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姑父的军用水壶

那年我回老家，看望年近九旬的四姑。在她那间老房子的旧橱柜里，静静地摆着一只破旧的军用水壶。壶身微瘪，漆色斑驳，“抗美援朝”四个字依稀可辨，像一道刻进光阴的烙印，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到四姑父的故事里。

四姑父大名李正寿。我对四姑父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寥寥几次见面。逢石桥镇赶场，他和四姑偶尔会来我家歇脚。他们家离我家有十多里路，往往吃过午饭便徒步返回双河乡。记忆中的四姑父沉默寡言，实在得有些木讷，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是真正上过战场的人。

风从窗外掠过，恍惚间，我仿佛听见七十多年前鸭绿江畔的风声，还有四姑父低声哼唱《跨过鸭绿江》的旋律。

四姑父1933年生于达县双河乡（后来改沿河乡，目前并入达川区石桥镇）一个山坳里，他原本兄弟四人，因家庭贫苦，老大早夭，老二被送人抱养，全家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1949年，16岁的他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进了国民党的部队，机灵的他偷偷逃了出来，参加了解放军。

从那以后的岁月，四姑父常对身边人念叨：“是毛主席的部队救了我的命，要不然早就成了炮灰。”这不是客套，这是刻进骨子里的感恩，像故乡田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扎根生长。

1951年，十八岁的他成为第二批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士。他很少提及行军的艰辛，只说起部队驻扎在元山，那里的冬天冷得刺骨。刚进入朝鲜的时候，部队夜里只能在野外露宿，没有帐篷，队伍里女兵多，实在冻得受不了，女兵们会悄悄把脚伸进彼此的被窝取暖。如今听来是一段温情的往事，可上了阵地，却是另一番景象——十天半月不能洗漱，吃喝拉撒睡全在狭窄的坑道里。

他说，后来部队上了战场，在凤凰山构筑工事，美国佬来了就打下去，美国佬退了就加紧构筑工事，白天不能探头，只能蜷身蹲守，像石缝里挣扎的小草，连阳光都成了奢望。敌人的炮火封锁严密，给养白天根本送不上来，一周只能分到一两斤干粮，有时一整天都喝不上一口水。最让他难忘的，有一次断粮好几天，饿得只能靠雪支撑。“又冷又饿，差点就挺不过来，仗着年轻。”他说。

他是号兵，军号是阵地上的灵魂。冲锋时，他得站到高处吹号。一场阻击战中，敌人的炮弹如同飞蝗，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一次队伍组织反击，他刚吹响冲锋号，一颗炮弹就在不远处炸响。待醒来时，已身在后方医院，看见穿白大褂的人，眼泪止不住地流——不是疼，是想那些再也无法回来的兄弟，想一起取暖的女兵，想吹号时站在身边的班长。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县民警队，但没多久就因为战场环境伤害造成的神经功能症，四姑父的身体严重受损，很多事他都不记得了，也从未计较过。

他向组织申请主动返乡，未向国家和组织索取一分钱补偿。回到老家，重新拿起锄头，成了地道的农民。春种时，他天不亮就下地，田埂上的草拔得干干净净；秋收时，他挑最饱满的稻谷交给国家。他总跟家人说“永远记住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恩情”，从二十岁说到七十岁，说的时候手里握着锄头，语气平静，却像在说一件比天还大的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家重新登记抗美援朝军人。四姑父所有的证件均已遗失，原有的一箱子奖章和纪念章也不知所踪。所幸邻乡银铁乡的一位老战友出面做证，再加上那只斑驳的军用水壶和搪瓷缸，四姑父才得以续上了那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四姑父家的门楣上挂上了“光荣之家”的门牌。

四姑父一生从未以抗美援朝功臣自居，从未给政府添过麻烦。即使晚年患上胃癌，无钱医治，他默默地从医院返回家里，拒绝治疗，就怕给子女增添负担。2006年，73岁的四姑父李正寿离世。他留下的家当，除了一处破旧的老房子，还有那只经历过朝鲜战争战火硝烟的军用水壶和搪瓷缸。

表弟大勇说，小时候总听父亲在无人的角落里轻轻哼唱《跨过鸭绿江》。虽谈不上字正腔圆，调子却不跑偏，歌词一字不差。每一句都唱得格外认真，仿佛在与当年的战友隔空应和。

风又一次拂过窗台，水壶轻轻晃动，发出细微声响，像是在应和那一场遥远的风雪。

四姑父一生没有当过“官”，也算不上什么“人物”，可正是千千万万像他这样沉默、坚韧、懂得感恩的普通军人，用平凡的身躯撑起了家国，撑起了山河无恙。

他们的故事，藏在那一把旧军用水壶褪色的漆字里，藏在那一声声苍凉而激越的军号声里，更藏在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如同故乡田埂上的野草，一年又一年，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永远扎根在泥土里；如同天上不灭的星辰，静静着照亮现世安稳岁月。