，芦桂芝严格按照医嘱卧床休息。李建军请了假，全天候照顾妻子。小镇上的家里，气氛既充满希望又弥漫着不安。
邻居们对此议论纷纷。
“听说了吗？李家媳妇在做那个什么试管孩子？”菜市场上，王大妈神秘兮兮地说。
“这不是违反自然吗？从试管里出来的孩子能正常吗？”另一个附和道。
“建国他们家三代单传，要是生个怪胎可怎么办？”
流言蜚语如野火般蔓延，甚至传到了李建军老母亲的耳中。老太太特地从小镇赶到京城，坚决反对这种“违背天理”的生育方式。
“建军，我听说这种技术生出来的孩子不健康，还有人说这是亵渎神明！”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你们可以领养一个，为什么非要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哩？”
李建军耐心解释：“妈，这是科学，不是邪术。张教授是国内最好的专家，我们相信他。”
但老太太固执己见，甚至试图劝说芦桂芝放弃。家庭矛盾一触即发。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副主任的匿名信起了作用。卫生部门派出调查组，对试管婴儿项目的伦理安全性和科研规范性进行审查。
“张教授，项目可能需要暂停，”院长无奈地通知，“调查期间不能进行任何移植操作。”
“可是已经有胚胎移植了！现在暂停，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张思源罕见地激动起来。
“我理解，但规定就是规定。”院长叹息道，“除非你能证明这项技术的安全性无可指摘。”
压力如山般压来。张思源白天应对调查，晚上继续研究数据，几乎住在实验室。与此同时，芦桂芝的妊娠试验结果即将揭晓。
检测那天，芦桂芝紧张得几乎无法行走。李建军搀扶着妻子，两人像走向审判台一样走向医院。
护士抽血后，让他们回家等待结果。那一刻钟的等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电话铃响起时，芦桂芝几乎跳起来。
“芦女士，恭喜您，”电话那头是张思源疲惫但喜悦的声音，“血HCG值很高，您怀孕了！”
芦桂芝愣了片刻，然后泪如雨下。李建军接过电话，连声道谢，然后飞奔出门，他要告诉村邻院社：我要当爸爸了！
然而喜悦是短暂的。随着消息传开，质疑和反对声浪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人写信到报社，称试管婴儿技术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舆论压力，卫生部门决定暂停张思源的研究资格，正在进行的其他病例被迫中断。
“这不公平！”团队中的年轻医生打抱不平，“明明已经成功了一例，为什么还要暂停？”
张思源却异常平静：“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遭遇质疑。我们要用科学和事实说话。”
他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芦桂芝的孕产保健上，仔细记录每一项数据，为未来的研究积累证据。
然而命运似乎又开了个玩笑。怀孕第三个月，芦桂芝突然出现先兆流产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
“胎盘功能不稳定，”医生检查后结论不容乐观，“可能需要终止妊娠。”
芦桂芝紧紧护住腹部：“不！无论如何我要保住这个孩子！”
关键时刻，张思源提出了一个大胆方案：使用新型黄体酮，叶酸，球蛋白辅助治疗法。但这种疗法国内尚无先例，风险极大。
医院伦理委员会紧急开会讨论。会上，罗副主任坚决反对：“这完全是无谓的冒险！为了一个本来就不该存在的胎儿，值得吗？”
张思源拍案而起：“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拯救！这不是‘不该存在的胎儿’，这是一个已经存活了三个月的生命！”
辩论白热化之际，一位老教授站了起来：“我见证过太多因不孕而破碎的家庭。如果科学技术能给人们带来希望，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我支持张教授的方案。”
经过长达五小时的辩论，委员会最终批准了治疗方案。
治疗过程惊心动魄。陈桂芝多次出现危急情况，但在张思源和团队的精心照料下，一次次化险为夷。胎儿在母体中顽强地成长着。
期间，李建军的母亲态度悄然转变。看到儿子儿媳为保住孩子所做的一切，她开始每天烧香祈福，甚至主动学习现代生育知识，与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
1988年3月10日，是中国生育医学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
经过充分准备，芦桂芝被推入产房。张思源和整个团队守候在外，包括已经转变态度的罗副主任——在见证生命的顽强后，他的嫉妒已化为敬佩。
响亮的啼哭声从产房中传出时，所有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是个女孩！母女平安！”护士出门报喜。
当芦桂芝抱着婴儿走出产房时，等候的媒体记者纷纷按下快门。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了！这个体重3.9公斤，身长52厘米的女婴，用响亮的啼哭向世界宣告她的到来。
李建军喜极而泣，小心翼翼地抱着女儿，仿佛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老太太抚摸着孙女的小手，老泪纵横：“我们有后了，李家有后了...”
张思源站在稍远的地方，眼中闪着泪光。那一刻，他仿佛又看到了二十年前那个雨中葬礼，看到了王婶未能如愿的期盼，看到了自己立下的誓言。
记者挤到张思源面前：“张教授，作为‘试管婴儿之父’，您此刻有什么感想？”
张思源摇摇头：“我不是什么之父。每个新生命都是自然的奇迹，科学只是帮助奇迹发生。这孩子，”他望向那个被紧紧拥抱的婴儿，“是属于无数期盼的家庭的，是属于未来的。”
他走到窗前，窗外那棵老槐树已经枝繁叶茂，在春风中摇曳生姿。
十年后，已经成为著名生育医学专家的张思源收到一封信：
亲爱的张爷爷： 我叫李梦，就是您十年前接生的那个试管婴儿。今年我十岁了，身体健康，学习成绩很好。爸爸妈妈告诉我，没有您就没有我。谢谢您给了我们生命和希望。我长大后也想当医生，帮助那些想要宝宝的爸爸妈妈... 您永远的孩子：梦园
随信附着一张照片：一个笑容灿烂的女孩站在京城附属医院那棵老槐树下，手中捧着一幅画——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上挂满了婴儿的笑脸，树根处写着：“梦园”。
张思源将画挂在办公室墙上，在那旁边，已经挂着上百张类似的照片——中国大陆成千上万试管婴儿的笑脸。
窗外，老槐树经历了无数风雨，依然茁壮成长，年年春天绽放新芽。
2025年创作与北京丰台区青秀城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